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边驮盐_李培福的故事

定边驮盐_李培福的故事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日三餐总离不开食盐，别看那东西很平常，很便宜，如果长期吃不上盐，会觉得饮食无味，脚酸手软，浑身无力。

我国产盐的地方主要在东南沿海，人们常年都食用海盐。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陇海铁路运进的海盐，在西安被卡住，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只好靠内陆咸水湖里沉积的池盐维护日常生活。

在陕西、宁夏、内蒙古交界的定边附近，有几个盐池，就在古老的长城脚下，面积虽然不大，但这里生产的池盐，却是当年陕甘宁边区人民食用盐的主要来源，人们大都叫“浪盐”。

定边的盐池，早在清朝末年已被开采。那时，它名义是由官方出面开采，实际权力却落在当地的恶霸、豪绅、大商亨的手里。盐池戒备森严，老百姓根本不能沾边。(www.guayunfan.com)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定边盐池收回边区政府管理，设置了盐局，专门管理食盐的捞取和销售。

盐业开发由中央财政厅直接经营，定边盐局统一指挥。人力则由留守兵团、三五九旅各抽一个营，加上边区保安部队一个营，共三个营参加经营和管理。

定边是个偏僻的小镇子，周围是大沙漠，方圆有百十里，村庄稀少，黄沙经常遮天蔽日，甚为荒凉。边区盐局在这里有三个较大的捞盐点：一是盐池，二是莲花池，三是苟池。盐局设在定边城，离三个捞盐点都有一段距离。

这些都是露天盐池，在捞盐之前，先把池里的积水往盐田里灌满，太阳晒过之后，盐田里的水被蒸发，白花花的盐粒才结晶而成。把盐粒捞起来，铲到周围的地上堆着，等待拉走，每循环一次，至少也要一个星期。

说起驮盐，华池乃至陇东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记忆犹新，人们对驮盐人的艰辛也各有评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艰苦岁月里，迫于生计，一些农民去定边驮盐。驮回来的盐，一是解决自己食用；二是在庆阳城、西华池、驿马关销售，增加经济收入；三是还可以换回自己需要的布匹和日用百货，以维持生活所需。

人们把驮盐的人称为脚户，那时路窄不能走车，只能走毛驴、骡马队，主要用毛驴驮。前往定边驮盐有五种形式。一是朋帮，独立脚户为了在驮运上互相照顾，把牲口合在一起，选出帮头（负责人）。二是合伙，两三家牲口合在一起，由多余的劳力赶牲口，人算工钱，见利分红，赔本均摊。三是变工，在牲畜放牧期间，抽空参加驮运，人力畜力互相变工。四是捎牲口，有畜无劳的农户委托有劳缺畜的农户代为驮运，并付一定报酬，成本费用由委托户承担。五是长脚户和短脚户。长脚户依靠运盐获利，这是其主要经济收入。短脚户主要从事农业，又以兼营运盐为其重要副业。

抗战时期，边区所产食盐，不仅是群众生活的必需品，而且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重要杠杆。为了开发利用边区食盐资源，巩固和发展边区经济，解决边区群众生活所需，增加财政收入，支援抗日战争，边区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以食盐运输为主的运输业活动。

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布《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指出，“食盐为边区生产的大宗，亦为边区出口的最大物资……因此，目前组织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边区党和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并提出九项要求，号召“每个党员都要去运盐”，各级都要组织食盐运销委员会，以县为单位，组织运盐总队，县长为总队长。西北中央局的运盐决定下发后，中共陇东地委立即行动，6月4日至7日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专门讨论运盐工作，做出了赶年底完成运盐20万驮的决定。

地委会议结束后，李培福雷厉风行，组织干部下乡做运盐宣传动员工作，普遍发动，组织运输力，制定运盐计划，实行“督导民运”。以行政村组织运盐“朋帮”或小队，运户自选“帮头”；以乡为单位组织运盐中队，选出队长带队，每乡设督运员一个，专门负责运盐工作，将盐运由自流转为有组织的进行。同时，全面实行盐运中的变工互动，将盐运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即大多数畜力驮运后，统筹留家的畜力，帮助邻家驮麦、驮水、推磨，解决运输困难，发动放青，实行人力畜力互助。

驮运人数多少不定，或三五同行，或五七为伴，驮盐人有苦有甜，苦中有乐。有一首“信天游”唱道：

细不溜溜的北风经常吹，亲哥哥我驮盐真是苦；

翻山越岭过崾岘，羊肠小道走不完。

说的就是脚户们沿途所见的自然环境和举步维艰的道路状况。山庄、林镇、南梁等东边乡镇的脚户从二将川起身，沿途经过脚扎川、吴旗、郭坊湾、新安边、孙口崾岘、封滩、梁庄直到定边；县内中部悦乐、柔远、城壕等乡村的脚户经过大板梁、吴旗、郭坊湾、梁庄直到定边；西边元城、五蛟、白马等乡镇的脚户经过元城、乔川、铁角城、左崾岘一直到定边。沿途四百八十多里路程，均是羊肠小道，且多是倒边路，牲口跌崖摔死的事故时有发生。

