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讲学的相关研究

第二节　明代讲学的相关研究

对于讲学运动进行系统、专门的研究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此之前，研究明代思想史（哲学史）、政治史、社会史以及教育史（尤其是书院史）的学者对于明代的讲学活动多有涉及。涉及的角度不同，解释的框架也不同。因此，对此问题的研究史的追溯也可以依次从四条线索来展开。由于笔者闻见所限，必不能穷尽每一领域中涉及讲学之论述，只能是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在研究思想史的学者看来，讲学、讲会是明代中期——除了追溯到王阳明讲学，一般还会上溯至陈白沙，甚至最远至薛瑄、曹端以来学者传播其学问的主要途径。研究阳明学，则势不能不谈讲学活动，这是因为讲会是王学传播及其展开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阳明学内部讨论及与程朱学者、佛道人士探讨学问的主要形式。在对明代思想史的考察中，晚明思想界之复杂曾引起学者的无限遐思。这种复杂性的形成，就有明代中后期讲会的功绩。如果说明代学者内部的分门别户是个事实的话，那么讲会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门户的界限：一方面讲会成为各种意见陈述和表达的公共场所，从而成为学派之间冲突和辩论的场所；另一方面，较讲堂更具开放性的讲会由于容忍不同门派的学者共同商榷，从而又促成了更多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研究明代中后期学者的讲学活动，较之单纯地研究其师承更有利于研究者深入思想家的内心世界。这也是研究阳明学的学者不可避免地要谈及讲会的重要原因。实际上，现有的对于明代讲学的专门研究，从钱穆到陈来、吕妙芬、吴震等人，都是沿此一路径展开的。这些都容后再述。此处先谈思想史方面涉及讲学之论著及其代表性的观点。

较早对明代思想史作过系统研究的容肇祖先生所著的《明代思想史》^[54]，对于讲学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进行探讨，但是，容先生此著对于明代的若干讲学人物如湛若水、王守仁、王畿、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王艮、黄绾、胡直、何心隐、李贽、焦竑、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等人的生平及其思想有非常全面的介绍，是研究明代思想史的入门书籍之一。研究讲学问题，势不能不读此书。近年来出版的张学智先生所著《明代哲学史》^[55]，也是依一般的哲学史体例对明代哲学家的哲学依次介绍，其中除对明代思想史的著名哲学家有研究外，还注意到像王时槐（塘南）这样的讲学者。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的下卷^[56]，基本上也是对明代理学家们的生平及思想介绍，其中湛若水、王守仁、王畿、邹守益、钱德洪、聂豹、罗洪先、刘邦采、王时槐、张元忭、何心隐、罗汝芳、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等人，都是著名的讲学者。嵇文甫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的《晚明思想史论》除了对王阳明及王门弟子有所阐述之外，还对活跃于晚明讲学的所谓“狂禅派”，如颜钧、何心隐、邓豁渠、管志道、李卓吾，以及张居正及东林学派的思想作了深刻的阐发^[57]。

一些思想通史著作也涉及明代的讲学风气问题。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二十二章“泰州学派的思想及其阶级性与人民性”、第二十三章“泰州学派继承者何心隐的乌托邦社会思想”、第二十四章“李贽战斗的性格及其革命性的思想”、第二十五章“东林党争的历史意义及其社会思想”，就分别对王艮、何心隐、李贽、东林学派顾宪成和高攀龙的讲学活动有详细的描述。该书内有一段话极精彩：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在明代的嘉靖、隆庆年间，展开了以讲学与反讲学为形式的文化斗争。这个文化革新运动，带有异端式的反对传统经院思想的历史意义，最初是由假王阳明学派王艮和何心隐等所提倡。这一运动曾经遭受以张居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残害，企图用迫害来防止当时“风行天下”的泰州学派的活动。万历朝以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执行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政策，取缔东林党要求自由讲学与自由结社的活动。^[58]

显然，《中国思想通史》将泰州学派及东林学派的讲学视为明代讲学的主流，视为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活动。在后文中，笔者将要谈及泰州学派并非明代讲学活动的主流，也会谈及东林学派的讲学对于讲学风气的事实上的抑制。葛兆光先生所著《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五节“再起波澜：王学的崛起及其意义”亦谈及讲学风气问题，认为正是在印刷技术的发达和知识传播更为容易、社会财富有更多积累的基础上，“大批士人重新开创了体制以外的讲学风气，而这种讲学风气更促进了新思想的自由交谈”，并引岛田虔次先生的观点，指出自由讲学风气在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社会生活之间，开辟了一个表达意见的“公共空间”，并为思想的自由表达和王学的蓬勃兴起提供了机会^[59]。

