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灾难与东方文化的生态价值

向：21世纪是一个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着经济转型、时代转轨、生活转化、社会转变而处于全面的变动不居的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机遇、困境和困扰。世界正从工业文明时代步入后工业文明时代，东方和西方都正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时代悖论：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空前发展，高度发达，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范围日益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的生活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另一方面，进入消费社会的人类世界的高度发展繁荣对自然资源的攫取近乎失控，人类向自然发起全面进攻，征服自然，导致自然生态的失衡，而失衡的自然生态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报复人类。同时，科技也带来了能毁灭人类自身的战争机器 ——核武器。科技理性失控后，人类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全面异化，人类被自己制造出来的产品控制和摆布，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传统，都已失去了天然的联系。人类正在失去自由，遗失历史，迷失自身。作为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转型与变革。在这种转型与变革中，我们既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阵痛，又要有效规避与应对后现代主义时代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日益暴露出来的严重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美丽中国，成为当前最为严峻的现实之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表述，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人类与自然相处的历史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天人合一”、“天人和谐”、“道法自然”等思想的时代性阐释，更是针对我们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提出的紧迫课题。这样的生态文明建设必然是把人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之上”，也是“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是两者统一。“美丽中国”可以说既是一个美学表述，也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表述，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从多个层面深入阐述和理解什么是“美丽中国”，将有助于我们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准确理解和把握。

在我们面临的时代转型中，有一个我们不能不、不得不面对的外部现实：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时代是当前时代的最大变数。全球化既来自于外部的变化、介入、强加，也来自于每个人、每个社会、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参与、迎合、融入，乃至共建、共处、共生。当下的全球化是由一系列全球共在组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通互联、互通有无；你来我往，彼此相依；同生共死，唇亡齿寒；知己知彼，他者互看。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种文化，都与地球上其他个体、民族、社会、国家、文化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共同处于地球村这个整体性的生态链之中。

首先交通运输全球网络体系的联通和网络联通联网，共同构成了物质传输传递全球化和信息传递传播全球化。这种输送与传递的全球化正在日益加速发展之中。其次是政治与经济的全球化，即政治的国际化，体现为联合国的作用日益重要，洲际性国际组织作用日益活跃和突显，地区性跨国性交往日益频繁，以及金融、人权、反恐、贸易、粮农、卫生等国际组织、专业性合作空前活跃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国际性的同步、共识、行动之中。经济一体化、协同化、标准化、规范化也日甚一日。经济之间各国的互相依赖程度正在深化与强化。加勒比海的蝴蝶扇动翅膀引来欧洲或东方刮起超强风暴已经不再是传说和神话；小小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会引来全球的经济恐慌和金融风暴。自给自足的桃花源世界已经从这个世界彻底地消失殆尽。再次是人类的眼球放大而地球变小。地球成了人类的地球村。它不仅在时间、速度的加速运动中使空间缩小、距离缩短，更重要的是地球村概念的被认同是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同一地球、同一家园。地球的环境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自然生态。

生态是一个系统。生态保护不可能只是局部的、个别的、独善其身的。生态保护是全人类的世界观、生存观，生态理念、生态行动、生态文明是全球化的最新理念和最重要观念、理性之一。没有生态保护，就没有人类的未来。最后是人类的全球化事件或事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意识到人类是共生共存共在共亡的。此类事件最引人瞩目的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人类战争（自相残杀）恐惧和反战反思。战争的世界性规模令人惊诧不已，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有力的武器是核武器 ——原子弹。这种曾经制止过人类战争的武器，如今成为人类未来的现实威胁。因为它足以毁灭我们现存人类和我们的地球。核恐惧和核威胁，已经不是个别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它成为全球的命运主宰。核武器如今已经真正成为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可以随时牵动全体人类的神经。能够让人们意识到全球化和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还有人类的太空探索。在太空 ——地球外的宇宙空间，人类放置了若干系统卫星并形成多体系的全球定位系统和设置。地球之外的卫星实施对地球的全方位覆盖和全球实时扫描、跟踪、定位，这是“全球化”最为实用和个体化、个性化体验的方式。空间实验站、火星探索、登月计划、太空遨游、星际远航等等空间科学实验与发展，则让人类成为一个共同体，地球成为一个“定位”和“立场”，浩瀚的太空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的共在和地球在太空中的存在。

