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述论

抗战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述论

薛念文

关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虽然有一些成果，但是对抗战期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档案为基础，对抗战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进行探讨，包括其机构组织、人事制度、业务方针、经营策略等，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上海金融业直接受到影响，银行、钱庄忙于开门收帐，“在这一时期内上海金融表现紧缩与呆滞状况，其原因为：（一）战事在上海附近进行，工商贸易均趋停顿，致金融状况也趋停滞；（二）银钱业存户对战时金融抱着恐惧心理，均相继提存贮藏现款；（三）银钱业因战事方兴未艾，工商前途一时难抱乐观，所以均紧缩放款，开门收帐；（四）财部安定金融办法以及汇化制度的推行，使这一时期的金融，趋于紧缩呆滞”^[1]。

由于恐慌的影响，一些银行还转移资金至国外，“这一阶段，浙兴共转移资金美金214万元，黄金7 800两，外汇资金均存放于国外同业，以纽约欧文银行为主”^[2]。此一阶段资金外流的情况非常严重，而各华商商业银行的存款大幅度下降，如浙江兴业银行下降1 700万元，金城银行下降1 500万元，银行危机似乎难以避免。为缓解这种局面，国家银行试图干预，“据估计在7月7日至8月12日30多天中，国家银行在上海市场售出外汇约750万英镑，平抑市场的提款需求，这折合法币1.2亿元，相当于中、中、交、农4银行1937年6月底发行法币总额14亿元的8.55%”^[3]。战争造成了紧张的环境，这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面临战争环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时地调整分支机构，并及时调整人事配置，使银行能够有效地应对战争带来的危机。总经理陈光甫一再强调银行职员要有充分准备，并应坚持抗战精神，“银行之战时职守，与平时并无大异，一般的言，共有三端，第一职守，为努力保护存款人士及股东所托付之资金，此项资金为中华民族之汗血，吾人能保持一分资金，即为国家增一分元气，间接即是增厚抗战之力量……第三职守，为努力疏通货物，使资金不陷于呆滞，而工商事业亦得进行其最低限度之活动”^[4]。

在战争爆发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着手准备应付战争可能带来的损害，把全国划分为安全区域、比较安全区域、比较危险区域、比较最危险区域，就不同区域面对战争都做出了相应的准备。比较安全的区域为：中立区域的上海（以租界为限）；日本管理区域的天津、北平、青岛（战事初起并不安全）；中国后方区域的西安、陕州、渭南、宜昌、沙市、长沙、衡阳、南昌、吉安、广州、香港；非军事必争区域的南通、海门、东台、清江浦、响水口、合肥、溧阳、扬州。比较危险区域如下：有被兵舰轰击之虞者的汉口、武昌、九江、安庆、芜湖、镇江，有为第二防线之虞者的郑州、开封、徐州、蚌埠、临淮、明光、板浦、苏州、无锡、常州、济南、济宁。比较最危险区域为南京，因为是“敌人目标所在”。面对即将发生的战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收缩危险和比较危险区域的机构，转移到比较安全区域，叮嘱各分行建筑地穴，谨慎放款，在堆栈里尽量少堆货物。在安全区域内，则可以将放款限额放宽，并强调应以粮食放款为主^[5]。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和市区的十个分行，在全行中地位非常重要，战前存款占全行55%以上，放款也在45%以上。由于美国在上海执行中立政策，国民政府对保持上海的中立地位有比较积极的预期，当时上海的经济尚能正常运行，租界成为工商业和金融业的避风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量裁撤租界外的分支行，将业务集中在租界开展，1937年8月13日将上海的西门、小东门、中虹桥及虹口四分行迁入总行办公，8月18日上海外滩一带有空军作战，时有流弹，爱多亚路大世界门前落炸弹，死伤千余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筹备迁移总部至安全区域，总行于23日迁入法租界亚尔培路303号办公，界路、小东门、中虹桥三分行辗转开业，提篮桥分行迁入愚园路行内，西门分行迁入霞飞路行内，虹口分行迁入静安寺分行内，信托部因托管物资无法移动，仍在原处，在混乱的局势中坚持每日上午9时至12时办公。10月25日，上海战事进一步蔓延，总行及界路、小东门、中虹桥三分行由亚尔培路迁回宁波路。与此同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外地分行也纷纷裁撤，8月21日苏州两办事处合并，9月1日广州汉民路办事处迁入广州分行，同日裁撤陕县、潼关等三办事处。9月2日设总经理驻宁办事处于南京分行内。

