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境”与“尘境”相交织的爱恨结晶_闻一多的故事

“诗境”与“尘境”相交织的爱恨结晶_闻一多的故事

在闻一多全部诗作中，有相当数量属于爱国内容的范畴。如《红烛》诗集之“孤雁篇”中的《晴朝》、《太阳吟》和《忆菊》诸诗，《死水》诗集中的《洗衣歌》、《一个观念》和《发现》诸诗以及《集外诗》集中的《醒呀！》、《长城下之哀歌》和《我是中国人》诸诗等。所有这些包括其他爱国诗篇，都是“诗境”与“尘境”交织中的爱恨结晶，各从不同角度表现出诗人不同时期的真挚爱国情感。

所谓“诗境”，就是闻一多从事诗歌创作的理想追求及创作冲动和从事诗歌创作的艺术氛围。这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留学美国青年学子的闻一多，他不仅在出国前就已进行新诗创作，而且，在其出国后的当时更执著于新诗创作。就在他刚到美国一月后“致梁实秋、吴景超”和“致梁实秋”的两封信中，就抄寄了当时创作的《火柴》，《玄思》，《我是一个流囚》，《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感赋》和《寄怀实秋》，《晚秋》以及《笑》等诗篇。所有这些诗作，都表现出当时闻一多诗歌创作的艺术功力；其二是闻一多当时在美国留学所处的艺术氛围即美术馆的壮丽辉煌，戏园电影演出的健康内容，还有那高雅的音乐和舞蹈，都绝非中国所能比。所有这些，竟使刚一到此的闻一多就羡慕甚至惊诧不已。“美国人审美底程度是比我们高多了”。他说，“讲到这里令我起疑问了，何以机械与艺术两个绝不相容的东西能够同时发达到这种地步呢”？疑问的结果不能不使他惊叹并再发疑问，“我们东方人这几千年来机械没有弄好，艺术也没有弄好，我们的精力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呢”？就在这样的艺术氛围并在其感叹的背景下，闻一多于学习美术的同时，又选修了英美诗等课程。当时美国意象派诗人罗威尔、佛莱琦等人的创作尤其给他以很大影响。正所以此，他于留美当年9月29日在“致梁实秋、吴景超”的信中谈及清华文学社创办刊物之事时才说“景超所陈三条理由（一、与文学社以刺激，二、散布文学空气于清华，三、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我以为比较地还甚微琐。我的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闻一多正是有着这种极端唯美主义追求的志向，所以他在此同一信里，又给他们寄去了修改后的《红烛》诗集中的数首即《红烛〈序诗〉》，《深夜底泪》，《美与爱》，《游戏之祸》，《春寒》，《幻中之邂逅》，《春之首章》，《春之末章》等诗。而且，在随后的不久，他又创作出被称为热爱祖国文化的唯美佳作《忆菊》，《秋色》，《色彩》等诗。这，就是闻一多当时在“诗境”追求中的结果。

然而，“诗境”也和“尘境”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可从他“致吴景超”信即“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来”之语中找到答案。闻一多在其信中所说的“尘境”，当然有着丰富的内容，但最主要的，则是现实生活中他所遭受的民族歧视以及他在遭受民族歧视后虽然悲愤但却无奈的复杂心情。就在闻一多留学当年的农历11月28日，他在写给父母亲的信中言之急切提前回国的心情时就说：“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侠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他还说，“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我国人者一言难尽”。于是，闻一多不无愤激地说，“我归国后，吾宁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亲善以御日也”。既遭受民族歧视又不甘忍受屈辱因之而表现出强烈的仇恨和反抗心理，这，就是闻一多留学当时所处的“尘境”以及他在这种“尘境”中的真实感情。

