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内迁及其在内地的业务发展

抗战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内迁及其在内地的业务发展

陈礼茂

关于抗战时期的内迁问题，学术界对机关、人口、工厂和学校等内迁关注较多，相形之下，对金融业内迁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而在金融业中，对政府系统的“四行二局”之内迁及其在内地建构金融网的问题，研究成果稍多，而关于“小四行”、上海、金城等银行在内地设立总行和分支行的情况，有些论著虽有涉及，但往往语焉不详^[1]。本文依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对该行战时总行的迁移、在内地设立分支行处及其在内地的业务状况作些论述，以此窥视战时商业银行的变迁及其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总行的迁移

抗战初起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即提议将总行迁移。该行副经理杨介眉不仅表示赞同，还分析必须迁移的原因。他在1938年3月29日致陈光甫的信函中指出，伪华中政府成立在即，有可能强迫各银行重行登记，本行因有财政部长孔祥熙为董事，在重行登记之时可能发生问题，为此，若将总行名义上迁移香港或汉口，则可用分行名义登记，而免除种种纠纷。关于此种情况，内汇部经理李芸侯和人事处经理徐谢康甚至提议将孔祥熙之名从董事中删去。

关于总行如何迁移和迁往何处，杨介眉提议，总行迁移之事，上海不必登报，仅将广告中总行两字删去，而在总行迁往之处登报；如果迁往香港需要注册，则以迁往汉口或重庆为宜。当沪上传闻伪政府已在南京成立，不久将至上海办公，并将征税和发行公债之时，杨介眉又向陈光甫提议，总行必须在名义上速迁，以推却伪政府的种种索求。1938年4月13日，杨介眉又向陈光甫提议将总行迁往香港，并在上海、汉口、长沙等地分设总经理驻各该地办事处。其中，总经理驻沪办事处管理战区各行事务，包括上海、南京、无锡、天津、济南各管辖行及其所辖分支行处、南通分行及其所辖之海门办事处等；上海总行改为上海管辖行，对外称上海分行，总行原有之农业、盐务两部及新设之会计、仓库两处均并入上海管辖行。陈光甫则认为，总行改为上海管辖行之事须从缓，以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他提出，仅将信纸信封上的“总行”字样改为“分行”，对英文签字中的“Head office”字样也进行更换，而不必再发印鉴；同时在沪登一广告，通告将本行总行迁移重庆办公，此外，向财政部呈文备案，而事实上仅迁数人前往香港办事^[2]。副经理朱如堂遵照陈光甫的指示，首先将对外文件中印有总行字样者删除，并将有总行字样图章更换，然后发一新闻稿送各报登载，并给本行各分支行发布通函，通告总行迁渝，上海方面改称管辖行，并设立驻沪办事处^[3]。该行业务处经理赵汉生则提议，由于在上海之邮电均受日本人检查，为保持全行业务秘密起见，有必要将总行管理部分迁一部分至香港。

经多次讨论，该行于1938年7月1日起，将总行管理部分暂迁香港办事，成立总经理处。至是年7月30日，总行迁港办事人员有陈光甫、杨介眉、朱汝谦、倪文硕等14人^[4]。是年9月2日，陈光甫由香港飞往美国，代表国民政府磋商借款，总行事务由杨介眉代理。此时港渝之间有飞机航行，而港沪间亦时有各国轮船行驶，交通便利，该行总经理处由此可以统辖自由区与沦陷区各地分支行处的业务。

总行管理部分迁至香港后，该行在上海总行原址内设立总经理驻沪办事处，由杨介眉兼任主任。该办事处的管辖范围为上海、无锡两管辖行及其所属之行处、南通分行、镇江支行，暨扬州、东台、海门、清江浦四办事处。总行原有营业部分则改为上海管辖行，主管上海界路、虹口、小东门、西门、中虹桥、提篮桥、静安寺路、八仙桥、霞飞路、愚园路等十分行及其本身之业务。

因上海地位特殊，营业范围较大，该行上海管辖行于1939年2月1日改为沪行，分设存款、往来、放款、内汇、国外、储蓄、信托、仓库、会计、出纳、总务、本部分行管辖等12部，其地位在一般管辖行之上。

因陈光甫代表国民政府在美国洽办借款，为日本人所嫉恨，为保存该行在沦陷区的资产，杨介眉于1940年1月18日继任董事长，并兼代总经理，以避人耳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行总经理处和香港分行很快发生挤提，不久库存及帐簿悉数被日军查封，职员及眷属生活也很艰难。为此，该行总经理处决定将人员和资金内调，香港分行仅留10余人维持局面。从1942年1月底开始，该行在港职员开始分批内调。是年5月间，杨介眉偕部分职员由港至沪。

杨介眉到达上海后，即部署沦陷区之行务。此时上海形势极不乐观，该行在沪之存款趋减，准备渐少，而其存于中、中、交三行之资金，因日军查封该三行而无法支用。此外，日伪规定，于1942年5月27日起，华中沦陷区各银行之债权债务，概按法币2元折合中储券1元。最终，法币被禁止使用。这些因素使得上海金融波动不安，该行的业务随之而发生困难^[5]。

1942年8月23日，杨介眉病逝，其所遗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由朱如堂继任，伍克家则继朱如堂任总行副经理。是年9月19日，该行裁撤总经理驻沪办事处，宣布将总行管理部分迁回上海。1943年11月，伍克家任总经理，副经理一职由徐谢康继任。

