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理论的新进展

2.2　跨国公司理论的新进展

正如本书第1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世界已经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营环境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和趋势，而对于这些新特征和新趋势，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的解释力在受到挑战的同时，其他学科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也为跨国公司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虽然，在传统的跨国公司领域，由于一些新的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的出现，如博弈论、信息论的应用，对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也有进一步的深化。此外，20世纪80年代也有学者，如Louis T.Wells（1983）、Sanjaya Lall（1983）等，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行为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做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3]。这些研究为跨国公司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不过，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应该是，跨国公司管理理论的繁荣发展，它在对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形成冲击的同时，也正在为跨国公司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上面的简单回顾中我们能够看到，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主要从市场不完全性以及企业特定优势方面解释跨国公司，而在涉及特定优势时，则更多强调的是技术优势问题。管理优势（如战略能力、组织能力）虽然也被注意到了，但其重要性远没有技术优势那么明显。

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但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面临的国际经营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公司组织变革浪潮风起云涌，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管理问题对于跨国公司经营成败的重要性。跨国公司研究的核心问题由最初为了解释美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的进入选择问题（Casson，1987），转向了对已经确立跨国地位的跨国公司的管理问题以及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问题（Kogut，1990；Gupta＆Govindarajan，1991）。因此，更多的学者不再从传统的直接投资角度认识和解释跨国公司（事实上传统视角的解释力也似乎越发显得力不从心了），而开始从管理的视角解释跨国公司。从目前情况看，管理视角中的跨国公司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管理、战略联盟、跨文化管理以及组织研究方面。本节主要对跨国公司战略和跨文化管理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回顾，至于跨国公司组织方面的有关研究进展，将在本书第3章中专门予以回顾和评述。

1.战略管理视角下的跨国公司研究

波特（Porter，1986）曾经指出，在以往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中，人们的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解释跨国公司的成因和动机问题，而战略管理研究所关注的则是现有跨国公司的管理问题，以及国际竞争对于跨国公司的战略意涵。Dunning（1993）也承认，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必须做出相应的修改，从而将战略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纳入其中，以便更准确地反映跨国公司的活动。

波特在1980年的研究中，首先认识到了跨国公司多国战略（Multidomestic Strategy）和全球战略（Global Strategy）的区别，并以全球战略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创新研究（Porter，1980）。在《全球性的工业竞争》一书中，波特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并用以描述企业战略形成过程和竞争优势的来源。他指出，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要考虑两个重要的战略变量。一是其在世界各地经营活动的整合态势，即跨国公司在价值链上各环节的经营活动，在不同地区的区位布局；二是跨国公司的协调态势，即公司在分布于不同国家处于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经营活动之间的协调程度。跨国公司战略实际上就是上述两个战略变量的不同组合。而跨国公司能利用这些不同组合，形成能够发挥其独特竞争优势的环境，从而具有一种“新”的“战略优势”。

帕拉哈拉德和多茨是跨国公司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他们于1987年首次出版的《跨国公司使命》^[4]一书（Prahalad＆Doz，2001），可能是最早的关于跨国公司战略问题研究的专著。他们在导论中明确提出，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就是大型多元化跨国公司。

在该书中，两位研究者认为，在多元化经营的跨国公司中，最高管理层在战略分析与组织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经营领域的多元化和国家市场的多元化。即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在每一个经营领域都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要求跨越国界进行战略协调和全球一体化行动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独立自主的下属单位（子公司）基于经济形势、竞争态势和市场力量的需要，而要求采取当地化行动的压力。因此，如何提高组织的战略能力，即形成和实现多元化的能力，就成为作者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一个跨国公司中，战略能力是指组织不断从外部环境学习，并做出适当的（战略）反应，以及运用它的资源参与竞争的能力。它是促进战略的有效制定和实施的管理基础”^[5]。作者认为，跨国公司受到经济约束、政治约束和组织约束的共同影响，而高层管理者的职责就在于不断增加这三种约束的交集范围，也就是扩大公司可行战略的空间。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个一体化—当地化方格图（如图2-1）。该图不仅可以帮助跨国公司在战略决策时用以分析经营领域的基本趋向，还为管理者指出了不同条件下的适宜的组织形式，从而保证了企业的战略方向。

