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初创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思想

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初创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思想

蓝　涛

【内容提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从1921年我党成立后一步步发展而来，回顾1921年至1949年这二十八年我党文艺政策、思想的变化，可以清楚地发现由知识分子各抒己见和吸收借鉴的萌芽状态；到建立我党自己的文艺队伍、文艺团体，其中还遭遇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发展过程中步步艰辛；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成熟。党文艺工作的前二十八年，是党革命历程浓缩的二十八年，是与知识分子休戚相关的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中我党、工作在文艺阵线的同志们经历了风风雨雨，每一个转变都对我党、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结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继承传统是为了开拓创新，更好地了解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诞生与发展，才能更好地开拓现有的文化核心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　中国共产党前期的文艺思想

回顾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解放全国的二十八年中，我党文化政策、思想的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的特点，都是和当时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

一、从无到有，开辟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道路

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渐被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加之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积极影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我党早期的文化政策、宣传政策都是和当时的进步思想、进步青年密切相关。在党的早期历史中，当时的进步思想，尤其是推翻封建统治，建设民主社会的思想，是孕育我党这个时期政策的土壤。同时，在萌芽阶段，代表人物的影响更是表现在我党文化政策的方方面面，这点主要集中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身上，是他们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进中国，作为党的奠基人之一，在党的发展过程中留下浓重的一笔。所以在谈到我党初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政策和思想就不得不提他们的观念和思想。

（一）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对早期文艺政策和思想的影响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陈独秀的一生充满矛盾，他既是把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中国的人之一，但又在生命的后期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为建立我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又在后期背叛了党。功过是非且放在一边，陈独秀的前半生是同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党的前进后退、成功和失败，都和陈独秀密切相连。^[1]所以，在介绍我党早期文化政策、思想的时候，就不能不提陈独秀。

1.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怀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外受西方的殖民侵略，先是清朝封建统治，后是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刻物质条件匮乏，道德水平沦丧，这就迫切需要仁人志士振臂一呼，唤醒民众的爱国和道德意识。在这个背景下，陈独秀写道：“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2]”为此，他呼唤爱国志士报效祖国，陈独秀的爱国是倡导青年们先修身。故没有舍生取义的轰轰烈烈，而是“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3]。”他在文中提到五点：日勤、日俭、日廉、日洁、日诚，做到以上五点，然后“为国家惜名誉”。

2.反对封建王朝复辟和封建礼教

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停止前进的，一切想要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都是自不量力的。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陈独秀虽然评价康有为为近代“先觉之士^[4]”，却是反对他要恢复的封建王朝和封建礼教。孔孟之道是我国五千年历史的一部分，不能片面的说它是遗毒，但是将孔孟之道作为宗教，学习西方基督教的方式，进行祭拜，还要设“奉祀官”则是历史的倒退。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者，我们崇尚信仰自由，但是反对任何神化。要恢复中华的强盛，要恢复中国民族的道德标准，要倡导良好的思想品德，不必寻求于孔孟之道，“但务端正其心，廉洁其行，以为小子后生之模范，则裨益于风俗人心者，至大其捷，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也^[5]。”

3.《新青年》的作用

《新青年》是革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刊物，该杂志由陈独秀创立并任主编，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2年7月共9卷54号。《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始改为《新青年》，作者集中了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一大批当时的文化精英。1920年9月新辟“俄罗斯研究”专栏，集中介绍马列主义，至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新青年》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史上的重要标志，其原因之一是《新青年》刊物和“五四”运动的紧密联系；其二是该刊物当时所倡导新文学运动，高举白话文大旗，推动白话文运动。

通过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从学习英美为榜样的“民治主义^[6]”，到民主政治应当是多数人需要补习的功课，到输入马克思主义是当前社会的需要^[7]，再到由共和制进而变成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8]，最后形成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观念^[9]。这点滴的变化都可以证明陈独秀也可以说是很多同时代先觉之士们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逐渐加深地认识。