走一趟定边二十多天，提心吊胆心儿悬。

要防土匪把路拦，要防黑店胡纠缠。

……

这首信天游说的是去定边驮盐不是一帆风顺，既要防土匪拦路抢劫，又要防地痞流氓暗算。

定边历来是官匪合流、盗贼猖獗的地方。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的军队，常出没于这一带。边区军队驻守此地后，国民党的大股武装，已不敢轻易进入这里了。然而那些流窜四乡、常年靠打家劫舍为生的内蒙古境内的土匪，却三五一伙、四六成队地不断来这一带活动，常在盐场周围和路途抢劫商旅和驮盐队伍的财物，杀害无辜群众。1942年，虽然是统一战线时期，但定边在当时还是红白两占地区，国民党对过往脚户盘查得很严。据二将川刘聚财、闫树堂、边志秀、刘殿金、王生贵等驮盐老人回忆，这年6月的一天，他们走到龙坊坡被国民党队伍拦住，逐人盘查拷问了很长时间。1941年7月的一天晚上，在东华池就险些遭土匪王志林抢劫。类似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搞得人们提心吊胆。说实话，当脚户驮盐，不受的罪也受，不吃的苦也吃。

从定边城往北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苟池。这个盐场很大，盐价也比较合理。每骡驮三块银元，每驴驮两块银元。平均每驮一百七八十斤重。驮回来的盐除自家食用少量外，大部分盐驮到陕西富县、黄龙、龙坊，甘肃西华池、庆阳、驿马一带出卖。往返一趟得十二天左右，平均每驮可卖三十五六个银元。路途盘费也很大，冬天草料费、住店费用每天得三个银元。到了夏天可露宿，放牧牲口，埋锅造饭，节省开支。有时往上走还可捎驮柏木料子，增加收入。有一首“信天游”这样唱道：

定边驮盐我西华池卖，挣下银钱喜开怀。

店铺串了八九家，心爱的银货全置下。

全县群众组织起来后，李培福亲自带队，浩浩荡荡开往定边运盐。他亲临指挥，具体解决问题，帮助脚夫装卸；组织开设客栈、脚店，解决运输队食宿困难。1941年开始运盐，当年共运输2万驮。1943年，组织合作运输队（帮）191队，918人，驴2197头，朋帮牲口2254队，当年运盐1.4万驮。1944年，县联社成立运输队，有牲口29头，年底发展到98头，除完成200驮公盐任务外，还赚了一笔钱，股金由111800多元（边币）发展到18314000多元。

那几年，运盐道上，“马帮”“脚户”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就像赶庙会一样，很是繁忙，很是热闹，甚为壮观。

据时任陇东特委书记的马文瑞回忆：

当我到西华池指导盐业贸易时，听说华池县运盐大队就要到了，立即带人去盐库大门外迎接，同走过来的运盐队员和带队的区、乡干部一一握手，当认出县长李培福时，两个人都十分激动。面前的李培福，完全像一个世年累月驮运食盐的赶脚汉；头上挽着一块又黑又脏的羊肚子毛巾，脚上打着裹脚，穿着御寒的山羊皮褂子，脸膛被塞上的风沙和烈日吹晒得如同那些赶脚的农民一样粗黑，口唇也干裂着。我两手紧紧攥住李培福的手不住地说：“吃苦了，吃苦了，你真把华池的千军万马调动起来了！”

《马文瑞传》中还写道：

望着李培福和他的那些区、乡干部，望着他带领的一队队运盐群众，我的目光充满了兴奋和感激：拥有这样坚韧不拔、众志成城的干部和群众，国民党的“封锁”算得了什么？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和干部不正在经历着更大的觉醒，产生出不可遏止的力量吗？

1941年，陇东各县用很短时间完成了六万多驮、九百多万斤的运盐任务。[4]

1943年9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的关于华池运盐工作的报道。

1943年9月14日，《解放日报》总结了华池县运盐情况：

华池全县成就取得主要原因：一、执行了地委专署的指示，实行督导民运办法，以行政村组织朋帮，由农户自选“帮头”，以乡为单位组织运输中队（或大队），选出队长、督运员，负责领导与督促检查，因此使运盐工作由自流转变为有组织地进行。二、实行运盐中的变工互助，使运盐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如悦乐区七乡三村刘家窑子张家，有两个牲口驮盐，留一家的骡子，在家给三家推磨驮水，三家的骡子去驮盐只要一个人赶，来回十二天，其他两家则每家还他四个工，帮他运粪、耕麦地等。三、利用放青时间，抓紧了运盐工作，七八月份去驮盐的农户牲口最多。四、干部和党员带头起了模范推动作用。

1943年10月20日，《解放日报》还刊登了《华池县八个月运盐工作总结》，全面对运盐工作进行了总结。

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总结李培福的四条主要事迹，第二条就是：

1941年组织群众运盐2万驮，应运公盐4800驮，完成后超过200驮。1942年组织群众运盐及公盐亦完成任务。

在华池县举行的庆功大会上编了一首《驮盐颂》顺口溜，其中的一节是这样的：

白花花、亮晶晶，粒粒食盐寸寸心。

驮盐苦、驮盐乐，边区军民有功勋。

顽固派、诡计败，封锁自救得黄金。

有钱花、有饭吃，保卫边区炼红心，

凭双手、洒血汗，胜利局面靠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