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版刻图典》序

《明代版刻图典》序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后，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发展社会生产，特别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大问题。由于元朝统治者和蒙、汉地主阶级的压榨、剥削与摧残，元末农民的生活是极其痛苦的；元末各地的连年战乱，更使得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而沉重的租税与徭役，又造成农民大量逃亡，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如何尽快扭转这种社会局面，实现田野辟，五谷丰，人口增的社会理想，是摆在明王朝执政者面前最迫切的任务。因此，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以后，首先与民休息。他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见《明实录·洪武实录》）根据朱元璋的这个指导思想，明王朝先后采取了蠲免税粮、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等一系列措施。据记载，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垦田总数已达八亿五千多万亩，修治塘堰四万多处，河道四千多处，坡渠堤岸五千多处，整个农业生产基本改观。与此同时，又从整顿民政入手，首先整顿户口。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部分地区首先试行均工夫图册，用以平均徭役负担。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推行户帖制度，用以核实户口，作为征调赋役的依据。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又采纳户部尚书范敏的建议，实行黄册制度。同时，还从地政入手，派人到各府州县主持监督丈量土地，实行鱼鳞图册制度。这种民政黄册制度与地政鱼鳞图册制度的实施，对于打击豪强地主，平均赋税徭役，减轻农民负担，安定社会秩序，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在明初六七十年间，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并逐渐繁荣起来。

明朝初年，对手工业者也实行了新的政策。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明朝政府下令改变工匠的服役制度。规定居住在都城的工匠，称为住坐匠，每月为官府服役十天。不上工的每月只须纳顶工银六钱即可。居住在外地的工匠，分班轮流到都城服役，称为轮班匠。一般每三年轮流到都城服役一次，每次三个月。后来还规定轮班匠也可以纳银代役。工匠在服役以外的时间，可以自己从事生产，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明代对工匠实行的这些政策，较之元朝是不小的调整与进步，因而激发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手工业也逐渐发展了起来。

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不但构成了明朝政权巩固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其他一切事业，如文化、教育、科学以及刻书出版等事业发展的前提。其中特别是工匠政策的调整，则直接关系到包括刻书工匠在内的切身利益。之所以有一批元末的刻书铺子，到明代仍然旧店新张，继续经营刻书业，与明朝的这些政策是有非常密切关系的。

伴随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造纸业与造纸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仅据《天工开物》记载，明代对于造制竹纸、皮纸等各种纸张的选料、配料、工艺等，都有了较为细密的方法，并对印书用纸更有了较细的考究。“印书纸有太史、老连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书，须用绵料白纸无灰者，闽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绵纸莹薄，尤宜于收藏。”（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页）纵观有明一代遗留下来的图籍，多用竹纸、绵纸印造。竹纸虽薄且易老化，然为虫蛀者绝少。绵纸莹洁，有如玉版，韧性极强，的确宜于收藏。明代造纸技术的提高，为刻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已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其间历代的更迭都提供了成败得失的丰富经验。明王朝要想使自己的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并长治久安，就不能不认真地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特别是元朝来去匆匆的历史教训，对于明王朝来说，更是殷鉴不远，它不能不做深刻的总结。明朝大批御制、钦定、敕纂之书的出现并由内府刊行，绝大多数都是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用以巩固现行政权的产物。内府刻书之盛，影响全国刻书事业的发展。

明王朝继承的是元末社会的乱摊子，加之北方少数民族始终为患，使得明王朝对于编修刊刻舆地志书也显得十分积极。这类书的编刻，对于明王朝来讲，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防等方面，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封建社会的藩王问题，历来是封建君主十分棘手的问题，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都是有名的藩王作乱。朱元璋是个子嗣较多的封建皇帝，藩王问题就更显得突出。分封而不之国，虽有西汉武帝时的经验，但也有弊病。分封之国，又容易酿成势力，犯上作乱。为此，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藩王进行教育和防范。如藩王之国前除了赐给封地和厚赠之外，还要送给很多书。这些书除了主要是训诫的内容之外，在明代特有的现象是还要送给一些诗词歌赋、戏曲小说等一系列文学著作，用以陶冶他们的性情，消弭他们的政治野心。“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其意盖为“教导不及，欲以声音感人，且里俗之言入耳乎！”（见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清梁清远《雕丘杂录》卷一五）正反映明朝初年的上述事实。对待藩王之国，朱元璋还有一项特殊的“封赠”，这就是为每个亲王都选派一名高僧，随其左右，开讲经论，宣传教义，使其慈悲为怀，免除争权夺利的恶念。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毕竟有一些藩王是对学问文章产生了兴趣，对释教崇信不疑，对镌书刻经亦很倾心乐为。故明代藩府刻书，非但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在整个明代社会影响极深。