既羡慕西方文明的先进艺术，同时又因遭受民族歧视而痛恨西方文明。闻一多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他给清华校友的多次信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我们自不必说《太阳吟》是闻一多在这种“诗境”和“尘境”相交织的情况下创作出来并被公认是闻一多最具特色的爱国思乡诗篇，因为就在这诗作中，作者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借助太阳这一形象在浪漫想象中创造出神奇瑰丽的色彩和宏伟开阔的意境并展开神思，抒尽了留学海外游子思念祖国、思念家乡的真切情感。就单说和《太阳吟》同时创作的《晴朝》，也和《太阳吟》一样，同属爱国的诗篇。只是，《太阳吟》的表达方式是借早上“楼角新升的太阳”所钩起的思绪直接抒发诗人思念祖国的缠绵情怀，而《晴朝》则是诗人借其早上所看到的各种景象，间接而曲折地表达游子思乡的感情。因为《太阳吟》属于直接抒情，所以将感情寄予太阳的诗人把早上的“太阳”景象写得那样辉煌大气；但是属于间接抒情的《晴朝》则不然，诗人闻一多却把本来具有朝气的早上景象写得那样灰暗。如诗中的“晴朝”在作家眼中是“迟笨”的，不仅“比年还现（按即应为“嫌”字，笔者注）长得多”，而且，还“像条懒洋洋的冻蛇”，从诗人的“窗前爬过”。其他意象如“烟云”，“朱楼”，“汽车”，“榆树”等都是死一样的沉寂而绝没有半点生气。这其实并非大自然本身的原因，因为即使再美丽的“晴朝”，对于远隔重洋“独在异乡为异客”更因遭受民族歧视而正在思乡的闻一多来说，都只能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因此，作为“孤雁”的闻一多，其时的表现或感触就只能是“天涯涕泪一身遥”。正所以此，虽然“一切的都向朝日微笑”，然而诗人的“泪珠儿却先滚出来了”；虽然“皎皎的白日”正“将照遍了朱楼底四面”，然而“永远照不进的”，却是“游子底漆黑的心窝坎”。在此，《晴朝》和《太阳吟》的意向和思想感情合而为一，互为表里，互为补充，其本应美丽景象的《晴朝》在诗人笔下所显示的灰暗以及《太阳吟》意象在诗人笔下所显示的辉煌而形成的巨大反差，在表现诗人真切感人爱国情思的同时，其酣畅淋漓而又细腻的抒情，更给读者带来巨大的美感享受。

闻一多留学美国时的爱国诗作，常常表现为对于祖国山水草木和悠久文化热爱的内容。如作者在《秋色》诗之“色彩”的观赏中关于“紫禁城里的宫阙——/黄的琉璃瓦”和“绿的琉璃瓦”以及“楼上起楼，阁外架阁”的描写，还有把洁阁森公园“小鸟唱着银声的歌儿”也当作“是殿角的风铃底共鸣”（闻一多1923年2月2日给梁实秋信要求将“共”字改为“和”字，但出版《红烛》时仍是“共”字），甚至，连“这些树”也都“不是树了”而变为“金碧辉煌的帝京”的想象；另外《忆菊》一诗，作者特别注明“重阳节前一日作”，这是暗借唐代诗人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诗句抒发身在他乡的游子对于祖国山水草木和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于祖国的思念。他将菊花比作“我们祖国之秋底杰作”，又因为是“四千年华宵底名花”，所以，当诗人一想起她，就难免不想起自己的家乡，想起自己的祖国。因此，诗人这才“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当然，《太阳吟》也是借天上太阳的奔波不息抒发旅居海外游子无所依归时对于祖国的思念，尤其借象征中国文化的典故如“六龙骖驾”，象征中国的威严历史如“北京的宫柳”，象征中国的博大如“山川”等，抒发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祖国的自豪感。(www.guayunfan.com)所有这些，就形成闻一多爱国诗的独具特色。

在闻一多诗作中，也有许多表现中国古典文化意象或典故标志的如“红烛”（《红烛〈序诗〉》），“翡翠，蓝珰玉，紫石英”和“盘龙，对凤，天马，芝草，玉莲”（《剑匣》），“太华玉井底神裔”，“雏凤底律吕”，“抱霞搖玉的鲜花”，“千叶宝座上的如来”，“丈余红瓣中的太乙”，“五老峰前的诗人”和“洞庭湖前的骚客”（《红荷之魂》）