青年是时代的希望，是改造社会的生力军，对青年思想观念上的引导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所以《青年杂志》创刊号的第一文《敬告青年》^[10]中，陈独秀就对青年朋友们开宗明义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写道人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生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观念应当进取而非隐退、国家应当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对于事物的观点应该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4.《共产党》月刊

《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创刊的时间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三年前的11月7日，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选择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共产党》月刊的创刊日，就是希望中国革命走俄国的道路。

陈独秀在创刊号《短言》中就宣布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明确指出既要反对走第二国际式的议会道路，又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刊物批驳了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揭露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实质是一种空想，在革命群众中影响很大，被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列为必读的材料之一，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起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该刊李达主编，共出6期，一年后停刊，大多为文章和译作。主要作者是李达、沈雁冰、李汉俊、施存统等。该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1）宣传有关共产党建设的知识，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文献资料，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著作。（2）论述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党的纲领策略，论证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批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3）向工农兵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

（二）李大钊在初创时期对文艺观的影响

李大钊（1889—1926），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1]。

在我党成立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希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进而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局面，李大钊也是其中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向我国提供了另一种国家变革的道路，李大钊也把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的俄国，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著名论文，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摒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决心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轨迹。在《庶民的胜利》^[12]中他写道，民族主义、劳工主义是新世界的潮流，这个潮流是不可抵抗的，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世界。在《什么是新文学》他明确了文艺应该循着革命的路线，应该走向上的、进步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应该是为社会写实的，为民众服务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他指出中国的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仅仅依靠无产阶级是不够的，这当中还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对知识的传播，使得广大无产阶级能够找到革命的正确方向。

同时，在文学、教育方面，他认为新时期的思想应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因为民主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现代的著作不许拿古典的文学专门去满足那一部分人的欲望，必须用通俗的文学，是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版的程序去造一般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是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13]”。

（三）其他代表人物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对什么是新文学众说纷纭，有精华也有糟粕，为了使大家对新文学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一个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让知识分子，乃至广大劳动人民比较清晰地认识新文学，我党早期的一些同志对新文学进行了界定，提倡文艺为革命服务，号召作家参加革命的实践活动：

1.萧楚女——艺术是生活的反映

在《艺术与生活》一文中，针对当时的“艺术至上”、“艺术创造一切”等唯心观点，他提出“只可说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艺术虽不能范围一切，但能表现一切。只可说艺术的生活，却不可说艺术是创造一切的^[14]。”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适用于一切的，这当中当然包括艺术。

2.邓中夏——新文学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

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15]他指出，文学要提醒人们有革命的自觉，要鼓舞人们有革命的勇气。新文学要激发人们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气，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支持并从事革命事业。他的这些论点对对新文学运动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3.瞿秋白——真正的文化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文化

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以他的散文、杂文、诗歌和译作宣传无产阶级文学。他认为“革命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16]”对于一般的思想及情绪的流动，都不得不加以正确的分析和引导，使之趋于革命的方向。对于文学艺术也是这样，也必须给以无产阶级的指导和影响，发展革命的新文学。

4.恽代英——培养作家对革命的感情

在《中国所要的文学家》按语中提到“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要投身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感情^[17]。”作家要培养革命感情就要投入到群众中去，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

5.来自革命导师的指引——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

1926年《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从伟大革命导师那里借鉴了党对文学、出版物的原则：

第一，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的对象应该为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服务。

第二，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这里解决的是：（1）各级宣传组织应当服从党的管理，并向党汇报情况。（2）宣传机构应当是党所有机构中的一部分。

第三，党的宣传机构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党的出版物必须接受党的监督。——首先是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领导，其次是组织方面的领导。必须积极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不断纯洁党的组织。

