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前的养老保险制度

1.社会主义时期的养老保险制度（1948—1991年）^[3]

1948年，前南斯拉夫与原苏联爆发不和，从此走上了与中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前南斯拉夫的经济社会制度，当然也包括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制度宣布不再实行所谓的“斯大林模式”。

20世纪50年代以后，前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出现去中心化现象，联邦政府的集中管理模式受到削弱，各个联邦成员国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助下，前南斯拉夫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去“集中化”的改革，建立了在当时中东欧地区较为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即使与西欧发达国家相比也不逊色。1974年通过的宪法赋予了各成员国更多的权力，允许各成员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设和完善包括工作福利、家庭照顾、职业社会保护、自愿慈善以及宗教慈善活动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总体而言，受益于经济基础较好以及实行全民就业模式，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即使在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包括波黑在内的前南斯拉夫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是在稳定运转。总体上，养老保险的制度抚养比还是比较乐观，养老保险制度的供款问题也没有受到很大挑战。

这一时期南斯拉夫模式的主要特点有：一是现收现付制度。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主要来自在职职工缴费。不管所在单位或者机构经济状况如何，在职员工都必须向养老基金缴费。自雇者如农民、艺术家则实行自愿缴费，小工厂业主、商贩、出租车司机等则实行强制缴费。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用于支付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与缴费者自身的养老金待遇没有关联。养老金数额取决于养老基金的筹资与投资情况，养老基金主要投资于国有大型企业和其他可以盈利的行业。二是高替代率。这一时期（甚至一直延续到1998年）波黑养老金的替代率大约在85%—75%（南斯拉夫其他成员共和国也大都如此，过高的替代率给各成员国带了沉重的经济和财政压力）（Velizar Golubovic，2008：445—67）。这个替代率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明显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替代率和欧盟的平均水平。三是较低的退休年龄。和经合组织国家相比，波黑的退休年龄明显较低。1998年以前，波黑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为年满55周岁或者已经工作了30年。此外，如果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工作，如政府管理单位、军队、警察等，条件可以放宽到工作满20年。高替代率以及相对较低的退休年龄等举措，主要是为社会转轨和经济更快发展腾出空间，但这一规定造成波黑很多人提前领取养老金。波黑养老保险制度的优厚条件，一直持续到1998年新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出台为止。另外，考虑到在职人员的数量以及养老保险基金的供款情况，波黑养老金的领取人数确实可观。

20世纪80年代以后，前南斯拉夫地区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导致波黑境内的贫困率急剧攀升，养老保险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了严峻挑战，社会工作在波黑这个相对保守的国家内更是成为一个保守的行业。此外，波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裙带主义”、熟人关系更是盛行一时。

2.独立初期的养老保险制度（1992—1997年）

1991年，独立前夕的波黑进行了人口普查。根据这次普查，波黑全国有总人口442.7万人。1992年，前南斯拉夫解体，波黑宣布独立，但旋即陷入了全面内战。持续三年的内战，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崩溃。内战带来的高失业率、经济大倒退、缴费人口减少、提前退休人员增加、过于慷慨的养老金待遇以及更多受伤老兵、退役军人、提前退休人员、战争遗属和难民等诸多棘手问题，给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直接的挑战。

政治上，波黑大致由两个政治实体组成。^[4]受此影响，波黑的养老保险制度及养老保险基金也分为两块，且各自为政，互不连通。其中，穆克联邦成立了2只养老保险基金，塞族共和国则设有1只养老保险基金。相比较而言，不管是穆克联邦还是塞族共和国的养老保险（或整个社会保障）制度，都还是基本维系了前南斯拉夫模式，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并不大。只不过穆克联邦的养老保险制度更为去集中化，即由地方政府承担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责任；塞族共和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则更为集中化，即由中央政府承担主要责任。需要强调的是，那些以前在其他成员共和国（比如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工作后来选择在波黑退休养老的老年人，被排除在养老保险制度之外。

内战结束后，波黑两个政治实体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受到了巨大创伤，各自的养老保险制度都面临严重的供款危机，出现了巨额赤字，原前南斯拉夫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都难以为继。一是养老保险筹资受到严重影响。内战后，由于缴费者基数大大缩减，养老基金碎片化、失业率持续走高、经济基础走弱以及地下灰色经济盛行，波黑养老保险制度的供款收入大幅削减。二是养老保险支出难以维系。提前退休——前南斯拉夫为了缓和社会经济危机而采用的权宜之计，在波黑内战后愈演愈烈。从解决老职工的后顾之忧到安置年轻的退伍军人，提前退休都成为当局的应急措施，这对已经入不敷出的养老金制度更是雪上加霜。为弥补养老基金赤字，波黑政府不得不从预算中提供补助。由于财务困难，预算补助难以保证。养老金支出只有靠加强对纳税人的强制性缴费来维持，但缴费情况又不尽如人意，因此养老基金赤字越来越大。三是养老保险改革举步不前。波黑缺乏有力的联邦政府，各个政治实体各行其是，养老保险改革难以推进。加之在转轨过程中，替代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转轨和民主主义，这导致波黑福利制度反而有所退化。波黑政府的首要任务则是维持政治稳定和民族和解，养老保险等社会政策自然就被放在次要地位或者被忽视。

这一时期波黑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特点有：一是以工资为导向的养老金指数化。波黑养老金的调整，100%依据平均工资的增长情况而变动，当然有时也受到当年政府财政收入状况的限制。二是相对慷慨的养老金条款以及数额庞大的残疾年金和遗属年金。波黑明文规定了最低法定年金、残疾人年金福利以及照顾残疾人的人员的福利援助，且条件相对优厚。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内战影响，波黑领取残疾年金人数接近于领取养老金人数，这在转轨国家中是比较罕见的。此外，波黑还有1/3以上的养老金领取者领取的是遗属养老金。三是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和深刻影响。波黑内战一结束，国际社会就纷纷在波黑境内设立了所谓“国际社区”，采取各种措施来帮助波黑重建社会保障制度。这对波黑的“父爱主义”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总体而言，受内战、复杂政体设计以及不稳定局势的影响，波黑政治经济社会转轨进程明显滞后于周边其他国家。1998年，在国内局势稍微稳定后，为了减少社会动荡并安抚国民，波黑当局提出要率先启动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2000年以后，波黑才正式宣布实行经济转轨。因此，波黑的养老保险以至整个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是先于经济转轨进行的，这在中东欧转轨国家中是独此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