最近出版的吴震先生的《阳明后学研究》，分别研究了钱德洪、聂豹、罗洪先、陈明水、欧阳德、王畿、耿定向等人的思想，对于王门讲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资料，且该书有一章“阳明后学与讲学运动”直接讨论讲学问题，指出阳明学在晚明时代之所以风靡一时，与阳明后学重视讲学有很大关系^[60]。邓志峰先生所著的《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一书虽用意不在研究学者的讲学活动，其对王艮、颜钧、何心隐等人的研究，却多谈及其讲学活动。其下编“在朝王学”内一节“张居正的反讲学”谈及高拱、张居正等人的禁讲学活动及其社会效应，指出此期“讲学中有许多被迫由公开转为隐蔽，由地上转为地下，而且规模也大为缩小”^[61]。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的《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对晚明王学梳理极为精到，其对王门诸子及其他讲学人物如管志道、王时槐、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思想的研究于讲学研究大有裨益^[62]。沟口雄三先生的论文《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前近代时期中国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对东林学派思想研究中较为杰出者，极大地拓展了往常人们对东林讲学的理解，如认为东林讲学的主旨是反对无善无恶等，就与往常过度将东林讲学与评议朝政联系起来的观点截然不同^[63]。

在教育史研究中，讲会史常常是作为书院史下的一个层次，被冠以“书院讲学”之名而得到注意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育史研究中的讲学问题研究其实是从书院史中脱胎出来的，正如书院史是从学校制度史脱胎出来一样。20世纪20年代，学者在关注学校制度变迁的同时，不免要反思历史上的学校制度，于是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书院。书院是何种形式的学校这一问题便推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书院史的研究。书院研究中频繁地遇到讲学、讲会等概念，使讲学被当作为书院内部的教学方式而受到重视。例如，《中国教育史·明清分卷》即曾分别讨论过明清的“讲学式书院”及“明清书院的讲会制度”，认为讲学式书院是明代书院发展的主流，又分明代讲学式书院为王湛学派和东林学派两大类别，分清代讲学式书院为讲求理学式和博习经史词章式两大类别^[64]。盛朗西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中国书院制度》一书对于自宋迄清书院讲学的资料收集颇丰，其第四章“明之书院”开篇即云：“宋元之间，书院最盛，至明而寝衰。盖国家网罗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皆聚之于两雍，虽有书院，其风不盛。其后国学之制渐隳，科举之弊孔炽，士大夫复倡讲学之法，而书院又因之以兴。”^[65]李国钧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第四编“明代的书院”有一节“明代书院与讲会”，讨论了讲会的宗旨、组织、日期、仪式、程序、材料、会录、后勤供给等问题^[66]。吴宣德先生《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一书讨论了明代的江右王学的思想、书院建设及讲学活动诸问题，甚为详细^[67]。古清美的论文《明末书院的讲学及教育思想》主要讨论了罗汝芳、周海门、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等晚明最有代表性的讲学者的讲学活动及其教育思想^[68]。日本学者大久保英子的《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堪称明清书院研究之巨著，然对明代讲学着墨不多，仅“泰州学派与书院”、“东林书院与社会”两节论及讲学问题，且比较简略^[69]。

总体来说，从教育史背景对讲学问题的研究，总是显得过于浮泛，又拘于书院二字。即使部分学者认识到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但基本上仍是将讲学、讲会视为书院的一个有机部分来处理。然而正如前文所叙，讲会绝不是书院的内部教学活动，它已经远远逾出了书院的限制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明代的讲会更像一种社会活动而不单单是教学活动。因此，对于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我们要辩证地吸收。

