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与徽商比较研究

浙商与徽商比较研究
A Study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rader
Groups of Zhejiang and Huizhou

李好好　马　婷

Haohao Li Ting Ma

摘　要　浙商是浙江经济近年来崛起的主要动力，由于地理、人文和历史环境的影响，使其形成与其他地方商人有较大区别的价值观念。表现在：商本位价值观念浸透浙商心灵；官本位观念淡泊但关心政治；农本位观念相当淡薄；受到文本位观念的深刻影响。而曾经叱咤商界三百余年的徽商所源起与铸就的“新安文化”^[1]虽折射出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历史光芒，但徽商受到官本位观念和文本位观念的深刻影响，最终走向衰败。本文从文化价值观念的角度对浙商和徽商进行对比分析，探究了近年来浙江与安徽经济不同表现的原因。

关键词　浙商，徽商，文化观念

Abstract Trader group of Zhejiang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province’s economic rise in recent years．Because of geographical factor，cultural factor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they formed very different cultural ideas from other trader groups．Business-based values saturated their souls；they are indifferent to official-based values but aware of politics；they have rather weak agriculture-based values while deeply affected by culture-based values．However，trader group of Huizhou，once-powerful business group for nearly 400years，who had originated with the cast of the“Xin’an culture”were brought to the light of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ercial civilization．Trader group of Huizhou，who had been influenced profoundly by official-based values and culture-based values，eventually fell．This thesis is trying to analysi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er group of Zhejiang and trader group of Huizhou．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as，we explored the reasons for their different economic performances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Trader Group of Zhejiang，Trader Group of Huizhou，Cultural Ideas

一、引　　言

近年来，省际对比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热点，其中，浙江与安徽的对比更是引起人们的兴趣（表1）。

表1　2005年安徽省和浙江省各项经济指标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安徽省和浙江省政府公布的统计资料整理计算。

近十多年浙江经济发展成就令人瞩目，其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2005年，浙江的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的排名不断前移。全省生产总值从第12位升至第4位，已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从第13位升至第4位，2005年达到27 552元（超过3 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仅次于沪、京、津三个直辖市，名列全国各省和自治区第一；财政总收入从第14位跃升到第5位，2005年达到2 115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 067亿元；对外贸易总额由第13位升至第5位，2005年达到1 074亿美元。2005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 29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 660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是安徽的两倍。

相比之下，当今安徽经济之落后令皖人感慨唏嘘。其经济总量居全国后列，200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高于贵州、甘肃和云南，相当于上海的1／6，不到浙江的1／3，仅及河南的3／4。安徽，成了贫困的代名词，成为名副其实的离富裕最远的贫困省。

历史上的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兴起于明朝中期，清末走向衰败。徽商鼎盛的清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即达四五千万两白银，几乎可抵当时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清代扬州的八大总商，徽人就占其四。时人对徽商有这样的评价：“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在当今中国，浙商是最具活力最会赚钱的群体。他们以地缘、亲缘、人缘为基础，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四千精神”^[2]为支柱，以商会行业管理为支撑，以诚信笃实为准则，且多具有务实、灵活、创新的经营头脑，深谙“义利并重、工商皆本”之理，善抓机遇、敢打敢拼、洞悉市场、坚忍不拔，成为中国商人第一军团，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浙商有56人，占总数的1／7，若算上浙籍商人，还要多出不少。相比之下，安徽入榜仅2人。浙商的厉害，主要还不是叱咤风云的名商巨贾，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在浙江，平均不到26个人就有1个老板，其中温州、台州等地平均4个家庭就有1家投资办企业。近几年，浙江个体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实现工业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出口创汇额和上市公司户数等6项指标已连续8年居全国之冠。

在同样的制度变迁背景下，浙江与安徽的经济发展之间为什么存在这么明显的差异，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利用东方管理学的思想，通过历史上徽商与当今浙商的对比，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希望从文化价值观念的角度对此作出解释。

