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与探索时期（—年

（一）初创与探索时期（1941—1949年）

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始于1941年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建的第一所民族学院——延安民族学院。由于民族院校建立的特殊背景和特殊目的，注定了民族院校的政治性，也决定了作为特殊的高等院校一开始就十分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说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从民族院校创立之日起就占据了民族院校办学的重中之重的位置。从1941—1949年，全国只有延安民族学院这一所民族院校，尽管此时延安民族学院还称不上现代意义的大学，但是，我国的民族院校却已由此发端。因此，我们把这一时期确定为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初创时期。

1.初创与探索的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世界革命斗争的形势严峻而艰苦：一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是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发动侵略我国的战争，将世界革命斗争推向了风口浪尖。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大片国土的同时，策动内蒙古少数反动王公背叛祖国和民族，在这一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如何团结全民一致抗日，成了我国头等重要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1]以及为了适应抗日的需要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包括各少数民族干部），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建立延安民族学院，以便集中力量培养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干部。延安民族学院创办于1941年9月18日，从创办到1948年2月结束，其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1941年9月到1943年4月的文化沟时期。文化沟原名大砭沟，位于延河两岸，是当时延安的文化中心，故大砭沟又称为“文化沟”。这个时期是延安民族学院初创时期，学生主要来自陕北公学民族部，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约108人。二是从1943年4月到1944年4月的桥儿沟时期。这一时期为适应延安整风运动的需要，延安民族学院和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新文学干部学校一起并入延安大学。三是从1944年4月到1948年2月的三边时期。这一时期，延安民族学院搬迁到定边，与三边师范、地委干部训练班、整风训练班合并为三边公学，但延安民族学院的建制保留不变。这一时期学生人数开始减少，主要是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一大批蒙古族学生和教师到内蒙古去开展工作。在1945年2月，延安民族学院从定边搬迁到内蒙古地区城川，1947年3月又搬迁到靖边南山，随后渡过黄河迁回了延安，1948年因当时陕北边区的形势而暂告结束，只留下一个近30名学生的民族班到三边干部学校继续学习。

在延安民族学院开办的时间里，虽然没有将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单列的工作，但思想政治工作却是学院全部工作的中心，融入教学全过程。而延安民族学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因当时的形势要求和学院创办的初衷实质上都是以民族团结和抗日救国为主线的爱国主义教育。

2.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延安民族学院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建院之初，学生总数在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人之间，包括汉、满、蒙、回、藏、彝、苗七个民族。其中蒙古族学生近一百人，大部分来自土默特旗，也有少数来自乌盟和察盟。后来又从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乌审旗和鄂托克旗来了一部分蒙古族学生”^[2]。根据学生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以及年龄和文化程度差别较大的情况，延安民族学院设置了研究班、普通班和文化班，每班设指导员一名（后称主任教员，相当于现高校中的班主任）专门从事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央民族大学大事记（1941—2006年）》中的1942年夏大事记中就这样记载：“延安民族学院所遵循的教育方针是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和革命的任务以及党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要求制定的。它要对学员进行革命基本知识和文化教育、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育。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研究相结合。”^[3]具体说来，在延安民族学院中的各个班中所开设的课程分为文化课、政治课和少数民族语文课三类，其中文化课包括汉语文、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生理卫生、音乐、体育等课程，政治课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基础知识、党的民族政策、时事和国际形势等课程，少数民族语文课包括蒙古语文和藏语文课等课程。此外，还有不定期的诸如关于民族问题、关于历史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报告。思想政治工作是教学计划的中心环节，贯穿在讲课和课外活动中。学院建立后不久由全体学员选举产生了学生会，协助学校教学和生活管理。为活跃学员生活，学生会组织了师生俱乐部，在俱乐部开办时，毛泽东同志给俱乐部题写了“团结”题词，成为鼓舞学员团结互助、努力学习的座右铭。