此后战事成为影响着银行分行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1942年5月1日，因日军侵占缅甸，而腊戍已于4月29日失守，滇缅公路运输受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无从开展，于是裁撤云南保山办事处。1943年3月22日添设华西堰办事处，按华西堰为华西联合大学校址，战时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均居此，在这里开设分支行主要是为学校服务的^[6]。战事影响着分支行的设立与取消，1943年5月23日，三斗坪办事处以战事鄂西紧急，撤退至万县，于7月10日裁撤。1943年7月3日乐山办事处前因为行址被炸，在当天迁入糖市街新址。1943年12月21日衡阳支行之中正路12号行屋建成迁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国旅行社等原有联合设立海光协助会，协助同人进修费及子女教育费等项，鼓励高级主管人员多多申购，并于当月增订直接协助办法，以鼓励行员和其子女进修，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1944年5月14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接财政部命令举行董事会，决定迁总行至重庆。战争进展顺利后，一些分支行又陆续复业。1945年1月6日云南下关与保山两办事处呈报国民政府财政部，获准复业。当时滇缅公路已经修复，此路直达印度，改为中印公路。

战争爆发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单一的沪行为总管理行的状况，转变为香港、上海、重庆平行管理的状态。陈光甫一度打算将香港建成新的业务中心。1938年7月1日总行部分迁往香港。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桂林、昆明、长沙、衡阳等增设分支机构，以加强在内地的服务力量。1939年2月1日针对管理的松散，决定进一步明确沪行的地位，颁行沪行组织规程。因为总行管理处迁往香港之后，在上海的原有营业部改为上海管辖行，后来因为上海地位特殊，营业范围较大，其组织应在一般管辖行之上，所以决定改组为沪行，设经理一人，由总行副经理中一人兼任，分设存款、往来、放款、内汇、国外、储蓄、信托、仓库、会计、出纳、总务及本埠分行管辖各部。总行农业、盐业两部改为农业总部、盐业总部，后来太平洋战争发生，即行结束。总行工业部并入业务部。总行添设储蓄总部、信托总部、国外总部、仓库总部，主管全行各该有关业务，及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又行结束。同月又颁订新编会计规程之第一章会计科目，其第二章传票于7月颁行，第三章报单于10月颁行，第四章帐簿于1940年9月颁行，第五章报表于1941年2月颁行，第六章利息之计算于1941年3月颁行，第7章预算于1941年6月颁行，第8章决算于1941年12月颁行，第九章职务交代于1942年1月颁行，第10章其他会计要则于1942年10月颁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即无法行使职权，所以各行处在沦陷区的管理就以上海为管辖中心，在国民党统治区就以重庆为管辖中心，并将香港分行直辖的昆明分行及所辖办事处划归重庆管辖。

抗战爆发后，总经理陈光甫即担任国民政府的要职，帮助国民政府赴美国筹款。为银行经营安全起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职务由杨介眉担任，杨介眉在抗战期间奔波于香港、上海、重庆之间，谨慎地经营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维持战时银行的经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他还兼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董事，上海信托、上川实业、大业贸易公司董事长。1942年8月23日杨介眉因病在沪逝世，9月10日经董事会决定，推选朱如堂为董事长兼总经理。1944年5月17日，战争接近尾声，陈光甫从国外回来，重庆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再选陈光甫为董事长，伍克家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会议决定董事会章程，议决6月1日为重庆总行成立日。同日总行成立于重庆嘉陵新村10号之海光礼堂。除原在沪行管辖范围内之分支行处仍归上海管辖行管理外，所有前总经理驻渝办事处管辖之分支行处，都归重庆总管理处管理。10月5日陈光甫受命作为首席代表前往美国出席国际会议，所有董事长事务由伍克家代理。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战时注意吸收新生力量进入银行工作，1943年3月1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重庆第一期训练班开学，录取学生15名。同年9月15日重庆第二期训练班开学，录取学生12人，于1944年2月底毕业。1945年7月15日在重庆招考高中毕业和大学肄业学生，录取初级行员10人，为银行胜利后复业准备了新生力量。1945年8月14日重庆总行以日本投降，筹备各地复业事务，指派往广州、汉口、南京各地人员。9月8日重庆总行派往南京的复业人员，由重庆乘卡车出发，经成都、宝鸡，转陆海铁路前往，于11月5日抵南京。1945年1月《海光》月刊复刊，自第九卷第一期起印。