1943年意大利投降后，抗战胜利为期已近。陈光甫为本行在战后复员便利考虑，拟将总行迁至重庆，乃令总经理伍克家入渝。1944年3月28日，伍克家到达重庆。5月14日，该行在重庆举行股东会，议决迁总行至重庆，并改选董事及监察人。5月17日，董事会互选陈光甫为董事长，伍克家为办事董事兼总经理。6月1日，该行总行在重庆宣告成立，同时撤销总经理驻渝办事处，原由该处管辖之分支行处，概归总经理处管辖。是年10月5日，陈光甫受命赴美国出席国际商业会议，任首席代表，董事长职务即由伍克家兼代。

二、战区分支行处的撤退

淞沪会战期间，该行在上海的分支行处随战事的变化而发生变迁。1937年8月11日，该行界路及提篮桥两分行迁入总行营业。13日，其西门、小东门、中虹桥及虹口四分行也迁入总行办公。23日，其总行暂迁法租界亚尔培路三○三号办公，界路、小东门、中虹桥三分行仍与总行一起办事，提篮桥分行附设于愚园路分行内，西门分行迁霞飞路分行内，虹口分行迁静安寺路分行内，信托部因保管箱无法移动，仍在原处。是年10月25日，因战事延至蕰藻浜一带，外滩较趋平静，总行与界路、小东门、中虹桥三分行迁回宁波路原址。

淞沪会战结束之后，该行沿京沪线一带各分支行除少部迁往上海外，大部分陆续迁往汉口。1937年11月13日，中国军队退出南市，完全放弃上海，并于15日沿昆山、苏州、常熟、嘉兴一带撤退，日军则跟踪追击。该行沿京沪路一线各分支行职员众多，而交通工具匮乏。该行驻宁办事处制定撤退办法，将职员分撤退、留守和返籍三类。其中，撤退人员若全部溯江而上，西至汉口，并非易事，于是又谋分散，一部撤往汉口，一部撤至江北。11月中下旬，其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分支行均有部分职员撤至汉口办公，总经理驻宁办事处、南京分行及其所属之支行、办事处亦于11月30日全部抵达汉口。后因粤汉路运输加强，港汉之间亦有飞机航行，京沪沿线难民经香港回沪者颇多，各银行亦大都由汉再行移沪。该行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分支行处亦于12月间迁沪，惟南京分行因存户之收付多在汉口，故仍留汉。12月，该行芜湖、溧阳、蚌埠、临淮、明光、安庆、合肥等行处部分职员亦相继撤至汉口。1938年3月，该行南通分行撤至上海，与此前撤至上海之海门办事处合组为通海两行联合办事处。

武汉会战期间，该行各分支行处继续内迁至重庆。1938年上半年，该行郑州、开封、板浦等分支行亦撤至汉口。是年6月27日，各撤退至汉之分支行处组成联合办事处。7月13日，该办事处撤退至重庆办公。不久，九江分行和牯岭办事处亦辗转撤至重庆，并入撤退行联合办事处。8月9日，总经理驻汉办事处先行撤渝，改组为驻渝办事处。汉口分行近200名职员亦陆续内调，最后一批撤退者15人于10月21日乘船赴渝。该分行在渝成立驻渝办事处，于11月5日在重庆开始办公。11月8日，长沙分行大部分职员携带帐册前往沅陵。该月11日，该分行剩余职员亦启行赴沅。该行沙市支行和宜昌办事处先后于1939年2月和3月撤退重庆^[6]。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该行广州分行从该月19日起在香港分行内办理收付，其一部分职员经由梧州、广州湾到达香港。

三、内地分支行处的增设

在战区各分支行撤退之际，该行一些高级职员向陈光甫提议在内地设立分支行处。1938年1月24日，南昌管辖行经理程顺元致函总行陈光甫等人，提议本行业务宜向内地发展。程顺元先介绍了他所获悉的日本御前会议的情况。据其称，天皇就日本对中国宣战后将面临的一些问题征询首、陆、海、藏等相的意见。首相认为，日本对中国宣战并不会引起国际的摩擦。陆相指出，日本需时一年半始可征服中国；倘若苏联援华，日本适龄壮丁早经准备，足以应付。海相认为，虽然日本海军力量不能应付英、美、法、苏海军之联合力量，但四国海军联合之可能性尚待考虑。藏相指出，倘若对中国宣战，万一引起国际战争，日本战费估计每日需4 000万日元，恐难负担，因为日本对外贸易全恃轻工业，尤以纺织业为最，但自青岛、上海纺织厂被毁后，日本纺织工业实力已去其半，加之中国及南洋之纺织品市场亦几乎全部散失。综合各相意见，天皇认为，不宜轻易对中国宣战，只是对国民政府宣布绝交。天皇计划全力统治华北，首先打通津浦线，再会师武汉，同时组织南京伪政府，行使“以华制华”的策略，以掩饰国际视听。程顺元由此判断，战争似有延长持久之势。他指出，按日本此等计划，观诸其当前用兵趋势，即连日向津浦南北两线联合进攻，似已在依此步骤实行；其在华南方面不过为虚张声势，藉以牵制中国兵力而已。他还指出，按当时中国军方估计，武汉紧急时期尚在三个月以后，如果抵抗得法，或可维持半年，故武汉危局不过时间问题而已。为此，他提议，如果战争果真成为持久局面，则本行应未雨绸缪，对于业务需按以下原则进行，以应付恶劣环境：总行在上海租界内仍可紧缩营业，以维持最低限度开支为宗旨；沪宁路各分支不宜复业，即使环境许可，亦以不复业为宜；华北方面除天津分行紧缩业务藉资维持外，其他各行不宜积极复业；在湖北之武汉各分支行业务宜早准备收束，沙市、宜昌两行可取观望态度；江西各行业务应准备收束；在湖南之衡阳和长沙支行的业务应准备收束；在华南，香港分行的业务应求发展，广州分行的业务可酌量维持；在四川各大商埠及西南方面业务，尤以昆明、河口、海防为重，应积极进行。他还指出，鉴于本行在沦陷区之存款日益减少，若不在西南和华南致力吸收存款，藉资挹注，则本行现有准备以及尽力收回之放款恐不足以应付提存之需要，而且按本行之地位，当前在川、滇、黔、港等地图谋发展，也较为容易^[7]。

