人民喜闻乐见

中年及以上的朋友，一看这个题目便知，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倡的原则。这篇被简称为《讲话》的文献，一直以来是我们国家文艺工作的理论宝库，是创作文化精品的指路明灯。

我们还是要想一想，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讨论文化问题的著作，但是毛泽东在他的《讲话》里，却突出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所内含着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思想。这也说明了其理论的渗透性，它不会受到具体领域的限制，经过传播主体的消化，结出多样性的果实。

人与自然的关系，先是改造被改造，后是反映被反映。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四种关系：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审美关系。

马克思在西方哲学的系列中存在，继承和发展了它的精华。早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就分析了人的道德本质，把自由和幸福看作是人的最高的善，最高的善就是美。遵循这个原则，在表述问题时也会体现审美意识。马克思讲到商品拜物教时引用了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让我们听一听经济学家是怎样从商品精神出发来说话罢：‘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必然包含交换，富则不然。’‘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一个人或一个社会是富有的，一个珍珠或一个金刚石是有价值的。’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化学家曾经在珍珠或金刚石内发现交换价值。……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想起那个善良的笃格伯勒，他告诉夜巡查希尔考说：‘要成为一个好看的人，要靠境遇；读书写字么，这种本事可是要靠天生。’”

在西方，美学是哲学的一部分，人们在追求真知的时候，同时就享受到美。《资本论》是为工人阶级立论的，由于同种的文化土壤，欧洲的工人群众，在接受起这一语言形式时，肯定有亲合力。尽管它在英、法、德、俄等国都有相应的版本进行传播，但行文所引起的感受误差并不会太大。但在中国则不然，还拿《资本论》来说，不同的译本，尽管内容不变，但每一句话都是有差别的。比如：“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就比“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更准确、更容易理解。其他的地方，就算不会发生歧义，在情感上也有很大的阅读差别。更何况整个西方文化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对于传播真理会有怎样的影响。由此可以推断，在文化转换的角度，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就是一个总体译本。

还是从人民性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毛泽东力排一切非人民性的文化现象，《反对党八股》就是很好的明证。“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毛泽东非常巧妙地用了“八条罪状”的“以毒攻毒”法，深刻揭露了这种脱离人民、危害社会的腐朽文风。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花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为什么会有这种腐朽的文风出现呢？很简单，就是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其中的第四条罪状“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存在，而且还罩上了一层学术面纱，可称为“学术八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没有马克思原始文本的地方，根据逻辑推理，演化出了一系列貌似新鲜的说辞，只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逻辑，这些说辞是马克思自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难怪马克思曾表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马克思写的东西并不难懂，无论你是在讨论本体论，还是认识论，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已经决定了它的通俗性。但为什么在我们手里转来转去又晦涩艰深了呢？真有点退到黑格尔的味道，好像不这样写就不够“学术”。究其原因，就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尽管有些研究是业务的需要，但是在选题和立意的角度上还是有个立场问题。是不是从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考虑，是不是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完全由作者本人来把握。比如西方的一些东西，诠释学、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等等，从国际交流、知识传承考虑，值得给以关注，但是，如果纠缠于细节，过多地咬文嚼字，你争我辩，写出大多数人看不懂的文章，甚至扩展为专著，那就是无端浪费人财物。

毛泽东指出：“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得懂，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有人可能说，学术的东西，老百姓怎么看得懂？现在就对老百姓这个概念作一个大致的分析。

老百姓是分类分层的。从职业上说，从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人也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在这里，除了少数精英和高层领导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老百姓，也包括有些写艰深文章的作者。你不让工人农民看，总要让同仁看吧，不然写它有何用？这些同仁从平均的水平上说，不是都看不懂，但只有少数人有看的意愿。

另外，今天的老百姓是21世纪的人群，在阅读数量和读书类型上都大大扩展了，理解能力也不断提高。只要你真心想说理，且有根有据，就不会有信息盲点，前提是写他们关心的问题。

人民群众在各自的斗争生活中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他们当然是最有经验的实践主体，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这一揭露对今天仍然起作用。

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在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关系方面还比较容易做到位。犯官僚主义和浮夸作风错误的问题还是影响有限的。在今天，随着和平条件下生活的安逸和富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需求逐渐增长，市场运作在现实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渗透，许多党员和干部在意志上已经出现放松甚至褪色的苗头。在学习宣传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往往是口头上的工作比较热烈，实际操作起来却虎头蛇尾，甚至有些基层干部根本就不屑于提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句。一说到腐败问题就来个一层推一层地往上看，这实际上并不客观。一说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把自己的地位“降”到最底层，以为自己就是人民大众的基本分子，这样一来，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为人民服务、奉献社会等等的责任，好像自己已经不是主体，而是客体了。有说词道“咱们是小小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多”。可一到关键利益所在，则不失去任何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这样的人如果不限制传染，其危害并不亚于那些大的贪官。

