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比较研究

关于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比较研究

□　田文军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以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杜亚泉主编《东方》杂志，写成《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为标志，中国学术界关于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乃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异同优劣的论争即长期延续，声息不断。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国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昂首踏上中国人一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文化复兴之路，人们展望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愿景，仍在议论东西文化短长，解析中国文化乃至于整个东方民族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比较，视角虽然多集中于具体的文化层面，有关文化比较的研究成果也多限于具体的文化领域;但是，随着人们对中国文化乃至于整个东方文化兴趣的增加，东方文化研究的对象、范围、理论框架、方法原则之类的问题已开始逐步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如何研探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乃至于人类文化的历史?如何理解和传承历史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乃至于整个人类文化的价值?人们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思考正在不断深化。本文记下的即是笔者从方法学的层面对于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一些思考。

东方文化的普遍与特殊

从方法学的层面来看，思考东方文化，对于东方与东方文化均需作一些具体的辨析。一般说来，东方首先应当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这种作为地域的东方相对于作为地域的西方而言。但是，人类对于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接近其真实的发展过程，这使得人们的东西方观念不仅存在差异，而且其形成也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即曾经将南海东部及其附近的海岛称为“东洋”，在汉文佛典中，则把在地理位置上本应属于东方的南亚次大陆地区以及我国现在的新疆地区称为西域或西方。在西方历史上，人们的东西方观念同样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古代腓基尼人、希腊人、罗马人的东西方观念即有所不同。可以说，就地理区位而言，历史上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的东西方观念都有其片面或说都有其与实际不相符合的认识成分。以今天的地理知识来区隔东方西方，东方的地理区位应当是指今天世界上的亚洲、以及非洲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因此，所谓的东方文化也只能是指在这一地域范围之内的国家、民族所创造和拥有的文化。

在这样的视域中，东方文化实际上首先应当是人们依地理区位所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当然，现代人们对于东方文化意蕴的理解远不止于地理区位，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地理区位，而是愈来愈丰富了。依照当今人们的文化观念，东方文化不仅同东方的地理区位关联，同时也需兼顾东方国家、民族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和特征。这种意蕴上的东方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包含多种层次和丰富内容的文化集合体。当我们认同和肯定东方文化为一种层次内容丰富的文化集合，在探讨这种文化自身的属性时，即必须肯定这种文化的普遍与特殊。因为，肯定和解析东方文化的普遍与特殊，对于我们研究考察东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方法学意义。

对于东方文化的普遍与特殊，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考察与辨析。首先，我们可以从东方文化与作为总体性的人类文化的关系这种层面上理解东方文化的普遍与特殊。人类文化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滔滔长河，这条长河是汇聚众流，容纳百川的结果。因此，形成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中的文化，毫无例外地都应当是构成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正是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的存在，才汇成了人类的文化长河。离开了具体民族、地域的文化，无所谓人类文化。反之，任何具体民族、地域的文化都只能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并不能等同于作为总体性的人类文化。东方文化就其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言，与人类其他地域的文化不无共性。但是，正因其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相较于人类其他文化，东方文化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当我们论及人类文化时，不宜忽略文化的广狭之别。一般说来，广义的文化都具有总合的性质，都包含政治、经济以及狭义的文化等不同层面。我们了解东方文化的特殊性时，也应当注意到其所包含的政治、经济、狭义的文化等具体层面的特殊。从政治的层面来看，东方文化大都属于第三世界。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利用强权迫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东方的国家和民族饱受过西方列强的欺压与蹂躏。直到今天，西方强权从政治上奴役东方国家、民族的状况，尚未从根本上完全得到改变。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东方文化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与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较大差距。在狭义的文化层面，则可以从东方文化的致思特色、价值取向等方面来考察、理解东方文化的特殊。

其次，我们可以就东方文化自身理解其普遍与特殊。如前所述，东方文化作为生活在世界东方地区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本身即是多元的集合。当我们将东方文化与人类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时，东方文化表现在政治、经济以及狭义的文化方面的特征构成其特殊性。而当我们就东方文化自身而言其普遍与特殊的时候，东方文化在政治、经济、狭义的文化层面所展现的共同特质，则又可以理解为东方文化的共性。当然，东方文化作为一种集合体，自身也可以进行多层面的考察与分析。就自然地理情况来看，东方文化既包含内陆文化，草原文化，又包含大河文化，海洋文化。从文化的形成与传播的角度来看，东方文化则包含汉文文化、梵文文化、阿拉伯文文化、希伯来文文化等。这些具体的文化类型或说文化形态，不论内容还是思想路数又都各具特色，这些特色所展现的则是东方文化蕴含的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的特殊性。

