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和批判当代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理论

第二节　晚年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和批判当代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理论

二战以后，马尔库塞没有随社会研究所迁回德国，而是选择留在了美国，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50年代以后，以《爱欲与文明》为发端的一系列后来被称为“青年造反运动教科书”的著作表明，马尔库塞试图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为未来的社会描绘一种乌托邦式的蓝图。属于同一主题的著作还有1958年发表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该书批判苏联的理论和实践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64年发表的《单向度的人》主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双面的人变成了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向度的人，使具有批判功能的哲学成了与统治阶级利益协调一致的单向度的思想。既批判了社会主义，又批判了资本主义，那么未来应当由谁主导呢？马尔库塞1968年发表的《论解放》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要求由积极的少数人去教育和拯救必然是被动的多数人，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在1968年以“五月风暴”命名的青年造反运动中，马尔库塞的理论受到检验。他与马克思、毛泽东被并称为“三M”。1972年，马尔库塞发表《反革命和造反》，对60年代末青年造反运动作出理论总结。

这里重点介绍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中的相关观点。

一、人的单向度存在

1964年，马尔库塞发表了《单向度的人》这一名著。如果说，马尔库塞早期推进了由卢卡奇开创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爱欲与文明》推进了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单向度的人》则表现出一种综合。

“单向度”是对应“双向度”而言的。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有肯定和否定两个向度。而在当代社会，即马尔库塞所指称的“发达工业社会”，否定向度被整合、收编，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肯定向度。基于这一点，《单向度的人》加了一个副标题“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之研究”。从具体内容来看，它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批判了“单向度的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二是批判了“单向度的思想”——当代哲学，三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救世药方”——革命新理论。如果说第一部分主要是就人的存在而言，第二部分主要是就人的意识而言，那么第三部分则在人的存在和思想的关系方面提出了替代方案。

第一，来看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里的单向度的社会，是指一体化的社会，即丧失否定性、不再能够自我超越的社会。这一状态是通过鼓励人们单纯追求物质享受达到的。在马尔库塞看来，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在人的各种原始的欲求中，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最重要的欲求，因此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人与动物不同，他非但不满足于锦衣玉食、酒池肉林，反而极力摆脱物的束缚，追求更加高尚的东西。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们正恰恰把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需求。马尔库塞把这种违背人的本性的需求叫做“虚假的需求”。

现代西方社会推行高生产、高消费的政策，通过广告宣传等手段制造“虚假的需求”。一旦把这种需求加之于人后，就出现了个人与整个社会制度一体化的现象。“一体化”首先就是指需求的“一体化”，“需求的一体化”又带来了“利益的一体化”。个人把社会的需求变成了自己的需求后，也就必然把自己的利益和命运同整个社会的利益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统治者的统治不再仅仅是或者说不再首先是，维持某些特权而已，而好像是在维持全体人的利益。个人失去了反抗这一制度的理由。马尔库塞把这种通过制造“一体化”来维持自己统治的形式，称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新形式”。

这样，人同产品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人拜倒在物的面前，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忘却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失去灵魂的人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马尔库塞在论述现代社会是“一体化”社会时讲到了“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等论点，即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革命的欲望。但是他强调这种一体化、同化“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什么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求和满足”。^[41]他认为一体化不是矛盾消失的标志，而是病态加剧的征兆。这里的关键在于，客观上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同主观上是不是意识到这种压抑并非一回事。工人阶级主观上没有感到这种压抑，与资本主义一体化了，不等于这种压抑的不存在。相反这恰恰表明压抑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明明处于异化之中却感觉不到这种异化，明明身患重病却感觉不到，自己的压抑已深入到了人的本能结构之中。

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丧失，实际上表明的只是理论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哲学丧失了否定性。这表明不仅人的存在成为单向度的存在，而且人的思想也单面化，成为单向度的思想了。

