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自来主要有两种，即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与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在战国到明代中叶以前的封建社会中，这两种土地所有制形式，相互并存，互为消长。但总的趋势是土地国有制日渐衰微，土地私有制则日益发展。
有明一代，国有土地称为“官田”，私有土地称为“民田”。“官田”曾一度获得较大发展。然而，正是在这一较大发展之后，便江河日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民田”则得以迅速发展，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对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这一转折性变化进行深入的探讨，是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中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本文是一篇试探性之作，拟对明代“官田”的特征、来源、类型、性质及其变化等，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并以此就正于识者。
一
“官田”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先秦文献之中，两汉史籍也有记载，然而其含义并不十分明确。[1]宋金时期，“官田”的含义才逐渐明确起来。《宋吏·食货志》载：“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田之赋。”《金史·食货志》进一步解释说：“官田曰租，私田曰赋”，从封建国家的征课形式上区分了“官田”与“民田”的特征。因此，清人说：“官田者，至宋而其说始祥。”[2]可见，“官田”这一名称，虽由来已久，其含义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私有土地的发展，逐渐赋予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有土地”这一含义。
迄于明代，“官田”的含义更加明确。在明人笔下，往往将“官田”同“民田”进行比照来说明“官田”的确定含义。著名学者顾炎武写道“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未尝并也”[3]。顾氏先从所有权的概念上来论述“官田”与“民田”的特征，接着又引述《宋史》和《金史》的上述记载，来说明二者征课的形式不同，即官田征租，民田征赋，“各为一册而征之”，“未尝并也”。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明清时期编修的方志中。如浙江《宁波府志·田赋》记载：“（田）始入子官，佃之民而官收其租，曰官田。”[4]江南《武进县志·额赋》记载：“不知官田者，抄没入官、朝廷之田也。民间止是佃种，未曾纳价。其每年所纳，止是官租，原非税粮。”该书又载：“官田者，朝廷之有而非佃民之产，耕者乃佃种之人，而非得业之主，所费者乃兑佃之需，而非转鬻之价。所输者乃完官之租，而非民田之赋。”[5]明清人对“官田”特征的记述，可以概括为两方面：
其一，“官田”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不同于“民官有之”的“民田”；其二，“官田”由官府佃之于民，而征收地租，不同于向国家输纳赋税的“民田”。这种将土地所有权与征课形式结合起来说明“官田”特征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马克思指出：“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土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6]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又指出：“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7]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不同的地租形式，以不同的土地所有权为其前提。而不同的土地所有权，是以不同的地租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土地国有制下，地租和赋税合为一体，表现为单一的地租形式。由此看来，上述明清人对国有土地“官田”的特征的认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则的。总之，明代的“官田”具有两方面互相联系的特征：其一，“官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其二，封建国家将“官田”佃之于民，而征收地租。至于说明代“官田”还有不准买卖、不许继承等特征，我们认为这些系由上述两方面所决定，不是本质性的特征，只能是从属性的，居于第二、三位的特征。