以及“嫦娥”（《美与爱》）等；在其所引古典诗句作为题记的诗篇中，除《孤雁篇》所引杜甫之“天涯涕泪一身遥”外，另外还有《红烛〈序诗〉》所引李商隐之“蜡炬成灰泪始干”，《李白之死》所引李白之“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雨夜篇》所引黄庭坚之“千林风雨莺求友”，《青春篇》所引陆游之“柳暗花明又一村”等。所有这些意象所表达出的文化内涵，也构成闻一多诗歌不同于当时其他诗人创作的独特景观。

闻一多诗作所以表现出如此特点，当然源于他对中国悠久古典文化精华的热爱。他在批评郭沫若的《女神》缺乏地方色彩时就说：“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确实如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当时的作家们在反对封建旧文化的同时，有的竟忘记继承中国优秀文化的传统，这就形成被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所认为的“一种欧化的狂癖”。郭沫若就是如此，而且被闻一多在他之这篇文章中批评“《女神》中底西洋的事物名词处处都是，数都不知从那里数起”。虽然郭沫若的诗中并不乏中国名词和意象，但是那意象，闻一多却认为“《凤凰涅槃》底凤凰是天方国底‘菲尼克斯’”却“并非中华的凤凰”。就连郭沫若观画也是“Millet底Shepherdess”（米勒的《牧羊女》，笔者注），赞像也“是Becthoven（贝多芬，笔者注）底像”，而“他所羡慕的工人是炭坑里的工人”却并非闻一多所认为的应该是中国的“人力车夫”。闻一多甚至认为郭沫若即使“听到鸡声”，其也并“不想着笙簧底律吕而想着Orchestra（管弦乐队，笔者注）底音乐”。闻一多还说，即使“地球自转公转”，这在郭沫若看来也“好像一个跳舞着的女郎”，而“太阳又‘同那月桂冠儿一样’”。尤其郭沫若在“心思分驰时，他又‘好像个受着磔刑的耶稣’”，并且，在其胸中的，又“像个黑奴”。

闻一多在此指责郭沫若《女神》中运用诸多的洋名词，其“本意是要指出《女神》底作者对于中国，只看见他的坏处，看不见他的好处”。闻一多在承认郭沫若“并不是不爱中国”的同时，又认为郭沫若太“不爱中国的文化”。他解释说，“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吸引他的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闻一多将他和郭沫若的这种差异，叫做“情绪爱国”和“理智爱国”。因为“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所以，闻一多说“一般所提倡的爱国专有情绪的爱就够了”，因为“没有理智的爱并不足以诟病一个爱国之士”。然而闻一多却说他“现在讨论的另是一个问题，是理智上爱国之文化底问题。（或精辩之，这种不当称爱慕而当称鉴赏）”。这又是因为，闻一多不仅“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而且，他更认为“东方底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还有就是“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从历史的眼光看，虽然闻一多所论证的他和郭沫若对于祖国爱之深和如何爱的不同尤其闻一多关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隔膜的批评也失之客观，然而这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热爱的执著。也许肯定正是这缘故，朱自清从1935年至1947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肯定闻一多“是当时新诗作家中唯一的爱国诗人”。并且“对这批评”，闻一多生前也“觉得很正确”。我们说，这种正确的原因，正是闻一多理智爱国和郭沫若情绪爱国的差异。如果不从这个意义上解释，我们就无法理解郭沫若《炉中煤》的爱国情感。