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作为一个生态整体的地球村中的成员，每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蝴蝶效应并不是神话，而是现实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种种可能性的表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随着现代性的一路高歌猛进，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伴随着它的副产品 ——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正当现代性处于无可置疑的王者地位之时，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被思想家们发掘出来，这就是生态文化思潮。生态文化思潮反思现代性的各类弊端，强调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密切联系。在共同的现代性危机和生态危机面前，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观，用以观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应该不拘一格，选取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和价值层面的文化，共同创建全球性的生态文明。中国思想文化每每被西方乃至国人误读，世界似乎总是乐于谈论中国成为未来世界霸主的可能性。但实际上，西方人从古至今，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对大自然采取征服的态度，人与人之间则形成了一种个体竞争、群体斗争、国家战争的“三争文化”思维模式。西方的“三争”文明认为：人与人之争是竞争，群体之间是斗争，国际之间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谁发动的？是以现代性为代表的西方发动的。这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落后挨打，淘汰出局，弱肉强食 ——今天东方已经在西方推行的“丛林法则”中学会了这一点。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导致战争不断，世界不得安宁，这无疑是西方“三争文明”对全世界推行的结果。这种向外的、竞争式的文化发展到极致，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和核武器的使用。所以，当年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西方人大为不理解，因为他们的“竞争性文化心理结构”使其对东方“和谐文化”漠视和不以为然。

自近现代以来，我们国运衰退，落后挨打，对于本国文化的自信不断下降，一直处于西方现代性的笼罩之下。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我们引进西方文明，唯西方马首是瞻。西方的“三争文明”被引进中国，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出现了社会、自然、他者和自我的冲突：和社会的冲突导致了社会不公，和自然的冲突导致了生态失衡，与他者的冲突导致了“他者就是狼”的逻辑，实在触目惊心。

但是，当代西方文化也面临着巨大的困惑。其困惑在于，这种商业文化、海洋文化、竞争文化、斗争文化遭遇到很大的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人类危机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经济过热与人口增长如果不加以有效遏制，地球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食物不足而在一百年内毁灭。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球为之震惊。其后世界各国通过裁军、放慢经济发展、控制人口增长、注重资源利用、保护环境，企图避免或者推迟人类毁灭的命运。但不堪重负的地球和人类成长极限的濒危状态并未缓解，而且有日益恶化的症候。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纪录片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触目惊心的叙述画面中，展示了人类在现代性浪潮中遭到空前危机：生态危机，瘟疫层出，温室效应，南北极正在融化，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沿海地区淹没，文明最终在人类无止境的现实竞争和消耗资源中正走向自我毁灭。

事实上，人对外界空间的无尽征服，使人变得越来越渺小。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环境在恶化，在百年左右海平面将升高而使沿海城市淹没，而南极冰层的最终消融，其破坏一方面将使冰川下深冻的数百万年前仍然存活的瘟疫病菌随洋流传播，人类对这种病菌没有任何免疫力；另一方面，南北极的冰层融化后，海平面将升高70米，这意味着沿海国家的日本将沉海，威尼斯将在海底，世界很多海边城市都将被淹，人类上万年的富饶的平川都将沉在海底。如果扩大城市和过度消费自然资源，增加温室效应，未来世界将并不美妙。因此，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东西方所共同来思考的未来，也是在东西方对话中生出新世界蓝图的未来。

但今天的学者诗人似乎少有思想家灵魂的痛苦，自然科学中心主义将人文科学的人文关怀边缘化。没有了人文价值的持守，人类的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就会加剧。

其实，西方人在现代性的弊端中已经认识到“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种种危害，已经开始自我反思并迷途知返 ——标举“生态文化”。面对现实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生态文化应运而生。生态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其思想渊源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858年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阐释了自己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他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反对喧嚣的城市，而赞美树林和溪流的自然世界。今天，生态精神在这个时代日益重要，成为超越现代性弊端的重要方向，这意味着在现代性弊端的清理中，西方哲人们开始重视人性的深度拓展和文化精神的提升，并坚信生态学的自然环境出现了问题必须修正。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出现了一个新动向 ——拆除大坝。