在书院史的研究中，有两篇论文于本书的研究非常有益，那便是美国学者John　Meskill所著的《明代的书院与政治》和《明代中国的书院：一篇历史论文》。《明代的书院与政治》一文讨论了明代嘉靖、万历、天启三朝的几次禁书院运动与政治之关系，认为嘉靖朝的禁书院主要是政治上的广东派与张璁的先后出局导致的连锁反应——“1534年，方献夫辞去大学士职；1535年，张璁也离去；1536年作为张璁的反对者（夏言）入阁；1537年，书院即遭攻击”，并认为万历七年张居正的禁讲学运动是“个人行动”，“通过毁去支持徐阶的书院达到权力的集中”，而天启五年的禁讲学毁书院活动则更是受党争的政治风气的干扰所致。之外，该文还用了较长的篇幅讨论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广东学派”与王阳明的王学的讲学活动的发展^[70]。《明代中国的书院：一篇历史论文》着眼于整个明代书院的发展，对讲学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例如，作者认识到：“通常，中国书院举办讲学或哲学讨论，允许书院学生以外的人参加。这些书院被视为知识训练和演讲的主要中心，最后成为议论攻击的目标。它们的影响感觉起来不仅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还在社会的、政治的甚至可能是经济的生活中。”^[71]书中不乏真知灼见，对讲学问题启发良多。此类探讨书院与政治问题的论文还有德国学者蒂莱曼·格里姆先生的《明代中国书院禁毁的一些评论》^[72]。薛国栋先生《明清时代之书院及其关联诸问题》内有一章专门讨论明儒之书院与讲学，如言阳明“讲学之终极目标为阐扬学术之精髓，开思想之正途，从而挽救文化之颓废，革除教育之弊害”，然“阳明学说的末流，诱发了发自明代中期的书院的败坏，助长了国家的危机”，东林讲学诸贤意在“护持名教”，“虽也是以书院为据点讲学论经，但和王、湛的门风就大异其趣了”^[73]。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来，明代的讲学活动与政治有着比较强的联系。由于讲学的学者往往同时也是官僚或者致仕乡居的官僚，他们的讲学活动往往成为政敌们攻击的借口。尤其在晚明，东林书院以及首善书院的讲学，更是先后激起了党争。因此，若着意于明代中晚期政治问题，常会涉及讲学的问题。谢国桢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74]以及近年来堪称明季党社研究之宏制的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东林と复社》^[75]，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两者都是集中讨论了东林讲学的问题，小野和子的研究还涉及张居正等人。讨论东林讲学与东林党问题的另一篇很重要的论文是师樊树志先生所撰的《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76]，亦可参见其新著《晚明史（1573—1644年）》上卷第六章“东林书院与‘东林党’”^[77]。此外，作为讲学的热情支持者的徐阶，以及作为禁讲学的代表人物张居正，都是明代中晚期政治中的关键人物。对于他们的研究，代表性的几种著作如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78]、韦庆远先生的《张居正与明代中晚期政治》^[79]都在行文中涉及讲学问题。韦庆远先生甚至以讲学与反讲学来判析隆庆政局中的内阁“混斗”：一方是支持讲学的徐阶、李春芳与赵贞吉，另一方是反讲学的高拱和张居正，可谓卓识。当然，总体来说，政治史有过度强调讲学的政治性之弊病，樊树志先生所作的关于东林书院与东林党的两篇论文^[80]，其实就是想纠正此种认识。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关联，但是将讲学视为结党的充分条件，就是过度强化了讲学的政治性而弱化了讲学的学术性与修德性，就达不到真正认识讲学活动的目的。之外，贺凯先生所撰的《晚明的东林运动》一文，探讨了东林讲学与东林党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指出晚明的东林运动实际上是在政治和哲学两个方面展开的。该文第四节“东林书院与东林党”对东林讲学的哲学意义及其对政治的影响，都有所阐述，其中心思想即认为东林运动是在哲学和政治两个层面进行道德重建的十字军^[81]。

