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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说明了什么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正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一是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50%以上。信息产业已成为目前的主导产业。法人股份资本所有制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私人企业遭到严重破坏,私人资本无力恢复生产。

一、资本主义再认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他们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也明确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然而,160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而且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正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相反,一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并不理想,有的甚至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蓬勃发展;二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到底说明了什么。

(一)当代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现在全世界50多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中,西方发达国家占3/4,其中美国近1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弱。除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给发达国家带来范围较大、时间较长的经济危机外,二战后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危机,表现为经济增长缓慢。过去那种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使社会生产倒退若干年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基本上没有出现。可以借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发达国家“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科技革命的推动

当代发达国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首先是科技革命的推动。科学技术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总称。它是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飞跃,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一定时期的量的积累的必然结果。科学革命是指科学基本原理的重大发现和新的科学理论的建立。它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极大提高。技术革命是指生产技术上的重大变革,它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极大提高。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相继经历的几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都是由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方兴未艾。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生产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工具的发展,实现了从机械化到自动化的转变。其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劳动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对象一般分为两类:一种是自然资源;一种是经过劳动加工过的原材料。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后一种劳动对象越来越多,人工合成材料不断出现。劳动对象的变化对于提高产品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三,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劳动者的素质大大提高。生产的自动化、科学化要求劳动者具备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高科技要求高素质的劳动者。一般说来,现代企业的劳动者都受过专业知识的培训。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受高等教育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其四,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大大提高。管理也是生产力。现代企业可以通过电视监控、电话、网络传输等手段对本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管理;也可以了解国内外信息,对市场作出科学预测,等等。这样,企业的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工业部门逐渐萎缩,新兴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美国的微电子工业以及与其相关的信息行业增长率远远超过其他产业的增长率。二是三大产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与此同时,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还使某些传统的产业得到改造,获得了新的生命,如汽车工业、农业、畜牧业等。目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50%以上。信息产业已成为目前的主导产业。

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劳动者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下降,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上升。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逐渐消失。

2.生产关系的调整

当代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生产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多方面的。

(1)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普遍实行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大体说来,有如下五种所有制形式。

第一,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是当代发达国家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就其直接形式来看,经历了私人资本所有制(个人或家庭所有)、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以若干个个人或家庭联合所有)和法人股份资本所有制(机构法人在股份公司中占支配地位)三种主要的存在形式。法人股份资本所有制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发达国家较为普遍的所有制形式是法人股份资本所有制形式。在法人股份资本所有制形式下,雇佣劳动者可以向企业提合理化建议(如日本),可以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如美国的职工持股计划),可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如德国的参与制)。这种所有制形式使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有所缓和。

第二,国家所有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国家所有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国家所有制企业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建立的:一是资本主义国有化,即用国有资本收购私人企业。这在欧洲国家比较普遍。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私人企业遭到严重破坏,私人资本无力恢复生产。为了使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欧洲国家大多采取了国有化的措施。1946年,英国政府首先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1947年1月1日,英国颁布《煤矿国有法》,将煤矿收归国家;此后,又对煤气、钢铁、运输、电力、民航等部门实行国有化,形成了第一次国有化浪潮。1974年,英国又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浪潮。这次国有化不再限于传统的公用事业和个别的工业部门,而是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基础工业,如汽车制造业、造船业、飞机制造业以及石油工业等部门。法国的国有化情况与英国大体相似。所不同的是,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在进行私有化改革时,法国的国有化仍在进行。欧洲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德国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掀起过国有化浪潮。二是从国家预算中拨款新建国有企业。这类企业主要是私人资本无力承担或不愿投资的高科技企业、基础工业以及某些服务行业,如金融、交通、科研中心、宇航、原子能等。美国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国家投资占50%以上。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意义的行业,如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航空、电讯、邮政、造船等部门中,国有企业占有相当的比重。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挽救了一批重要的基础行业,振兴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增强了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家所有制是国有垄断资本的重要形式。国有垄断资本的增值途径是曲折的:为私人垄断资本创造资本运营的良好外部条件,然后通过财政手段从私人资本那里分割利润。一部分财政收入的资本化,是国有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途径。