第二，对“单向度的思想”——现代哲学的批判。从意识层面，马尔库塞对现代哲学的不满集中在现代哲学的肯定性上。在他看来，不仅欧洲大陆的实证主义是肯定性的(实证，或positive，本身的意思就是“肯定的”），就是欧美的语言哲学也由于仅抓住语言的形式且不顾语言的历史内容而陷入了肯定性。其原因在于当代哲学主要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他从黑格尔辩证逻辑的立场出发，对此进行了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双向度社会与单向度社会对立的哲学根源是辩证思维与形式思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在柏拉图那里有一种同经验相比较的规范性概念，即理念。理念对经验认识，即意见，抱有批判性态度。意见，或感性认识，只是作为一种机缘，引起人们对理念的回忆，而不能作为理念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则不同，作为经验主义者，虽然亚里士多德也重视“理念”的作用，但仅仅是把它作为形式来看待的。以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代替理念与经验的关系，在逻辑上表现为分离思想的形式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创立形式逻辑，从而把真理和现实割裂开来。马尔库塞提出，我们必须重新返回到柏拉图早期的真理概念，因为这种真理概念并不仅仅停留于思想中，而且也是现实本身。用黑格尔的话说，凡是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理性=真理=现实。它确立了人和万物的真理，即使人和万物成为真正样子的条件。这种真理不仅是规范性的，体现了形式和内容的一致(黑格尔所说的“实体即主体”），而且在其中逻各斯和爱欲是一致的。形式逻辑由于缺乏否定性，根本不能把握这种真理，根本不能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并且把“是”一词的意义完全限定在纯经验的陈述上。黑格尔则不同。我们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把“是”作为第一个范畴，把“不是”作为第二个范畴，把“变易”作为第三个范畴。这体现出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本身包含否定性，它把事物的本质理解为“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统一。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本质论的范畴都是成对出现的。而在概念论中，“是”一词具有双重的含义，它既是经验的又是规范的。辩证法承认本质的东西(或应该存在的东西）同表面的东西(或实证主义者所说的“事实”）之间的张力，认为正是这一点推动了事物向前不断发展。这同实证主义或语言哲学把“是”与“应当”或事实与价值对立起来的做法恰好相反。其实，在类似“人是自由的”这样的陈述中，“系动词‘是’就表述着一种‘应该’，一种迫切的需要”。所以辩证法是对现存状况的批判，是社会解放的杠杆。而在形式逻辑中，这种张力被排除掉了，“思维对它的对象漠不关心”。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辩证法在原则上不能被形式化。由于包含了否定性，它是对直接经验的批判，并由此进入到更深刻的现实中。

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无论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还是在他“成熟期”或晚期著作中，处处表现出辩证思维的特征。但马尔库塞误解了马克思思想的性质，认为马克思在中期和晚期的思想，特别是其中那些经验性内容已经过时。为此他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

第三，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和改造。马尔库塞主要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高度发达的实际，对马克思某些理论的时效性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时效性”问题，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过时”了。

马尔库塞指出，趋向于取消机器作为个别的生产工具和作为“独立元件”的工艺变化，“似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概念及其有关剩余价值的创造的理论”。^[42]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从不创造价值，机器不过是将其自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而剩余价值乃是剥削活劳动的结果。机器是人的劳力的体现，通过它过去的死劳动保存在它自身中并决定活劳动。现在自动化似乎在本质上改变了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它趋向于“不是由单个人的产量，而是由机器”来决定生产率。再说对单个人的产量的测定已成为不可能。马尔库塞强调，在自动化生产条件下，价值主要来源于机器体系本身，他的主要根据是:自动化生产发展以后，不仅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人数不断减少，而且蓝领工人在其中的作用也大为降低；劳动者的人数日益减少，获得的利润却与日俱增。

如果抛开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误解，那么这其中的确反映了一定的真理性。其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应当从《资本论》的全部三卷内容去把握，而马尔库塞显然只注意到第一卷的相关论述，而且就是对第一卷他的理解也有偏差，比如，马克思从来没有打算“测量”单个人的劳动量，这对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全部商品中包含的平均劳动时间，而不是某一单个工人的产品中所包含的个别劳动时间。因此只要劳动过程是有工人参加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不会过时。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确实是以体力劳动而不是以脑力劳动作为基本计算单位，把脑力劳动折算为“倍加的”体力劳动。就此而言，在知识经济时代剩余价值理论确实需要向前发展，但不能由此说剩余价值理论失去了“时效性”。

二是提出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的论断的“时效性”问题。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科技革命的一般社会政治进步作用已发生“逆转”，科技革命已成了压抑人的本能的罪魁祸首。