（四）党早期文艺干部的培养

建党伊始，文艺阵地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充实党的干部队伍。除了陈独秀、沈泽民、陈望道等早已知名的文艺界著名人士，我党还选派瞿秋白、蒋光慈、罗亦安、曹靖华等人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吸收苏联成熟的革命经验。在国内北京，李大钊吸收培养了邓中夏和张太雷等一批干部。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新文学团体的建立，也培养锻炼出大批文艺干部。

文学研究会，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大型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周作人，后继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舒庆春（老舍）、徐志摩等。文学研究会创作了大量的问题小说、乡土小说、社会问题剧以及诗歌、散文作品，为新文学贡献出丰硕成果，给以后的文学以巨大影响。

创造社，1921年7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随后，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

二、曲折中发展，在黑夜中摸索前进

（一）左联在文艺史上的意义、作用及经验教训

之所以要提到左联，是因为左联已经不仅仅是那个时代集合知识分子，发挥文艺青年力量的社团组织，而是当时我党对知识分子和文化政策的一个缩影。左联的诞生、成长，乃至最后的结束，每一步都和党在这一时期政策和决策上息息相关。

1.左联的成立

中共一大时，党内存在着对知识分子认识作用认识的对立，有些同志认为应该吸收知识分子，而有些同志认为要和知识分子划清界限，甚至认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障碍。这种矛盾观点为以后对知识分子过“左”的政策留下了根子。这种分歧直到“四大”的时候才得以改观，《对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中，党对否定、排斥知识分子的做法给予了批评，进而肯定了知识分子对革命地位和作用，等同于工人、农民，成为革命力量的三大支柱之一。

受到党内“左”倾影响，加之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错误地认为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的，这就表现在对鲁迅等人的攻击。左联的成立是因为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周恩来、李立三明确指出要团结鲁迅，共同对敌。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指派潘汉年、吴黎平等人找文艺界同志谈话，平息争论。

1929年6月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宣传工作决议案》中的规定，决定成立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文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组织上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次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

左联成立时的人员：228人中党员155人，其中作家71人，干部32人^[18]；组织机构上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委员会和工农兵文化委员会，所以无论从人员还是组织机构的构成都可以看出，左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和深受其影响，左联可以视作我党对文艺政策和思想的延伸。

2.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左联的影响

由于错误估计国内形势，不顾国内革命力量仍然弱小的事实，李立三提出要趁势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鼓吹革命高潮已近到来，革命要快快成功，明天就是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史称“立三路线”。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受到了该决议的影响，1930年8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型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简称“8月决议”）。“8月决议”中充满了不胜利就死亡的片面观点，还号召左联盟员到底层中去发动暴动。

3.回归文学

为了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简称“11月决议”）。决议强调要吸收工农成员，从组织上解决左联最大的弱点。同时，决议确认左联是作家组织，本位工作是文学。

之后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以鲁迅的杂文为代表，还包括瞿秋白、茅盾、郁达夫等人的杂文，1932年可以说是杂文的黄金时期。小说方面，以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苏区时期，我党对文艺院团的发展

1928年党的“六大”把宣传任务概括为“煽动、宣传、刊物”三个主要方面，随后的《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主要围绕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宣传工作。1929年苏区政府的《宣传工作决议》中规定了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两大任务^[19]。通过这种宣传，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反帝反封建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去。

在文教方面，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小学教员优待条例》中凸显了，我党要求改变当时根据地人民文化落后的局面，从待遇、福利、组织上确保了小学教育也就是基层教育人员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军队文艺团体的建设上，1931年通过的《文化工作决议案》明确了军民结合的文艺工作方针，从而充实了根据地人员的日常生活。红一军团组建的战士剧社，是红军部队中创作演出活跃、影响很大的业余演剧团体，先后编演了《庐山之雪》、《八一南昌起义》、《亡国恨》、《杀上庐山》、《广州暴动》等剧。