从社会史的研究看来，关于文社以及会社方面的研究多少亦涉及讲学的内容，因为文社之风与讲学之风实呈相辅相成之势，像顾宪成早年就曾经参加文社。文社方面的研究，郭绍虞先生发表于1947年的《明代文人结社年表》以及发表于1948年的《明代文人集团》，堪称开山之作^[82]，虽未对明代讲会有过多的阐述，然而对于研究明代的结社和讲学的风气，实有启发。此外，重点要提及的是陈宝良先生的《中国的社与会》一书。陈宝良先生分文化生活型会社为以下几种：文人的雅聚——诗文社，学者的结合——讲学会，怡老游戏之会，宗教结社，社会及庙会，风俗之会。其中，文化型会社即诗文社和讲学会两种。他指出讲学会的大盛在明代正德年间以后，至清渐衰，而晚清复有新式学会的产生^[83]。陈宝良先生的另一篇论文《明代文人辨析》，谈论明代的文人精神及文人与道学家之区别^[84]；何宗美的《明代文人结社综论》，对于确定讲学会与文社之间的大致界限颇有启发^[85]。何宗美所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对明代书院讲学与文人结社在地域分布及活动方式上的一致之处表示出兴趣，认为“盛行的讲会活动，是明代文化兴盛的标志，与文人结社有着相互促进作用”^[86]。除了会社研究，学者对于同善会、乡约、太祖六谕、功过格的研究，也与讲学息息相关，因为讲学者中多以社会道德建设为己任，甚至在讲会中即以太祖六谕或乡约为主。例如，高攀龙、钱一本等东林讲学者，就是无锡和武进同善会的主盟者；罗汝芳最喜演绎乡约；冯从吾在首善书院讲学，直称以太祖六谕为教。而且，大部分讲学者对于功过格都产生过兴趣，尤其是泰州学派的讲学者，例如周汝登、祝世禄。因此，对于善书、善堂、善会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讲学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功用的理解。这一方面的著作，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87]、夫马进《中国善堂善会史研究》^[88]及包筠雅的《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89]最为典型。例如，酒井忠夫的研究就大量讨论了六谕和乡约的关系、东林学派与三教合一思想、泰州学派的三教合一思想等问题；夫马进的研究用了近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明代江南比较流行的同善会，包括东林学派学者主持的武进、无锡等地的同善会；包筠雅的研究虽然主要是以袁了凡的功过格思想为主，却也探讨了泰州学派及东林学派对功过格的态度。乔安娜·汉德琳对同善会的研究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东林讲学者们在讲学之余的社会道德建设活动^[90]。王汎森先生的《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对于明代自阳明以来的改过意识及改过意识在明末清初的强调作了比较充分的描述，为讲学与道德意识问题的衔接提供了不少的帮助^[91]。

然而，明代讲学的专门研究却是在研究阳明学的学者那里首次清晰地呈现。最早研究讲学的学者是钱穆先生。钱穆先生在1941年和1947年先后发表了《王龙溪略历及语要》^[92]、《王门之讲会》^[93]两篇论文：前者重点研究了王畿的讲学活动及其讲会语录，其中对王龙溪的会语及会约之类的撰述皆系以编年；后者则指出王门之讲会乃当时一种社会运动，并认为如江右、浙中王门之注重社会普及运动未必较泰州学派为逊，且讲会之制与乡约、书院有关，其后则又变为晚明之结社。钱穆先生对于明代讲学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要做批判的接受，然钱穆先生于讲学研究开路之功，实不可没。钱穆先生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是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还是研究教育史的学者，都未将注意力放在学者的讲学活动上。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的讲求，学者们对于以往学者的社会活动及其学术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更大的关注。因此，研究王学或称阳明学的学者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王门学者之讲学活动开始关心起来。在日本，代表性的学者及著述主要有福田殖的《罗念庵の〈冬游记〉にっぃて——王门における讲学活动の一场面》^[94]和中纯夫《王畿的讲学活动》^[95]。在台湾，代表性的研究者为吕妙芬先生。她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先后撰写了《即知即行：十六世纪中国的阳明学和讲会》^[96]、《阳明学讲会》^[97]、《圣学教化的吊诡：对晚明阳明讲学的一些观察》^[98]、《阳明学派的建构与发展》^[99]、《阳明学者的讲会与友论》^[100]、《明代宁国府的阳明讲会活动》^[101]、《明代吉安府的阳明讲会活动》^[102]、《晚明江右阳明学者的地域认同与讲学风格》^[103]等多篇论文。2003年，吕妙芬又出版了《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104]一书。《阳明学讲会》一文中对明代中期阳明学讲会的成员、举行地点、时间、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宁国府、吉安府、浙东等地讲会活动的地域性研究则进一步勾勒出各地讲会的地方特色及晚明讲学的思想特性；《圣学教化的吊诡：对晚明阳明讲学的一些观察》与《晚明江右阳明学者的地域认同与讲学风格》则明显将视野由早期的阳明学讲学延伸到晚明讲学，并加重了思想分析的内容。《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一书还收入了此前未曾发表的对浙中三府——绍兴府、金华府、衢州府——讲学活动的研究成果。

此外，台湾“中研院”的王汎森先生对明末清初讲经会、省过会的研究，也对明代中晚期的讲会活动作过不少的反思，在某种层面上揭示了明代讲会在明末的困境。在《清初的讲经会》一文中，王先生主要探讨了明末清初在浙江甬上地区的讲经会的形成、思想脉络、会友方式及治学风格^[105]。清初讲经会虽与明代探讨理学的讲会有区别，但是从以朱、王之学为宗旨的讲会过渡到清初的讲经会，蕴涵着中国思想史上由理学走向清代经学的重大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既揭示了明代讲学这一议题的重大学术意义，又指出了明代讲学会最终的历史趋向。在《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一文中，王汎森先生指出，在明末清初，“晚明那种知识分子群体性活动风起云涌，动辄千百人的讲会逐步消歇”，而代之以日记、规过会之类的“严格主义的风气”^[106]。