再次，我们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东方文化的普遍与特殊。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历史链条，这种历史链条是由许多具体的历史发展环节所构成的。依照这种观念，我们可以把东方文化看作一种完整的历史的文化形态，从完整性和历史性的角度来把握东方文化的普遍性特征。同时，我们通过对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环节的具体考察，又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东方文化的个性与特质。在这样的考察中，我们不仅会发现古代东方文化中，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文化，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印度河、恒河流域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源头，看到中世纪的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灿烂辉煌，同时也可以看到东方文化在近代发展的曲折与坎坷，迟缓与滞后。

当然，考察东方文化的普遍与特殊，远不止以上所论及的视角与途径。我们简略地阐释几种对于东方文化普遍与特殊的具体理解，意在强调理解东方文化的普遍与特殊，对于我们考察东方文化所具有的方法学意义。因为，文化的发展总是具体的特殊的文化的发展，离开具体的特殊的文化，实际上无所谓文化的发展。但是，文化发展的内容又常常是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或者说是在特殊的具体的文化中吸纳普遍，体现普遍。因此，我们只有正确地理解东方文化的普遍与特殊，从特殊中看到普遍，才有可能从总体上深入考察东方文化的历史与现状，鉴别东方文化的传统与价值，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同一与差别，思考东方文化的传承与改造。同时，我们也只有理解东方文化的普遍与特殊，才能在普遍中肯定特殊，具体梳理东方各民族以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增进东方文化内部之间乃至整个人类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相互取长补短，探寻和确立东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前途。

东方文化的传统与价值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说过:在哲学里“我们必须感谢过去的传统，这传统犹如赫尔德所说，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依照黑格尔这种说法，传统既是一种文化创获的历史传承，又是一种现实的文化生命;这样的文化传统本身既是多元的集合体，又是迁徙流变中的沉积物。文化的价值是在人们对文化传统的理解、弘扬与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都是通过文化的普遍与特殊来体现的。东方文化作为整体，有其普遍也有其特殊，这种普遍与特殊实际上也展现着东方文化自身的传统与价值。由于解释东方文化的普遍与特殊可以是多途径的，这使得人们对于东方文化的传统与价值的解释也多有不同。但不论解释的途径如何多样，有一种视角是可以同一的，即将东方文化与人类其他文化加以比较。宋代思想家张载在《正蒙》一书中说过:“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神、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一种事物只有通过“同异”“终始”的比较，才能够与他事物区别开来，并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对东方文化也应如此。将东方文化纳入比较的视野，是我们深入地理解其传统，发现其价值的重要途径。

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对于东方文化的传统与价值确可作出一些归纳和总结。在中国学术界，论及东方文化的总体性特征时，有学者从宗教性、哲学性、群体性、农业型、内部互动性和政治性诸层面解析东方文化特征。也有学者专从哲学的层面考察东方文化特征，将东方文化特征具体概括为文化类型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人生关怀，非理性主义倾向等。也有学者将东方文化类型的稳定性与延续性特征，表述为“类型保持性”。

东方文化的“类型保持性”特征尤其值得关注。如前所述，东方文化是生活在世界东方地区的不同民族所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本身即是一种多元的集合体，在这种集合体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十分频繁。但是，长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未影响其文化类型自身的传承。这一点同西方文化似不完全相同。西方文化同出一源者也比较注意相互之间的扬弃与自身的更新。东方文化则相反，一种文化类型一经形成，在其发展中虽然也会出现不同的门户与派系，但其基本类型则会长期繁衍，保持一种延续性与稳定性。以中国文化为例。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之学延续数千年之久，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影响。儒学与道家学说在历史发展中虽然也曾出现过分化变异的情况，形成过不同的理论派别。但儒、道二家基本的学术观念及其致思趋向、价值追求仍为不同的理论派别所共同服膺与遵循。