总行业务部经理暨总经理驻汉办事处主任赵汉生也力主本行向内地发展。他于1938年6月8日致函陈光甫，认为抗战将陷入持久状态，本行撤退各行之业务一时无法恢复，而四川省出产丰富，银行业务将大有可为。他建议，本行除已经在重庆、成都和乐山三处设有分支机构外，还须在自流井、宜宾、泸州、北碚等地分设行处，以承做四川省盐押汇押款和内地贸易。他指出，这些分支行处在战时可以维持业务，安插同人，而战事结束后，亦能继续营业。

对本行在内地设立分支行的问题，陈光甫起初的态度很谨慎。他在1938年6月16日复赵汉生的函文中称，中日之战为空前之战，中国于战时和战后必将在政治经济上有空前之变革，若眼光不远，必有损失，而安顿人事，仅属小问题。他指出，本行当前在四川无总揽全局之人，组织上未臻完善，与总行和其他分支行联系不易；即使有总揽全局之人，也不可大肆设立分支机构，而必须勤勤恳恳地研究环境、顾客信用、货物销路、运输路径和工具，由小至大，坐守数年，相机而行，万勿太过乐观而损及资金。他强调：“今日一元钱等于一点血，复兴之途在其中也。”

对陈光甫的谨慎态度，赵汉生并不以为然。他在1938年6月18日再度致函陈光甫，详细阐述本行须在四川省较大商埠设行的原因：其一，撤退后方之各机关公务人员分居于川、黔、滇三省各较大商埠，其中多为本行旧有顾客，为保持本行一部分存款起见，有必要前往分设机构；其二，四川省人口有7 000万，贸易发达，本行所开办之大业公司已在该省开展纱布买卖和物产出口等业务，本行可代该公司办理资金的收付事宜。关于陈光甫所谓在四川无总揽全局之人的问题，赵汉生指出，万一武汉失守，本行总经理处设于香港，而香港有飞机、公路可达重庆、昆明、贵阳三地，进出口货物也将以香港为枢纽，李桐村可常至重庆主持该地大业公司业务，而他自己则常驻重庆主持银行业务。同时，赵汉生还提议在贵阳设行，认为该地虽为贫瘠之区，但地居后方，各处避难人士均相率迁移于此，亦有政府机关迁往此处，致使汉口对贵阳之汇款每日颇多，而且西南各省将以贵阳为交通中心，故本行有在该地从速设行办理业务之必要^[8]。

赵汉生在向陈光甫迭陈本行须向内地发展的同时，分派职员调查四川泸州、宜宾、内江、自流井、北碚等地的情况。该行重庆分行经理李其猷于1938年7月3日完成调查报告《策应战时对于四川行业之今后计划》，提出本行须于四川增强机构以应付时势及本身之需要^[9]。

杨介眉也于1938年6月25日致函陈光甫，称昆明、海防两处地位日见重要，已派程顺元前往昆明筹设分行。是年10月，程顺元拟订《办理滇越区行社业务计划》，提议首先将昆明分行及金碧路办事处办好，其次在滇西之大理或下关设立办事处，并调查滇南、蒙自、个旧、碧色寨等处之银行生意^[10]。

经多次谋议，陈光甫决计在内地大力设立分支行处。而早在筹议和调查的同时，该行在内地的分支行处已渐次开设。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该行在内地的分支行处日益增多。

早在1937年初，该行为办理桐油出口押汇及纱布进口押汇业务，设立重庆办事处，但不收存款。抗战爆发后，陈光甫任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1937年底，他前往重庆、成都两地与四川省商人及银行商谈桐油、猪鬃及牛羊皮外销办法。次年1月1日，他将本行重庆办事处扩充为重庆分行。

成都为战时高校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抗战初期，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以及内迁之燕京大学等分布于此。该行平素即重视与教育界的业务联系，故于1938年4月18日开设成都支行。

武汉大学于1938年初迁至乐山，该行武昌分行在该校所设之办事处派员随同到达乐山。其乐山办事处于1938年6月6日开业，由成都支行管辖。

贵阳有川滇、湘黔、黔桂各公路通过，战时成为西南交通要道，战区民众到此避难者络绎不绝。1938年7月15日，该行贵阳办事处开业，嗣因业务渐繁，于1939年2月改为分行。

昆明有滇越铁路经过，由此可入越南，以达海防、西贡之海口，并可继续由水路达香港、上海，国防物资赖以输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亦内迁昆明筹设西南联合大学，逃难至此的人口亦众。1938年8月17日，该行昆明分行暂在金碧路中国旅行社内先行开业。10月1日以正义路行屋完成，迁入营业，并在金碧路中国旅行社内分设金碧路办事处。

桂林水陆交通发达，兼以天然岩洞可以防空，学校和工厂大量内迁至此，该行桂林分行于1938年11月1日开业。

沅陵为湘西重镇，地处山区，形势险要，成为湖南省府各机关撤退之余地，亦为避难人士寄身之一重要目的地。1938年11月20日，该行沅陵办事处开业。不久，该行长沙分行撤退至此，沅陵办事处遂于1939年3月1日与之合并。