二、浙商与徽商产生环境比较分析

（一）浙商产生的环境分析

从农业角度看，浙江条件并不算好。水资源虽较充沛，但耕地资源却相当贫乏。浙江陆地面积仅占全国的1．0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3．61%，人多地少的矛盾严重。浙江境内多山地丘陵，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55亩，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

从工业角度看，浙江也没有优势。矿产资源十分贫乏，浙江45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仅为55．7亿元，人均128元，仅占全国比重为0．09%。改革开放前，浙江原来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前哨，国家没有在浙江投资建设大型工业，改革开放以后，也仅投资建设了镇海石化和北仑港。多年来，浙江未得到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也无大量外资进入。

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是促使浙商形成的客观原因，而浙江人及时调整文化价值观念和经营理念的思想则对浙商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在改革之初很快实现了人力资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形成了人力资本转换的先发优势。通过率先推进民营化改革，明晰产权关系，浙江形成了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依靠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商品和要素市场，浙江形成了竞争性市场关系，使资源配置方式转向市场化。这种发达的民营经济和有效率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促进了浙江全民自主创新和浙商的形成。

浙商外出创业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主要从事修鞋、弹棉花、鸡毛换糖等走街串巷、提篮小卖式的小商小贩活动，做的是“别人不愿做的事”，以此完成原始积累。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浙江商人在外开始小型集聚，陆续创办了类似“浙江村”、“温州村”、“义乌路”、“台州街”等有特色的市场，开始在服装、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行业进行贸易，做的是“别人不敢做的事”。第三阶段是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以及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合作与交流的战略决策，浙江一大批商人带着资本、品牌、理念进行大规模投资，从商贸流通、商品生产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跨越，不时显露出运筹帷幄、大进大出、气吞山河的惊人才干，做的是“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

（二）徽商产生的环境分析

徽州多山，“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山水虽好，却不利民生。就农业而言，徽州风景优美的山水却成了“穷山恶水”，人地矛盾突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徽州此时已不能养活因社会稳定而日益增多的人口。于是经商向外发展就成了徽州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选择。正如万历《歙志·货殖》所说：“吾邑之人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与徽州相隔不远的建业（今南京），是东晋、齐、梁、陈的建都之地，大批北方居民寄寓建业，周边的吴郡、会稽、宣城、东阳、余杭等地也都渐渐成为新兴城市，这些城市分布在徽州周围地区，为徽商萌芽提供了重要的孕育条件。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粮食、棉花、茶叶等农副产品大量投入市场，成为商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后期，徽商队伍迅速壮大。渗入各行各业，并开设钱庄、典当铺、茶馆、酒楼等。

可以看出，无论是浙江，还是徽州，居民仅靠传统农业，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外出经商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由此，浙商和徽商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中产生了。

三、浙商崛起和徽商形成及衰落的人文因素

苏东水教授在其名著《东方管理学》中把支配和影响中国历代创业者的价值观念归结为4种：官本位观念、文本位观念、商本位观念以及农本位观念^[3]。

（一）浙江人和徽州人的农本位观念比其他地区淡泊得多

至少从18世纪后期起，浙江的人地矛盾已十分突出，百姓仅靠农业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外出经商成为浙江各地居民必要的谋生手段^[4]。改革开放以来，仅温州的泰顺、永嘉、文成地处偏远山区三县，常年在外从事经商活动的农民就有20万之多，还有不少人飘洋过海到国外从事各类商业活动。浙江全省常年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农民至少在120万以上。成千上万的农民供销员和各类小生意人是浙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浙江商贸兴省经济形成的原因。

徽州在这方面与浙江相似。“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一丢”。明清时期，徽州“商贾四出”^[5]，他们奔走各地，从事商品长途贩运贸易。靠贩卖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鼎盛时期的徽商，以“无徽不成商”闻名天下。