抗战末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沦陷区因为在敌伪势力的压迫下，只是尽量保持原状，变动不多，在华北沦陷区的天津、北平两行照常营业，青岛、济南两分行停业，“及敌军占领后，强令各商业银行复业时，又随同复业”^[7]，虽然继续营业，实际上并无业务可言。1942年3月华北敌伪政权强令华北各商业银行在华北伪政府注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亦被迫随同同业办理，由天津分行集中出面，并将北平、济南、青岛三行统归天津分行管辖。

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谋配合时事需要，因时制宜，并以战区时有转移，尤以三十三年湘桂战事为剧，故四年间变动纷更迭见”^[8]。1942年初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拟就福建南平、浙江金华、湖北三斗坪、河南洛阳、云南会理、四川泸县各地添设机构，并已经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准在案。但是进展并不顺利，金华虽然建设了行址，但不久后沦陷，而南平和三斗坪虽然开业，也因战事取消了，而洛阳等地，或者因为交通更改未进行，或者受到战事发展的影响“而原有云南之下关及保山两办事处，先因滇缅公路中断而撤，后为中印大道打通而复。迨胜利后，收复区已撤，各行均待复业，故自由区各行将有调整”^[9]。

抗战期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了一系列附属机构，用来转移款项，维持银行经营，其间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暗帐管理的重要机构华懋公司于1940年9月间开始筹备，同年10月12日正式成立。克莱斯公司于1940年间，为避免在美资金冻结，借华懋企业公司名义为股东代表人在美设立，嗣于1947年间改组^[10]。这些公司的成立主要是为了转移资金，逃避政府和日寇的检查，“华懋最大财产只有本行股票”^[1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仅及时调整机构设置和人事配置，还实行了战时经营方针，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银行资产，并致力于辅助战时经济，为银行发展保留了基础。

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九个月，预料到战事一旦爆发，存户必然有提存之举，考虑到各分支行储存现金有可能不足，对战争可能会导致的提存，预先做了一些准备，指定“上海总行准备库拨存每处三百万元，为附近各行应急之需，且规定此项寄存准备，应以现币贮存库中，不得存于其他银行。同时通令各行陆续收缩放款，增加准备，到事变之日，全行现金准备保有存款总额之百分之三十六”^[12]。这高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平时的现金准备，但是相对于战争时期，这个数额并不高。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提款情况比较危急，但是还可以控制，“华北战衅一开，各地存户果纷纷提存，或以现款存于手中，以备避难及其他不时之需；或以法币易成外币，以保资金之安全。提存最多者为上海、南京、广州三处，其他各行亦受影响，事变后五日（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二日），存款减少五百万元，自七月十二日至十月八日减少五千八百万元，到期之定期存款，亦从存户所欲，或做押款，或免息提取”^[1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及时应对避免了银行资金枯竭的窘境，随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14]对进一步提存的需求有所限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提存者减少，暂时避免了危机，“自10月9日至12月底，只提出一千五百万元，即平均每日减少存款十八万元。及二十七年后，战事逐渐西移，沦陷区各行渐见稳定，不仅提存风潮绝迹，且存款逐步增加”^[15]。七七事变以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面临的提存风潮得以平息。

但是尽管如此，统计所有的提出款项，其数额还是比较惊人的：“回顾自七七事变至年底止，提存风潮达半年之久，提出存款共七千二百七十余万元，达存款总额（二万万零一百九十四万元）三分之一之巨，身当其冲者，能无惊心动魄之感！幸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平日放款谨慎，虽在战事期间仍能陆续收回放款补充准备，存款虽减少七千二百七十余万元，准备只减少二千三百余万元。及年底提存风潮终息时，现金准备保有二千八百二十八万元，达存款总额五分之二。”^[1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进一步提高存款现金准备的办法，提高了银行抗击风险的能力。