二
明代的“官田”从何而来？换言之，明代，国家控制下的土地包括哪些？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荒闲土地。明初，无论是腹地还是边地，都有大量的荒闲土地，顾炎武说：“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8]又据《续文献通考》载：除山东、河南外，北平、江南等地，也是“荒闲者尚多”[9]。边地更是如此，如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直到正统时，京城附近，直隶八府以及山东、河南等地仍有不少“荒闲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这些荒闲土地，均为国家所控制。《明会典》对此有明确的说明：“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数。”[10]正统末年以后，随着荒地的不断垦殖，国家控制的荒闲土地逐渐减少。
第二，“没官田”。在明人笔下，“没官田”几乎等于“官田”。如：万历《武进县志·田赋》谓：“不知官田者，抄没入官、朝廷之田也。”事实上，在“官田”中，居首位者是上述的荒闲土地，其次才是“没官田”。所谓“没官田”，即“籍没之家入官者也”，就是因犯罪或户绝而没收入官之田。另外，作为赐田之复归于官的“还官田”和“因讼争，律应入官”的“断入官田”也属于“没官田”的范畴。此类“没官田”分为“原没”和“今没”两种。“原没”的“没官田”系指：南宋建炎至开禧间籍没入官的田土，如蔡京、王黼、韩
胄等权臣的庄田等。元代籍没刘坚、朱清、张埴、朱国珍、管明等旧宋勋贵的田产以及贾似道所卖的公田等。[11]明王朝建立后，将宋元两朝先后没入官的土地统统收归朝廷所有。“今没”的“没官田”系指：明王朝建立以后籍没入官的田土。据《松江府志·田赋·国朝赋额》载：“国初，有因兵燹后遗下土田无主者，有籍没张士诚者，有籍没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谓官田。”[12]又据《国榷》卷七载：洪武十四年十一月，“核天下废寺田，没入官”。又据万历《上元县志·田赋》载：“官产者，逃绝人户暨抄没等项，入籍于官者也。”[13]由此可知，明廷籍没入官之田（即“今没”者）包括：战乱后出现的无主田地，平吴后籍没张士诚及其功臣、权贵、子弟、亲戚等的田产，因犯罪而被籍没的豪门巨室的产业，因故而逃绝人户的土地，因“寺额废而田入官”的“废寺田”等等。其中，以“籍没张士诚者”和“籍没士豪虐民得罪者”的田土数额较多。据载：“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14]“太祖平吴，尽籍其功臣、子弟庄田入官”[15]，据说这项籍没之田为数甚多。又朱元璋“恶富民豪并坐罪没入田产”，此以籍没沈万三之田为最突出。史载：“沈富，字仲荣，行三，故吴人呼沈万三，元末江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我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见，令其岁献白金千锭，黄金百斤。甲马、钱谷多取资于茂。……后茂罪当辟……既而发辽阳从戍，籍其田数千顷……”[16]明王朝的籍没之举，洪武时开其端，终明之世均时有发生。如：天顺八年十月将太监曹吉祥的“原额地”和“占过军地”计35项“抄没入官”。隆庆四年二月，抄没原武臣仇鸾的田地共601顷。翌年又籍没都指挥同知陆炳庄田22顷87亩等[17]。从上述记载来看，明代籍没入官的田地也不在少数。
第三，牧马草场。“官之牧地曰草场”[18]，据《明吏·食货志·田制》载：“明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洪武间，“既设草场于大江南北，复定北边牧地”[19]，大凡非军民屯种的“荒闲平野”皆用作官牧草场。永乐中，“又置草场于畿甸，寻以顺圣川至桑乾河，百三十里水草美，令于太仆（寺）千骑，令怀来卫卒分牧。……宣德初，复置九马坊于保安州”[20]。嘉靖、隆庆间，全国的官牧草场约95232顷。[21]成化以后，草场牧地多为官豪势要所侵占，遂逐渐减少。
此外，明王朝控制下的土地，还有城
地（城郭附近的闲地）、苜蓿地（京城九门外缘的土地，亦用作牧场）、牲地（上林苑监养育牲畜之地）等。这些土地，为数不多，兹不备述。
总之，有明一代，作为国有土地的“官田”，主要来源于荒闲土地、“没官田”以及牧马草场等。这些土地的确实面积有多少，因文献记载不详，今已不可备考。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仅能得知孝宗朝的大致情况。“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4228058项，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22]。如按此记载推算，官田约为604008顷。又：弘治时编修的《大明会典》记载：弘治十五年核实天下田亩，官民田地总数是4228058.89顷，官田为598456.92顷，占14.15%，为七分之一强。其中：北直隶的官田为5392顷，占官民田土总数的1999%，南直隶为21703.6顷，占26.79%。十三布政使司为32750顷，占10.40%。可见，南直隶的官田数为全国之首。南直隶所辖松江府，官田占官民田土总数的84.52%，苏州府占62.99%，和州占50.89%。[23]这些数字，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只能反映当时的大致情况。但它说明了明代国家控制的土地遍布全国，而以江南地区为最多。