距离成都40华里之新都，产米甚丰，该行于1938年10月29日开办新都办事处。1939年间内地粮价渐涨，国民政府为防止银行囤积居奇，禁止各行受押米谷。为此，该办事处于1940年初被裁撤。

万县为川江之通商口岸，附近所产牛羊皮、猪鬃、桐油、药材经此出口，而战初东南人士逃难入万县者亦日见众多。1938年12月1日，该行万县办事处开业。

宝鸡为陇海铁路西段之终点，武汉将沦陷前，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以宝鸡为产棉麦之区而迁移至此。该行应两厂所请前往设行，宝鸡办事处于1938年12月24日正式开业^[11]。

该行素来重视与盐商的业务往来，战前曾办理淮盐的押汇和押款业务，与淮北盐局局长缪秋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抗战期间，缪秋杰升任盐务总局局长，特约该行在内地产盐区增设分支机构。自流井为川省产盐区之首，且有丰富的煤矿资源，交通也很便利。五通桥之产盐量，约为自流井三分之一，也有丰富的煤产和便利的交通。1939年7月3日，该行自流井和五通桥两办事处同时开业。

宜宾居岷江汇入长江之口，乃犍为和乐山两县所产之盐转销昆明之处。1939年12月2日，该行宜宾支行正式开业，自流井及五通桥两办事处归其管辖，其业务重点是为川盐产销进行资金融通。

广西大学设于桂林市外20公里之良丰，该地无邮局，汇款须往桂林兑取，该校校长马君武商请该行前往设立办事处。1939年11月，该行广西大学办事处开业，办理活期储蓄，所有外埠邮局汇至该校师生款项，均由该办事处代向桂林邮局收取。

云南下关为滇缅交通要道，大批猪鬃、牛羊皮、药材、茶叶、石璜、赤金等货物经此出口。1941年6月1日，该行下关办事处开业。

保山亦为滇缅公路之大站，食宿、加油、货物装卸和储运等业务日繁。1941年9月9日，该行保山办事处开业。

梧州为广西省一大商埠，广州未沦陷前，轮船自梧州由西江可直达香港，而香港居民所需之米粮、蔬菜、鱼肉等，亦大部分仰给于梧州。此外，梧州可由河道分别通往桂林、柳州和南宁。1941年6月2日，该行梧州办事处开业^[12]。

三斗坪在宜昌上游，原为鄂西小镇，自宜昌沦陷后，该地成为川江航运之起点，昔日一僻壤顿成贸易中心。该行为了办理盐押汇业务，于1942年4月初设立三斗坪办事处。1943年5月，日军发动鄂南、湘北攻势，该办事处于是年7月10日撤销。

成都华西坝原为华西联合大学校址所在地，抗战期间，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齐鲁大学相继迁校于此。该行与金陵大学关系素密，乃于1943年3月2日在该校设立办事处。

此外，该行曾在云南之腾冲、龙陵、畹町和西康之雅安做过调查，拟设分支行处，但或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或因交通不便而作罢。该行还曾在兰州购有行屋，预备开业，后因当地交通困难和捐税繁重而作罢，并将房屋出让。1944年豫湘桂战争期间，该行为谋一新的退路，以安顿撤退各行职员，打算在兰州、天水各设临时办事处，其中，天水办事处获财政部批准。但后来由于中国军队发动反攻，桂林和柳州相继收复，该行决定撤退各行仍回原地复业，在天水设处之举因此而中止^[13]。

至1945年3月，该行在内地的机构共计17处，计在四川省有11处，即总行，重庆分行，成都、宜宾两个支行，乐山、五通桥、自流井、万县和华西坝五个办事处、撤渝和桂、衡、梧撤驻綦江两个联合办事处；在云南和陕西省各2处，即昆明和西安两个分行，下关和宝鸡两个办事处；贵州和湖南省各1处，即贵阳分行和长沙管辖行^[14]。

四、内地的存款业务

就变化趋势而言，该行在内地的存款额呈递增态势。1939年1月21日，该行内地存款为3 298万元，在此后的2—8月间增加1 400万元^[15]。在1942—1944年的三个年底，其数分别为14 700.6万、35 179.6万、41 807.5万元，1945年6月底为105 031.3万元^[16]。其数额不断攀升，除了该行招揽存款的努力外，还有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缘故。

该行在内地存款数额的增长趋势在重庆分行得到显著体现，而该分行存款在内地存款中所占比重最大。在1937年11月下旬，该分行存款只有30余万元，至1938年2月中旬增至150余万元，是年10月21日增至460余万元，12月7日增至590余万元，1939年1月21日为788.4万元，至1942年3月20日达3 544.4万元^[17]。至1945年3月3日，在内地存款总数7.8亿元中，该分行存款达3亿元，占38%^[18]。与重庆分行一样，该行在内地其他行处的存款大抵也是逐年递增。

就各地存款总数在全行中所占比重而言，在1939年1月21日全行存款余额15 425.6万元中，上海总数为10 046.8万元，占全行65.13%；内地总数为3 298万元，占全行21.38%；华北总数为773.2万元，占全行5.01%；香港总数为1 307.6万元，占全行8.48%。虽然内地存款总数不及上海存款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已超过华北和华南各行存款之和^[19]。法币自1942年在上海被禁用后，大多被移往内地，此后该行在自由区与沦陷区分别用法币和中储券记帐。

就存户类别而言，1938年间，该行重庆分行的存款户多为外省人士，其中十分之九为长江下游迁渝人士^[20]。在成都支行，阎锡山的侄子存有几笔大数目活期存款。乐山办事处的存款户主要为武汉大学各关系户。贵阳办事处的存款户则以特货商居多，因为这些商人与该行有很多汇款交易，而当地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支付汇款时，常有积压迟解的情况^[21]。