1931年11月的瑞金，为庆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掀起了“红色戏剧”运动的热潮，大型话剧《最后的晚餐》和《黑人吁天录》的上演，开阔了“红色戏剧”的剧目题材。演出的成功，使中央苏区有关领导感到需要建立一个专业化的剧团，于是以开展戏剧活动有成绩的红军学校俱乐部为基础，成立了瑞金第一个专业化演剧团体八一剧团。1932年9月，八一剧团进行改组扩建，成立了工农剧社总社，在各地又成立了许多工农剧社分社、支社，从而使戏剧运动深入到各县、区、乡以及部队的连队中去。

（三）文艺统一在抗战大旗下

1940年中宣部和中央文化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指示》规定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保证文化人创作的必要条件，并尽可能地调动他们创作的积极性。《指示》要求各级组织应比较宽容的对待文化人，尽量引导和帮助他们^[20]。

1940年9月，中共中央针对全国不同地区的抗日政治情况作出了专门指示，强调在国统区更广泛的开展抗日文化运动。要求各级党组织、军队加强对宣传、教育、出版工作的重视，为抗日战争输送更多更好的“弹药”^[21]。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成立，标志着主要矛盾由国内民主矛盾转变为对外的民族矛盾，在这点上我党的政策不仅是要加强党内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更是要联合非党同志乃至反党同志的加入，同一阵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1941年，总政治部和中央文委联合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充分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22]。部队的文艺工作不仅能提升部队战斗热情，也是密切军民关系的有效途径。该《指示》中还要求尽可能的培养军队中文艺干部，储备优秀的文艺人才，对于喜爱文艺工作的同志要提供便利。要注意到地方文艺工作与部队文艺工作的差别，制定出适合部队文艺工作发展的政策。

三、延安文艺座谈会，我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逐渐成熟

毛泽东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走向成熟的标志。在《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明确了以下问题：

第一，文艺工作是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这其中不仅包含革命的工人、农民、军队，也要为革命的同盟者小资产阶级服务^[23]。这一点奠定了我党文艺政策、方针的基础，给予文艺工作者界定了工作的范围。同时，《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走到群众中去，亲近工农兵，创作出完全自由的无产阶级作品。

第二，明确了党的工作与文艺工作的关系。《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其后，又进一步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而政治是有阶级性的，进而文艺也是有阶级性的。所以党的文艺工作既是革命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烙印的表现形式。文艺工作应当服务于一定时期党的革命任务。

第三，《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两种标准如何统一、抗日文艺统一战线、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问题。

《讲话》梳理并回答了文艺工作在当时遇到的种种问题，这是马克思理论中国化的表现，是毛泽东思想与新文学运动结合的产物，它既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也代表了当时党集体的智慧的结晶。

四、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运用，文艺界成为解放战争中的重要阵地

经历八年抗战，我国人民并没有等到期望已久的和平，蒋介石为首国民党不顾人民的反对，发动内战，而上海在当时国共两党的博弈中作用之重要也是不言而喻的。

1945年8月21日，抗日战争已经看到结束的曙光，斗争形势也即将发生转变，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立即建立新华日报上海版^[24]。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指派范长江、钱俊瑞、梅雨等同志前往上海开办报纸、杂志、通讯社、戏剧、电影等，开展诸多宣传工作，电文中还明确点出上海将是后一阶段工作的“第一重要意义”^[25]。

1945年的宣传方针是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反对国民政府联合或者利用或者保存敌伪势力，收集要各级党组织收集该类信息，揭露国民党政府种种不利于人民的此类政策。

到了1947年，我党的宣传方主要是争取中间分子，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对于任意一个反动行为，我们要抓住对方的弱点，尽情揭露^[26]。

随着我军战事的节节胜利，1949年我党的宣传政策转变为揭露国民党议和的阴谋、教育群众和发动群众收听我方广播、加强策反工作、各报刊应当为即将到来的解放贮备文艺干部。同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关于完成当前任务的指示^[27]》中要求文化宣传工作，负责准备出版物和印行宣传册，宣扬我党的革命政策，扩大我党、我军在上海的影响力。