三
明代，国家控制下的土地确实为数不少。然而，这些土地是否都是“官田”？我们认为并非如此。根据上述“官田”两方面的特征（即国家所有，佃之于民，征收地租），我们对《明史》所载的“官田”当作具体的分析。
《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其中所列“官田”共15类。我们认为，这15类所谓“官田”，并不全都具有“官田”的特征。其中的“入官田地”“还官田”“没入官田”“断入官田”4类，一看便知，应系“官田”的来源，即国家控制的土地的组成部分。对此，前面已作专述，兹不赘。其余11类，有4类应属“民田”，真正属于“官田”者不过7类。兹分述于下：
属于“民田”者包括：皇庄、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等。
1.皇庄：此系皇帝及其宗室的产业。其私有性质，明人则早已知之。如嘉靖元年，给事中夏言等奉敕勘核畿内皇庄。事后，夏言写道：正德时原敕“系皇庄者，解部类进。臣等窃有疑焉”。勘核后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怀疑：皇庄所出，“输入宫闱”，即全部用来供皇室用度，并非上缴朝廷统一支配。对此，夏言指斥道：作为皇室，“顾可屈万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亩之业；辱宫壶之贵，杂于闾阎，以争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训后世也哉！”与此同时，另一个给事中底蕴也以相同之言奏闻。世宗“闻之恻然”，不得已，命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24]这段记载，生动地说明了“皇庄”的私有属性，皇帝及其宗室作为全国最大地主的丑恶形象，跃然于纸上。
2.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的“赐乞庄田”：此系贵族所有的土地。这些贵族，通过钦赐、奏讨等方式从朝廷获得大量田地。又以侵夺、强买等手段占夺大量军民土地，以广置庄田，为其世业。他们依恃特权，不纳赋税，又不承担差役。显见之，此类庄田是大土地私有制的表现，不属于“官田”范畴。
3.园陵坟地：此为皇帝陵寝土地。园陵坟地内，有军士防护，诸色人等不得造坟、建寺、伐木、取土石和耕种牧放等。在这些土地上，无任何租佃关系，仅为皇室私有，故不属“官田”之类。
4.公占隙地：此多为民间义冢，或显贵坟茔，或官仓坛殿等所占用之土地[25]显然也不属于“官田”。
属于“官田”者包括：军、民、商屯田，牲马草场，城苜蓿地，牲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和学田等。
1.军、民、商屯田：明王朝建立以后，在全国推行“屯田之制”，在腹里和边疆的大片荒闲土地上，征召军民进行屯垦。从洪武到宣德年间，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26]，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屯田面积，无准确记载，据粗略统计，明初原额大约九十万顷，嘉靖中额大约七十万顷，万历中额大约六十五万顷。[27]屯田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形式，其中以军屯最为重要。
军屯：早在明朝建立的前夕，朱元璋即已下令建立军屯：“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将士屯田，且耕且守。”[28]这大概就是后来大兴军屯的指导原则。明朝建立后不久，“令诸将分军于龙江诸处屯田”[29]。从此，置立军屯的政策，便在全国推开，大凡卫所驻地，皆“拨军屯种”。卫所军士，一般在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因各地田土肥瘠、地方冲缓不同，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制。屯田军士，一般每人受田50亩，称为“一分”。各地尚有百亩、70亩、20亩为一分者。政府向屯军提供耕牛、种子和农具，屯军必须向卫所交纳定额租，称为“屯田子粒”。洪武初，每亩收屯田子粒一斗，受田五十亩的屯军年征五石。建文四年，统一屯田科则，军田一分，交正粮十二石，收贮屯仓，听本军自支。又交余粮十二石，上缴官府，“为本屯官军俸粮”[30]。永乐十二年，因各地屯军办纳子粒不敷，而纷纷逃亡，政府不得已下令，余粮减为6石。屯军除了必须输纳屯田子粒外，还要承担各种官差私役，其地位近于农奴。