闻一多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因，源于他“世家望族，书香门第”教养的熏染，再兼之10年清华古典文化的教育，就更使他牢固了挥之不去的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情结。尤其在美国遭受民族歧视所激起的逆反心理，就更使满腔热血的闻一多愈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爱国思乡的诗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下创作出来。当然，这种创作，也是发誓定在诗坛作出成就的闻一多的追求。他在一次给其驷弟的信中就说：“我将乘此多作些爱国思乡的诗，这种作品若处于至性至情，价值甚高，恐怕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情诗又高些”。确实如此，闻一多的思乡诗除此前所论及者外，还有《秋深了》、《秋之末日》和《长城下之哀歌》等。前者借“秋”之逝去春夏的“荣华”所洒下的“黄金雨”表达诗人对“祖国”，对“家庭”，对“母校”以及对“故人”的无尽情思；《秋之末日》则是借对“秋”之萧杀气氛中诸意象的反问，用暗喻的修辞手法象征漂泊海外游子虽“落魄”但却顽强不屈的复杂心理。当然，闻一多的爱国诗并不仅仅简单地表现在对于祖国的思念方面，而是将其思念祖国和其热爱祖国的悠久历史相结合，这也是他之诗歌的一大特色。如果说前两首诗都是靠借景进行抒情，那么，《长城下之哀歌》则是借象征中华民族意识和文化精神之“长城”的衰败，表达闻一多“悲恸已逝的东方文化”情结。在诗中，闻一多将长城作为“五千年文化底纪念碑”和“伟大的民族底伟大的标帜”的同时，又把其称作“是旧中华底墓碑”，就连他自己，也当作“是这幕中的一个孤鬼”。因为，虽然长城“头枕沧海，尾踢昆仑”，然而他“何曾隔阂了匈奴，吐蕃”？并且“又何曾障阻了辽，金，元，满”？虽然中华文明经常败落于“可汗”或“单于”之手，然而闻一多毕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站在历史的高度，认为那“昨日的敌人还是我们的同族”。因此，我们就“何须追忆得昨日的辛酸”！更何况，那“昨日的辛酸怎比得今朝的劫数”？而这“今朝的劫数”，就是那“钢筋铁骨，嚼火漱雾的怪物”即现代交通工具火车“运输着罪孽，散播着战争”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面对着某些国人“抱着金子从矿坑里爬上来，/给吃人的大王们献寿谢恩”的萎靡精神或者说奴颜婢膝，闻一多也像鲁迅那样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进行谴责。尤其想象着在那“铅铁的天空里盘飞”的“大雕”，面对着残酷无情战争中竭泽而渔的经济掠夺，更面对着“中华最末次的灭亡”，闻一多痛不欲生地叫着“鸿荒的远祖——神农，黄帝”和“先秦的圣哲——老聃，宣尼”的名字，还有那屈原，伯牙，荆轲以及“二十四史里一切的英灵”，都“起来呀，起来呀，请都兴起，——”为了不让那“神州成了恶鸟底世界”，诗人即闻一多宁愿把长城去“撞倒”。因为，其认为“这堕落的假中华不是”他“的家”。昔日的荣华和今天的衰败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尤其同长城一起衰落而经不起侵蚀之中国文化的衰败更让极具民族自尊和民族自强的闻一多痛不欲生。因为，当时的闻一多就认为：“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而且，闻一多更认为，“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所以，闻一多认为“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的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这就是他所说的“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之内涵。因为，“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闻一多的这些言辞，固然有着“保守”之嫌，然而他之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民族命运相结合进行考察的方法，尤其让我们从《长城下之哀歌》的悲剧审美价值中，不仅看到一个不屈的心灵在诗中跳动，而且更让我们在那特殊背景中，深刻认识到坚守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民族生存的重要意义。

由于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当然更因对民族歧视的反抗，闻一多诗作的爱国内容还表现为对于殖民剥削者的痛恨方面。同是在美留学时期创作的《洗衣歌》，也是表现他爱国思想的名篇。该诗通过华人终年替人洗衣却备受歧视的悲惨遭遇，不仅表现出华人飘零异国的血泪生活，而且，更通过此表现出闻一多对于民族歧视和殖民剥削的痛恨。在此，诗人不是简单地同情华人洗衣的艰难和遭受的凌辱，而是将自己和洗衣者融为一体，亲身地感受着洗衣者所遭受的凌辱并从中表现出他鲜明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尤其诗人在驳斥“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时将他们的牧师告诉我之“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的反讽，就一把将西方所信奉的最高宗教权威拉到地上，这不啻是给西方文明一记响亮耳光。