总结

归纳我党解放前二十八年文化思想和政策发展道路，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脉络。建党伊始，文艺方面受到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所以更多的是唤起民众的爱国情怀和反帝反封建意识。新文学运动的开展交织着我党文艺政策、思想的前行，我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变化也相应影响着我党对文艺工作的看法。在这个时期，党文化思想和政策发展的特点，就是一个字“人”，这个时候的文艺青年，还是比较独立的，他们都是围绕在当时的进步思想周围，尚没有形成团体，还没有组织上的力量。发展离不开人，首先我们有了领军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也有了追随者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等等，《新青年》和《中国青年》是当时的文艺战线的主阵地，是他们对文学、对社会、对政治发表意见的阵地。大家都在不停地摸索，探求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文艺道路，马克思主义这个源自西方的理论怎么结合中国实际，扎根于中国。同时，我党在这一时期培养了许多日后杰出的文艺干部，为今后的发展进行人才储备。

192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从组织上有了领导文艺事业的机构。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进步，有了统一的领导组织，这样就取代了前期发散式的发展方式。同期成立的左联无论是文学艺术的成就上，还是党的文艺政策、思想上都是息息相关，具有无可争议的代表性。在苏区，苏维埃临时政府通过决议、通告等形式建立了自己的文艺团体，并进一步加强军队的文艺工作。文艺活动最后是要扎根于群众的，而表现方式就是演出团体，建立共产主义的文艺团体，不仅仅是增加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也是实践党的宣传政策、文艺思想和政策的重要基地。

延安和抗战时期，是我党文艺政策、思想走向成熟的阶段。有了1929年以来的两个发展，领导组织（文委）和实践组织（文艺团体）多年积累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文艺到底是为哪些人服务的、我党的文艺工作是隶属于政治的，从而党的文艺工作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党文艺工作当前要务就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者。这是对过往发展的总结，也是奠定了今后发展道路的方向，所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经过多年文宣工作的锻炼，此时我党已近有了一支比较成熟的文艺队伍，也是体现我党多年来文艺思想和政策成果的时刻，终于成为解放战争中重要的阵地。

党文艺工作的前二十八年，是党革命历程浓缩的二十八年，是与知识分子休戚相关的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中在文艺战线上积累的理论和经验，为建国后的文艺政策和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构建了框架。从现在来看，部分政策还正在使用中，诸如：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文艺应当服务于群众等等。当然，时代是在发展的，也有部分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总结过去，知其所以然，并不只是为了回顾，从演变的过程中，吸取养分，与时俱进，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注释】

[1]魏知信著：《陈独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我之爱国主义》，载《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第二卷第二号。

[3]《我之爱国主义》，载《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第二卷第二号。

[4]《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载《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第二卷第二号。

[5]《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载《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第二卷第二号。

[6]《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七卷第一号。

[7]《随感录（学说与装饰品）》，载《新青年》1920年10月1日第八卷第二号。

[8]《谈政治》，载《新青年》1920年9月1日第八卷第一号。

[9]《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载《新青年》1920年11月1日第八卷第三号。

[10]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1915年9月第一卷一号（创刊号）。

[11]江泽民：《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10月28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李大钊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12]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载《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第五卷第五号。

[13]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载《晨报》1919年2月14、15日。

[14]载《中国青年》，1924年第38期。

[15]载《中国青年》，1923年第10期。

[16]载《〈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季刊1923年6月第1期。

[17]载《中国青年》，1925年第80期。

[18]张小红著：《左联与中国共产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19]李德民、李锐：《略论党在苏区文化政策及其启示》，载《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页。

[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22]胡采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9/20020331/698612.html（访问日期：2010年2月10日）。

[24]金炳华主编：《上海文化界：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25]金炳华主编：《上海文化界：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26]金炳华主编：《上海文化界：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27]金炳华主编：《上海文化界：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