民屯：封建政府将其控制下的荒芜土地，提供给狭乡无地农民、各地的无业流民以及各种犯罪之人，令其前往立屯垦殖，称为“民屯”[31]。屯户必须按照规定输纳屯租。最初，“官给牛种，及时播种，除官种外，与之置仓，中分收受”，即所入之半。[32]后来有所改变。洪武四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征，三年后收租一斗”[33]。复后，有的地方，则按民田起科[34]民屯所纳屯租，皆由州县管领。
商屯：明朝建立之初，边地驻军很多。为了解决“兵食不继”的问题，政府遂召内地商人输粮于各边而予之盐引，称为“开中”。后来，开中商人因惮于长途运粮耗费，无利可图，遂雇人于边地进行屯垦，种植谷物，并就近将粮食交入府卫粮仓，换取盐引，再赴盐场取盐售卖。开中商人投资开垦的沿边土地，因系官府所有，且由官府所指定，因此，商人除了“听就近堡报纳盐粮”以外，其屯种土地待荒地成熟之后“量征其租十之一二”[35]。弘治中，开中由纳米支盐改为纳银支盐，于是“开中始坏，盐商悉撤业归”。
以上，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商屯，都具有“官田”的特征，故应列为“官田”之类。
2.牧马与草场：前已言及，明政府控制的大片草场用作官牧之地，由太仆寺的御马监掌领。牧马之人，有“恩军”（以罪谪充军者）、“队军”“改编之军”“充发之军”（军人犯罪发遣者）、“抽发军”等，大概都是军人和犯罪者。他们“皆有名籍，而食于官”。成化初，由于官豪势要“妄指求讨，托故投献，草场日削”。弘治初，政府有过“清核缺额”之举，但因“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原来，成化末年，将剩下的草场分为“荒地”与“熟地”两种。“荒地”为不堪耕种之地，继续用来养马。“熟地”则为堪种之地，佃与军民耕种。当时，分为三等课租，每亩征银四至七分不等。嘉靖时，草场熟地继续“出佃征租”，所收租银，一部分用作公费，一部分“贮太仆买马”[36]。显见之，明代的牧马草场，始为“官牧之地”，后为“出佃征租”之地，当属“官田”无疑。
3.城苜蓿地：此系城郭附近的牧地。起初，只是用作官牧，后来也“出租征租”。如嘉靖八年，北京正阳门等九门外，有苜蓿地100余顷，其中40顷系不堪耕种者，仍种苜蓿以供内厩养马，其余60多顷为堪种者“召佃征银解部”。每亩“上则征银五分，中则四分，下则三分，岁该银三百两八钱三分六厘”[37]。可见，当属“官田”。
4.牲地：原系“光禄寺、太常寺供宴享、祭祀用牲畜的种植饲料或牧放用地”[38]。嘉靖八年，牲地中一部分成熟田地也出佃征银，解送户部，转光禄寺买办猪、羊、牛只，以供宴享、祭祀。[39]可见，亦应属于“官田”。
5.百官职田：此系明廷按百官的职位、等级分赐的土地，使其“召佃耕种，纳子粒，以待俸”[40]。《太祖实录》卷一一五载：“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赐百官公田（即职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公侯、省府台部、都司内外卫官七百六十人，凡田六千六百八十顷九十三亩，岁入米二十六万七千七百八十石。”这种“职田”，受赐百官倘有过失，政府可以随时停给，或没田入官。如：洪武时，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尝有过，上命停其田禄”[41]。江夏侯周德兴因其子骥乱宫获罪，并坐诛死，“命收还其公田”[42]。当着政府改为禄米之后，也将所赐职田收回。如洪武二十四年，“给公侯岁禄”，于是魏国公等，各“归赐田于官”[43]。另外，百官任职届满，也须将职田移交下任。可见，这种“职田”，虽分赐百官，然所有权仍由朝廷掌握，与上述诸王等的“赐乞庄田”不同，故其性质当属“官田”。
6.边臣养廉田：明代的“边臣养廉田”始于何时，未见记载，只知嘉隆间的大体情况。嘉靖二十二年，“令各边镇守养廉地土，论亩收税，俱出都司，专备总督大臣取用犒赏。如有势豪占种及官府侵欺者，许其首正，递年花利，并免追究，违者从重治罪”[44]。可见，这时的“养廉田”属于“官田”。但迨于隆庆，“养廉田”却成了奖赏边臣的土地。《续文献通考》卷五载：“宣、大开垦田已成业，令每十顷内给将官五十亩为养廉之资。若副将开种不及百顷，守备以下不及一十顷，参论戒饬。”[45]此时之“养廉田”已变为边臣的私业，不再属于“官田”范畴。
7.学田：吏载：“学田者，府县以赡学校之田也”[46]，盖始于洪武中。洪武十五年，“天下郡县并建庙、学，帝谕礼部尚书刘仲质曰：‘凡府州县学田，租入官者，悉归于学，以供祭祀及师生俸廪。’仲质奏：‘前代学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乃诏定为三等：府学一千石，州学八百石，县学六百石，应天府学一千六百石。各设吏一人，以司出纳。师生月给廪膳米一石，教官俸如旧”[47]。“学田”土地为各级官府管理，召民佃种，以其租入供学校师生俸廪。此当属“官田”无疑。
总之，明代的“官田”并非如《明史》所载有15类之多。真正具备“官田”特征和性质者，不过上述7类。
四