在各类存款中，以活期存款为主，而定期存款和同业存款所占比重不大。例如，在截至1942年5月20日存款余额13 230.7万元中，活期存款10 423.2万元，占78.8%，同业存款2 111.2万元，占15.96%，定期存款696.3万元，占5.26%^[22]。

该行的存款业务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常面临种种阻力。据赵汉生在1943年3月2日致总行总会计唐和羹的函文中称，由于商业利润优厚，人们不愿将多余款项存入银行；工薪阶级入不敷出，平时无力存储；自国民政府实施公库法后，商业银行中的机关存款渐趋绝迹；同业竞争日剧，各行多以高利吸引，其中尤以本帮及新立者为甚。前三项因素属社会问题及金融政策，该行无策应对，唯有对第四种情形，即各行竞揽存款的情况，该行总渝处为适应需要，迭次将存息予以提高。尽管如此，若与本帮银行比较，该行存款利率还是瞠乎其后，而下江同业如金城和中国实业等银行也竞相提高存息，金城银行竟以月息3分吸收半年以内定期存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虽不盲从，但也将月息提至2分左右。在各商业银行竟提存息之际，中、交两行增息比例却不大，甚至其放款利息比各商业银行最高存息还低，各行若维持高额存息，则利润太低，大有不得不放弃之势^[23]。

五、内地的放款业务

抗战初期，该行在内地放款极为慎重。至1938年7月3日，在其重庆分行190万元放款中，大业公司约占半数^[24]。至是年10月21日和12月7日，该分行放款余额分别为160万和109万余元，其中大业公司分别占110万和81万元^[25]。对此，赵汉生曾向杨介眉解释，此时内地各行放款减少的原因有二：一为防止空袭损失，二为彻底清查以便管理。

1939年初，该行重庆分行开始扩大放款渠道，准备向福生庄透支100万元，并打算向川帮银行中业务成绩较佳者做比期放款^[26]。对此，远在美国替国民政府办理借债事宜的陈光甫不断发函指示赵汉生在内地须审慎放款。他指出，当前战事方殷，西南各省虽大事建设，但建设资金为长期投资，稳健之银行家或有经验之银行必然不肯在战区未定之前，轻于投资。他还指出，当前促进生产乃属物价问题，今日西南之繁荣系人为所致，而非天然的现象，一旦战事有变或停止后，物价将有变动，此时本行若贸然放款，则又将重蹈1935年陕州棉贷之覆辙。他告诫赵汉生，本行在内地做押款，切切不可猛进，以防不可收拾。最后，他断言，大战之后必有经济恐慌，一有恐慌发生，银行将首当其冲，而当前繁荣之重庆，有如十年来之南京状况，故本行不可不预防^[27]。此后，在重庆分行放款额继续扩大的情况下，陈光甫仍迭次告诫赵汉生，棉纱押款须慎重，比期放款须少做，对于各项放款只有宁缺勿多，一切力求紧缩。即使是陈光甫本人主持工作的贸易委员会向本行透支，他也是力持谨慎态度。截至1939年8月15日，该会向该行信用透支余额达743万元。对此，陈光甫深恐政局多变，认为本行若对该会放款过巨，一时不易收回，且万一人事发生变动，有可能蹈从前政府放款之覆辙，乃于是年11月4日致函赵汉生，令其将该款早日收回。在陈光甫一再告诫下，该行重庆分行放款余额自1939年9月底增至1 300余万元后，在此后较长时期，因放款渠道无多大扩展，放款余额长期徘徊在1 000余万元^[28]。

杨介眉也告诫昆明分行经理程顺元须谨慎押款，并特别要求商品押款不得超过30万元。至1939年底，该分行放款收缩至84万余元，且多为本行所属之海防旅行社、昆明旅行社、大业公司和商务酒店透用，正当之商业押放款不过30万元，致使此间人士啧有烦言，该分行存汇业务亦因此遭受影响^[29]。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后，该行汇兑业务日益不景气，乃在内地不得不考虑加大放款和投资的比重。从1942年1月至12月，该行重庆管辖行所属各行处放款和投资余额从6 000余万元逐渐增至9 000余万元。不过，投资比例很小，其数额在1942年上半年均局限在100万元左右^[30]。在1942—1944年的三个年底，该行在自由区各行处之放款总额分别为13 253万、22 173.1万和32 500.2万元，1945年6月底涨至80 007.4万元^[31]。当然，如同存款数额一样，放款数额的迅猛增长与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日益加剧相关。

就放款类别而言，该行战时在内地主要放款于盐业和工业，而农业、商业和教育文化事业放款所占比重均很小。在1942—1944年的三个年底，盐业放款余额分别为4 533.4万、4 862.4万和14 105.4万元，工业放款余额分别为2 341.4万、5 665.5万和9 090.7万元，农业放款余额分别为185.5万、1 048.5万和1 850万元，商业放款余额分别为437.7万、1 745.2万和1 663.5万元，教育文化放款余额分别为102.8万、457万和1 741.3万元^[32]。在该行重庆分行，此种状况尤为突出。1943年底，该分行放款总额为6 580余万元，其中工业放款占49%，盐业放款占43%^[33]。该行对盐业的放款主要针对川盐的增产和粤盐的运销内地。在工业放款中，以纺织、面粉两业为主，余如化工、造纸、酒精、制刷、榨油等业亦有该行贷款。该行很早就提倡农村合作贷款，但此种贷款后由中国农民银行专门经营，该行只是保持对猪鬃产销的资金协助。因国民政府对商业贷款厉行管制，该行只对合乎法令规定之商业进行资金协助，故商业贷款数额极为有限。因内地各大学教师生活艰难，该行于1943年8月10日特创“优待大学教师个人贷款”，借款人数前后总计超过3 000余人，分布于14所大学。直至抗战结束时，此项放款才终止^[34]。