在大陆，部分是出于对吕妙芬先生的回应，陈来先生在2000年撰写了《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一文。陈来先生的研究涵盖整个明代嘉靖年间王门弟子的讲学活动，所探讨的问题包括阳明讲会的兴起与流行，王门弟子如邹守益、王畿、罗洪先、罗汝芳等人的讲学，以及讲会与祠祀、乡约之关系，对于“晚近海外的中国研究颇重视地域研究，同时在中国明清思想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把某些思想或学术流派归约到地方宗教、阶级等下层基础的研究案例”之类的新范式提出质疑，其质疑的依据即在明代嘉靖年间的讲学活动中王畿等学者在江南学术圈中的频繁活动及普遍受到尊重，并认为自宋以来中国文化的同质性已大大提高，阳明学已成为一个跨地域的话语体系^[107]。

21世纪初，讲会的研究还另有一些成果。《教育史研究》发表了李才栋先生的《关于书院刻书与讲会等问题的一封信》^[108]和吴宣德先生的回应文章《“讲会”定义献疑》^[109]。吴震先生的《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对嘉靖元年始至万历三十年李贽被杀这段历史时期的讲学资料作了相当出色的搜集和排比工作，为明代中晚期讲学活动的进一步研究构建了一个平台^[110]。2003年12月，《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还发表了戴霖先生《明代洛阳地区讲会论略》一文，指出洛阳地区的讲会有着心学与传统程朱理学共渗融合的特点^[111]。笔者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亦先后发表了几篇与讲学相关的论文：《晚明书院结群现象研究——论东林书院网络的构成、宗旨及形成》探讨了晚明东林讲学的网络现象^[112]；《从首善书院之禁毁看晚明政治讲学之冲突》以首善书院为个例探讨了明代政治与讲学的关系^[113]；《十六、十七世纪的徽州府讲会活动》则是以吕妙芬先生的研究为范例研究另外一个讲学发达区域徽州府内的讲会活动^[114]。

综合看来，以上成果给今后的明代讲学这一课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在这一基础上，学者仍然可以有较大的开拓空间：（1）以上成果基本上局限于对阳明学讲学的研究，对于阳明学派以外的一些学派的讲学未予充分关切，例如吕柟、冯从吾的关学，顾宪成、高攀龙的东林学派的讲学；（2）以上成果的重点仍在嘉靖和隆庆年间的讲学活动的研究上，对于晚明的讲学尤其是17世纪以来的讲学活动，尚未穷研；（3）除了像吕妙芬先生曾做过的浙东、江右、宁国府数地之地域研究外，像明代中晚期的河南中部，江西的赣州府、饶州府，讲学活动亦甚发达，仍是学者需要认真梳理的地区；（4）像陈来、吕妙芬、王汎森等先生对讲学的研究，比较重视讲学活动与思想演变的关系，但对于讲学活动与社会控制、乡约之类的问题，较少触及；（5）关于明代中晚期讲学虽然有较细致的研究，但是仍然没有一项综合性的研究，也就是说，在对个别的学者、个别的讲学发达区域的讲学活动做过一些梳理之后，我们是否需要考虑在此基础上做一些综合性的工作？我们能不能梳理出明代讲学运动发展的一条大致理路？能不能呈现给读者一个关于明代讲学活动的大致轮廓？