1987年，美国与巴西签订了一个协议，叫作全球反大坝运动，虽然修建大坝是一个人定胜天的了不起的工程。我们可以到美国的一些高200米的大坝上往下鸟瞰，简直是了不得。就是想往下跳，也要跳半天才能跳下去。但是人们后来发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母亲河上，都建有不下100座的大坝。中国只有雅鲁藏布江和怒江没有大坝，其他的所有河流，尤其是长江、黄河上的大坝更多 ——据统计，目前世界15米以上的大坝有50000多座，其中中国有22000多座，占44%，是世界上建坝最多的国家。在中东的两河流域也有很多大坝。本来两河的泛滥就会带来很多的沙、土等，两岸生态很平衡，而现在鱼儿要回到上游去产卵孕育却被几百个大坝无情挡住了！现在的反大坝运动，我认为这是一个福音。人们认识到，科技，它并不是一切。1994年，美国开垦部宣布：“美国的水库时代已经结束了。”1997年3月，来自全球反水坝运动的民众齐集巴西的库里蒂巴城，发起巴西反大型水坝行动并发表库里蒂巴宣言，标志着全球人民反水坝、支持保护河流生态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行动的一个里程碑。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1998年到2001年对全球200多个大型电站做的调查，总结出一些负面影响：全球水坝造成了4000万—8000万移民，使当地社区相对贫困化，大坝造成生态系统的消失，而且使当地土著文化消失。2003年10月，美国开始拆除缅因州贝诺布斯考特河上的两座大坝，从而为大西洋的野生大麻哈鱼回归，为淡水鱼、昆虫、鸟类和其他生物重新回到水的自然流动和循环中迁徙、产卵、筑巢创造条件。工业化的大坝使两岸上下游人民流离失所，生态遭到很大的破坏。美国人意识到构筑大坝并不是人类的福音，所以开始拆除大坝。据资料记载，美国已拆除了500多座水坝。可以说从建坝到拆坝，人类遭受到第二次自然的报复，开始意识到应该悬崖勒马。

咱们北京每年都要受到沙尘暴的冲击。那遮天蔽日的黄沙，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据说是内蒙古造成了北京市的沙尘暴，并使沙漠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只有70多公里远，也就是说，若按目前的推进速度，再过不到20载，北京就将变成一片令人难以想象的漫漫黄沙了！对此，有两种声音，一种主张中国迁都，迁往河北，另一种主张内蒙古治沙。于是，在数年前，北京拨了50亿人民币给内蒙古 ——你把沙给我治住。我去过内蒙古多次，听那里高层人士说，一定要用这50亿把沙治住。怎么治呢？他们准备全部买成抽水机和大水管子，从天津塘沽抽取海水以便把内蒙古变成一片片盐碱湖，那时虽然没有沙了，但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动人景色，也将随之而消逝了，那么大的草原将变成一片片盐碱，多么可怕呀！所幸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后来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与抨击，并没有真正发生，出此下策者便没能得逞。所以，科技对生态的影响，对草原、部落的吞噬是存在的，这是现代化的代价。我们在做什么事时不计代价确实是不行的。

只有意识到现代性的危害，由穷奢极欲回到尊敬山体，敬畏水脉，爱护地球，和谐公平，这样人类未来才有美好的可能。今天，在全球语境中探讨人在环境危机中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何以可能达到和谐的问题，不仅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成了问题，而且表明“精神生态”、“文化生态”也成了问题。

“生态”一词本身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倾向性和实践意味，它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含义更为深厚。生态哲学把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西方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将自然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人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努力把生态精神培育为一种通向全新文明前景的思维方式、价值基础、精神信仰和文化观念。总之，今天的生态文化运动已经变成了一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人文思考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相结合、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与对一种更加健康完善的新文明的建设性思考并重的文化运动。

在我看来，人文生态问题是一种跨学科的人类与自然的命运考辨，是人类从反思自然生态后进而反思文化生态开始的艰辛历程。西方人在现代性问题上意识到不能再盲人瞎马了，反身而诚开始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这意味着被现代性所打压的传统艺术应该重新得以评估和阐释其人类心灵价值。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真正的文化生态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冷战、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让人性更具有生命的绿色！

与西方相比较，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是“三和文明” ——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可喜的是，在当代深生态学的视野和精神生态的视野的双重观照下，古代东方文化的精神生态价值越来越显示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的思维模式，独特的“三和”文明观和生态文明观将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日益彰显其对未来的人文价值与生态意义。因此，发出中国的声音，促进“三和文明”与“三争文明”的互动，推动中国的“三和文明”和西方的“三争文明”形成互补关系，必将有助于世界整体文化的和谐发展。