如同《洗衣歌》所塑造的那个在复杂情感中的倔犟形象，面对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闻一多又以桀骜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气节，写下了《我是中国人》。他在诗中自豪地宣布：“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底神明血胤”。闻一多不仅没有因为自己是黄种人遭受白眼备受歧视而自卑，相反，却为自己属于被人贱视的“支那人”而骄傲。这还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的祖国不仅有着一种有生俱来的本能感情，而且，更是因为对于祖国尤其对于祖国传统文化有着一种更理性更深挚的热爱。这就如同他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论述自己所以爱国的原因，不仅让人明白他之爱之深，而且，更让人明白他之如何爱之深。因此，他在诗中盛赞中国历史的伟大悠久，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民族精神的不屈不挠，民族性格的不畏强暴还有象征民族最高统治“尧舜的心”之仁慈等……在这里，诗人以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集中国历史所有智慧和荣耀于一体，夸耀于殖民者之前：“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底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底生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为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而自豪和骄傲，这就是闻一多当时所昭示于人的文化态度。当然，正是因为热爱自己祖国文化的原因，闻一多才具有一颗《爱国的心》：“我心头有一幅旌旆，/没有风时自然摇摆；/我这幅抖颤的心旌，/上面有五样的色彩。/这心腹里海棠叶形，/是中华版图底缩本；/谁能偷去伊的版图？/谁能偷得去我的心”？虽然该诗很短只有八句，然而在较短的诗行中，诗人将像海棠叶片似的心脏比喻为祖国的版图，这就又形象地暗喻祖国就在诗人心中。尽管这首诗之“五色旗”的表现带有“国家主义”倾向，然而历史的局限丝毫也不影响该诗的思想内涵和美学价值。相反，正是有了这首诗，正是有了这颗“爱国的心”，就更让我们能够找到他之所有爱国诗的创作基础或者说依据。

由于有着一颗这样“爱国的心”，闻一多面对着帝国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乃至侵略创作出了《醒呀！》和《七子之歌》。《七子之歌》是将在清朝时被诸帝国列强抢夺走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即现在湛江，笔者注）、九龙和旅顺大连等比作离开母亲的7个儿子，表现的是“儿子”控诉被强盗欺侮蹂躏的痛苦。尤其在每“歌”的结尾，作者在诸多“控诉”的铺陈之后，以退后三字错行的特殊形式重复着“母亲！我要回来，母亲”之撕心裂肺地呼喊着要回到母亲怀抱的那种真挚情感更催人泪下。此真乃“读《出师表》不感动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古人言之屡也，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阕复一阕，不知清泪之盈眶。”就连“读《出师表》、《陈情表》时，固未有如是之感动也”。如果认为《七子之歌》的内容仅只控诉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恶以及“儿子”要求回归的强烈愿望，那么，《醒呀！》则表现出遭受这种罪恶侵略饱受摧残蹂躏下“中华民族争自由求独立的迫切呼号的精神”。该诗运用戏剧的表现方式，分别以“众”及汉，满，蒙，回，藏等人民的口吻，对着世界大舞台，发出了觉醒后那种响彻寰宇的狮吼：“醒呀！请扯破了梦魔的网罗。/神州给虎豹豺狼糟蹋了。/醒了罢！醒了罢！威武的神狮！/听我们在五色旗下哀号”。我们说，闻一多的这种因“历年旅外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在当时“五卅”背景下发表并在读者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正应了闻一多之“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的效果。