第三,合作社所有制。合作社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的一种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的制度或组织形式。合作社运动在英、法、德等国产生后,逐渐向欧洲其他国家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合作社运动越出欧洲大陆,在世界各地扩展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合作社运动又有新的发展。目前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合作社组织,参加合作社的人数也逐渐增多。据统计,国际合作社联盟的社员有近8亿人。1994年美国合作企业的总资产达1000亿美元。合作社的经济力量不断增大,在各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国家涌现出少数大型或超大型合作社企业。据1991年7月号《经济学家》报告,在美国最大的500家工业公司中,有12家是合作社。法国最大的100家农业—食品企业中,合作社企业达30家。合作社不仅参加的人数多,经济力量强,而且涉及的领域广泛,遍布生产、消费、运输、信贷、保险、旅游等各个领域。

马克思曾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对合作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取得的一个大胜利。他指出:“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2]

合作社所有制形式虽然不是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但这种形式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内部否定了雇佣劳动制度,反映了社会化的生产力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合作社所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扬弃。

第四,中小资本所有制。垄断资本虽然是当代发达国家主要的经济基础,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但与此同时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中小资本。一般说来,雇工在500人以下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发展的同时,中小资本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企业的数目来看,目前发达国家中小资本所创办的企业仍然占绝大多数。美国和英国的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高达90%以上。尽管中小企业只占全部企业收入的15%左右,但它在提供就业机会、提供商品和服务、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代发达国家中小资本所有制的发展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看到的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社会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的情况有所变化。

第五,混合所有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除了上述所有制形式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即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是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基本载体。在许多大型的公司里,股东既有个人,也有法人(如机构投资者),还有集体(如合作社)和国家。这种所有制形式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新的形式。它反映了生产的社会性要求占有的社会性这一历史趋势。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家和私人共有的资本形式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国家和私人共有的垄断资本是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其具体的企业形式是国家和私人合营的股份公司。这种垄断资本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形成的:一是国家购买私人企业股票参与私人垄断同盟;二是私人垄断资本购买国有企业股票参与对国有企业的占有和管理;三是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共同投资创办新企业。国家和私人共有的垄断资本形式又可以分为国家控股和私人控股两种形式。国家控股企业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的延伸;国家不控股的企业实际上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一种扶助。从国家来说,更便于对这种资本形式进行调节和控制;从私人方面来说,它能直接利用国有资本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使私人的垄断资本增值更有保障。

此外,国家和私人资本还在社会范围内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比如,国家通过提供优惠贷款或价格补贴等形式向私人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国家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教育事业,为私人企业提供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和劳动力;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的形式或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为私人企业提供市场等。这种资本的所有权属于资本家,它只改变私人资本的运动形式,而不改变其组织形式。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国家与军火制造商以及某些高技术产品制造商的联系。

与所有制形式相联系,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也是多样的。最主要的有三种企业形式。一是业主制企业。业主制企业也称个体业主制企业。从企业的数量来讲,业主制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占绝大多数。以美国为例,业主制企业至今仍然占美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二是合伙制企业。合伙制企业是指两个以上的企业主出资经营形成的企业。这种企业在美国约占企业总数的10%。三是公司制企业。股份公司的原始形式早在15世纪就已经出现,到19世纪中期以后广泛发展起来,逐步形成现代的股份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股份公司迅速地发展起来。股份公司特别是公众公司一方面加剧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资本分散化的趋势。也就是说,生产经营活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里,而持股人数越来越多。股份公司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私人资本的扬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肯定了股份制企业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他说:“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3]

总之,发达国家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由于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商品化的发展程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和现代市场经济阶段。二者的分界标志是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其实践标志是国家开始全面干预经济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其理论标志是凯恩斯主义的产生。