为平息提存风潮，缓解各商业银行资金的需求，上海的中央、中国、交通银行联合向同业提供融通资金的帮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8月上、中旬贷放的款项有：“新华银行75万元，上海市银行50万元，上海银行480万元，又与交通银行合放女子银行20万元，亚洲银行20万元，通和银行100万元等。”^[17]随后财政部组织中、中、交、农组织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8月2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函令四行在汉口、重庆、广州等15个城市分别成立联合办事处及贴放委员会，在内地联合贴放，不仅辅助银钱业，而且以扶助工商业、促进产销为主要任务。国家银行的放款虽然不能根本改变提存的状况，却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面对战事，陈光甫指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四个方面着手，应对战争带来的变化：“一、厚集准备应付提存；二、保护货物，不使有所损失，目下大部分货物均在租界安全区内；三、在危险区域内货物，亦正设法运出；四、收回放款以免意外损失，本行存款虽减少四千万元，放款亦减少三千万元以上。”^[18]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战事发生后，为使银行资产减少损失，通令各行一面将受押货物由战事危险区域运至较为安全区域，一面劝货主改做押汇运往销售地点。例如上海总行受押货物中存在租界以外之仓库或接近日军驻区之仓库者，与押户协商运送到苏州河以南安全仓库中；而押户如缺乏运输工具，由中国旅行社代为搬运。八一三战后，陷于封锁区域之内的货物，则由银行与军方洽商，派员在轰炸炮击之下冒险运出。因此在上海的受押货物，大部分均能保全。其在京沪铁路沿线及江北各行受押货物，凡需要出口者，由中国旅行社带同避开战地绕道运至上海，或由粤汉路运至香港出口，凡可在内地运销者，视货物需要地点，分别运至目的地。故战事延至沪宁铁路时，沿线及江北各行一带之押货已大部运清^[19]。在抗战爆发后，收缩营业，保存存款、货物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服务社会”理念的体现，由于反应及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时控制了货款和堆栈的货物，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为进入孤岛时期作了很好的准备。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金融界还是有比较大的自由经营空间的。虽然1937年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及市区各办事处放款总额为6 554万元，至1938年底降为4 956万元（均不包括对同业放款），但是1938年底以后，上海市面畸形繁荣，工商各业多有盈余^[20]。此时国民政府发动的内迁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大量工业滞留在上海，为上海银钱业提供了大量的放款对象。据国民政府中央工厂检查处1935年上半年的统计，当时上海工厂数为5 418家，则内迁工厂仅占2.75%^[21]。滞留在上海的这些工厂经营状况并不好，有些还牵累了贷款给它们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受影响很大，由于该行的放款一向集中在一些大客户，一旦这些客户发生困难，就会带累银行。而大中华火柴公司、恒丰纱厂都是它的主要客户。这二者在日军占领上海后都沦为军管，所以给浙江兴业银行造成大量呆滞放款。此一阶段的浙江兴业银行的工业放款基本上都处于呆滞状态。1938年底，放款大户中处于呆滞状态的计有，恒丰纱厂559万元，刘鸿生270万元，天津永利制碱公司136万元；三友实业社194万元，汉口第一纱厂253万元。仅此五家，呆滞的放款即达1 400多万元^[22]。后来由于货币贬值，这些欠款得以清理，但是银行的实力也大大削弱。

在战争蔓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局面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方面稳定租界内分行和总行的经营，一方面想方设法抢救在战区的物资。南京被日军攻克之后，战事蔓延到长江以北，津浦、平汉两路交通阻塞，各地仓库押货不易运出，所以济南、济宁、徐州、蚌埠各仓库所存的麦粉、小麦、杂粮被国民党军队征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过与政府交涉后，“大部分于民国三十年前分别馈还价款，银行不免稍受损失。迨战事集中武汉与粤汉铁路沿线，以有充分准备时间，押货存贮不多，货物损失较少。但以敌机开始猛烈轰炸，致武昌、汉口、汉阳以及襄河沿岸之仓库，及长沙、衡阳、沅陵、桂林、贵阳、南昌、吉安、重庆、成都、万县、乐山、自流井、昆明、保山之行屋，均被炸毁，损失不赀”^[23]。尽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竭尽全力，但战争造成的损失仍然无法避免。

