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反思

一、探索与反思

1.英语专业的发展历程

1978年是新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的前后30年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外语教育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处于封闭落后和困境重重的境地，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外语教育迅速复苏，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蓝仁哲2008：140）。根据胡文仲（2008）的回忆，英语专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本身也经历了深刻的改革。纵观1978年后30多年教学改革的轨迹，英语专业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第一个阶段，英语专业处于整顿恢复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以探索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为主要内容；从2000年至今为第三个阶段，主要特征是狠抓本科教学质量，进行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建设，反思前一时期的教学改革，重新定位英语专业学科，对人才培养提出更高、更细致的要求。

外语专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中出现过一些偏差，如英语专业的盲目扩大、人文传统的缺失及“外语工具论”的泛滥。刘祥清（2007）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语专业教学虽曾一度受到苏联培训语言技能为主的理念的影响，但还是坚持人文主义传统；“文革”中外语专业处于重灾区，被视为人生斗争的武器，原有的文化内涵被政治口号所取代；改革开放后英语专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其人文教育传统没有恢复到“文革”以前的水准。20世纪90年代我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大潮冲击着英语专业的传统办学模式，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呼声很高（胡文仲2008：45），终于在2000年，通过了新的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正式确认英语专业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专业方向。市场的需求和冲击使得高校的英语专业丢失了人文教育的传统（刘继华，王文斌2008），而实用性和应用性培养模式成为潮流（何兆熊2003；胡文仲，孙有中2006；刘祥清2007）。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的英语教育被等同于语言技能训练而走入一个历史误区（肖礼全2004）。

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教育的“被工具化”和“语言中心”的办学模式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忧虑（戴炜栋，张雪梅2007；刘祥清2007；蓝仁哲2009；黄源深2010；张绍杰2010a）。高校英语专业课堂教学中一个不容否认的问题是：由于在四年的本科教育期间缺少思辨训练和必要的专业知识储备（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本科教改课题组2007），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较之其他文科类学生就显得比较弱（文秋芳1999；王守仁2001；胡文仲，孙有中2006）。由于课堂教学中缺失了人文目标，因此学生缺少可以引发思考和建构意义的平台，缺少“问题意识”和质疑习惯（王守仁，陈新仁2008），“思辨缺席症”（黄源深1998；2010）于是成为了英语专业学生的一个“痼疾”，这同时也反映出英语本科教育中高水平外语人才培养规划的缺失（胡文仲2009）。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本科教改课题组于2007年进行了一项调查，通过在读硕士研究生对本科教学的评价反观英语专业的本科教育，他们指出了一个业界长期以来熟视无睹的事实：

其实，一个普通的高中毕业生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认知水平。但进入大学后，同样起点的文史哲人文学科的学生，其主要精力是投入到专业知识和思辨能力的学习和培养阶段，因此，他们到高年级时一般都能跟随教师从事一定量的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工作，而理工科学生在本科阶段跟教师做课题更是司空见惯。可是，正是这一段思辨训练的黄金时间，外语专业的学生却把主要精力集中放在了听、说、读、写等技能训练上。

（2007）

2.英语教育界的反思

面对英语专业的现状，不少学者开始反思英语专业的这一轮改革，对其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偏差提出了批评。近年来，有关外语学习工具论和人文学科论的论争频发（庄智象2010），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蓝仁哲（2008：147）质疑道：英语专业从其1990年教学大纲的培养“高级英语人才”到2000年大纲的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的专业目标转变，这是否暗示人才培养重心已由专业水准定向转到专业的社会适应性？这一转变的科学依据又是什么？为此，徐烈炯（2004）表达了“外语系怎么办”的忧虑。蓝仁哲（2009）指出，业内对外语专业存在模糊不清的认识，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忽视了外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属性。刘祥清（2007）认为，复合型人才概念提出后，英语专业教学过程中越来越强调语言的工具性，忽视语言的人文性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更有学者（张绍杰2010b；虞建华2010）认为，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语轻文”现象，是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偏差，是重实用、轻素质的急功近利的浮躁表现。张绍杰（2010b）甚至认为，过去的20年里英语专业面向社会多元需求而得到的发展，是以牺牲英语专业的学科属性或地位为代价的。何兆熊（2008：213）在充分肯定这一轮改革对英语专业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之余，也指出其负面影响，他认为这一改革使得英语专业本就不十分清楚的专业定位变得更加模糊了。而在此之前，何兆熊曾有过一段中肯的论述：

新形势的出现也使我们对英语专业的办学产生了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看法，主要有这两个方面：一是模糊了英语专业和其他英语学习者的差别，把这种差别看作仅仅是量的差别，其有害结果是降低了对专业学生英语能力的要求，降低了对专业学生语言准确性的要求；二是各种各样以拓展学生知识面、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为由的课程冲击了英语语言知识和文学修养方面的课程，导致学生的语言、人文修养下降，英语专业在渐渐失去自己的专业特色。

（2003）

鉴于此，目前英语教育界众多学者呼吁英语专业教育回归人文学科本位（胡文仲，孙有中2006），淡化语言教学的工具性，强化人文性（张绍杰2010a），培养知识丰厚、思维创新、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国际化外语人才（戴炜栋2009）。由此可见，英语界对于加强英语学科本位建设和人文通识教育已达成高度共识（孙有中2011a）。从英语专业学科发展来看，这是一种前瞻的视角。语言有其工具属性，即人们借助语言符号表达思想、交流情感，而为了表达准确、交流顺畅，人们需要熟练地掌握语言规则，但语言的工具属性服务于其社会功能。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其连接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双向对话（Hall 2005：12），对话不是仅仅交换语言符号，而是交流思想。再者，语言除了具有交际的功能之外，还有其更重要的认知功能，因而语言学习者交际能力的培养与综合认知能力的发展应同时作为外语教育的目标（吴本虎2009）。鲁子问等（2012：84）在谈到国家外语能力目标时指出，从我国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来看，英语课程的特性是人文性而不是工具性，因为学习外语的目的是参与跨文化交际及传播文化价值，而文化实践是语言人文性的主要表现。

庄智象（2010）认为，英语专业教学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增强他们对各国文化的敏感性，造就对人文学科具有较高悟性的专业人才，而绝不能仅仅将教学全部集中在语言技能的训练上。蓝仁哲（2009）将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应具备的专业素质归纳为行、知、智三要素，“行”指过硬的英语“听、说、读、写、译”技能，“知”指深厚的外语语言文学文化知识，“智”指融汇中西的思辨能力与人文素养。这里的“行”体现了语言的工具性，而“知”与“智”强调的则是语言的人文性，需要的是一种全人的教育。

就外语教育而言，吴本虎（2009）强调通过发展师生的包括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感知能力、记忆能力等在内的综合认知能力来提高对已知世界的认识水平，同时增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能力。“学以致用”固然重要，“学以致知”才是更普遍甚至更高的教育目标，因为只有“学以致知”才能超越应用，培养学生的文化视野、健全人格、想象能力、创造能力、沟通能力、观察能力、思辨能力、判断能力及感受能力（虞建华2010）。就外语人才培养而言，加强英语专业语言教学中人文导向和思辨驱动的必要性已十分明显，而且在理论上有其依据，实践上有其可行性，因为语言的思想、文化内涵使得语言教学可以透过符号的表象来发掘其深厚的人文意义（王亦兵2004），语言学习过程不仅仅是对视觉和听觉信息的解码和加工，而且还需在此基础上进行体验、感受、发现、判断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