如上所述，明代初期，作为国家所有的“官田”曾经有较大的发展，封建政府将这些“官田”出佃给军民，令其垦殖，按一定科则征收“官租”。“官租”是政府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仅以屯田籽粒而言，从永乐元年至隆庆五年，即占全国总税粮的14.68%，其中永乐间最高，为31.68%。洪熙、宣德两朝为19%左右。正统以后逐渐减少，但仍在10%上下浮动。[48]如果加上其他“官田”的收入，当在15%以上。可见，明初的“官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明中叶后，“官田”出现了不断减少的趋势。以屯田为例：洪武时有屯田893000余顷，占全国土地总数的23.05%；[49]成化末年锐减为285480余顷，占5.97%；弘治十五年又减为266668顷，占6.31%；正德时更剧减为161237顷，只占3.43%。[50]正德时的屯田仅为洪武时屯田的18%；换言之，正德时的屯田比洪武时减少4倍多。屯田是“官田”的重要组成部分，屯田锐减的情况，当然反映了“官田”的大量减少，大量减少的“官田”并没有变成荒闲之地。因为全国的土地总数并未减少，不仅如此，甚至有所增加：洪武二十四年，全国土地总数为387474673亩，成化二十四年增为4861900亩，弘治十五年又增为622805881亩，正德十四年减为469723300亩（此数仍比洪武二十四年有所增加）。可见，“官田”之减少，并非重又抛荒废弃。
我们认为，明代中期以后，“官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大量“官田”逐渐改变为“民田”。也就是说，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一部分土地，变成了皇室、贵族、大小地主的私业（小部分成为自耕农所有土地）。对此，明人也是很清楚的，据广东《增城县志》记载：“万历九年，奉制清丈。有司言：田地故有官民……历朝更变，至于在官者尽属民，空存故号，即其所坐识别亦难。”[51]
那么，“官田”私有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皇室、贵族以及官豪势要依恃政治特权，大量侵夺“官田”。
明代，皇室拥有大量庄田。如：孝宗时，皇庄“遍郡县”，仅畿内就有五处，占12800余顷。武宗即位不到10年，皇庄土地多达37595余顷。这些土地，大多是侵夺官民田土而来。如洪熙时置立的仁寿宫庄，即系侵占草场牧地得来。[52]此外，也有朝廷拨给的土地。如天顺时抄没曹吉祥的土地，就拨为“官中庄田”。
亲王、勋臣、外戚、势要等贵族更拥有大量田庄。如：英宗时吉王在封地长沙有鸡鹅食田13万亩；[53]万历时，潞王在湖广有田5万顷。[54]勋臣魏国公徐达的后代，田庄遍于扬州江都、常州宜兴，郑州陈留、陕西华阴及顺天等府州县；黔国公沐英之子沐晟在云南“置田园三百六十区”，“日食其一，可以周岁”[55]。成化时，皇亲周或占地6000顷，翊圣夫人许氏也占地300顷。正统间，太监李顺占地共468顷，等等。这些贵族的大片田庄，除占夺民田外，有相当的一部分是通过钦赐、奏讨、强占、投献等方式，侵夺“官田”而来。据《明史》《明会典》《明实录》等记载：洪武时，“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洪熙、宣德间，“气请渐广，大臣亦得请没官庄舍”。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权贵、宗室庄田、坟墓，或赐或请，不可胜计”。成化时，皇亲周或及翊圣夫人所占土地，即以“不耕闲田”求讨得来。弘治时，王府奏讨“额办钱粮田地”。嘉靖时，权幸亲昵之臣“辄自违例奏讨”，将畿甸州县土“一概夺为己业”，又边江、滨海、草场、涂田、滩地、山场、湖荡、芦洲、沙洲并寺观田地等，也“被官豪大户夺占”等。可见，“官田”被皇室、贵族、势要等侵夺者，不在少数。
第二，贵族、官僚和豪商大贾凭借雄厚财力，大量购买“官田”。
明中时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业资本十分活跃，不少商人聚资百万乃至千万金。同时，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较前大大提高，土地也日益商品化而卷入流通领域，土地买卖的情况更加普遍。拥有“富贵之资力”的贵族、官僚、豪商大贾“莫不志在良田”，纷纷将其积累的巨额财富转向土地。于是，出现了“前明中叶，田价甚昂”的情况。[56]他们所购置的土地，不仅有“民田”，而且也包括“官田”。明代的“官田”原是不许买卖的。[57]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这种国有土地也卷入了买卖的浪潮之中。当时，拥有“官田”之人，多以种种巧妙方式出卖“官田”。据记载，有“盗卖”者。如弘治时，“全国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以至卫所官旗势家军民侵占、盗卖者，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58]。有“捏契典卖”者。如嘉靖时，有的王府捏慧契典卖“空闲官田并军民屯征粮地土”；南京各衙门所管草场、田地、佃户，亦转相典卖，不异民田。[59]屯田的典卖更为剧烈，其“私相典卖者，无地无之”[60]。此外，还有改作民田出卖者。如：自成化、弘治以来，“（屯田）为官旗隐占，不行纳粮，或捏报民粮，改作民田，卖与别姓”。[61]顾炎武也言及这种情况：“（官田）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民，未尝见册，买卖交割之际，往往以官为民。”[62]通过这样一些“非法”的“卖公为私”的方式，大量“官田”变成“民田”，变成了大土地所有者的私业。因此之故，顾炎武不胜叹息地说：“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主非昔日之主”，“所谓官田者，非昔日之官田矣”[63]！