（二）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创业者相比，浙商的官本位观念淡泊得多

在其他地方，许多创业者往往具有比较浓厚的官场情结。他们热衷于官商合作，希望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借助于官的权势，谋求发展，并走上“商而优则仕”的道路。浙商对当官却并不那么热衷。20世纪40年代，曾有人这样描述浙江人的观念：和宁波人谈升官发财，他们总是很不以为然，说“要发财，做生意，做官不是生意经”。

但浙商也并非对政治漠不关心。相反，近代浙商在商也“言政”，他们有敏锐的政治头脑，时刻把握政治脉搏和动向，并力图通过参与政治或其他努力，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改善自己的外部经营环境。清末浙商支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江浙财阀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都是典型案例。改革开放后新一代浙商继承了前辈“关心政治”的传统，他们稳健谨慎，很少有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出问题的。在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时，浙商注意与政府修好，但又保持适当距离。浙商大都注意研究领会党和政府的方针与政策，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来贯彻，注重实效。

当今国内不少地方企业界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在统计中掺水吹牛，夸大业绩，企图以此在媒体上哗众取宠，或获得上级的青睐和提拔。但浙商在总体上一般保持低调。他们不喜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也不希望被记者采访，更不希望被媒体广泛宣传。浙商出于保持低调和利益上的考虑，一般宁可少报销售额、利润，也不多报。另一方面，浙江的各级政府部门信奉“藏富于民”的思想，在很多情况下也默许，甚至支持浙商的这种做法。

（三）与浙商相比，徽商具有十分浓重的官本位情结

徽商“贾而好儒”。为了更好地生存，他们中不少人是“弃儒从贾”的，“从贾”之前，就熟读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虽置身阛阓之中，仍诗书相伴，孜孜不倦。徽商虽追逐“厚利”，但更念念不忘“名高”。认为“富不敌权，权可致富”，信奉“官商结合，朝中有人好办事”。他们的价值取向是读书仕进，热衷于延师课子，向往子弟通过仕进之路而“名高不朽”。徽商逢迎、依附、仰攀封建政治势力，或直接捐官，其目的在于寻求政治保护伞，获得垄断经营的特权，提高声望，“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典型例子。

“贾而好儒”的官本位情结虽在一定时期里帮助了徽商的发展，但又加强了徽商的封建性和对封建制度的依附性。官场消费是徽州盐商利润消费的重要方面。“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陵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之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两”^[6]。由此得知，正常情景，官场交易费（输帑与无妄之费）占利润的44%^[7]。而随之引起的奢靡之风也是十分惊人的。徽商商业利润用于“肥家润身”的部分，占其利润总额的50%以上。徽商在官场及其相关方面耗资数额巨大，阻碍了徽商的扩大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徽商始终未能挣脱封建传统思想的羁绊，难以萌发新的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封建的市场缺乏由竞争推动资本循环和激励企业经营的根本动力，封建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浮躁奢靡之风也影响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徽商的官本位观念导致了寻租行为，使交易成本增高，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历史上，徽商在经营活动中，一直存在着官商勾结的现象。徽商在清道光中叶后走向衰落，固然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但其作为封建统治的附庸，必然要随着所依附的封建制度的衰落而彻底衰落。只有少数徽商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发展了商业资本，一直活跃到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前。到今天，官本位观念带来的后果仍然很严重，以王怀忠为代表的“阜阳腐败群案”就是典型案例。

由此可见，“官本位”观念淡泊，但又“关心政治”，在商也言政，是浙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特征，也是其能在当今中国迅速崛起的因素之一。浓重的“官本位”观念在历史上帮助了徽商崛起，但消极影响是徽商在安徽现代经济发展中，因僵化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失去创业精神，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寻租现象严重，难以重现辉煌。这两大商帮文化价值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在对待对外开放的态度方面，徽商是撤离和拒绝，而浙商是买办和学习；在对待时局变化的态度方面，徽商是拒绝改革，而浙商是与时俱进。正是这种差别导致徽商的衰败和浙商的发展，并影响浙江与安徽今天的经济发展轨迹。