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呈现给读者一个关于明代讲学活动的概况，当然，只是明代中晚期，即16世纪之后讲学活动最兴盛发达的阶段。明代的讲学，在王阳明之前，基本上是分散的、个别的。例如，曹端、薛瑄、吴与弼、陈白沙、胡居仁等人的讲学，在明代学术史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孟森先生认为，明代的讲学风气始于宣德年间，即指曹端之讲学而言^[115]。不过，严格地来说，唯有从王阳明开始，讲学才堪称为运动。16世纪以后的讲学活动，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影响，都不是15世纪的零散的讲学活动所能比拟的。从16世纪到17世纪前期的一百余年间，可以将它分为六个阶段：（1）16世纪的前三十年，是讲学运动的起步时期。在这一时期，王阳明、湛若水、吕柟是这一期的代表性的讲学者。（2）16世纪30—60年代，是讲学运动的高潮时期。王阳明的弟子（阳明后学）在此期间活动非常频繁，推动着讲学运动的发展，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罗洪先等人。（3）16世纪70年代，是讲学运动遭受挫折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间，高拱和张居正先后执政，推行禁讲学政策，使讲学运动一度陷入低潮。（4）16世纪80年代至16世纪末，是讲学运动的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讲学，回应“讲学空谈”的反对声浪，更强调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主要代表人物有耿定向。（5）17世纪初期的二十年，是讲学的又一个高潮，但是这个高潮很短暂，大约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东林书院的建立起，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顾宪成的去世止，维持了约十年左右的时间。（6）17世纪20年代初期，随着一些讲学者们政治上的得势，在天启初年的北京城出现了首善书院的讲学活动，却很快地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复归于寂静。首善书院的禁毁，本身就表明当时讲学风气的衰竭。天启五年（1625年），随着魏忠贤毁天下书院的禁令的出台，书院及讲学的组织人遭受了明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毁灭性的打击。明代最后一个朝代崇祯时期，虽然有刘宗周之讲学。但是，刘宗周曾对他的弟子张履祥说：“乾坤何等时，犹堪我辈从容拥皋比而讲道论学乎？此所谓不识人间羞耻事也。”^[116]时局的变化莫测，已经使讲学者再无精力进行讲学。因此，本书将研究的范围大略限于16世纪初期到17世纪初期之间约一百二十年的时间内。以上六个阶段，也分别构成本书的第一章至第六章，在第七章中，我将专门探讨泰州学派的讲学活动。泰州学派讲学向来被视作为明代讲学的代表。但是，泰州讲学的特征及泰州讲学在明代讲学运动中的地位等问题，都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最后，我将在结论部分提出自己对于明代讲学运动的一些概括性的意见。首先，在明代讲学运动中，存在着主流的缙绅讲学与非主流平民讲学两系，两系之间既具有共同利益，又有分歧；其次，明代讲学运动是一个由开放向内敛的历程，这一趋势的形成一方面是政治势力如张居正之流所实施的政治打压促成的，另一方面是缙绅讲学在与平民讲学分裂后日渐在学术上趋于保守造成的。

【注释】

[1]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页5。

[2]程嗣章：《明儒讲学考》，页1。

[3]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页3。

[4]吴震先生《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所谓讲学，从狭义上说，无非是学者之间的一种学问切磋。从广义上说，讲学无非是一种教育、一种面向民众的教化活动。”（页36）

[5]官方讲学，以明代为例，从最高统治者接受教育的“经筵”、“月讲”，到国子监的教育活动、地方官学的教育活动，皆可谓之讲学。

[6]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十四，广文书局1975年影印本，页80，转引自吴震《阳明后学研究》，页423。

[7]何心隐：《原学原讲》，《何心隐集》第一卷，页5。

[8]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31。

[9]刘宝楠：《论语正义·述而第七》，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页136。

[10]明代学者吕柟就曾对弟子们说：“汝辈今日在此讲论，不消拘拘于经史上。即如今日用应接上下，或言语衣服，却都是学。故当时曾子、子夏讲论时，常说今日某人行冠礼差，又说某人行丧礼差，一一在这上面考究。今人说及此，便以为粗迹了。”参见吕柟：《泾野子内篇》卷十四，中华书局1991年版，页138。

[11]葛志毅：《今文经学与口说传业——试析古代的讲学传业方式及其文化历史原因》，《历史教学》1994年第5期，页6。

[12]陈青之：《中国教育史》，页53。

[13]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本，页205。

[14]范晔《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刘）淑少习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15]陈青之：《中国教育史》，页233、234。

[16]韩明士（Robert　Hymes）：《陆九渊、书院与乡村社会问题》，田浩（Hoyt Clveland　Tillman）主编：《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页445—474。

[17]陈青之：《中国教育史》，页233。

[18]归有光：《送何氏二子序》，《震川先生集》（四部丛刊）卷九，页9。按归有光此论，是欲引出其“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的重经思想，并影响了明末清初的钱谦益、方以智等人。可参见何冠彪：《明末清初思想家对经学与理学之辨析》，《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页11。

[1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

[20]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423。

[21]《教育大辞典》编委会：《教育大辞典·中国古代教育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页145。

[22]季啸凤：《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页700。

[23]周德昌：《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102。

[24]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页273。

[25]李才栋：《关于书院刻书与讲会等问题的一封信》，《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2期，页34。

[26]何平立：《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文化精神》，《学术月刊》2002年8月号。