马尔库塞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事实”来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给人带来幸福而是使人陷于痛苦，从而必须修正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将不断起到解放人类的作用这一“信条”:①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的增强，而随着人征服自然、开发自然的能力的增强，正在把人从自然那里引开，切断了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的纽带；人成了一种没有根基、迷失方向的存在。②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劳动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在劳动中只是在从事一些“单调而无聊的”动作，劳动越来越异化了。③科学技术的发展严重地扰乱了人的价值活动，使人们不再能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认识他们自己。科学只关心可以测量的东西及其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不再过问事物是什么，他只问它们如何工作而不关心其被应用的目的。这样，真、善、美的观念被剥夺了有效性。④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导致了政治统治的合理性，科学技术成了维护现存秩序、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统治者正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使自己的活动更加符合科学的追求。既然人的不自由、人的受控制是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的，这种不自由和受控制当然蜕变成似乎是“合理”的了。

马尔库塞在这里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没有注意到不包含否定性在内的科学技术，主要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正如哈贝马斯后来指出的那样，这样的科学技术本身就成了意识形态。但还有另外的科学技术，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和弗洛姆、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的技术。不注意科学技术的这一方面，在实践方面必然要么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样陷入悲观主义，要么像马尔库塞那样陷入主观盲动，找不到改变现存制度的物质力量。

三是提出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观点的“时效性”问题，认为无产阶级不再是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力量，“新左派”才是新的革命主体。

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是根据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实际情况得出唯有无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真正掘墓人的结论的。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面前，这一观点已成了“天方夜谭似的神话”。他强调，在资本主义稳定和繁荣时期，无产阶级的直接经济利益“取代了”它的真正的历史利益；因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伴随物”，不再作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力量了。他还说，只有实际上的经济危机，才能使阶级斗争尖锐化，而只有阶级斗争尖锐化，无产阶级才能充当变革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可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已经过去，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时代已经到来”，从而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历史地位也消失了。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力量呢？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二、革命新理论

马尔库塞之所以把自己提出的“革命理论”称为“革命新理论”，是由于要把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区别开来。在他看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已陈旧过时，而他的“革命新理论”才适合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掏空了对立面的批判内容，所以它能同化各种各样的对立面，而不会给自身造成危害。它能满足大量的人类需求，但这些需求本身是虚假的，是唯利是图的剥削者为了使不正义、贫困和侵略现象永远存在下去而以一种公认是自由的方式强加给个人的。未来的文明应当通过创造思想和感情的另一向度，坚持否定精神，恢复普遍的爱欲的王权，来重建文化的独立性。

马尔库塞从革命动因、革命主体、革命方式、革命目标等方面对他的革命新理论作了阐述。

(一）革命动因

马尔库塞认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人的实现和人的解放。在他的理论中，人的解放、劳动解放和爱欲解放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命题。

马尔库塞认为，革命的动因并不在于人们要求改变贫困，追求物质享受，而是在于人们要求自我实现，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在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很富裕，改变贫困的任务实际上已经完成；但异化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严重，“在技术的面纱的背后，在民主政治的面纱背后，显现出了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沦丧”^[43]，所以进行革命的迫切性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马尔库塞的结论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只要人们动员起来，“这个制度马上就会走向末日”。

马尔库塞一再指出:人类实践的“真正自由的任务”，是把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实际上“统一起来”，当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歪曲、破坏人的本质时，根本抛弃这一现存状态就成了责无旁贷的任务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制约作用，由于“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革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必然会发生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模式仍然是相对简单的，体现的是历史发展中的线性因果关系。马尔库塞注意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注意到物质生活的变革并未带来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革，因此试图寻找在物质生活之外的生活方式的革命道路，这确乎有他的道理。

(二）革命主体

马尔库塞认为一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仍然取决于构成生产过程的人力基础的那个阶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就是产业工人阶级。但他同时又认为，这只是就客观而言的，在主观上，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其革命作用。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无孔不入的意识控制的结果。这种控制深入到工人阶级的心理的本能结构之中，使他们身在病中不知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的力量”变成了“肯定的力量”。

他认为，革命主体产生于工业社会势力范围之外，应从置身于“单向度的社会”那个大染缸之外的社会势力中寻找革命的力量。

他强调，革命的历史使命已落在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西方工业社会的“新左派”肩上，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外部力量。被他列入“新左派”的，除了流浪者、“嬉皮士”之类“不可思议的人物”之外，还有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只有一个方面，这就是:他们都处于现存制度之外，没有被现存制度所同化。