近几十年来，西方开始模仿东方传统生活形态，西方人对东方精神的吐纳，导致近年来欧洲出现了“极简单生活主义”、“慢生活主义”，而且大有风靡世界之势。1986年意大利作家卡罗·皮逊尼发起并带动了一股全球性的“慢生活”浪潮。1999年，第一届“慢城市国际大会”在意大利奥维托召开。“慢城市”有更多的空间和绿地供人们休闲娱乐，生活速度放慢，在意大利就有30多个小城加入了“慢城市”的行列。近年来，美国的“慢学校”开始出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马丁·路德·金学校就是代表。在这所学校没有拼命的竞争，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和所谓的竞争机制，授课时间和课程的安排都按照学生的需要来设置。据报道，在慢城市里，有更多的空间供人们散步，有更多的绿地供人们休闲娱乐。政府拿出资金补贴那些生产和销售地方美食的农庄、特色餐馆和商店。人们以时速20公里的速度驾驶汽车并绝不鸣笛。慢城市的标准有：慢城市的人口总数应该不超过5万人；慢城市必须在所有的公共设施和尽可能多的私人设施上张贴“蜗牛”标识，以直观形式主义倡导“慢生活”理念；慢城市必须限制汽车的使用，汽车在城市街道行驶速度不得超过20公里每小时；慢城市必须有一个噪声管理系统，广告牌和霓虹灯要尽可能地少；慢城市必须有一套环保的城市污水生态处理系统；慢城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保证城市的个性，特别是保护具有地区象征性意义的产品；慢城市必须定期接受“慢城市国际协会”的检查，以保证上述指标被严格执行……于是，人们慢慢地运动，慢慢地呼吸，慢慢地吃东西，慢慢地聆听，慢条斯理地工作，温婉地交际，怡然自得，慢慢地享受生活，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人们认识到，人陷入了一种贪婪“加法”的恶性循环，越干越多，越多越干，节奏越来越快，人生越来越忙，生命力越来越弱，时间越来越少。于是，西方人向东方学习，开始做“生命减法” ——老子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人们感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简单 ——而事实上生活原本就是如此简单！面对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生态主义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简单生活方式和简单消费方式。今天的生态文化使东方文化又一次对西方前沿文化产生了影响，这一生态话语流动和互动互用，实在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福音。

向：你刚刚提到西方开始流行的“极简单生活主义”、“慢生活主义”，不由让我想起了孔子的“吾与点也”，《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记载，孔子让门下弟子各述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说的都是经世纬国的雄图大业，只有曾晳悠然描述了一幅慢生活主义式的春风沂水图之后，“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所向往的理想境界，正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经典图式的文人化表述。早在《诗经》时代，《诗经》的整理者孔子就形成了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就是人与自然（天）的统一的思想，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交融的、相关的、一体的。子曰：“天何言哉！四时生焉，百物生焉，天可言哉！”“巍巍乎，唯天为大”，“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以，孔子的思想也包括了“不违农时”，按四时节气的自然规律安排农业生产的生态智慧，所谓“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也就是天文与人文的统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到处都有保护自然、爱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老子、孔子、易经、儒学、禅宗、道家等思想中充满了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发展最高境界的描述，也早为世界知悉。许许多多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是以文人雅士所代表的士大夫文化对天人合一境界的推崇，另一方面，在民间文化与生活习俗中，也处处体现了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之情。中国民间文化的环境性和地理性表现在：一个地域的民间文化是完全融于当地自然的山山水水之中的。民间文化的思维发源是万物有灵观，在神话、传说、故事、信仰、谚语中，山、石、水、木、林、鸟、兽、虫、鱼、花、果、雷、云、雨、雹、风、旱、雪、霜等都被人格化、拟人化，它们成了此时此地人们的生活对象和生活内容。山川不同、气候相异、风物有别，这就最直接地成就了一方水土，一方人文。环境不同造就了风俗各异，千般地理孕育了万种风情。你看民居，不仅居住环境要追求山环水绕的好环境、好风水，就是民居样式，也是由于各地不同的材质、气候，才有了西北的窑洞、南方的干栏、草原的篷帐、西南的碉房、平原的木结构、山区的石板房等等。民间手工艺也堪为生态艺术，它们取材于人们身边随处可得的石、木、泥、土、竹、布、麻、草、绳、皮、藤、贝、壳、棕，自然天成，巧夺天工。至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西南少数民族普遍将村寨附近的山林、水塘等视为神山、神水，严禁砍伐与污染；苗族禁杀青蛙，忌捕燕子，打鱼不得超过三网，杜绝砍伐独枝香椿，不得砍伐樟、椿、枫等古树；蒙古族狩猎禁杀怀胎、带仔的母兽及幼兽，打猎忌讳“断群”，即猎取10头以上兽群，必须放生若干；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狩猎民族，猎杀熊类，必须先行祭祀；草原、森林、江河、湖泊尧山石、峻岭等普遍受到祭祀，各处均流传有美丽动人的风物传说，强化对它们的情感。