印度文化同样如此。印度文化的衍生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自于印度民族对自己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吠陀的解释。印度历史上出现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重要文献，实际上都是与人们对吠陀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是在印度文化繁衍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类型。佛教文化在印度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之后已经消亡。但佛教所沿袭与展现的印度文化传统并没有消失。因为，佛教文化所主张的苦行、禁欲、果报、轮回之类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奥义书一类印度历史文献中所蕴涵的基本观念。

伊斯兰文化同样如此。伊斯兰文化不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都可以说派别繁多。但伊斯兰文化中任何派别的形成，实际上都离不开对《古兰经》的解释，伊斯兰文化中的各种派别，不论在学理方面还是在思想方式方面存在多少差异，实际上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传承和弘扬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基本传统。

与东方文化的这种类别延续性传统相比较，西方文化发展情况则有所不同。在历史的变迁中，文化古今断裂的情况要远远多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总体上大都是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古今贯通的。在近代史上，东方文化的发展历经艰难曲折。但东方的国家民族仍能在艰难中奋起，东方文化也能够在曲折中生存繁衍。这种状况应该与东方文化的类型稳定性传统不无关系。东方民族在当今世界的迅速崛起，东方文化在现实中的蓬勃发展，则更现实地体现了东方文化的这种类型稳定性传统的价值。

关注人文是东方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就普遍的人类文化而言，东西方文化都包含人文的内容与价值。西方文化也十分关注人自身的生存与生活的意义。但作为高层面西方文化的西方哲学在知识论与逻辑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要远胜于东方哲学。知识论与逻辑理论的发展曾极大地促进西方科学的发展。东方哲学虽也曾注意知识、逻辑领域中的问题，但其理论成就(特别是在近现代)则要逊于西方。这种状况曾严重影响东方科学的发展。在知识论和逻辑领域中的落后，乃至由此而导致的近代科学文化的落后，同东方文化关注人自身，重视终极关怀，注意对人行为规范的探讨不无联系。因此，可以说关注人与人生构成了东方文化的又一个重要传统。留意人与人生，侧重于人文关怀，这种传统曾使得“梵我同一”、“轮回解脱”之类关涉人生的问题成为印度哲学长期探讨的重要课题，人们坚信作为神和宇宙灵魂的“梵”，同我或说个体的灵魂融为一体，实现个人及其灵魂解脱，才会获得幸福。伊斯兰文化强调对真主的信仰，追求人生永远的幸福;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注重哲理与伦理的渗透融通，同样体现着东方文化关注人文的传统。这种传统使东方民族在关注外部世界，以求自身生存发展的同时，尤为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注重对人自身是什么、有什么的追寻与探求，注重在对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样活着的思考中去理解和确定人生的价值。尽管东方文化中有关人与人生问题的理论可以区划出许多不同的派别，但总体上趋同的人文传统使得东方民族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均有别于西方民族。应当肯定，东方民族有关人与人生的理论对于人类文化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因为，在作为总体性的人类文化中，唯有东西方民族有关人与人生理论的相互补充，才能够使人类有关自身价值的理论更趋完善，更加丰富多彩，才能够为人类自身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指明现实道路。

东方文化的传统，并不限于文化类型的延续性以及人文关怀这样的层面，探讨东方文化传统与价值问题，也不限于这样的视角。我们在这里对东方文化的传统与价值以及两者的区别与关联作一些粗线条的论述，目的仍在于强调思考这类问题应当注意到思想方法，引发人们在研探东方文化时对于方法问题的深入思考。因为，这样的思考会有助于我们在有关东方文化的研究工作中，更好地把握思想的进路与取向，获取研究工作的最佳成果。

东方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人类文化是人类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创造积累而成的。因此，任何文化的创新与发展都离不开已有的文化成果，离不开文化自身的历史传承。东方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怎么样理解东方文化的现实发展，如何评断东方文化的历史传承，思考这一类问题对于我们从事东方文化研究同样具有方法学方面的意义。

思考东方文化的发展，首先应当正确地评断、估价东方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在这种评断与估价中，一方面要看到现实的东方文化的发展，实即是历史的东方文化的延续，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延续并非简单的沿袭，而是包含着文化传统自身的转化与创新。要实现文化传统的转化与创新，不仅需要文化主体在文化的创造活动中肯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也需要文化主体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作出合于实际的评断，只有以这样的评断为前提，才谈得上对文化传统的选择与弘扬。