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自由市场经济是完全由市场来调节的市场经济。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的运行完全是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价值规律像一只无形的手(亚当·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着社会经济运行的过程。这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经济危机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就将经济危机形容为“社会瘟疫”。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解决经济危机,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会灭亡。当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客观上要求在市场机制之上产生一种能够调节市场活动的社会机制,以克服自由市场机制条件下的混乱状态,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国家的肩上。国家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客观要求。可以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始于“罗斯福新政”。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可以说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首先爆发危机的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6.3%,倒退了20年。在危机的顶点往往是要爆发革命的。“罗斯福新政”就是经济运行机制的一场革命。罗斯福在竞选演说中,就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罗斯福的当选本身就说明了当时社会的需要。1933年3月,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说:只要国家处在危机存亡的关头,我就要求国会授予我应付危机的那种唯一的最后手段——广泛的行政权,使我可以向紧急状态宣战。为了刺激经济,美国当时通过国会制定了“紧急银行法令”“国家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等一系列法案,主要措施有提供贷款挽救工商业、刺激私人投资、提高物价、削减农业生产、举办公共工程、给失业者以最低限度的救济等。罗斯福新政对缓和当时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起过重要的作用。

“罗斯福新政”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它从一个侧面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线索和手段。当时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指责罗斯福,说他是在搞社会主义。罗斯福认为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只要能够使国家摆脱困境,我们可以采取一切适用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等手段普遍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自由市场经济逐步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能够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在发达国家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模式不尽相同(如美国的竞争型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法国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瑞典的社会福利型市场经济模式等),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目的就在于保障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物价,平衡国际收支,只不过在有些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大一些,在有些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小一些罢了。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对经济干预和调节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维护市场的功能,限制和反对垄断,保护公平竞争。二是矫正市场的缺陷,克服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行为予以指导和引导。三是弥补市场的不足,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如国防,公共设施,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四是纠正市场的偏差,如国家通过相关政策来调整社会的分配,防止贫富差别过分悬殊。

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有以下四种。

第一,财政政策。国家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来调节国家的经济生活。财政政策分为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和公债。政府支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来生产社会产品的支出,它包括国防、公共设施、科技教育和公益事业以及一般行政费用等开支;另一类是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障、失业救济及利息支出等。

财政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周期的波动,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发达国家一般交替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收缩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国家往往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以刺激总需求,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目的。在经济过热时期,国家一般采取收缩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税收,压缩支出,缩小社会总需求。

财政政策可以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加强对那些社会急需而社会投资不足的产业或行业进行投资,国家可以实行优惠税率或者免税,甚至给予财政补贴;为了抑制某些社会投资过剩的产业或行业,国家可以提高其税率,从而优化产业结构。

财政政策还可以调节人们的收入,维护社会公正。目前发达国家一般通过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的办法避免收入过分悬殊。比如德国的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最高可达56%。

第二,货币政策。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影响市场的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控国家经济生活的目的。货币政策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法定准备金制度。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后必须提取一定数量的准备金,剩余部分可作为贷款贷出。通过法定准备金比率的变动,直接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扩大或减少。当经济出现萧条时,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使货币供应量增加,从而达到刺激投资,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当经济过热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使货币供应量减少,从而达到缩小社会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二是利率杠杆。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引导市场利率的走向,从而直接影响资金的使用成本。当经济出现萧条时,中央银行降低再贴现率,刺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以取得资金,从而增加向企业或个人放贷的资金;同时商业银行的放款利率也随着中央银行再贴现率的降低而降低。这就刺激企业和个人增加借款,扩大投资,最后达到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当经济出现过热时,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率,促使商业银行减少向中央银行的再贴现金额,从而减少向社会放款的资金;同时商业银行的放款利率也随着再贴现率的提高而提高,这会促使企业和个人减少借款,缩小投资和消费,最后达到抑制经济过热的目的。三是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以此影响市场货币供应量。当经济出现萧条时,中央银行向公众买进政府债券,从而增加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刺激社会需求。当经济出现过热时,中央银行卖出政府债券,回笼货币,从而减少市场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需求。此外,国家还通过变动汇率来影响国际收支。