对于民族英雄的歌颂，也是闻一多“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的原因。就在以上这几首诗歌创作的同时，闻一多还于1925年春创作了长诗《南海之神——中山先生颂》。诗人充分发挥诗歌创作想象的优势并以夸张的手法，极尽铺陈之能事，将孙中山赞誉为“赤县神州”的“圣人”，这个“圣人”就像“洪炉中的一条火龙”一样挥起“第二个盘古底神斧”。就这样，“五千年的金龙宝殿一扫而空一一/前五千年底盘踞地禅让给后五千年了”。“于是中华的圣人”不仅“创作了一个新纪元”，而且，他更“转斡了四万万生灵底命运”！但这首诗的内容并不仅只歌颂孙中山扭转乾坤的伟大，更重要的是诗人写出了“圣人”伟大的源泉或动力即“庄严”来自“巍峨的五岳”，“坚韧”来自“瞿塘滪滟的石壁”，“毅力”来自“奔流万里，百折不回的扬子江”，“度量”来自“浩荡的太平洋”，“洞察的眼光”来自“九天的雷霆”等。总之，是“造物者…把创造的全能交付给他”。虽然孙中山带领人民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圣人”即孙中山这种伟大的源泉或动力，实际上还是来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这样，孙中山“纪元之创造”的功绩也就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这样写作的现实意义，并不仅只表现出孙中山所以伟大，更重要的是，闻一多在那个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环境中创作，尤其在中国当时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状况下的“五卅”后发表，这就和《醒呀！》、《七子之歌》的创作和发表一样，英雄的壮举和功绩就更达到了闻一多之“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的效果。

虽然如此，但闻一多留学出国时和留学归国后对于祖国的感情却不相同。由于闻一多热爱自己的祖国尤其热爱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更兼当时涉世未深的他之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特性，因此当他在异域民族歧视的氛围中亲眼目睹并亲身遭受了民族歧视的屈辱后，游子想“家”的思想便随之产生。只有在这时，未曾深入过社会底层的他才把祖国想象得那样美好。于是，这才出现了诸如《太阳吟》、《忆菊》和《秋色》等诗那种借景抒情并以情染色和以色喻情，将思念一己之家和祖国大家融为一体的创作。他在异国他乡朝思暮想着生他养他的那块热土，于是，便以情诗的形式写出过真挚感人并象征回到祖国怀抱的《我要回来》。而当他真的《回来了》时，“真是说不出的悲喜交集”。因为，诗人“又投入了祖国的慈怀”。其最初看到的，更全是那“船边飞着簸谷似的浪花”和“天上飘来仙鹤般的云彩”等等。虽然这是属于诗人归国之时初得感触的爱之切情感，然而正是因为作者有着这种按捺不住的澎湃激情，才会有他归国之后深入观察并《发现》“这是一沟绝望”《死水》的恨之深情感。“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发现》）因为，处于内忧外患，军阀混战，鬼蜮横行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整个社会就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死水》之诗的深意在于闻一多以其强烈的正义感对于噩梦般的现实进行强烈诅咒并表现出炽热的爱国情感。闻一多太挚爱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所以他认为“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尤其他之“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的愤激之辞，更让我们体会到闻一多那种火山爆发般的爱恨情感。这才使我们如当年的陈梦家先生一样从其《死水》中看出其“火”。正是从这个意义分析，我们认为《死水》属于典型的“诗境”和“尘境”相交织的爱恨结晶。

我们都很清楚的一个情况是，闻一多的热爱祖国和其热爱人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把人民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尤其在他后期，面对着腐朽的国民党政权当道而人民遭殃时，他认为“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因此他说“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正所以此，闻一多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荒村》是用一连串寄情于景的白描式绘画，写当时军阀混战之后数百里“这样一个桃源，瞧不见一个人烟”的现实，从而表现军阀战争带给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罪过》通过写某老汉一大早进城卖水果被摔跤撒了一地的故事，表现当时社会的残酷无情。该诗的深意并非简单写老汉摔一跤后爬起来在哆嗦中“拾起来又掉了，/满地是白杏红樱桃”的惨状，而是表现他在摔一跤后，“回头一家人怎么吃饭”的结局。更何况，通过老汉的自责，又使我们想象到老汉家中养活着一个长期卧病在床抑或残疾，甚至是因挑担买卖摔伤致残的儿子。现实如此的不公，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天安门》通过写一位洋车夫向一位坐车“先生”诉说夜晚天安门拉车“遇鬼”的故事，从而表现出当时的天安门就是军阀杀害学生的屠场。虽然洋车夫并不明白“学生们”“有的喝，有的吃”并且“还开会”的深意何在，但他却深知“赶明日北京满城都是鬼”的更加恐怖。正是从洋车夫的这句话中，让我们体味到当时撒向遍地的都是冤。和前者《罪过》主人公一味自责但却不明“穷”之原因，《天安门》主人公“事理”不辨却又迷信不同，《飞毛腿》的主人公虽然穷得所穿破棉袄都可能是其老婆的，然而他却不仅把车灯擦得“够亮”，而且还经常吹箫，问“天为什么是蓝的”以及“曹操有多少人马”？就是这个感情丰富且年轻力壮的人力车夫，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作者在诗的结尾作了交代：“嗐！那天河里漂着飞毛腿的尸首……”，因为，“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在此，虽然作者没有交代“飞毛腿”老婆的死因，然而通过诗人前面的铺垫，我们就可知道他们二人的死，亦如老舍笔下的“祥子”，郁达夫笔下的“人力车夫”，都是在那个教人生存不得的社会给逼死。

