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艺观浅探

文艺观所包含的内容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对一系列文艺基本问题的看法；狭义的则指对文艺本质特征的看法。我这里所说的是后一种。世界上自有文艺实践活动产生之后，人们就开始探索文艺的本质特征，从而也就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文艺观。文艺观不同，则对一系列文艺基本问题的看法就不同。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最科学的文艺观，因为它从文艺实践的实际出发，并汲取前人一切合理的看法，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文艺的各种现象和基本规律，从而对文艺的本质特征作出了全面的切实的说明。鲁迅的文艺观正如他的整个世界观一样有一个发展过程，但从总体上来看，他的文艺观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范畴，而且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民族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具有极其丰富的创作经验，取得了伟大的艺术成就，他有很多文章又从理论上对各种实际的文艺问题发表了极其深刻精辟的见解。因此，他的文艺观更体现出理论结合实际的特点。这在世界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特别是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树上来看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文艺作了全面的切实的分析，看到了它的多层次、多侧面、多功能的性质，也看到它的特殊的基本的性质。大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既从宏观角度揭示了文艺的社会本质，又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它的审美本质，而且强调了这二者是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首先明确地肯定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文艺具有与其他社会意识不同的特殊性，它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

对于鲁迅的文艺观，首先也要考察它对文艺的社会本质的看法。众所周知，鲁迅一开始弃医就文时，就抱着极其明确的目的：要用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而且认为 “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是文艺。最初他介绍外国的 “摩罗诗派”时，也是有着明确的意图：“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人，他都竭力推崇。五四运动前后他创作小说也是有意识地为改造社会服务，他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甚至更明确地提出他那时的创作是 “遵命文学”，遵奉的 “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南腔北调集· 〈自选集〉自序》）鲁迅从来不认为文艺是无目的的，他是反对 “为艺术而艺术”的；他对那种文艺是 “为我”（今之所谓 “自我表现”）的主张也大不以为然，认为假如文艺仅仅是“为我”，那就应当不写书才是，“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 ‘为人’了”。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总之，鲁迅认为文艺 “必须是 ‘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文艺是绝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时代，在阶级社会中，也不可能超出于阶级。这些认识是从他长期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符合文艺的实际情况的，因而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

后来，鲁迅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可谓一拍即合，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是极直接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1928年7月22日致韦素园信）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理论，鲁迅是完全赞同的，而且准确地理解并切实地运用。在谈到人性、情感这类复杂的问题时，鲁迅辩证地分析道：“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情感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 ‘都带’，而非 ‘只有’。”（《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从这里，我们可以这样体会：鲁迅确认了经济基础对属于精神意识现象的性格、情感 （也可以推及文艺）是有着决定作用的。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极为复杂。特别对于文学的阶级性问题，由于前提是 “依存于经济”，所以文艺 （具体说是性格、情感之类）“都带”阶级性，然而又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艺又并非 “只有”阶级性。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鲁迅的看法也是辩证的，既强调了 “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 ‘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同时又指出 “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文化”的内容当然要广阔得多，不仅仅是政治；文艺 “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当然就不仅是为政治服务了。鲁迅这个看法，言简意赅，极富辩证精神，在文艺 “依存于经济”的前提下，对文艺与阶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看得很绝对，而是比较灵活的，也是符合实际的。这在整个马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中，确实是既有原则性，又富独创性，对我们今天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文艺的社会本质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生活是社会人的生活，也是作家的反映对象，而作家反映生活并不是机械地照相，这中间理所当然地不能忽视创作主体的能动因素。因此，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是辩证的，应当包括被反映的客体与如何反映的主体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内。作为具有丰富创作经验并取得巨大艺术成就的鲁迅，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就不仅是一般的正确和深刻，而是具有真理性和权威性的。文艺来源于生活，鲁迅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写道：“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假如离开了生活，便无法创作文艺，他说：“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 〈丰收〉序》）这明确表明生活是源泉，是依据，是第一性的；而文艺的内容必须受它反映的客观对象的制约，是第二性的。当然，这只是问题的基本方面。

另一方面，鲁迅则强调了文艺是一种创造，是主体依据客观生活进行改造和加工的产物。他在谈到创作阿Q形象时这样说：“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东西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人生。”（《集外集·俄译本 〈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这里的 “在我的眼里”几个字强调了作者的主观能动作用，改造加工的作用。他又说： “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的信）又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对典型人物的创造，他也一再强调了 “凑合”、“拼凑”。在谈论唐代传奇文学时，对其虚构和想象的才能是加以赞赏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总之，缀合、改造、生发、凑合、虚构、想象等等，这些就是文艺创造的具体途径。前文所引，还有 “抒写”一项值得特别一提。抒写决非一般的描写，而明显地带有个人抒情和写意的因素在内。这些都说明鲁迅认为艺术创作中不能忽视作者主观的因素。在另一个地方，他就说得更明确了：“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三闲集·怎么写》）这里，“别人”是指作品反映的对象和塑造的人物。这话非常通俗而具体地说明了文艺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其中既有反映，又有创造；既有再现，也有表现。二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综上所述，在文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鲁迅认为文艺是社会、人生的产物，是作家能动地反映生活的产物。文艺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正确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反过来影响社会，起到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在其早期，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经验，比较朴素且深刻地认识了这些文艺规律。后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则更从理论高度认识阐发了这些基本原理。