（四）文本位^[8]观念对浙商和徽商的影响

（1）文本位观念对浙商的影响。浙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尊师重教的传统根深蒂固，并深深地影响着浙商。受文本位观念的影响，浙商在支持教育文化事业方面，出手大方。万松书院曾是明清时期杭城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文人汇集之地，与当时的崇文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并称为杭城“四大书院”。作为资源小省，浙江商人对信息资源、文化资源的重视，不仅给浙江企业和经济带来深层次的改变，还影响到文化思想、价值观以及精神领域。

宗族文化对浙商影响深远，表现为浙商的乡党观念极为强烈，老一代浙商的同乡会馆，新一代浙商在各地营建的“浙江商会”为浙商企业创办和发展筹措资金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当年老一辈浙商的大企业，如龙章造纸厂、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宁绍轮船公司、中央信托公司、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世界书局、美亚织绸厂等，在创业资本筹措和增资扩股时，都是在家族同乡中完成的。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浙商在创业和扩张时，通过家族同乡筹措资本，仍然是重要的途径。宗族文化为浙商创业、融资、招收员工、抵御风险等方面带来许多便利。但随之而来的“任人唯亲”等又影响了不少浙商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做强做大。不过，老一辈浙商通过姻亲或儿女婚嫁等手段，将一些关键技术和管理人才引入家族圈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的矛盾，这种做法也被新一代浙商借用。浙商在“人为为人”方面的特征，反映了东方管理文化的作用。

（2）文本位观念对徽商的影响。徽州文本位观念最重要的体现就在于“贾而好儒”。徽商建书院、办族学，在输金资助教育上同样不吝啬，造就了徽州的“儒学兴盛”。乾隆年间，徽商对徽州最大书院“紫阳书院”先后捐银2．62万两，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盐商所捐。有的家族甚至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子弟，无力从师者，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世遵行。在父兄的殷殷期望和全力督促下，徽商子弟在科场中大显身手。仅以徽商中的两淮盐商为例，据嘉庆《两淮盐法志》中的《科第表》所列，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嘉庆十年（1805年）这160年间，两淮徽商子弟登科者即有256人，其中进士85人，举人116人，贡生55人。这个数字是在两淮的山西和陕西商人所无法比拟的。儒学对徽商从事商业经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形成“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为特征的商业道德，促进了徽商的生意兴隆和发财致富。

宗族文化对徽商的影响重大。在徽州，几乎没有宗族械斗的记录。宗族间竞争表现为文化的竞争。徽商利用宗族势力，获得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同时，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联结宗族势力，组成徽州商帮。徽商致富后，往往不惜斥巨资建祠堂、修族谱，致力于宗族文化的建设。徽商的兴起得力于宗族势力，徽商在商业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更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他们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投靠封建政权、建立徽商会馆。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人力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的势力历久不衰。

可见，文本位观念对浙商和徽商都有深远的影响。在肯定文本位观念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负面影响。特别是宗族文化使“任人唯亲”凌驾于“任人唯贤”之上，既不适应现代民主观念的要求，又影响家族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做强做大。

（五）商本位观念深深渗透浙商的心灵

浙江人历史上就重视商业，有强烈的经商意识。浙江人素有的工商传统以及浙江历史文化精神中浓郁的商业气息和求利唯实主义倾向，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重要的无形的非制度资源，它内含于人的行为规范、道德理念、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中，通过对人们经济行为的规约激励调整，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本位观念使浓烈草根性的浙商尽管在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方面似乎远逊于大型国企和外企，但却比国企、外企同行有活力，其“落后”、“低级”的企业组织形式效率还很高。东方管理思想认为^[9]，中国传统文化和创业者个人素质对创业者的“人为为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业者事业的成败。浙商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论断。