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群众教育工作的态度和方法问题，那倒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毛泽东说：“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当一些文艺工作者抱怨说“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破坏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 毛泽东所追求和提倡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他自己身上得到完美体现，我们就以他的诗词为例。

《毛主席诗词三十五首》在“文革”时期是我们这一代人上“语文课”的重要内容。（其余还有《毛主席语录》）虽然不太合乎教育规律，但是对我们的熏陶终生有益。可以说，西方的文明和文化的普及，很大程度上与基督教要求教徒必须诵咏《圣经》有关。而我们这一代人许多的古典诗词知识，也许应归功于毛泽东的诗词在“文革”期间的广泛普及。

三十几首诗，基本上把“整部中国历史排列下来 —— ‘不周山下’， ‘子在川上曰’，‘鲲鹏展翅’，‘沽名学霸王’，‘秦皇汉武’，魏武挥鞭’，‘唐宗宋祖’，‘成吉思汉’，‘军阀重开战’，‘百万雄师过大江’，此外还点缀着 ‘小小环球’ 的国际主义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以至 ‘土豆加牛肉’的苏修（看今日，已不是’土豆加牛肉’ 步入共产主义， 而是’面包加汽油’?跳进资本主义了）。……“毛泽东诗词中最成功的一点，则是用古体诗及大量典故来描写现代题材。试看‘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更有许多‘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雄关漫道真如铁’等的战争题材。”这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身临其境的感受，这就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喜欢借用别人的诗句，这一点使古典正统先生们大为反感，因而贬其诗词为‘抄袭’。而实际上这些借用之句都有许多神妙之处。例如 ‘我欲因之梦寥廓’（李白∶‘我欲因之梦吴越’），‘天若有情天亦老’（见李贺句，或薛昂夫‘春若有情春更苦’），‘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东临碣石’）。其引用之句恰到好处，而炼字常比原句更妙。”我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不能割断历史”又“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科学方法。

革命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特征之一，如：万木霜天红灿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岗千嶂暗，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里表现出了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冲破天险，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场面。

在美学意蕴和创作手法上，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效果，如：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古典韵律与现实生活内容相结合，令人难忘，百读不厌。

三十多首诗，几乎都是名句，脍炙人口，不必多说。

陈毅元帅的诗，也很值得一提。他的《冬夜杂咏》，写得最有气魄：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梅岭三章》则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

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老帅这种乐观主义和英雄气慨，是共产党人乃至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身上蕴藏着的、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民族魂。

在陈毅同志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有一次去参加国际重大活动，在途中写下了《六国之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率政府代表团参加阿尔及利亚革命起义十周年庆典、柬埔寨完全独立七周年庆典、应邀访问印度尼西亚，途经巴基斯坦、阿联、缅甸。

万里西行急，

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

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

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

是处有亲朋。

这一首也是诗选当中有代表性的精华。作为新中国领导人的自豪感、对领袖毛泽东的敬佩、以及国际主义情怀浸含于字里行间。景色与感慨、豪情与憧憬，严格地对仗与压韵，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当然，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当，还没有哪一位的诗能与毛泽东的诗相比。在选出来发表的诗集当中，毛泽东的诗没有一首不是经典，这一点还没有人能做到。陈毅诗选当中有些即兴的作品也是不太讲究诗的“法门”的。像《枣园曲》中的名子：停车枣园路，记从前，人民革命，中央曾驻。这无异于“顺口溜”了。一些新诗之所以没市场，就在于没有“法门”管束，像没有河道的水，四散飘流，无味可寻。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纠出四人帮”则叫人哭笑不得。只是形势所产，没人与之计较了。至于后来毛泽东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的句子，只能视作一位老人，在退出诗情之后的余兴。但终归是瑕不掩瑜。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精神，更应该包括民族文化手段的展现，以文化载体或生活主体的个性，演绎并深化“人类解放学”逻辑体系当中的丰富内容。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国家，为民而谋的知识分子是不计其数的。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的鲁迅，他们的情感之真切，言辞之精湛，与日月同辉，是江河可鉴。

说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心、中国形式，还有让我们感动的一些民主党派的高层人士。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为我们揭示了早期知识分子开展救国运动的基本脉络。这虽然够不上“农村包围城市”，但是对中国农村的深入了解和组织的改造方案，成为后人认识社会的宝贵材料。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亚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梁先生在“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这一部分，分析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特点。