二

对于文艺本质的看法，假如仅仅停留在上述这个层次，那么可以说还没有真正掌握文艺的本质特征。鲁迅显然不是这样。在他的一系列论述中，既看到了文艺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共同之处，又十分强调文艺本身的特殊性。大家熟悉的鲁迅的一段名言：“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三闲集·文艺与革命》）这里的 “宣传”是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的，用现今时髦的话来说，也许就是 “传递信息”吧。而文艺却是一种传递信息的特殊的工具和手段。这个观点鲁迅不止一次地讲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说：“口号是口号，诗是诗。”“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1935年9月20日给蔡斐君及同年6月16日给李桦的信）又说：“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由此可以看到，鲁迅是十分重视文艺的特殊性的。那么，文艺的特殊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对此，鲁迅有多方面的阐述。

首先，文艺离不开美。这一点鲁迅是历来强调的。在他早期写的 《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就指出：“故美术者，有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缘美术必有此三要素，故与他物之界域极严。”“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这里，“美术”包括文艺，“美化”就是审美创造。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意思：客观的社会生活和自然 （“天物”），经过作者思想情感和审美意识的渗透，按照美的规律加以创造，这就成为艺术了。这是文艺区别于 “他物”的特殊性所在。这段话真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对文艺特殊性的概括是比较全面深刻的。鲁迅是生活在 “风雨如磐”、“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的剧烈斗争的时代，因此比较注意文艺的社会功利性，反对 “为艺术而艺术”。但即使如此，他也从不抹杀文艺确实给人带来 “美底享乐”（《二心集· 〈艺术论〉译者序》），明确地闸述过：“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 ‘翩跹回翔’，唱得 ‘宛转抑扬’”，（《且介亭杂文二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而且还认为即使是匕首和投枪的 “小品文”也仍然可以给人 “愉快和休息”，使人 “悦目”和 “满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同时，他坚持文艺批评的标准中不能舍弃 “美的圈”（即审美评价）。

当然，魯迅从来没有把文艺的社会功利价值与审美价值对立起来，而是把它们看做有机统一的。而且对文艺的审美价值本身，即它所起到的 “美底享乐”， “愉快和休息”， “悦目”和“满意”的作用，也认为是能够催人向上，改造国民的精神和灵魂的，这其实也是一种功利价值。

鲁迅在评价普列汉诺夫的 《艺术论》时就十分赞同他这样的观点：“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底能力而被认识。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以由科学地分析而被发现。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的愉快的根底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 （《二心集· 〈艺术论〉译者序》）这个基本观点是来自普氏，但鲁迅作了极精练的概括和深刻的阐述，辩证地说明了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功利价值的关系，与那种只看见文艺的社会功利性而忽视其审美的特殊性，或把审美作用看做是文艺的 “唯一本性”的片面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与美有内在联系的，就是情感与形象的问题。这也是文艺的本质特征的体现。对此鲁迅也有很多论述。他认为文艺的情感因素非常重要。他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许寿棠 《亡友鲁迅印象记》） “感”就是情感。类似的意思他还说过：“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在另外的地方，他更正面指出：诗 “能移人情”，“诗歌本是以抒发自己的热情的”。当然，强调文艺的情感因素是古已有的了。但鲁迅在对待文艺的情感问题上却不是唯情论，而是把情感与思想结合起来看待。他认为文艺作品是作家 “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喜欢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热风·随感录四十三》）这里所说的艺术的内涵及作用，都是把思想与情感作为统一的整体来看的。他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如此：“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的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热烈。”（《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 “文人相轻”》）一个 “也”字把 “是非”和 “爱憎”紧紧联系在一起。“是非”和 “爱憎”也就是思想和情感，它们是分不开的。在译卢那卡尔斯基 《艺术论》后所写的 “小序”中，也十分赞同卢氏关于 “理性与感情之合一”的观点。（《鲁迅译文集》第六卷）。

文艺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艺中思想情感的表现，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形象的。鲁迅十分赞同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个论点：“将艺术的性质，断定为感情和思想的具体底形象底表现。”关于文艺的形象性问题，是鲁迅一贯关注的。在他早期所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明白地指出艺术的特点是 “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在 《月界旅行·弁言》中又说：“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用形象化、具象化的方法，即以生动具体的形象来表现抽象的思想和情感的方法，这当然是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假如只停留在这一步，还是没有真正掌握文艺的特征，因为，有些理论文章的某些片段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鲁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更为深刻。他在 《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刻玉之状为叶，髹漆之色乱金，似矣，而不得谓之美术。”仅仅做到外形逼真不能算艺术，真正的艺术是要塑造出蕴涵着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后来，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明确，在他一系列涉及艺术典型问题的文章中，无不体现了这一精神。要而言之，他要求文艺作品中的人物要 “和活人相似”，否则 “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1936年2月21日致徐懋庸信）这就是要求文艺作品 （特别是小说）要塑造出和现实生活中那样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那种 “传声筒”似的木偶。

总起来说，鲁迅用朴素而生动的语言，对很多文艺现象和规律作了精辟的阐述。我这里只是集中地谈了他对文艺本质特征的一些看法。这应该说就是他文艺观的核心。有怎样的文艺观，则会形成一整套对文艺问题的看法，从而指导其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实践。

实践证明，鲁迅的文艺观是正确的，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巨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歌德讲述 “说不完的莎士比亚”，对于鲁迅，我也很有 “说不完”之感，只是自己却说不好。仅就文艺问题这个方面来说，鲁迅的很多看法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感到，我们至今纠缠不清的许多问题，其实鲁迅早已说得比较清楚了。鲁迅的话并没有过时 （尽管鲁迅是人不是神的议论现在又重新时髦起来），我们的任务仍然是认真学习、继承并发展鲁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而努力。

1986年8月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而作

收录于云南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文集》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