商本位观念在浙商经营管理活动中的体现^[10]：（1）做精做透所从事的产业。浙商从不在乎别人讥讽自己从事的行业层次低，生产的商品微不足道，不盲目追求时髦，进入资金和技术密集的行业，始终以长远的眼光，坚守“小商品，大市场”的理念，坚持走专业化之路，把自己熟悉并从事的主业向纵深发展，做精做透。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义乌人不因利小而不为，把每支利润只有8毫的饮料吸管照样做成每年上亿利润的大生意。

（2）善于选择与自己最匹配的经营管理模式。许多浙商没有、或至少在创业初期并没有学过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他们虽讷于言，但敏于行，通过观察别人的成败经验，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管理，逐步选择和形成看起来不那么有理论，也不现代化，但却与自己最匹配的经营管理模式。目前，在浙江已经出现由极具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与之关联的若干行业组成的上下游协作配套的一个个特色产业区域，这些区域内部是条状的产业协作链，外部则表现为块状的产业群，大小企业在这样的产业区域里和谐共生，共享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形成良性的经济生态平衡。正是依靠这样的特色产业区域，每个浙商企业的规模尽管不大，却也能在整体上形成规模经济。

（3）“当得老板，睡得地板”的创业精神。浙商不怕吃苦，创业初期也不以所从事被许多人看不起的劳动为耻，而是磨炼自己，积累经验和资金，为以后的创业打下了精神和物质的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直到今天还保持了当年创业时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习惯。

浙商的创业精神还表现在赢得起。浙江人当老板的意识极强，今天为你打工，明天就想争取入股，后天可能成为你的竞争者。他们不愿让资金闲置，在赚钱机遇面前敢于果断决策，只要看准的项目，一个晚上就能聚集到千万元。但是，浙商在经营管理中通常相当稳健，甚至保守。国有企业里那种资金打了水漂，却轻飘飘地说成是“付学费”的败家子，在浙商身上是不会发生的。

浙商的创业精神更表现在输得起。商场如战场，决策失误，经营失败是难免的。有不少企业家赢得起，但输不起，因亏损破产而一蹶不振，甚至自杀身亡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许多浙商却能坦然面对失败，积蓄力量，甚至重新再当打工仔，卷土重来。

（4）凝聚家族同乡，营造血缘地缘环境补充。前已述及的“同乡会”、“浙江商会”就是其表现形式。由于寓雇佣关系于家族同乡关系之中，员工对家族和故乡的忠诚转化为对企业的忠诚，易于保持良好的劳资关系，雇员相对稳定并同心协力渡困难、谋发展。特别是在企业面临困境时，可以同舟共济，集中家族力量摆脱危机。

（六）徽商在其儒贾观的指导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营之道

融合程朱理学和本地山越文化形成的“新安文化”在敢于冒险犯难^[11]，勇于开拓进取的同时，又讲求商业道德，争取广大顾客。徽商本质上是儒商，其经营策略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以德治商”，对此徽商有自觉和内在的理解和把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崇尚信义，诚信服人。徽商将信誉看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认为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2）薄利竞争，甘当廉贾。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不能因一时贪图小利或敲诈顾客，而却毁坏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3）宁可失利，不愿失义。“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12]。他们认为：“货之精粗实告经纪，……售卖若昧而不言，希图侥幸，恐自误”。（4）注重质量，提高信誉。徽商有很好的品牌意识，注重这种无形资产的建立，涌现出一批“老字号”。

“以德治商”的徽商还注重把握市场信息，采取灵活的经营策略：（1）采取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主要类型有：自由资本和借贷资本相结合、独资和合资相结合、委托和非委托经营相结合等。（2）多样化的组合投资方式以规避风险。如盐业与粮食业的兼营；粮食业与布业的兼营；以及典业中的兼营现象等。