[27]据明李梦阳撰《白鹿洞书院新志》（《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中华书局1995年版）卷七文志所载，朱熹《白鹿讲会次卜文韵》全诗如下：“宫墙芜没几经年，只有寒烟锁涧泉。结屋幸容追旧观，题名未许续遗编。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若羡腾骞。”

[2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二·文敬胡敬斋先生居仁》。

[29]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页37。

[30]吴宣德：《“讲会”定义献疑》，《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4期，页6—8。

[31]吕妙芬先生说：“何谓讲会？广泛地说，讲会就是讲学的聚会。但是明代的讲学聚会有许多种形式，例如书院中日常的讲学，朋友们不定期的交游、相晤问学的聚会，教化地方大众、类似于乡约的社会讲学，以及地方缙绅士子们组成的定期讲学活动等。……有时三五人私下相问学的聚会便是一个地方性定期讲会的前身，有时一个纯粹士人的讲会也逐渐演变成类似乡约的聚会，官学或书院中的课程也会因某名儒的到访而举行特殊的讲会。”参见吕妙芬：《阳明学讲会》，《新史学》第9卷第2期，1998年，页46—47。

[32]钱德洪：《贺程后台序》，转引自彭国翔：《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3卷第2期，2003年6月，页52。

[33]王栋：《明儒王一庵先生集》（1910年袁氏排印本），会语续集，页35。

[34]会讲即讲会，二者区别甚小。陈来先生认为按当时的习惯用法，“会讲”指聚会讲学的活动，“讲会”指会聚讲学的组织。参见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中国学术》第四辑，2002年，页1。

[35]孟化鲤：《兴学会约序》，《孟云浦先生文集》卷四，页7。

[36]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805—806。

[3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300。

[38]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422。

[39]邹守益：《广信讲语》，《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

[40]王守仁：《阳明全书》卷七。

[41]郭汝霖：《再答宋华阳》，《石泉山房文集》卷六。

[42]钱德洪：《刻文录叙说》，《阳明全书》卷首。

[43]颜钧：《扬城同志会约》，《颜钧集》卷四，页30。

[44]孙慎行、张鼐：《虞山书院志》卷七，会语。

[45]Joseph　P．McDermott，Friendship　and　Friends　in　the　Late　Ming，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美〕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系：《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上册，1992年，页67—96。

[46]张琏：《偕我同志——论晚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中的群己观》，《东华人文学报》第5期（2003年7月），页161—182。

[47]何心隐：《论友》，《何心隐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页27。

[48]耿定向：《与周柳塘》之二，《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三，书牍。

[49]刘元卿：《请举朝讲疏》，《刘聘君全集》卷一。

[50]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三，会语一。

[51]许孚远：《觉觉堂说》，《敬和堂集》卷三。

[52]管志道：《追求国学乡学社学家塾本来正额以订书院旁额议》，《从先维俗议》卷二。

[53]王时槐：《松岩朱君墓志铭》，《友庆堂存稿》卷五。

[54]容肇祖：《明代思想史》，“民国丛书”据开明书店1941年版影印本。

[55]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6]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7]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58]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页1096。

[5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页410。

[60]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1]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页398。

[62]冈田武彦著，吴光译：《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63]沟口雄三著，龚颖译：《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前近代时期中国思想的发展变化》，《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7年版。

[64]周德昌：《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87。

[65]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民国丛书”影印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页77。

[66]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67]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68]古清美：《明末书院的讲学及教育思想》，《中国书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页132—157。

[69]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国书刊行会1979年版。

[70]John　Meskill，“Acade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ng　Dynasty”，Charles　O．Hucker，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149－174．

[71]John　Meskill，Academies　in　Ming　China：A　Historical　Essay，Tucson，Arizona：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2．

[72]Tilemann　Grimm，“Some　Remarks　on　the　Suppression　of　Shu－yuan　in　Ming China”，The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2（1957）．按，该文笔者未见，乃据L．Carrington　Goodrich，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明代名人传》）（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湛若水”条方知有此文。

[73]薛国栋：《明清时代之书院及其关联诸问题》，《历史における民!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集》，国书刊行会1984年版，页1069—1081。

[74]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

[75]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と复社》，京都同朋舍1996年版。

[76]樊树志：《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页188—203。

[77]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8]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79]韦庆远：《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0]樊树志：《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81]Charles　O．Hucker，“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John　K．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p．132－162．

[82]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83]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307—319。