这一点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中同样具有代表性。作为第一代代表人物中最激进的一位，马尔库塞的这种观点表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影响最大的流派，至此法兰克福只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批判的一面，而忽视了建设的一面。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曾经立誓“通过批判旧世界而发现一个新世界”。因此对马克思来说，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中的否定本身就蕴含着自我超越的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仅仅依靠他们朴素的反抗意识就够了。其实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在马克思的时代，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形成阶级，而只是作为单个的工人进行斗争，所能产生的最多只能是工联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如果撇开列宁对集中统一的工人政党的强调，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认为无产阶级可以以其目前的状况完成对资本主义实行革命改造的任务。恰恰相反，在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无产阶级也将实现自我改造。既不是单纯的人改造环境，也不是单纯的环境改变人，而只有这两种改变的一致，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实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否定，必然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而不是依靠“外部力量”进行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成员中，只有弗洛姆隐约地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却被其他人当成了背叛者，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三）革命方式

马尔库塞既反对改良主义、走议会道路，又不主张暴力革命。他赞同的策略被称为非暴力反抗。他认为，非暴力反抗是西方文明中最古老、最神圣的因素，对非暴力反抗这样一种更高的权利与责任的承认和使用，则是自由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一种潜在的反抗力量。

马尔库塞所说的“非暴力的反抗”就是进行“大拒绝”:拒绝一切劳作，拒绝充当帮凶，拒绝对暴君式统治者进行服从。他说：“在统治最发达的阶段，统治就作为管理发挥着作用，而在群众消费过度发展的一些地区，这种受支配的生活成为全体的美好生活；为了保卫这种美好生活，这些对立的力量就联合起来了。这就是统治的纯粹形式。反过来，它的否定也是作为否定的纯粹形式出现，所有的内容似乎归结为一个结束统治的抽象要求，即唯一真正革命的要求，以及会证实工业文明的各种成就的事件。面对着现存的制度的有效否定，这种否定以‘绝对拒绝’这一政治上软弱的形式出现。这种‘绝对拒绝’是对一种现存制度，越是发展它的生产率和减轻生活的负担，看上去就越不合理的拒绝。”^[44]

他又把这种“大拒绝”称为“总体革命”。他主张用“总体革命”取代“议会斗争”和“暴力革命”。所谓“总体革命”是指“在总体上”进行反对现行制度的斗争。他认为革命是总体性的、全面的，不仅要搞政权革命、经济革命，还要搞文化上的革命、人的本能结构上的革命。在“总体革命”中，他特别重视本能结构的革命。他认为，只有排除人们心理上的压抑，实现“本能结构的决定性改变”，使人们重新获得进行合理的批判能力，才可能解决其他社会问题。

由于这种“大拒绝”，“总体革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使革命获得成功，而是一场持久的行为，所以他又把这种革命方式称为“穿越机构的长征”。他要求人们在现有机构中工作时，做反对这些机构的工作，“从内部来钻孔”。^[45]

(四）自然与革命

马尔库塞的“革命新理论”着重论述了建立人和自然之间的新关系，与解放人的爱欲的相互联系。

他指出，自然界不仅仅是一种材料，不仅仅是一种有机物或无机物，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力，是主体—客体。而在现存制度下，从实用科学的立场出发，人们却把自然界仅仅当做索取的对象，当做实现物欲的原材料，当做没有生命的、可随意榨取的客体，忽视了自然界本身的主体性。

自然的主体—客体特性决定了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密切相关。人如何对待人与人的关系，就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单向度的社会必然造就人与自然的单向度关系。由于人的需求只是物欲需求，即虚假的需求，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界本身也失去了其否定性，成为单纯肯定的对象。马尔库塞指出，把自然列入需解放的一个领域，把“自然的解放”当做“人的解放的手段”，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要论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物欲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提出要“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与对象发生关系。这一要求表现为“感觉的解放”，而“感觉的解放”不仅包含“建立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包含“建立新的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46]他说，马克思把自然看做这样一个世界:当自然固有的有助于解放的力量和本质被重新获得和释出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将成为人的享受的适当的工具。按照马尔库塞的看法，这也就是以“爱欲”代替单纯的物欲。

正因为“解放自然”对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旨在奴役人的统治者也往往借助于对自然的统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受到控制的自然，反过来又变成了从另一方面控制人的力量，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臂”。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正把自然变成“商品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变成仅仅是物欲的对象，这样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的占有，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47]

马尔库塞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新左派”必须把解放自然作为人类总体解放运动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应把保护自然的斗争排斥于政治斗争之外。从表面上看，这种斗争只是生态学上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斗争”^[48]。

