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世界新型文明的东方源头活水与文化基因

（六） 创造世界新型文明的东方源头活水与文化基因

影响乃至决定人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精神风貌的，不仅有生物基因，并且有近四百万年，尤其是文明起源以来近一万年、文明形成近五千年来历史实践基础上生成的文化基因。

我们且举三个最新的、基本的科学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人与其他高级哺乳动物的生物基因差别，不超过2％；

人与最接近人的黑猩猩的生物基因差别，不超过1.28％；

人与人的生物基因差别，不超过0.1％。

如果人只有生物基因，没有文化基因，怎么能充分说明人的活动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如此深刻的千差万别？怎能充分说明人的个性的多样性、差异性、丰富性？怎能充分说明东西文明，民族文化、人的精神文化世界的丰富多彩？

因而，我们这里试图把信息论与生命科学最新潮头综合起来，加以哲学概括，提出“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世界新型文明的文化基因”的新概念。

文化基因，是决定文化系统、文明形态，传承与发展的基本要素。

文化基因的核心内容，就是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集中体现到哲学观念中。这正是哲学研究的历史深意与当代新意所在。

文化基因是通过生物遗传和文化教育这双重渠道，来传承发展的，基于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语言符号活动这三大主体活动，得到创新发展。

文化传承，本质上是文化基因的世代相传。

文化创新，本质上是文化基因的重组变异，不同文化基因的综合创新。

寻根就是寻基因：为民族寻根，就是到文化基因形成的关键期去寻找民族文化基因。

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哲学家雅期见尔斯关注的轴心期，是公元前500年前后，实际上，人类文明的文化基因形成关键期，应当上溯到五千年前的文明形成期，乃至一万年前开始的文明起源期。

中华文明属于世界六大原创文明之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就在起源五千年、发展五千年的万年历史长河中形成发展。

文化基因可以分为良性基因与不良基因，活性基因与堕性基因、健康基因与致病基因。不应讳言，在封建社会后期近一千年中，尤其是在1750年到1950年这200年间，中华文明中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不良文化基因、致病基因，一度有所蔓延，使中华民族在从古代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变革中，落后了200年。

然而，这200年在中华文明万年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瞬间，只是一段支流岔道。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绝不能简单归结为封建文化、历史陈迹。其中蕴涵着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基因，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世界新型文明的源头活水与文化基因。

对于创造21世纪新型文明来说，中华文明中孕育的最重要的文化基因就是五大核心理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义利统一、以和为贵的价值观。

中华文明蕴涵的这五大核心理念，充分发掘出来，有助于解决伴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兴盛一时而产生的当代世界五大危机：天人关系中的生态危机——国际关系中的战争危机——南北关系中的单方面发展与贫困危机——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文明冲突危机——西方近代文明中万能工具理性与狭隘价值理性之间矛盾造成的价值观念危机。

在新世纪起点上，这种危机暴露得更加明显了。这五大危机的深层实质，乃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危机，西方现代性和主体性观念的危机，西方近代文化基因中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危机；

过分强调征服自然、为我所用、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世界观；

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性观；

单纯强调对立斗争性，忽视同一性的矛盾观；

过分夸大文明冲突的单元文化观；

不讲道义、不讲和谐的狭隘功利主义价值观。

这种文化基因、文化理念，在近代工业文明兴起过程中，在近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兴起过程中，曾起到巨大历史进步作用。吸收这些外来的异质文化基因，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条捷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甚至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

要彻底走出上述五大危机，真正解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课题，并走向持久和平、永久和平，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根本超过西方近代文明，创造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世界文明。

要创造世界新型文明，源于西方的近代工业文明固然仍要起重大作用，一段时期内甚至仍会起主导作用；然而仅靠这样一个文化源头，是远远不够的，必需走“融汇东西，综合创新”的大道。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未来世界意义；

中华文明不是“失落的文明”，而是活生生的文明：

中华文明不是僵死的木乃伊、古老的活化石、博物馆中供人观赏的老古董，而是创造世界新型文明的源头活水；

中华文明思想宝库中，蕴含着未来世界新型文明的文化基因，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今后更加深入发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信息库、思想库、文化基因库！

【注释】

(1)J.de Guignes：Mémoire dans lequel on prouve， que les Chinois sonl une Colonie Egyptienne. Desaint ＆ Saillant.Paris(1760).

(2)T.de Lacouperie：Th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1894).

(3)Henri Maspero：La Chine Antique， Paris(1927).

(4)[美]伯纳德·格伦（Bernad Grun）：《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3页。

(5)[美]拉尔夫·林顿：《文化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30页，第31页。

(6)[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

(7)[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58页，第136页，第137页。

(8)[英]P.N.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卷第240-241页，第98页，并参见第81页，第83页，第221页。

(9)[美]艾萨克·阿西莫夫、弗兰克·怀特：《诠释人类万年》，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页，第31页。

(10)[俄]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莫斯科：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北京：中国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英]R.E.泰利柯特：《冶金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29页。

(12)凡本文所讲考古发现，除特别指明出处者，大多出自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年代数据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北京：文物出版，1991年。特向中国考古学家深表感谢。

(13)岳琛主编：《中国农业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页，第13页。

(1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舞阳贾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65页。

(1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15页～第130页。

(16)参见苏秉崎：《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参见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第172页。

(18)参见佟柱臣：《中国新石器研究》，成都：巴属书社，1998年下卷第1734页，上卷第83页，下卷，第1739页～第1744页。

(19)Clyn Daniel： The First Cirilization， the Archaeoloky Origins. THAMES ＆ HUDSON， London， 1968：A Short History of Archatoloky THAMES ＆ HUDSON， Lodon，1981.

(20)半坡博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上卷第148页，第343页，第544页，第548页。

(21)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22)宿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96页。

(23)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

(24)[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第212页；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60页。

(25)[瑞士]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7页。

(26)《周有光语文论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卷第8页，自序第1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卷第169页，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