如果认为这几首诗表现的都是单纯的“尘境”，那么，《春光》则实实在在表现的是“诗境”和“尘境”的交织。这是因为，作者在该诗前八句即第一段把个春光里的景色描写得那样美好：在天竹“静得像入定了的一般”时，“珊瑚”在“那天竹上密叶遮不住的”地方，“麻雀”“在朝暾里运气”，“春光从一张张的绿叶上爬过”。不仅“蓦地一道阳光晃过我的眼前”，使“我眼睛里飞出了万支的金箭”，而且，那耳边还“谣传着翅膀的摩声”，更使人“仿佛有一群天使在空中逻巡……”的感觉。这美妙的“诗境”简直能把读者带入那天堂般的世界。然而，正当我们读诗迷醉于这梦画般的境界时，突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其后两行也是该诗的最后一段即：“忽地深巷里迸出了一声清籁：/‘可怜可怜我这瞎子，老爷太太！’”在这似乎凝固了的云蒸霞蔚的明媚春光以及明媚春光中的万般和平景象中，突然爆出“瞎子”那出人意料但却石破天惊的“清籁”。我们说，在此头重脚轻的结构中，诗人构思的深意即刻就从这“诗景”和“尘境”的巨大审美反差中表现出来。于是，这首包括此前诸诗，就形象而又完整地将当时人民的疾苦，民族的灾难和社会的黑暗表现出来。只是需要说明的是，《春光》之“诗境”和“尘境”的交织，和此前所分析的思乡之诗创作背景的差异表现为，前者是闻一多在“诗境”的追求中被迫掉入到“尘境”中，他是欲进入“诗境”但又不能进入“诗境”中，最终进入“诗境”后抒发的是一己痛苦并以之表现爱恨。而《春光》的创作则不然，虽然闻一多当时也是在“诗境”即极端唯美主义追求的大背景下进行创作，但他那时却是自觉地将“诗境”即诗意和“尘境”即现实的表现相结合，从而表现他关心人民疾苦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闻一多创作的这种进步表现为，除了表现自己的爱恨外，更有对于当时黑暗社会的谴责。