在努力保护银行股东和客户的利益的同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于银行难以避免的损失，提取损失准备金以规避风险，“因于每年盈余项下，以战事损失科目提出一定数目，抵补损失；计自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五年间，共提战事损失一千零三十四万元，约抵抗战前全行押放款与房地产价额之十分之一”^[24]。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租界之后，日伪政府加紧了对上海经济的搜刮，通货膨胀逐渐加剧。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上海金融界也不得不承受来自日伪日益严重的金融掠夺。“是于31年11月公布金融机关资敌行为取缔办法：严禁上海对自由区公私汇兑，防止上海资金逃避，为控制上海金融之先声。实行所谓特别圆汇兑：华中对华北、华南分别办理以官营方式办理物物交换，禁止商营贸易，对民间少数汇款，申请限制綦严。攫取伪币发行权：在伪府未成立前，滥发军票，以充军费，伪府开张后，伪中储发行伪币，日方则又借监督之名，收掌握发行之实。统制金融机关：伪中储行于32年6月1日勒令同行存款集中该行并将交换所各行庄交换头寸移存该行，开立交换清算户，以把握全市金融力量。同年10月21日发表强化金融业务纲要，征收活期存款准备金百分之三十，名虽管理，实即加强其控制金融力量而已。”^[25]1941年1月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发行伪钞并强制上海金融业用伪钞换法币，并以此来计算其注册资本，使很多银行的资本都大大缩减。浙江兴业银行的存款总额（剔除同业存款与暂时存款等因素）随着货币币值的波动而在缩水，1936年约合黄金63.36万两，到1941年仅合16.56万两，存款的实值下降了74%^[2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储蓄存款之定期存款减少很多，法币与伪币不断膨胀，使人民的积蓄欲望大大减低，即稍有积蓄，也多购藏实物或地产，所以储蓄存款与定期存款逐步下降。货物押款与定期放款减少很快。沦陷区之业务只限于上海一隅，因为有上海租界存在，在太平洋战事以前，游资充斥，优良之货物押款对象有限，而银钱业群相争取，加以各地交通阻滞，押汇不便。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敌伪在上海实施物资管制，金融界不敢多做货物押款。国统区货物聚散不多，而货栈设备简陋，对物信用不易扩展。自1941年起，国民政府开始管制物价，并取缔助长囤积物资之银行放款，使金融界对于货物押款多有顾虑，“加以银行吸收资金多属短期，故短期透支及贴现放款加多，而定期放款因之减少”^[27]。

1942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各项放款数额及上期之预算比较

资料来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449。

上表为1942年底的放款结余额与各年同期之放款及上期之预算数比较，从中可以看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于贴现放款及进出口押汇推进最迅速，而于信用放款则力求收缩。在抗战期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款现金准备一直保持在50%以上，可见在这一阶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于经营的谨慎态度。

三

在抗战期间，法币一直在贬值，银行的资本、公积金、存款准备金都会随着法币的贬值而逐渐缩水，使银行的基础受到影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保持自身基础的坚固，随同上海银钱业投资地产、外汇等，“唯有以其资本、公积金、存款准备三者投资于工业、地产、外币或外汇等，银行亦不幸多投资于外汇及外币证券，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即其中之一，其实力之所以始终保全，而基础之所以免于动摇也”^[28]。这也是银行资产保值的一个重要选择。