第三,社会保障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社会保障政策,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社会保障政策有:确定最低工资,实行社会保险,如退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劳动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济等。正是这些社会保障政策缓和了各方面的矛盾,使整个社会能够比较稳定地向前发展。

第四,经济计划。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确定一定时期的目标,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引导企业和社会各方面朝着既定目标前进。二战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推行各种不同的经济计划。这种计划有整个国民经济一定时期的计划,如法国的五年计划,日本的经济自主五年计划。也有某一领域、某一部门的计划,如美国的航天计划和能源计划。有中长期经济计划,有短期经济计划,有的还有国土开发计划等。这些计划的作用在于,指明经济发展方向,向各界提供经济信息,协调各方面的利害关系等。尽管这些计划大多不是强制性的,但国家可以通过经济的、行政的等手段来促使计划的实施。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一些国家还设立了专门机构。日本设有经济企划厅,法国设有计划总署和现代化委员会。发达国家的经济计划并不是要取代市场经济的作用,而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可以这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基本消失了。认为资本主义是没有计划性的说法已经陈旧了,现在资本主义已经直接发展到有高度计划性的形式。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手段。

此外,国家还通过经济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如银行法、公司法、会计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所得税法、统计法、破产法、反垄断法等等。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就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社会性的要求,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资本的国际化与国际调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国际化或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资本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越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

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有三种。一是国际贸易(产品在国际范围内流动)。各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市场的依存度增加。二是投资国际化(资本在国际范围内流动)。各国经济互相渗透的能力加强。三是跨国公司(企业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跨国公司进一步促进了世界生产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扩大。资本的国际化是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和发展的表现。

资本的国际化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国际范围内展开,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调节,以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一方面对本国的经济加强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协调,建立了一些国际协调的机制,如欧盟、西方七国财长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原以讨论经济问题为主,以后政治问题也成了重要议题。俄罗斯1994年正式加入,现为八国集团),范围更广的还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国际组织对于调节各国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单一的角色变成了双重角色。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国家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4]这些外部条件,主要是保卫国家的安全不受侵犯,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不被扰乱,创造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良好环境等。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国家不仅仅是“守夜人”,而且是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和调节者。这种角色的转换是迅猛发展的生产力的客观要求。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恩格斯指出:“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5]

国家角色的这种转换,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在: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正在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各种方式包括计划调节等方式在缓解;社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正在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刺激消费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在缓解;现代生产的规模要求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科学研究的社会化与私人投资能力有限和分散的矛盾正在通过国家参与和组织协调等方式在缓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正在通过劳动政策、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劳资协调等方式在缓解;垄断资本国际竞争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正在通过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在缓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形容的“社会瘟疫”那种经济危机几乎看不见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必不可免的战争也消失了。这些矛盾的缓解,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资产阶级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革命作用。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说明了什么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阐明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的原理是正确的。在《宣言》中,他们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6]日益发展的生产力迫使资产阶级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的经营管理和生产资料所有制采取日益社会化的形式。由单个资本家所有制到集团资本家所有制再到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所有制的转变,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当代发达国家生产关系的调整正是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较快地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使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没有这种革命化,资本主义早就土崩瓦解了。

2.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有相当大的调整余地,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不是指日可待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7]直到现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资本主义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当时的资本主义可以说还处在幼年时期,其生命力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就像一个小孩,刚刚学习走路,还很不稳,不时地摔跤。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他们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的规律,根据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应该说,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是科学的,所依据的事实是真实的,论证的逻辑也是严密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即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在《宣言》中,他们就指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9]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圣人,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当时的资本主义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难以为继的样子。

4.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并没有改变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得太短了,但他们所揭示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并没有改变。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当代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措施,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实施这些措施的目的就在于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弊病不断克服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不断灭亡、社会主义不断成长的过程。当然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理解为经济上统制、政治上专制、思想上控制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那种模式不能给人民带来自由和幸福,是没有前途的(参见本书第279页“‘暴力革命’再探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05~606页。

[2]《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497~498页。

[3]《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49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75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2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7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7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1版,第831~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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