就放款对象而言，抗战时期，在内地与该行关系最密切的企业当属该行自己的三家企业，即大业公司、中国旅行社和上川工业公司。大业公司系该行在抗战初期所设立，其资本为500万元，在成立之初即获准在本行透用500万元经营贸易，此后透支额不断增加。在1939年12月之前，该行内地各行处均以大业公司为主要放款对象，在此月，该公司欠本行内地各行处之款共约330万元^[35]。1941年6月间，该行曾对大业公司在本行内地各行处的透支额度进行限定，在750万元的透支额中，沪行、港行和汉行分别提供300万、200万和150万元，余下之100万元由内地各行提供，计滇、渝二行各10万元，黔、桂、衡、赣、井五行各5万元，共计45万元，尚有余额55万元，日后再行接洽^[36]。但在此后的实际运营中，其透支额度依然较大。例如，1941年11月18日杨介眉致函大业公司总经理李桐村，称其已批准该公司在本行昆明和重庆分行分别透支200万和500万元^[37]。抗战时期，中国旅行社在内地营业过程中也经常向本行请求资金融通。该行还与中国旅行社、大业公司合组“行社公司联合管理委员会”，对各种业务活动进行统筹管理。上川工业公司初名上川实业公司，由章乃器发起，得到该行的协助。该公司开办时的资本100万元，由章乃器与技术人员及该行分认，董事长职务先后由杨介眉和赵汉生担任，7名常务董事中，除章乃器外，其余6人均为该行职员。由于常年亏损，章乃器于1943年7月另组上川企业公司，该行乃将上川实业公司改组为上川工业公司，增资至500万元。1945年3月28日，该公司资本增至5 000万元。抗战胜利后，该公司迁往上海^[38]。

在纺织工业方面，其主要放款对象为申新纺织公司重庆和宝鸡工厂、大明染织公司和福生庄。在植物油方面，其主要业务对象为中国植物油料厂和复兴商业公司。在猪鬃业方面，其主要业务对象为四川畜产公司、贸易委员会猪鬃厂和新华制刷公司。在盐业方面，该行主要与川康盐务总局来往。在该行主要放款企业中，有两种类型比较突出，其一为战前即与该行有业务往来之企业，其二为贸易委员会所监管之企业，因陈光甫曾任该委员会主任，并在该会中安插有本行人员，故该会所管辖之企业多向该行进行资金融通。例如，申新纺织公司重庆和宝鸡工厂由该公司在汉口之第四厂迁建，战前即与该行汉口分行有业务往来，该厂分别迁至重庆和宝鸡后继续与该行订约往来。大明染织公司由开设于四川北碚的三峡布厂改组而成，系常州大成纺织公司和民生实业公司合办，因大成纺织公司在战前与该行有契约往来，而民生实业公司亦为该行顾客，故抗战期间大明染织公司与该行订约往来。四川畜产公司于抗战之初在陈光甫的号召下由古青记领头在重庆组成，以猪鬃洗制为主要业务。该行对之承做各种产区押汇，并供给透支，以及买入各地汇票。在抗战末期，该公司因扩大营业范围而增资时，该行还加入股份。贸易委员会猪鬃厂的主要业务亦为漂洗猪鬃，以供出口，该行供给其营运资金常在1 000万元以上。

此外如民生实业公司、恒顺机器厂、汉中皮革厂、成都建成面粉公司等，亦经常由该行供给资金。该行战时在内地还曾应募投资于与政府有关的企业。例如，1941年10月间，四川省政府组建的川康兴业公司向重庆市各银行劝募商股，其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认股24万元^[39]。

比期放款主要在同业之间进行，此亦为该行战时在内地放款的一种重要形式。此种放款系信用放款，是重庆金融界特有之放款习俗，每月分两比，每到月中和月底即对放款予以清结。比期放款利息较高，利润优厚。在高利的诱惑下，连该行沪属职员亦多汇款至重庆进行比期放款的投机，甚至沪行管理层将此作为嘉奖先进并使职员们安于公务而不致分心的一种手段^[40]。

六、内地的汇兑业务

抗战初期，汇兑利润比较丰厚，较放款更为有利可图。据1938年10月21日赵汉生致函陈光甫报告，此时汇款每万元一般可收益50～300元，最多时可达500元^[41]。该行重庆、贵阳和成都等分支行因在上海尚有存底，故均能大获其利。为扩大汇兑业务，该行将沪行多款之一部分调入内地。1939年1月，沪行拨给渝行100万元^[42]。

在广州沦陷前，该行广州分行曾为本行内地与港、沪间款项来往的中转站。在1939年3月，该行又分别派员前往温州、汕头和福州办理沿海与内地款项调拨事宜。当时，中、中、交、农四行对调汇数额进行限制，为避免四行察觉，该行欲调拨巨款时，往往分解为小数进行，同时在中、中、交三行之间周旋，若中国银行不予调拨，则改交中央和交通两行进行。此外，该行还常常避开四行，自己寻找汇款路径，但往往不久即被察觉，致使难以为继。尽管如此，因内地放款不安全，同时因武汉沦陷后，内地一部分物资仍仰给上海，致使申汇贴费益形增加；内地各处因交通不便和运现困难也致使埠际汇率差价较大；而四行注重军政大宗款项的调拨，无暇顾及商汇，故该行内地各行仍旧以汇兑业务为主。在自身无法调入申汇的情况下，该行还直接在内地市面上购买申汇。当然，该行也经常在内地市面上抛售申汇。