到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倾家荡产，流亡城镇，给手工业造成廉价劳动力，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城镇和城镇居民大大发展。当这些城镇居民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满足之后，立即就会对文化精神生活提出相应的或更高的要求，于是戏曲、小说等平民文化作品便大量产生并版行于世。“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则晋王休征、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禁杜，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警世之为而忍为披波助澜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出于轻薄子一时好恶之为，如《西厢记》、《碧云》之类，流传之久，遂以泛滥而莫之救欤！”（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333页）此段描述，正是明代社会小说戏曲普遍流行的真实写照。

朱元璋只是粗通文墨，又出身行伍，但他却很懂得“武定祸乱，文致太平”（见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的道理。因此，早在他戡定四方，争打天下的时候，“即开学校，延师儒，俾勋贤之子弟，凡民之俊秀，莫不从学”。（见明黄佐《南雍志》卷二二）待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更加重视文治的作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尝谕国子生，称“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勘乱，故能出将入相，安定社稷”。透露出他的教育方针是要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同年十月他诏谕中书省，称：“联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见明黄佐《南雍志》卷一）自此，全国各府州县先后设立儒学。他规定各地学校“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若苏秦、张仪，由战国尚诈，故得行其术，宜戒勿读”。并称“政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他还特别关心北方的教育，称“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多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之务学，贤才可兴”。到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又“命丞相往国子学考校老成端正、学博经通者，分校天下。令郡县广其生徒而立学焉”。（见明黄佐《南雍志》卷一）

与重教兴学相关联，朱元璋还特别重视举贤招隐，称：“自古圣帝明君，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面陈其事，吾将试之。”（见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同时还营造礼贤馆于应天，给招聘来的贤能之士以优厚的待遇。一时“陶安、夏翊、刘其、章溢、宋濂、苏伯衡等，皆在馆中”。（见清鄂尔泰、张廷玉《明纲目前纪》卷上）

朱元璋这一系列重教育、拔人才、聘贤士的政策，对于促进整个明代社会的文化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也为刻书事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当然，明代刻书事业之所以蓬勃发展，还因为它对刻书实行了特殊政策。“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并于同年“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见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六）明代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刻书出版事业无疑是个极大的刺激和解放。故明代上自朝廷内府、六部、诸王藩府，及至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各府、州、县及其儒学，都以刻书为风尚。下至南北两京、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大中城市，则书铺如林，书溢市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数以百万计明代官刻私雕的书籍存世流传，其与明代推行的这条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清代康熙时曾免除人头税，使中国人口很快繁衍起来。明代洪武时免除书籍税，则书籍的雕印出版也很快发展起来。足见政策的作用之大。

技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明代在传统雕版印刷技术继续发展的同时，套色印刷技术、套版印刷技术、饾版拱花套印技术也被创造了出来，从而将雕版印刷技术推向了极致。非但如此，还使活字印刷技术，特别是铜活字、木活字印刷技术普及开来。中国印刷技术的三变，两变都发生在明朝。如何反映明代刻书业的兴旺发达和技术上的创新，过去有人写过书，也有人搞过图录，但都不够全面不够系统。赵前同志供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已有二十年。二十年来于全面掌握版本学知识技能外，长期潜心明代刻书研究。今天他调动多年学识积淀，从内府、官刻、藩府刻、私刻、坊刻、套印、活字印七个方面，全面遴选明刻明印精品，而后按七个板块分列，每个板块中的每幅图版依时间先后部居。遴选有见识，文字说明见功底，体例思维见严密。在该《图典》付梓之前，见到了原稿。展观之余，深感这是有心人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赵前同志请序于我，我虽无资格，却愿弁言，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