闻一多所以如此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人民，我们可在他《一个观念》中，找到更为明确的我们此前分析过的答案，这就是那“五千多年的记忆”的文化如同“一道金光”和“一股火”之“绚缦的长虹”和“横暴的威灵”将诗人“降服”。正是这原因，为了“抱得紧”“那样美丽”且“那样的横蛮”被征服了的“你”，闻一多才为自己的祖国《祈祷》：“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这，就是闻一多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正是有着这颗赤诚的心，所以闻一多面对着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和饿殍遍地的局面，虽然“受哺的小儿唼呷在母亲的怀里”，并且“鼾声报道”着她“大儿康健的消息”，但是她在这“静夜”里还是忍不住“心跳”。（《心跳》）因为，诗人早已《发现》他之留学美国归来时“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遇到的却“是噩梦挂着悬崖”，更“那知道是一场空喜”。于是，诗人“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并且“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但却“总问不出消息”。尽管诗人呼喊着“呕出一颗心来”，但还是没有任何效果。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极具良知的知识分子，闻一多发出了“谁稀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的叫声。因为，在他的心理世界中，“还有更辽阔的边境”。这就是，闻一多更为关心的是诗中所描写的“四邻的呻吟”，“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和其他“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就在面对“一阵炮声”和“死神在咆哮”禁不住“心跳”的情况下，闻一多喊出了“几千年没有说破”的《一句话》之“咱们的中国”。在封建社会里，“莫谈国事”成为大多数人绝对遵奉的信条。当然，面对着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也不乏登高而呼，揭竿而起的抗暴起义英雄。因此，闻一多才说“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并且“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虽然“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然而，谁都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正是在人民的心中人人都有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所以就有可能“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我们说，《一句话》这首诗的关键词即核心就是“咱们的中国”。闻一多在此向人昭示的，这个“中国”，就是“咱们的”。因此，这个昭示所蕴含的丰富潜台词就更令我们深思。当分析至此，就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闻一多此时已经脱离了《死水》诗创作那种无可奈何的愤激情绪，因此就可认为他也已由单纯的愤激情绪转向较为理性的理想境界。这就是，他盼望着有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咱们的中国”！虽然当时的社会距离这个真正属于人民之“咱们的中国”实现的道路还很远，但是“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闻一多在诗中又说，“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你可“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这就说明，当时的闻一多对于真正属于人民的“咱们的中国”确实具有坚定的信念。虽然，这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咱们的中国”究竟什么状况，闻一多还非常模糊。但是我们从此却可看出，闻一多此时已经由原来的爱文化之国转变为爱现实的理想之国。而且这种信念，愈到后来，也就表现得愈明显，甚至由书斋而走向十字街头转变为民主“斗士”。

“文学是生命底表现，便是形而上的诗也不外此例”。这是闻一多在其前期诗论《泰果尔批评》中认为“泰果尔底文艺底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把握到现实”时所说。又因为“普遍性是文学底要质而生活中的经验是最普遍的东西，所以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生命底基石上”。因此，闻一多就总是用诗（也可以说是他当时的一个工具）去传达自己对于人生的体验。尤其面对着北洋军阀残酷镇压学生的“三·一八”流血事件，闻一多的满腔爱国激情确实流在笔尖并且流在了纸上。这就是他不仅写出记述以上文字的《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这篇文艺时评，而且，他还与此同时，写出鼓舞人们斗志和必胜信念的《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这最末的哀痛请也不要吝惜，（这一阵可磔碎了你们的心！）但是这哀痛的波动却没有完，他要在四万万颗心上永远翻腾”。虽然闻一多在此所问“哀痛”“磔碎”的可是“你们的心”，其实“哀痛”“磔碎”的却正是他的心。

我们当然知道，前期的闻一多属于极端唯美主义追求的诗人。而极端唯美主义追求的最大特点，就是现在所谓的“纯诗”表现。闻一多当时就是欲钻进真正的“诗境”，“径直要领袖一种”极端唯美主义的“文学潮流或派别”。因此，他在《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中就说“读诗底目的在求得审美的快感”，所以“鉴赏艺术非和现实界隔开不可”。他更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他“的诗若能有所补益于人类，那是”他“无心的动作”。因为他说其所“主张的是纯艺术的艺术”。他在批评俞平伯的《冬夜》之“情感也不挚”时就认为作者“太忘不掉这人间世”。虽然如此，但由于文学是人学的缘故，又因为闻一多具有爱国的思想、高尚的人格、正义的行为和纯粹的良心等，闻一多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从“诗境”掉进“尘境”中去。于是，作为性情中人的闻一多，在“诗境”和“尘境”的交织中，这就犹如“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然而“这留声机片子”至情至性的创作，就使虽然始终没有放弃过极端唯美主义追求的前期闻一多终究不能成为极端的唯美诗人。相反，他因不仅热爱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祖国和在苦难大地上挣扎而生存的勤劳善良人民，而且，还对祖国的未来产生了美好的憧憬。也许，正是这原因，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朱自清先生不止一次所说的闻一多是抗战前几乎唯一爱国诗人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