在经营汇兑业务的过程中，该行自身在内地所设之分支行处，犹嫌不足，乃托其他银行转解款项，由此与广西银行、西康省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甘肃省银行、广东省银行等订立通汇合约。当然，该行与同业在汇兑业务上也有着竞争的一面。例如，1939年上半年，昆明市出售申汇数目较大者只有聚兴诚、鸿兴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三家，而三者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该行在内地尽力谋取汇兑收益之举终引起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注意。1939年9月下旬，财政部曾查究该行在内地汇款及大业公司收受内地邮政储金汇业局汇款过程中谋取汇水利益等情。为此，该行一面作出答复，一面活动财政部有关人士进行疏通^[43]。

为避免内地和上海之间的巨额汇款过于显露，该行曾制定发电办法。1940年4月18日，杨介眉发布密级通函，就电文中的数字、行名等问题作出规定。他要求各行处以使用三字密码为原则，倘必须以明码发电时，则须将一万以上的数目一律缩小一位，即一万改为一千，十万改为一万，余均类推。为防止因数字太小而引起怀疑，他要求将行名另易名称，加以代替。各行代替名称均以“合”字开头，如总行称合生，沪行称合申，港行称合光，渝行称合裕等。他还规定，在拍发数字和行名被代替的电文时，其致沪行者应加内汇部三字，致其他各分支行者应加汇兑部三字，以示区别。例如，如果滇行托沪行交大业公司汇划10万元，向赣行收划头15万元，则其电文应为：“内汇部：交大业汇划一万元，收合昌划头一万五千元。”对于内地各行间的调拨汇兑以及委托代理进售申汇等事项，为慎密起见，也可援照该办法办理^[44]。

尽管如此，该行在汇兑中牟利的行为还是引起四行的注意，最终，四行要求所属各行处注意该行，并拒收其内地大数汇款。四联总处在非常时期管理银行办法秘密议案中，对该行及其大业公司极力通过汇兑生意牟利的情况亦有所涉及。

随着日军侵入越南，滇缅线之运输受到威胁。欧洲战场形势亦日益紧张，美国保持参战态势，上海租界因此而遭受威胁，上海游资开始流入内地。该行沪行也于1941年5月间调款100万元至渝行。是年7月26日，美国宣布冻结中日资金，英国采取同一步骤，于同月30日宣布在香港冻结华人资金。对此，日伪随即在汉口亦冻结美英资金。尽管如此，因上海仍有外汇交易，故申汇仍保持坚挺。为扩大申汇业务，是年8月间，杨介眉批准本行沪行向总渝处所辖各行透支500万元^[45]。同月25日，香港政府通告各银行，将法币汇款恢复到冻结前的状态，各银行对港汇款乃又趋活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初因通讯中断，继因国民政府财政部限制，上海、香港与内地间的汇兑一度停顿，不过，内地埠际汇款尚较活泼。1942年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允许各银行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衡阳、金华、屯溪七地可以承汇。

上海租界沦陷后，汪伪政府以中储券逐渐取代法币，致使市面动荡，银根紧缩，人心恐慌，提存严重。该行沪行之准备在1942年3月7日以前常在7 500万元左右，迨至同月26日，已减至6 300万元，而其原存四行之1 700余万元此时无法提用。此时，内地各行欠沪行达1 750余万元。为此，沪行经理朱如堂于是年3月25日致函总渝处，要求其所属各行处将所欠沪行之款设法汇还，并停止做申汇。经过调还，至是年8月7日，该项欠款已不足600万元^[46]。

由于申汇基本止做，而内地各处物价趋平，内地埠际汇兑业务也极为逊色，恰逢此时，内地放款利率提增，赵汉生乃决定将业务侧重于放款。1942年10月31日，日本华中派遣军颁布“金融机关利敌行为取缔办法”。按照该办法，非独汇款不能承做，即沪方存户托由内地各行代归款项，也不能办理。为此，该行沪行致电渝总处，请其所属各行处日后对沪行委收委解一律停止^[47]。此后，该行在内地的汇兑业务只在内地埠际间进行。而由于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原因，该行自由区各行汇款数自1942—1944年三个年底仍呈逐渐增长的趋势，其数分别为128 272万、213 744万、477 052.4万元^[48]。

七、内地的盈亏状况

抗战时期，内地新设各行处大多处于盈利状态，但从战区撤退至渝各行因放款多在战区，除付款外，别无业务可做，且有一部分呆帐，故大多处于亏损状态。至1939年11月，该行总渝处所辖非战区各行盈余累计数为699 714.64元，而撤退行累亏160 718.46元，盈亏相抵，合计累盈538 996.18元^[49]。其盈利的主要来源为汇费收入。例如，是年8月渝行盈余额20.6万余元中，汇兑手续费收入达19.7万余元^[50]。

1940年，该行总渝处所辖各行业务益见增长，获利更多。是年3月、4月、7月、8月分别盈余47万、48万、39万、37.9万元^[51]。而该行全行在是年7月共结盈110余万元，8月除屯溪办事处外，共结盈98万余元，可见此时渝辖各行的收益在全行中所占比重已比较大^[52]。是年该行内地各行的主要收益仍然是汇兑。例如，4月份渝总处所辖各行手续费收益共达50万元以上^[53]。即就该行全体而言，情形亦如此。据杨介眉于是年7月29日致函赵汉生称，本行盈余全赖外汇涨价、内地汇款，若无此项意外生意收入，存息都不能支付^[54]。