[84]陈宝良：《明代文人辨析》，《汉学研究》第19卷第1期，页187—217。

[85]何宗美：《明代文人结社综论》，《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

[86]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62。按，文社与讲会，即文人与学者（理学家）的区别。参加文社的士人，总是为了怡养性情、增加作文技艺而去，目的在于获得更高的文学成就，或提高八股文的技艺以获得更好的科举成绩；而参加讲会的士人目的是想寻找一条成圣成贤的为学之道，尽管尚不排除其为科举服务的目的。文社以作文、赋写诗词为形式，讲会多以宣讲和答问为形式。而且，在明代后期，文人与学者之间，界限尚算分明。例如，嘉靖年间的理学家吕柟说：“夫世有二学：一曰性命学；一曰举子业学。为举子业学者，或背经而荡于辞；为性命学者，或浚经而沦于空。”（《泾野先生文集》卷四《易经大旨序》）何良俊指出文人和学者在晚明显得壁垒分明：“谈性理者，耻言文辞，工文辞者，厌谈理性。”（《四友斋丛说》卷四）叶向高也说：“风之下也，道德文章分途而歧趋。”（叶向高《许敬庵先生敬和堂集序》）耿橘说：“今海内雕龙绣虎之彦，则诋讲学为土苴；而墨矩绳墨之儒，又辄唾文章为悦。是道自为道，文自为文，文与道二也。”（《虞山书院志》卷十艺文钱时俊《虞山书院有本室会艺序》）此外，相关的议论颇多。故郭绍虞先生分文人的集团与讲学家的集团为二，说文人集团有书生气、浪漫气、浮薄气，而讲学家则过着严肃的生活。参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之《明代文人集团》，页531、609。然而，在明人中，也有主张诸会其实为一的。如贺世采说：“乡会、祠会、文会与讲学之会一也。”

[87]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弘文堂1962年版。

[88]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7年版。

[89]包筠雅著，杜正贞、张林译：《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0]乔安娜·汉德琳：《同善会：明末清初时期慈善活动的重建》，《亚洲研究杂志》第46卷第2号，页309—337（Joanna　F．Handlin　Smith，“Benevolent　Societies：The　Reshaping　of　Charit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Journal　of　Asi－an　Study，46：2，pp．309－337）。

[91]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3分册，1993年7月，页679—712。

[92]钱穆：《王龙溪略历及语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1册，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页217—228。

[93]钱穆：《王门之讲会》，《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1册，页393—397。

[94]福田殖：《罗念庵の〈冬游记〉にっぃて——王门における讲学活动の一场面》，《阳明学》号6，页2—27。

[95]中纯夫：《王畿的讲学活动》，《富山大学人文学报纪要》期26，页1—81。

[96]吕妙芬：《即知即行：十六世纪中国的阳明学和讲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按，笔者并未能亲见此文，乃据其在《阳明学讲会》一文中的介绍而知。吕先生的博士论文英文题作“Practice　as　Knowledge：Yang－ming　Learning　and Chiang－hui　in　Sixteenth　Century　China”。

[97]吕妙芬：《阳明学讲会》，《新史学》第9卷第2期，页45—87。

[98]吕妙芬：《圣学教化的吊诡：对晚明阳明讲学的一些观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页29—64。

[99]吕妙芬：《阳明学派的建构与发展》，《清华学报》第29卷第2期，页167—203。

[100]吕妙芬：《阳明学者的讲会与友论》，《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

[101]吕妙芬：《明代宁国府的阳明讲会活动》，《新史学》第12卷第1期，页53—112。

[102]吕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阳明讲会活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页197—272。

[103]吕妙芬：《晚明江右阳明学者的地域认同与讲学风格》，《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6期，页290—324。

[104]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和实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

[105]王汎森：《清初的讲经会》，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3分册，页503—588。

[106]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2分册，页245—293。

[107]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中国学术》2000年第四辑，页1—53。

[108]李才栋：《关于书院讲会的几个问题》，《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4期，页1—4。

[109]吴宣德：《“讲会”定义献疑》，《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4期，页6—10。

[110]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111]戴霖：《明代洛阳地区讲会论略》，《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页17—20。

[112]拙著：《晚明书院结群现象研究》，《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页5—11。

[113]拙著：《从首善书院之禁毁看晚明政治讲学之冲突》，《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页40—45。

[114]拙著：《十六、十七世纪的徽州府讲会活动》，《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页133—184。

[115]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页125。

[116]张履祥：《答吴仲木》十三，《杨园先生全集》卷三，书，页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