同时，徽商广结各方良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构建起具有极强凝聚力的商帮网络结构，是徽商得以迅速扩张并在明代中期后成为宇内第一商帮的秘诀之一。地缘纽带，尤其是宗族血缘纽带的存在，使徽商的商帮网络组织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伸张力更强，也更具凝聚力、活力和外向拓展力。而且，徽商“贾而好儒”，尊重文人，雅好艺事，既为自身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扩大了社会影响，又为商帮的持续拓展消融了阻力，开辟了道路。徽商与社会名流的广泛接触和唱和活动，既提高了徽商的社会地位，又营造了一种极利于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和风气^[13]。

徽商还善于用人尽才，建立和谐的内部环境。在徽州，买卖关系上重视的是契约文书，而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更多的是强调宗法关系，属软控制^[14]；在传统社会里，“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15]。移居各地的徽商都重视尊祖敬宗的仪式，以求实现“收族”的目的，从而强化从商族人间的合作与诚信，营造良好氛围，使人才各尽其用。

徽商也热心公益事业，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在中国历史上唯有徽商对社会公益事业关心之至，并蔚成风气，代代相传。他们建祠堂，修坟墓，广置族田、义田，救济本族或家乡穷人。嘉庆十年（1806）夏，洪泽盛涨，徽商鲍漱芳疏浚芒稻河，捐银六万两；助浚沙河闸，再捐银五千两。嘉庆皇帝深嘉其行，于十九年五月御题“乐善好施”匾额，并在其故乡建坊旌表^[16]。

徽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是与现代社会的商品竞争意识对立的，这也是他们最终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儒家把“义”和“不义”作为衡量人们日常经济行为及其所得经济利益是否正当合理的基本道德准则，义利观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义”“利”关系，是处理好道德规范和经济行为关系的根本。儒家尚义贱利，提倡“先义而后利”，主张“义以生利”，这使在礼义规范限定内的经济行为具有道德合理性，而逾越礼义限定去追求财利便是“不义”的经济行为，所得的财便是不义之财。儒家劝勉人们在利与义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时应以义为重，即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者也”。可以说，重义轻利是儒家确立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之总纲。重公益而抑私利、重利他而抑利己、重礼让而抑侵争、重均平而抑分化。徽商以其好施不倦将这一道德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徽商的经营之道和商业道德，无不受到儒家义利观的支配，徽商崇尚儒家义利观，主要表现在经商是为了义，而不是为了利；注重商业道德，主张义中取利，因义而用财。这种义利观，提高了徽商的信誉，有利于竞争；巩固了商帮的团结，有利于发展；促进了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结合。但这种义利观不利于徽商的资本积累及其向产业投资。同时，也使得徽商始终处于封建政治势力的附庸，而不能演变为独立的政治力量^[17]。最终不能达到质的飞跃，而被时代所湮灭。徽商的衰落也对今人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好好．浙商研究［J］．当代财经，2003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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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廷元．论徽州商人的义利观．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17］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注释】

[1]新安文化是内涵极为丰富的独特的区域性文化，主要由理学、宗族文化和商人文化构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本”与“用”的关系。理学为“本”，宗族文化和商人文化为“用”．

[2]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

[3]苏东水．东方管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M］．上海三联书店，2000．

[5]《肇城志·东南十一·徽州府》．

[6]宋应星佚著四种之一：《野议·盐政议》［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7]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62页．

[8]含义：人要通过读书成为知书达理的君子，并通过“立德”、“立功”和“立言”的方式实现读书扬名．

[9]苏东水．东方管理［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第623—628页．

[10]李好好．浙商研究［J］．当代财经，2003年特刊．

[11]吴静，顾青．由徽商看当今安徽经济［J］．当代财经，2004年特刊．

[12]《五杂俎》卷4．

[13]汪雷．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原因探析［J］．学术月刊，2001，6．

[14]这是徽商与其他商帮的不同之处，如晋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注重的是契约关系．

[15]嘉庆《黟县塞》卷三《风俗》．

[16]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黄山书社，1985．

[17]王廷元．《论徽州商人的义利观》．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