那么，“新左派”究竟怎样具体地进行解放自然的斗争呢？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参考。所谓“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即是指“把自然变为对人的本质来说是一个环境世界”^[49]，也就是说使自然变得与我们的人性相符。“和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剥削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将不再是损害性和破坏性的了，它将顺应自然所固有的生命向上力、感性的和美的特性。”由于人顺应了自然，所以被改造了的、“人化的”自然也将响应人所努力要实现的东西。自然界有着它自己“固有的尺度”，“这种尺度是存在于它本身之中的，是它本身固有的潜力”。“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实际就是按照事物“固有的尺度”，把“自然的潜力解放出来”，而在这样做时，“人自己的潜力也获得了解放”。马尔库塞还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论述，把这种“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概括为“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50]。但是他又提出，马克思所提出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有着一种明显的内在局限性。全部问题就出在“占有”二字上，“占有”不论是多么的人道，始终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它损害着根本不同于进行占有的主体的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是作为独立的客体，即作为主体而存在着的东西，“为了‘自然本身’而与自然打交道，这话很动听，但实际上人当然不是为了被吃掉的动物，也不可能是为了植物而与动、植物打交道的”。所以他认为“马克思的人道地占有自然的思想还始终包含有狂妄的统治欲在内”^[51]。

他认为，要真正有效地进行解放自然的斗争，首先必须搞清“解放自然”的含义。“自然的解放意味着重新发现它那些提高生活的力量，重新发现那些感性的美的质，这些质对在无休止的竞争中浪费了的生命来说是陌生的，这些质表明了自由的新的质”^[52]。既然如此，解放自然关键的是要同自然建立起一种伙伴关系，“确实把自然把握为主体——客体，即把握为有着自己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世界”，“让它休养生息”。^[53]他说，一个自由的社会完全可能处于一种截然不同的超越性之下，完全可能拥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客体——自然。与未来的美好社会相对的自然，将与我们目前所体验到、观察到的自然完全两样。

既然爱欲超出单纯的物欲，那么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单纯的占有关系之外，就应当还有其他的关系，特别是审美关系。于是马尔库塞对艺术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五）艺术与革命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区别时曾经指出:动物只按照它们自身的尺度来从事生产，而人则懂得按照各种尺度进行生产，懂得按照各个事物所固有的尺度进行生产，从而按照美的尺度进行生产。

然而马尔库塞认为，以往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过程的却是现实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把社会现实看做独立存在的，认为所有的革命艺术都应该模拟这些物质条件，通过这种对现实的模拟，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会显得更加突出、更加激化。他指出，这种艺术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实际上很难激发起人们的革命行为。他要求建立一种新的艺术观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马尔库塞所建立的新的艺术观的要旨是:反对把艺术看做模拟的手段，认为艺术是表现“现实和空想的辩证统一”的一种媒介。艺术不仅是反映世界，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构成世界的一个方面。艺术不应该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世界，不应仅从单纯的模拟来获得自身的意义，它不是第二性的、纯主观的东西，而是人和世界存在的方式之一。这种艺术观与以往那种模拟论的艺术观不同。模拟论实际上只是一种肯定的艺术观，而这种艺术观却包含了批判性和否定性在内。

他强调艺术的“美学形式”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具有使自身从现行的、压迫的现实中“异化”出来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艺术作品改造着现实中现存的秩序”，只有通过艺术的形式，而不是别的其他形式，才能表现和传播思想与真理。“在美学的各种形式中，人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在那里，现实中被压抑的或被禁止的东西，即对人的生存和大自然的想象，不再禁闭在受压抑的现实原则标准之内，而是争取人类使命的完成和解放，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换句话说，艺术不仅是同既定的现实原则的一种决裂，同时还能描绘人类解放的图景。”

正因为艺术具有这样的性质和功能，所以马尔库塞要求“新左派”以艺术领域为自己的根据地，开展“文化革命”，把革命推向“物质需要彼岸的整个领域”，充分挖掘“艺术的政治潜力”。他说：“在社会的另一极，即在艺术领域内，继续存在着一个固有的独立的抗议和否定‘已有物’的传统世界。在这一世界里，人们继续散布着听到和看到的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形象。这一起着另一种作用的艺术在今天反对现存社会的政治斗争中是一种武器。”^[54]

马尔库塞的“艺术革命”理论同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不解之缘。他在阐述这一理论时，处处为现代派文艺辩护，现代派文艺的一系列弊端在他的“艺术革命”理论中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