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研究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博卡拉、让·法布勒等人，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历史的研究，揭示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博拉卡、法布勒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原始阶段、古典阶段和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原始阶段始于16世纪，以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被摧毁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兴起为特征。古典阶段（又称自由竞争阶段或传统阶段）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经历了大约一百年左右，其特征表现为自由竞争和工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始于19世纪末，而垄断企业发展，传统竞争条件发生变化，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相互渗透，金融集团产生，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剥削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经常性的资本输出形成则是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三个特征。^[5]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结果。

“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可以分为“简单垄断”和“国家垄断”两个时期。“简单垄断”是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阶段，而“国家垄断”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初步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得了“新的巨大发展”。博拉卡、法布勒等人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等方面的因素的“有机的整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不仅表现为“国家投资、国营部门、国家消费以及垄断性的计划”，而且还表现为“经济的军事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强制性、反动势力的集结、政治专制主义的趋势”。

第二，以马克思资本主义平均利润下降趋势理论为指导，分析了资本积累过剩和资本贬值必然性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阐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内部机制。博卡拉、法布勒等人认为，平均利润下降的规律必然导致“资本过剩”的结果。为了避免更大量的“资本过剩”，迫使部分社会资本“贬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界限内的惟一出路。他们认为实现社会资本“贬值”的方法主要有：（1）使部分社会资本在别人等于零的情况下发生作用，即使资本所有者并不占用资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2）使部分社会资本的利润率在低于平均利润的情况下继续发挥职能作用。（3）使部分社会资本在“亏本”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即实行资本的“负增值”。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缓解私人垄断“资本过剩”的局面，国家自办的（如国有企业等）就以“资本贬值”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干预。国有资本的“贬值”，不仅有利于提高大的私人垄断集团的利润率，而且有利于大的私人垄断资本进一步扩张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国有资本虽然被“贬值”，但由国家资助的大型生产和先进技术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国有资本仍有可能取得相当丰厚的利润。因此，“国家对垄断生产进行投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不是惟一的特征，但无疑是最重要的特征”。^[6]

第三，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和垄断资本之间既统一又冲突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研究。资本积累的结果必然要求生产力采取越来越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在生产力的社会化过程中垄断组织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国家权力的支配和控制增强的产物，符合大垄断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借助协调和控制垄断组织间的利益，国家权力能够更有效地干预全社会的经济运行，维护社会的稳定。所以，垄断资本的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发挥是相互融合的，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即促进资本积累与集中。

博拉卡、法布勒等人认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才使得现在的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阶段。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本·法因，根据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划分为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本·法因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对社会关系形式所产生的作用，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性质进行了探讨。

第一，考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再生产的社会化”问题。他认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再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这是国家垄断资本的显著特点”。与资本主义前一发展阶段相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一个“生产关系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阶段”；它是以“一种控制生产过程的新的更高的社会化机制为特征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已成为控制生产过程占统治地位社会化机制，市场交换和信用制度这些强制力量则退居其次。法因认为，现在国家通过实行“过程管理”、“考核管理”和“金融管理”，达到了对社会经济再生产中的完全的控制，国家（通过与市场结合的方式）在经济再生产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7]

第二，在经济再生产的社会化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占有和控制剩余价值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法因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剩余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征税的方式被占有的。”国家税收制度的强制性，迫使工人和资本家把收入的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转让到国家权力的支配之下，由国家出面占有剩余价值。国家通过征税的方式集中起来的剩余价值的大部分，仍然以资本积累的形式重新投入到了资本循环之中。由于占有和控制剩余价值方式的这些变化，使得剩余价值的分配和交换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导致“资本各部分之间在利息和企业利润形式上占有剩余价值的斗争，也由于国家的作用逐步在社会化”。^[8]国家的税收政策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占有采取了较以往更为社会化的制度形式。

第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必然出现“政治上的转化”，即“原先体现政治关系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直接卷入一切形式的经济斗争”。在工人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直接对立面就是管理并决定收入和税收政策的国家机构。政府的价值取向必然要体现在它“管理”社会经济运行的政策中，所以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国家职能中不包括以上三方面的情形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了“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政治关系的具体体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