1944年是上海银行业惨淡经营的一年，各行银根奇紧，但是物价急剧上涨，经济状况严峻。“依照普通经济理论，银根紧物价应跌，故一般人士，每以紧缩金融为抑平物价之一方策，殊不知在非常时期，却呈一种矛盾现象，即银根虽紧，并不能阻止物价之上涨。回顾本年初起，沪市银根，除七、八月略见松弛外，余时均甚紧迫。”^[29]而这一期间，上海的物价上涨就没有停止过。而国民政府统治的内地情况也不容乐观，重庆游资聚集，投机气氛浓厚，物价上涨很快。“至于各地物价，年来仍形上涨，依据统计，重庆趸售物价总指数，前年十二月为22 800，上年六月为46 800，十二月为64 800，全年增长率几近两倍。尤以春季物价上升为速。”^[30]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中商业银行的经营情况并不乐观。以浙江兴业银行为例，1941年到1944年底，其存款增加非常缓慢，“定活存款合计21 937.6万元（法币）上升为59 327.3万元（中储券），包括货币折合率在内，上升不过四倍多一点，而同期通货膨胀达12倍。所以存款的实值是下降了。同时，活期和定期的比率由4.6比1，上升为9.4比1。存款的流动性日益增大”^[31]。

在这一年中，为了辅助正当企业开展生产，上海银行业在当年增加放款额，“据银行学会统计，上海一百一十四家银行之放款，在三十三年六月份，为五十八万万余元，五月份为六十三万万余元”^[32]。这些放款对于当地的工商业发展非常重要，“另有收买小麦贷款二十万万余元。参加放款者，除外商银行六家外，华商银行中，有中国、交通、华兴、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华、华兴等十五家。收买棉花贷款十四万万元”。放款方式以往来透支为主体，“盖开往来户者，多系工商业之厂号，其信用状况，为银行所明悉”^[33]。

在物价飞涨，金融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形下，钱庄通过设立暗帐经营牟取暴利，用暗帐上的资金囤积商品购存金砂并经营黑市拆放，对上海市场的投机活动推波助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其他银行同业也存在暗帐，但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暗帐经营，主要是为了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保持银行固有资产，在银行总体经营上则继续坚持其稳健经营的方针，其1945年的营业策略则是：“本行在此一年困难过程中一切业务措施悉遵政府战时金融政策进行，并一秉过去稳健经营之主旨，继续努力。对于资金之运用尤以稳慎灵活为主，着重辅助生产建设事业，增加物资供应，以期配合抗战需要。”^[34]放款辅助工农业，但是注意担保确实，并能够及时收回放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既配合了政府战争需要，又减少了自身的损失。

在制定抗战时期的经营策略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坚持原则，但也不乏灵活之处。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迅速，社会上投机气氛浓厚，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参与到了一些投机买卖中，经营债券、外汇和房地产，但是做这些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为银行资产保值，对银行股东和银行客户负责。由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不断努力，其在经营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方面收到很好的效果，保持了资产。据1945年抗战结束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战前及战后房地产情形进行的清理和估值，“战前原有房地产八十余处，大都均系行屋、仓库、宿舍及营业用房屋之基地，二十六年六月底止，帐值为国币八百七十三万元，嗣以战事发生，为适应业务上之需要起见，先后在汉口、青岛、南通、重庆、桂林、梧州、万县、宜宾、贵阳、宝鸡、昆明、大理、屯溪、自流井及上海等处购买房地产十数处，其中以行屋宿舍居多，仓库仅有南通二处，良以战事期间，空袭频仍，仓库危险堪虞，且政府严禁商品押款，故于仓库之购置，未予积极进行也。上项房地产承购价值总计为国币四百九十万元，及伪币三十五万元，经历届摊提，连前帐值现为国币七百四十万元，经照现在市价估计，约值七十七亿六千余万元，计较帐值超出七十七亿五千万元”^[35]。通过购买房地产、仓库对银行的资产进行了保值，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保护银行顾客和股东的利益。

抗战结束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处理战时的存款、放款等问题时，注意照顾客户的利益：为沦陷区各行之法币存款经敌伪强迫折成伪币者，在战争结束时仍照法币发还；战争中，香港分行敌伪强迫将港币折成军用票者，在胜利后仍照港币发还。“查民国三十一年敌伪南京政府令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金融业之法币存款，概以对折易成伪币记帐，胜利后，国民政府规定伪币二百万元换法币一元，若银行按照法定折合率支付存款，则存户所得只及百分之一。再香港沦陷时，敌军强令各银行以港币四元折成日本军用票一元记帐，所有银行库存港币，均须兑换军用票；胜利后，军用票等于废纸；若银行以军用票或按军用票时价支付存款，则存户存款几于全部损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同业一致主张法币存款折合伪币后并未支用者，仍按原折换率折换法币；港币存款折成军用票并未支用者，照港币发还^[36]。这两项措施使其在经济上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大大提高了该行信誉。