其实，帐面上的数字还不能真正反映各行的实际盈利情况。各银行为了更利于资金的调拨，以及为预防日后开支大而生利难的局面而设有“暗藏”，亦常常称为“提存另户”，有时“暗藏”之数远远高于帐面结盈之数。例如，1941年下半年，该行渝属各行暗藏累积数达906万元，而帐面盈余数仅59.09万元^[55]。

八、结　　语

抗战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很早就将总行管理部分迁往香港，直至香港沦陷后才迁回上海。抗战胜利前一年，该行总行又迁至重庆。其早期迁移的原因主要为孔祥熙系该行董事及陈光甫为国民政府借款，该行恐日本人借此刁难。抗战胜利前夕迁至重庆的主要原因是陈光甫为便于本行战后复员考虑。

该行战时在内地增设分支行处的时间较早，数目较多，源于其实力雄厚、人才众多及其服务宗旨。该行最初在内地设立分支行处的动机有二：一为安插因各行从战区撤退而导致的富余人员，二为保持与迁移至内地的原有客户的联系。该行去大后方发展还有其自身的需要，因为其中国旅行社、大业公司均须在内地发展才有出路。为对其提供资金融通，该行到内地设行也势在必行。此外，虽然该行在战争初期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严重的提存，但东南战局一旦稳定之后，其存款迅速回升，为使丰厚的头寸得到有效的利用，该行也须到内地去发展。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该行在内地之分支行处多设于原与本行有业务联系之高校、工厂迁往地，交通或经济发达之区域等。

该行在内地自始至终都注重存款业务，存款额呈逐年递增趋势。而为了招揽存款，该行通过提高存息的手段与同业展开竞争。在抗战前期，因对战争形势持观望态度，加上国民政府的金融管制以及日军在内地大轰炸等因素，该行对放款极为慎重。而此时汇兑业务极为有利可图，该行利用本行丰厚的头寸以及在沿海与内地广设之分支机构大肆进行汇兑业务。此后因上海租界及香港沦陷、国民政府和日伪政府相继对所控制区域各银行之汇兑业务进行限制，该行在沿海与内地之间的汇兑乃渐趋停止，汇兑主要在内地各埠间进行。在抗战前期，该行对放款极为慎重，随着汇兑业务的衰落，同时因为放款利率逐渐上涨，该行将资金的主要运用方式改为放款。该行放款最主要的对象为本行所属之大业公司、中国旅行社、上川工业公司，其次为原与该行有业务往来之内迁企业及与贸易委员会有关之企业。其放款领域主要为盐业和工业，而农业、商业和教育文化领域的放款较少。就收益而言，在抗战前期，其主要收入来源为汇兑业务，后期则为放款业务，并先后在这两方面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虽然抗战时期该行的内迁并非像很多工厂、学校内迁那样自觉和积极，其业务经营也因其营利原则及政府的限制而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辅助了战时内地的经济发展以及沿海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和沟通，并对改善战前金融业集中于沿海沿江的畸形格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作者陈礼茂，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注释】

[1]如青长蓉：《抗战时期全国金融中心的转移及其对四川经济的影响》，《成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杨斌、张士杰：《试论抗战时期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刘永祥：《抗战时期金城银行在西部的经营活动》，《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3期等。

[2]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以下均为上海档案馆藏档），Q275-1-477，第195～263页。

[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1，第180～187页。

[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343，第14页。

[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741，第2～7页。

[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1，第3～64页。

[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479，第331～339页。

[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1，第18～56页。

[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804，第131～135页。

[1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99，第270～273页。

[1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1，第3～64页。

[12]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1，第65～118页。

[1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1，第119～192页。

[1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436，第92～93页。

[1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3，第467～471页；Q275-1-510，第170～171页。

[1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1，第142～143页。

[1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28，第71页；Q275-1-2420，第201-246页；Q275-1-513，第467～471页；Q275-1-1614，第20～22页。

[1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75，第158～161页。

[1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3，第467～471页。上海总数为上海和撤沪各行的总数，内地总数为撤渝各行、汉口、长沙、南昌、衡阳、沙市、宜昌、重庆、西安、成都、乐山、贵阳、昆明、新都、桂林、沅陵、万县各行处总数，华北总数为济南、青岛、天津、北平各行处总数，香港总数为香港和广州两行总数。

[2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09，第218～230页。

[2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420，第221～246页。

[22]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614，第1～41页；Q275-1-351，第6～77页。

[2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747，第94～97页。

[2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804，第129～149页。

[2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420，第201～244页。

[2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3，第176～179页。

[2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0，第221～222页。

[2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420，第15～120页。

[2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421，第27～28页。

[3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614，第1～41页；Q275-1-351第6～77页。

[3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1，第142～143页。

[32]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1，第143～146页。

[3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69，第131～132页。

[3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1，第148页。

[3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420，第1～10页。

[3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4，第237～240页。

[3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5，第30页。

[3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1，第65～119页。

[3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4，第28页。

[4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5，第168～169页。

[4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420，第221～246页。

[42]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499，第366页。

[4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09，第248页。

[4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5，第44～46页。

[4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5，第329～387页。

[4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614，第40页。

[4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7，第157页。

[4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71，第147页。

[4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420，第10～174页。非战区各行包括渝、蓉、新、叙、井、乐、桥、万、黔、湘、桂、衡、秦、宝等行处，撤退行包括汉、宁、汴、蚌、板、芜、浔等行。

[5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420，第10页。

[5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0，第14～355页。

[52]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736，第241，265页。

[5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10，第74～75页。

[5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509，第33～36页。

[5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614，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