第三，“官田”制度的弊端和“官田”内部私有因素的发展，促使“官田”衰落。
“官田”制度的弊端甚多，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钦赐”无节，“奏讨”无度。诸王、勋臣、外戚、内官等权贵，多以“空地”“闲地”等名目，向皇帝“乞赐”和“求讨”。皇帝则“念及亲亲，不忍拒之”，遂将大量“官田”赏赐给这些权贵。其次是“官田”租课甚重，造就了“投献”“欺隐”和官田改作民田出卖的严重情弊。据载：明代的“官田”一般每亩征租七斗，有的达八斗、九斗，而“民田”则“仅以五升起科”[64]。可见“官田”的租课为民田的14倍到18倍。因此顾炎武指出：“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65]“官田”不仅租重，而且农民在输纳之时还须承受各种额外负担。由于官租和负担如此苛重，佃耕军民畏避无门，或将“官田”投献于权门，或将官田改为民田出卖。“投献”在屯田中，表现尤为突出，所谓“指称隙地，投献权门”，即为屯田失额的主要原因之一。[66]至于因租重而改官田为民田出卖者，成化时的一首民谣是这样说的：“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租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无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67]朴实无华的民谣，为我们提供了生动而具体的说明。
“官田”内部的私有因素，主要是指军屯中有两种与屯军分地相并存的私有土地形式：
1.军余土地：此系随屯营居住的军士家属开种的土地。明代，军余人数甚多，如万历时云南都司有正军62429名，军余多达272997名，平均每一正军有四个还多的家属随屯营居住。[68]起初，这些军余只是佐助正军进行垦种，完纳屯田子粒和屯草。永乐二年，“令各处卫所，……若官员军余家人自愿耕种者，不拘顷亩，任其开垦，子粒自收，官府不许比较，有司不得起科”[69]。正统时，复令军余可以“出息借办牛具，开荒布种，所收子粒，津贴正军”[70]。万历时又规定：军余土地“许其过割”[71]。这些规定实行的结果，军余开垦出来的土地必定不在少数。这些军余土地，同屯军分地一样，均受自官府，归卫所管理。但二者又有若干区别：其一，军余因老疾事故，其土地可以不必还官，屯军分地则必须还官；其二，军余土地许其过割（即买卖），屯军分地则严禁买卖；其三，军余土地起初不予起科，后来规定交纳税粮，亩纳五升三合五勺，与“民田”科则相近，屯军则交纳定额屯田子粒。这些特点说明，军余土地已具有近于“民田”的性质。[72]
2.屯军余地：此系屯军份地以外的土地。据万历《凤阳颍州志》记载：“国初本卫之法：……每军垦田百亩，田一分不必百亩。盖田开垦之初，有力者或开三五百亩，或开千余亩，以百亩为屯田，余皆为屯军余地，不过纳粮一分而已。……至无力者，仅开百亩或三五百亩。”[73]这种允许屯军于份地之外开种土地之法，可能是明初通行全国的办法。从文中可知，屯军余地的特点是：其一，屯军于分地百亩之外，可以多开多种，不受限制；其二，屯军只纳份地百亩的一份屯粮，其余多开种的田亩，不必纳粮。这种办法当然大大地鼓励了“有力者”多开多种土地，从而造成军屯内部屯军之间占有土地的悬殊，多者千余亩，少者三五十亩。这势必导致屯军的贫富分化和军屯的破坏。
以上军余土地和屯军余地这两种私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加速屯田的日趋瓦解。
总而言之，明中叶以后，土地国有制日益走向衰落，而土地私有制则获得迅速发展，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土地所有权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客观规律面前，无论是朱明君王的“侧然”，还是封建士大夫的“叹息”，统统无济于事。
明代“官田”的最终衰落，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国有制再也没有复居主导地位，而土地私有制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这一转折性的变化，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巨大变化和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大发展，都与这一重大转折紧密相关。
（原载武建国主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1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前在《史学论丛》（第一辑）发表，1986年5月云南出版社出版）
【注释】
[1]参见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2]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2，《田赋考·官田》。