当然，战争是残酷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战争期间竭尽全力保持银行的财产安全，并尽其所能辅助抗战进行，对中国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在战争中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以沦陷各区的房地产居多，“兹根据各行处所遭受之损失，全行约为三十二亿一千四百余万元，此数字系本年七月间估计，其中以房屋损毁，估计十六亿七千八百万元为最巨，房产收益减少，及其他间接费用等，八亿八千四百万元次之，生财器具六亿五千二百万元又次之，如就地域而论，则以收复区各行所遭受之损失为最多，计达三十一亿八千六百万元”^[37]。

抗日战争对上海的银钱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作为一个整体，上海银钱业在应对战争时表现出一定的合作，但是由于战争时期环境的复杂性，各个银行、钱庄更多地是要应对自身的生存压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近代以来最为成功的商业银行之一，因为坚持“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有飞速的发展。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得不面对战争带来的变化和挑战，及时调整银行的分区管理，对于人事的任命与使用也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使银行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由于英美等国的干涉，日本侵略者最终同意上海的中立，这样上海租界给上海银钱业保留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收缩租界外的分支行，将主要业务集中在租界开展，在租界慎重推进营业，并积极地将银行的业务向四川等内地转移，对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多年建立的信用基础竭尽全力保全，尽量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坚持保存实力与辅助抗战并行的方针，对设在全国各地的营业机关、仓库和堆栈尽力保护，将货物及时运送到安全地带，维护了货主的利益；对于沦陷区日伪要求银行增资等要求，则执行了相对灵活的政策，基本上随同同业一起办理。而在大后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尽力辅助金融发展，包括在货物生产存放、辅助农业生产，并出资资助后方教育事业等方面。抗战胜利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给还存户款项时，坚持维护存户的利益，自行承担了部分兑换伪币和军用票的损失，在民众中树立了银行的良好形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战争中的应对，再次印证了其“服务社会”的行训，为其日后发展也奠定了基础。

（作者薛念文，同济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注释】

[1]《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7页。

[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简史》，1978年版，第38页。

[3]《中行月刊》第15卷第4～5期合刊，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

[4]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以下简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Q275-1-340。

[5]“中日一旦宣战”在银行立场上如何应付之推测及本行目前应有之准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121。

[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68。

[7]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21盒。

[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1。

[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1。

[1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暗帐“华懋公司”文件（1940—194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547。

[1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暗帐“华懋公司”文件（1940—194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547。

[12]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21盒。

[13]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21盒。

[14]《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规定：银钱业的活期存款，每户每星期限制提取5%，每星期至多150元（8月31日补充规定，300元以下的存款，不受限制）。工厂、公司、商店及机关因发放工资与军事有关需用法币，得另行商办。定期存款未到期者，不得提前支取，如商经银行同意，承做押款，至多以1 000元为限。到期的定期存款如不续展，按活期存款办理。对外地汇沪款项，应以法币支付。

[15]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21盒。

[16]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21盒。

[17]《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1912—1949）》，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

[1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340。

[19]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21盒。

[20]《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1912—1949）》，第117页。

[21]金志焕：《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宋子文寻求美援的努力》，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2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简史》，第41页。

[23]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21盒。

[24]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21盒。

[25]孙瑞璜《：上海之战时金融》，《银行周报》第31卷第6、7合刊，1947年2月17日，第17～18页。

[2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简史》，第41页。

[27]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21盒。

[28]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21盒。

[29]《一年来之上海银行业》，《银行周报》第22卷第50期。

[3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34年度营业计划大纲，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449。

[3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简史》，第43页。

[32]《一年来之上海银行业》，《银行周报》第22卷第50期。

[33]《一年来之上海银行业》，《银行周报》第22卷第50期。

[3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34年度营业计划大纲，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449。

[3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96。

[36]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21盒。

[3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