“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制；三、蒸汽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

由于前两点，让中国社会不得有土地垄断，如封建社会者然。本来，从第一点土地自由买卖，与封建社会已经不同，土地已难垄断。再加以遗产均分之第二点，更使土地分散而不能集中。河北省有句谚语：‘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此可见土地时有转移，贫富随有升沉垄断甚难也。由于后两点，让中国社会不得有资本垄断，如近代资本社会者然。有人说：封建制度之核心，即长子继承制。西洋为什么能由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即是因为长子继承制之故——因为长子继承制，所以在封建制度中已为他造成一个集中的力量，容易扩大再生产。考之英国社会转变，可资佐证。那末，中国之所以始终不能成功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再加没有发动机的发明，小规模生产颇有他的方便，大规模生产无甚必要，资本垄断之势更造不成。无垄断即无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分，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并引证罗素的分析：“中国文化有三种特点：一、没有宗教，只讲孔子的道理；二、文字以形体为主，不随音变；三、官吏制度发明特早，与贵族分为两事。”这虽然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政治立场和具体化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毛泽东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促成农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不允许等到垄断的形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在一九二五年写成的，而梁先生的理论是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在十二年的发展之后，根据中国的形势，显然梁先生的思想多有保守了，它会限制在微观领域发挥指导作用。

梁先生是国学大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过教授，自一九三一年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花了七年时间，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让书斋里的学问服务于百姓，用民间的语言，道出社会关系的难题，开拓解放的路子，没有人会读不懂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不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种实践家的品格和人民性的文风，在马克思那里也会获得赞誉的。

通过以上事实，又该总结一番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个科学真理的发射源，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则是无限绵长的光，它被全部社会运动所吸收，转化为进步的能量。

与梁先生相近的费孝通先生也是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他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代表作，至今为人们所推崇，作为社会学的宝贵文献。

我们不能设想，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比民主人士离人民更远吧，这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党性不允许的。可我们现在的研究者，不慌不忙地坐在专门的“科研管所”，西方的东西还占了相当的量，这既便不是闲谈，也只能是坐而论道。目前，全国掀起了“走转改”运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人民生活根本上有哪些变化，有哪些问题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急需解决，这不是看文件，听汇报就能奏效的。

“人民喜闻乐见”这个提法，还不能只把人民当观众，当旁观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内因论，“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是党的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也体现在文化上。这几年春节晚会经常推出由普通民众表演的节目，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代表着精神生产的方向，说到底，是为了保证文化生活的根牢牢扎下去，吸收更多新鲜营养，绽放出更美的文明之花。

现在应该说说鲁迅了。鲁迅被毛泽东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手，代表民族的脊梁。在社会黑暗高压的处境中，他是青年人的导师和朋友。就连我们这一代人，也是读着他的《药》、《祝福》、《伤逝》、《为了忘却的纪念》等名作成长起来的。有人曾经不解，这样一位前线上的文化斗士，居然并不是共产党员。这样的问题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历史人物的两个原则，一是历史分析的原则，二是阶级分析的原则来解决。根据鲁迅所处的环境，他之所以能坚持战斗，开出一片进步思想的天地，也正是得益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们可以用一个例证来说明，方志敏烈士的《清贫》与《可爱的中国》，作为宝贵的党内遗稿，之所以留下来，正是多亏了鲁迅的身份。如果鲁迅也是共产党员，那恐怕这两份遗稿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这个过程，在中学课本中，以《同志的信任》记载得很清楚。何为同志？志同道合的人是也！毛泽东曾提出“党内称同志”，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突出地位的平等，更重要的是强调志的相同。方志敏作为中共党内的高层领导，他把鲁迅的意志看作是与自己完全相同的意志，因此，他不会顾及这种托付可能给对方带来危险，因为大家都是人类解放的殉道者。

更有人提出，鲁迅作为文学界的一代名家，居然没有一部长篇传世，言外之意还是感到遗憾。在我看来，这仍然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试想一下，如果鲁迅先生花上几年或十几年写一部长篇肯定没问题，但斗争的局面不知道要发生怎样的变化。鲁迅就是鲁迅，他不是张爱玲，不是郭沫若，不是巴金，不是老舍，他正是以杂文这种被毛泽东称为“投枪、匕首、解剖刀”的方式才投入战斗成为鲁迅的。什么叫历史唯物论？就是把人物事件的各种历史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再加上“这一个”的特质，真相总会呈现出来。