可以说，世界上四大古代文明衰亡后的唯一幸存者为什么是中国，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敬畏天道、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必然联系。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一直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无节制地开发、攫取自然资源。虽然一度导致中国古代的自然科技落后于西方，但中华文明的命脉却得以五千年长存。历史上很多古老文明的消亡，最根本的原因是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人类毁灭性破坏。中华文明是产生于前工业时代的文明样式，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在西方现代性的观照下，在社会进化论者那里，前现代的农耕文明成为一种落后的文明。但今天西方开始流行的“慢生活主义”，很有点老庄的绝圣弃智的意味，重新复归自然，在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达到人类精神世界的宁静平和。可见，农耕文明绝不是过时的、可以弃之不要的旧物件，它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在今天，农耕文明也仍然是城市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后花园或山水田园风景。农耕文明是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及其时代的有机组成，是我们今天的生态景观、生态智慧、生态世界。德国哲学家莫尔特曼说：“以前的文明绝不是‘原始社会’，更不是‘欠发达社会’。它们是极其复杂的均衡系统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均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均衡以及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均衡。”

由西方开始兴起的生态思潮，实际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影响，很多西方生态理论的倡导者和践行者都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奇怪的是，今天我们自己反而要经由西方的肯定之后，重新来认识和发现我们本土文化的精华，岂不怪哉！

王：与现代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完全不同，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关系。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晚年要关注老子《道德经》中的中国思想？为何罗兰·巴特要纵论日本的俳句、书法和天皇在东京中心虚位问题？为什么德里达要到中国大谈“宽恕”问题和中国文化现象？为什么晚年的萨义德在病榻上对更远的东方的中国如此神往？是什么使他们对东方发生了兴趣？除了东方经济的重新崛起以外，当然是文化“差异性”。差异性文化使得西方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全新关注。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活生生的东西加以重新体认，以求能纠正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狂。

西方的现代性，其实是一种非持续发展。所谓现代性，这个词就是非持续发展，就是竭泽而渔。在自然科学中，在强调现代性的生产者和生产关系的时候，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效率。效率虽然提高了，但却带来了环境污染，带来了人性的和道德方向的灾难，甚至一家欢喜万家愁！但必须得进入这个过程。所以，现代西方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现代人对大历史中的东西方也许不了解，许多人眼光也就是两百年的尺度，因此出现了对东方的精神潜力盲视的现象。东方世界近几百年的沉默，并不代表过去几千年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东方世界始终在默默地给西方以精神的馈赠。三大超验信仰体系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所以诞生于东方大地，绝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以及一系列伟大山脉的崛起，标志着人类垂直向度的经验被东方的自然地理规定了。世界上没有一条河流，从海拔7000米发源一直流到海平面，这种充满坠落感和力度感的奔腾穿越，对心灵的震撼极大。

我曾经去欧洲和非洲做文化考察，感受很深。欧洲正在逐渐僵化中丧失自己的传统，而非洲在现代性感召中正在丢掉她的传统，除了非洲乌木木雕，除了独有的抽象化绘画，除了乞力马扎罗的雪，那些富有特色的非洲文化正在西方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丰富性凋敝的开始。人类的政治制度、人权准则、金融体系、科技发展都会全球化，这是人类共同进步的基本保证。但文化形态、审美感性、艺术精神、宗教信仰必须保持各自的身份特色，丢掉这一点，人类的精神生态文化就会出现重大断裂和本体错位。

中国文化应该在新世纪有大的作为。中国文化要在整体创新中崛起，花大力气整合知识精英文化资本和民间文化资本，把各个思想文化艺术领域的大师整合起来，有目的向海外推出，使得中国成为国际社会重视的“文化大国”。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我坚持认为，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方西方互补并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因此，东方，尤其是被西方称为“远东”的中国，如果继续沉默、失落、被误读、被妖魔化，将使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出现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