[3]《日知录集释》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转引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5]同上。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14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1页。
[8]《日知录集释》卷10。
[9]《续文献通考》卷5，《田赋考·屯田》。
[10]《明会典》卷17，《户部四·田土》。
[11]《日知录集释》卷10。
[12]《天下郡国利病书》。
[13]同上。
[14]《日知录集释》卷10。
[15]《明史·周忱传》。
[16]黄日韦：《蓬窗类记》卷1，《赋役记》。
[17]《续文献通考》卷6。
[18]《明史·兵志·马政》。
[19]同上。
[20]同上。
[21]《明会典》卷17，《草场牧地》。
[22]这里所列之“官田”数额，实际上包括了一部分“民田”在内，请详见本文后面的分析。为了解一个大致情况，姑以“官田”而论。又“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此说有误，当为“官田占官民田总数的七分之一”。见郑天挺《读〈明史·食货志〉札记》，载《史学集刊》1981年复刊号。
[23]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1页。
[24]据《续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官田》。
[25]梁方仲：《〈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26]《明史·食货志·户口·田制》。
[27]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28]《续文献通考》卷5《田赋考·屯田》。
[29]同上。
[30]《明史·食货志·田赋·屯田》。
[31]同上。
[32]《续文献通考》卷2。
[33]《明史·食货志·田赋·屯田》。
[34]江应睴：《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云南大学学术论文集》1963年。
[35]庞尚鹏：《清理甘肃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360。
[36]均见《明会典》卷151，《兵都·马政·草场》。
[37]《明会典》卷17，《户部·田土》。
[38]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19页。
[39]《〈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
[40]刘辰：《国初事迹》。
[41]《太祖实录》卷110。
[42]《国榷》卷9。
[43]《续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官田》。
[44]《明会典》卷17《户都·田土》。
[45]《续文献通考》卷5《田赋考·屯田》。
[46]《闽书》卷39《版籍志》。
[47]《太祖实录》卷144。
[48]这些数字根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推算得来。
[49]此据洪武二十四年全国田地数计算。
[50]根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推算。
[51]《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8。
[52]《明史·食货志》。
[53]《国朝献征录》卷2。
[54]《明史·食货志》。
[55]《明书·黔宁王沐英世家》。
[56]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下），《前明田价》。
[57]按《明律》：典卖官田至五十亩以上，卖主和买主如系军户发边卫充军。如系民人，发口外为民。见《明律条例》《问刑条例》《户律·田宅》。
[58]马文升：《清屯田以复旧制疏》，《明经世文编》卷68。
[59]《日知录集释》卷10。
[60]马文升：《清屯田以复旧制疏》，《明经世文编》卷63。
[61]隆庆《楚雄府志·食货志》。
[62]《日知录集释》卷10。
[63]同上。
[64]同上。
[65]同上。
[66]庞尚鹏：《清理蓟镇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358。
[67]《日知录集释》卷10。
[68]万历《云南通志·兵食志》。
[69]《明会典》卷18《户部·屯田》。
[70]《明会典》卷18《英宗实录》卷53。
[71]《朔方新志》《食货·屯田》。
[72]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4页。
[73]转引自郑学檬等《简明中国经济通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