由于延安民族学院是为团结和动员各民族一致抗日，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而创办的，因此，自它创办之日起，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教学计划的中心环节，而以民族团结教育为重点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工作。因此，教学的内容几乎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无论是研究班、普通班还是文化班，课程设置大都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这一中心而展开。例如，研究班和普通班中的高年级的课程，不仅开设马列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重点还开设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中国革命史、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以及时事政策等。而普通班低年级的课程，主要是除了政治基础理论、社会发展简史、自然常识等课程，还重点开设中国革命问题、汉语文、民族语文以及历史、地理和时事政策等^[4]。换句话说，延安民族学院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中心环节，贯穿于一切课内课外的教学活动中。概括起来，延安民族学院对各民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大致包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时事政策教育（主要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教育）、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教育、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教育、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教育、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3.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特点。翻开民族院校发展的历史，尽管我们找不到单独阐述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在初创时期相关资料，但正如前面所述，我们从民族院校的初创学院——延安民族学院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却可以看到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已具有了它自身的特点。

（1）教育对象单一。民族院校在初创的第一所院校——延安民族学院时，其主要是为少数民族干部而创设，因此主要是以培训班为主，其爱国主义教育对象比较单一，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分子和战争骨干，在其所在民族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年龄偏大。

（2）教育与教学一致性，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延安民族学院是为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斗争而创立，目的是为培养和造就大批政治、军事方面的民族抗日救国干部。因此，从课程设置到日常工作，一切都围绕着抗日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教育而展开，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活动都贯穿着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主线。

（3）突出民族性，强调民族团结教育。延安民族学院是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团结全国各少数民族，以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争取革命斗争胜利而创办的，也是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一个范例。因此，在其爱国主义教育中民族性十分突出，如在教育内容上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强调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在科学研究上，专门设置了蒙、回、藏三个民族研究室对少数民族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民族团结教育提供依据；在学习生活中，注重引导学生们相互尊重，团结一致，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各民族而共同奋斗。正因为强调和重视民族团结教育，使得广大学员持续形成和焕发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平等、团结、互助的精神风貌。正如曾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的宗群在《回顾与展望——从延安民族学院到中央民族大学》一文中回顾到，学员中有蒙古族、回族、满族、藏族、彝族、东乡族、苗族、汉族八个民族，他们来自全国的不同地区，济济一堂地生活在平等、团结、严肃、活泼的氛围中。“在我的记忆中，六年里从未见过学员有打架的现象。”^[5]可以说，延安民族学院开创了民族院校以民族团结为重点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之路。

（4）突出实践性，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延安民族学院自始至终贯彻“教育为革命需要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方针，因此其爱国主义教育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学员们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平等团结思想要到实践中去领悟和实现，同时因为当时处在敌人封锁、围困的艰苦条件下，因此十分突出生产劳动教育。在延安民族学院的学员，平均每年要参加两个月左右的生产劳动，生产项目多种多样，有的到几里以外去锄草、送肥，有的甚至到几十里路以外的山岭去开垦荒地、种粮种菜，有的打窑洞、烧木炭，有的纺棉纱、纺毛线，等等，真正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这一过程中，学员们牢固地树立起了艰苦奋斗、为国为民多做贡献的思想。

4.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延安民族学院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创了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先河，尽管还没有形成规模和体系，但这一大胆的探索却为后期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形成自身特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讲团结、讲奉献，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少数民族干部。这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成为各民族的重要负责人，为新中国的成立和祖国的团结统一与共同发展，为民族区域的实现做出了积极而重大的贡献^[6]。例如，在1945年5月绥察军区骑兵旅成立的时候，整个骑兵旅中的指导员、连长、旅长几乎全是延安民族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延安民族学院毕业的学生，从鄂尔多斯高原到呼伦贝尔草原，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解决了一系列重大而棘手的问题，为内蒙古自治区于1947年得以建立打下了基础^[7]。可见，延安民族学院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成果之丰硕，她培养了一批蒙、回、满、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