我常常告诫学生们，读经典，读名著，一定要仔细读它的“序”，或“译序”。比如读《茶花女》，你一定要仔细阅读和分析小仲马，他为什么写作这部书，他有怎样的身世，怎样的情感。要是读《红与黑》，就要了解司汤达，他为什么创作了于连?索雷尔这样一个人物，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用各种手段向上爬，最后居然成了上层社会集团的核心人物。那么他对社会与人生有着怎样的感悟，能给我们什么启发。你要是读《牛虻》，就不能不去考察爱丽?伏尼契的经历等等。这样的做法，就是根据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原则来认识人，认识作家和他们创作的角色意义。人物的语言和情感，不是独立的艺术形式，它们是社会特定阶级和阶层的代表，通过他们可以认识社会发展的脉络。

比较东西方文化表现手法，虽然有明显的差别，但是一个共同点必须抓住，那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与典型语言。所谓典型，就是最能代表某事物一般本质的个性特征。这也符合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任何抽象出来的东西必须还原为现实中的具体存在对象。比如“铁面无私”这一属性怎样在包公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他一生办了数不清的案子，但是最能代表“铁面无私”这个属性的就是几个典型，一是铡驸马，二是铡包勉，三是打龙袍。在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树起的人物形象，因为是对“这一个”的解剖，所以，特色鲜明，令人难忘。

语言的运用上也是如此，要有个性，不用死套子，要形象生动，有立体性和人民性。毛泽东说我们要让教条主义休息，但有人却叫它起床。说日本鬼子的蛮横是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说工作方法叫十个指头弹钢琴，牵牛要牵牛鼻子。把争取解放战争最后胜利叫愚公移山。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等等。而不是用“平心静气，谦虚谨慎，态度端正，严于律己”这类没有个性的抽象说教。

在表达问题的方法上，马克思早已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在讲到劳动力出卖的条件——劳动日的时候，用“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继承权”这个《圣经》中的典故。在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说时，他指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蒲鲁东就是经济学说中的黑格尔。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更是挥洒出了欧洲美学无尽的魅力。“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闻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才算是运用自如。”最后一句，经常被人们理解为“掌握外语的熟练程度的标志”，实际上，只要联系上下文，就会看到马克思的真正用意何在。

“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根据《圣经》中的“出埃及记”，犹太人在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害怕荆棘丛生的道路，开始怀念做奴隶的日子，那时还可以围着一口大锅，分一点肉汤勉强活命。于是，“惋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谚语。 “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揭露虚伪，淋漓尽致。

“只有当他战胜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在拿破仑的假面具下装做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再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包办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刻画本质，一针见血。

“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这种两面性，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是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严正的宗教家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化时，红衣主教比埃尔?德?阿伊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背信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这就是雾月十八日的综合结局，这就是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丰富场面。

当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精彩的表达，要理解欧洲的社会关系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就像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历史的关系。大山说出的成语和歇后语，一串接一串，而要说对它们底蕴的感悟，恐怕一名高中生或年过半百的市民也要比他更丰富。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成语典故之类的凝练形式，外国人在汉语面前恐怕就更困难了。“说曹操，曹操到”只能理解为曹操跑得快，“大红大紫”是颜色太重，“二百五”就是个三位数，“彼此彼此”就是你我你我，“看菜吃饭”是养生学，“一箭双雕”是好射手，如此等等。

中文的表达，力争简练、形象、立体、通俗。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风格，“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除了指出它们谁是第一性的，并做不出别的定义来。”高屋建瓴，概括直观。在我们中国，戏剧唱词有着非凡的表达力，比如《群英会》里面周瑜送别黄盖时的嘱托：

浩然正气冲霄汉，

惊醒了星斗闪闪寒；

骇浪奔涛增婉转，

风叱云咤也缠绵。

老将军珍重此身经百战，

珍重了东风初送第一船。

大江待君添炽炭，

赤壁待君染醉颜。

松柏劲骨当岁寒，

（你）谈笑而去谈笑还。

干事业的豪迈气魄，对前辈和战友的关爱，对军事计划重要性的强调，保证安全又等待胜利的期望，尽现无余。

又比如《春闺梦》里面，妻子在梦中对丈夫表达自己的担心：

门环偶响疑投信，市语微哗虑变生。

特别是“虑变生”三个字用得绝妙，顾虑事变发生，有极强的概括力和想象空间。

又如《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词：

垒起七星灶，

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形象夸张的比喻，既有大气的美感，又表现了主人公沉着冷静，智慧高明的斗争状态。

为什么我们的家长要让孩子们从小就背《唐诗三百首》，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神韵的初级载体。

在我们国家，要想让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必须以中华文化的土壤来吸收消化这颗种子，像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