东方文化具有多方面的传统，对于东方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本身即需要具体辨析。学术界论及东方文化传统，常常强调东方文化在人文方面的传统与价值，将崇尚价值理性视为东方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如前所述，关注人文，的确是东方文化的一大传统，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这样一种文化现实，即当人类的生活有待于人类自己所创造的文化规范和指导时，在人们的生活行为中，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应当是统一的。东方民族关注人文，并不意味着东方民族完全忽略科学;历史上的东方文化，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曾有领先于西方文化的领域。在古代印度哲学中，正理派的逻辑理论，胜论派的范畴论，相较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并不逊色多少;在中国历史上，后期墨家在逻辑理论、范畴理论方面也曾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自近代以来，东方文化在科学技术方面确实落后于西方。但是，肯定东方民族自近代以来在科技文化方面落后，并非肯定东方民族自近代以来完全没有科学。人类历史步入近代以后，东方民族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这种原因需要我们去深入地探究，具体地总结。

同时，我们也应当肯定文化传统的价值既有正面的成分也有负面的成分，即使是对于东方文化所包含的人文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我们也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今天，人类已经步入新的世纪。生活在新世纪的人们，正面临新的生存考验。人们在思考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时，常常将问题的根源归之于科技理性，归之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同时，又认定东方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在解决这类问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因为:中国的儒学主张“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看重价值理性。实际上，在人们这种观念中，不无对于东方文化传统价值的误析与误解。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很难说即具备人们所期待的这种价值。要解决人类生存、发展之类的问题，仅仅依持人文的传统是远远不够的，着眼于科学技术的运用与发展仍应是主要的手段与途径。在当今世界上，东方(个别国家除外)仍然是生存、发展问题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具备深厚人文传统的东方国家，面临严重的生存发展形势，问题在哪里?主要根源恐怕仍在于科学技术的原始，仍在于经济建设的落后。东方民族解决生存、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发展科学技术，还在于发展社会经济。

当然，我们主张对东方的人文传统采取分析的态度，并非要否定这种文化传统的实有价值。事实上弘扬这样的文化传统，对于人类解决自身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大有帮助的。我们强调对东方的人文传统采取分析的态度，在文化的传承中注意对传统的选择，目的仍然在于强调探讨研究东方文化的方法学问题。因为，思考东方文化的现实发展，只有将事实的问题置于事实的领域，将价值的问题置于价值的领域，而不是将二者等同起来，混为一谈，才有可能使我们对东方文化传统的解析接近真实，使我们对东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理解合于实际。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东方文化乃至于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今天的世界还有扩展之势。毫无疑问，我们研究东方文化，思考东方文化的历史传承，当然也包含对中国文化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终极目标也在于加速中国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从方法学的层面思考东方文化研究，也会有利于我们正确地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正确地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换言之，只有确立强烈的方法意识，我们在思考自己的民族文化建设时，才能够避免虚骄与盲目，增加理性与自信，促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建设健康地向前发展，使中华民族早日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指出:传统的精神科学面临着真理与方法的两难选择，方法与真理不能一致，对于真理来说，方法总是不到家，对于方法来说，真理又总是处于迷雾之中。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必然导致历史领域里真理的被遮蔽状态，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彻底摧毁传统方法论的城堡，寻找真理与方法的一致和融合。在东方文化的研究中，寻求真理与方法的一致，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或者说关于东方文化研究的方法学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对于这一课题的探讨，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东方文化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也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关系到我们对民族文化建设方向道路的思考与选择。限于篇幅与学识，本文提出的问题只涉及这一课题的一些基本层面，对这些问题的诠释也十分粗浅，不当之处难免，恳望方家指正。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认识，对于东方文化乃至于整个人类文化的认识，也如同黑格尔所说的对于真理的科学认识过程一样，将是“一条极其艰难的道路”。有助于我们走向坦途和目的地的唯有正确的认识方法与研究方法。但愿学界同仁在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对文化问题研究的同时，能够自觉地意识到方法的重要，引发自己对文化研究方法的深入思考，以成熟的先进的文化研究方法，获取成熟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成果，才能够真正促进我们民族的文化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