图2-1　一体化—当地化方格图:战略重点与组织调整

巴特利特和戈歇尔（Bartlett＆Ghoshal）是另外两位在跨国公司战略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国际学者。他们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所采取的主要战略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1）多国战略。实施这种战略的跨国公司主要关注国家间的差别，并通过差别化的产品或服务对在消费偏好、工业特性和政府法规方面的国别差异做出反应，以提高其经济效率。许多欧洲公司，如联合利华、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飞利浦、雀巢传统上都采用这种战略模式。这种战略的优势是对当地环境拥有相当高的灵活性和敏感性，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用其他国家单位的知识和能力方面的低效率。

（2）国际战略。采用这种战略的公司关注全球基础上的创造与创新，总部设在大的技术领先国家的跨国公司常常采用这种战略，但主要是利用母国创新来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竞争地位，是一种母国中心的战略（Porter，1990）。实际上信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跨国公司就将实行这种战略。美国的跨国公司多半实施的是这样一种战略，像卡夫、辉瑞、宝洁和通用电气公司就是典型。

（3）全球战略。采用全球战略的公司主要聚焦于提高全球效率，目的在于为其产品获得成本和质量上的最佳定位。通过集中化和全球规模的运营来获得成本优势。日本企业通常采用这种战略方式，如丰田、佳能、松下等。但是这种公司战略会带来灵活性和学习能力方面的损失。

（4）跨国战略。跨国战略是巴特利特和戈歇尔（Bartlett＆Ghoshal，1990）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战略方式。他们认为，上述三种传统的跨国公司战略，都有各自的隐含假设:采用多国战略的公司把差别化看作是增进效益的主要途径，国际战略的实施者希望通过母国创新来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或最好是两者兼得，而全球化战略定位的假设是想通过成本优势赢得竞争。而跨国战略的基本思想是，每一种传统方法都是有缺陷的，不能够反映现代国际竞争的真实需要。为了获得全球竞争优势，成本与收益、效率与创新都要重视，而且，创新不能仅仅局限于母国，它应该而且也必须能够发生在公司的不同部门、不同区域。这种战略所要达到的两个首要目标是，寻求区位优势和从全球经营中获取利益。

约翰·库伦在他的《多国管理:战略要径》一书中认为，跨国公司战略广义上可以分为四类:多地战略、跨国战略、国际战略和地区战略（Cullen，2000）。所有的跨国公司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战略两难问题，即全球化—当地化的两难问题，而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方法，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当地反应，都将形成一家跨国公司的基本战略（Humes，1993）。其中，多地战略与跨国战略代表的是上述两难问题的两个极端反应，而国际与地区战略则是在这两端的一个折衷或平衡。在约翰·库伦看来，多地战略不过是波特的差异化战略的一种跨国形式，因为它将当地反应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地利用差异化，紧密围绕当地顾客需要的满足。如上所述，跨国战略是巴特利特和戈歇尔为动态复杂环境下的跨国公司提出的一种新的全球战略解决方案。传统上，跨国公司研究者将比较优势看作组织赢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如，日本、韩国的企业早期竞争力就是建立在低成本、高质量的劳动基础上。跨国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观点:“跨国公司视任何国家为全球平台，来进行任何价值链活动，因此，一国的比较优势不再仅仅是对当地组织有利”^[6]。换句话说，任何公司都可以将任何国家的优势转变成竞争优势，前提是，只要这个公司实施跨国战略。国际战略与跨国战略一样，力图销售全球性产品并在世界范围内采用相似的营销方法。不同的是，它们并不选择将价值链活动配置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相对于跨国战略的分散化，国际化战略实施者将绝大部分的研究开发和制造活动保留在母国，总部保留对当地战略、营销、财务和生产的控制（Hill，1994）。他对这种战略的解释与巴特利特和戈歇尔基本是一致的。地区战略是另一种折衷战略，它试图将全球化水平更高的跨国战略和国际战略的经济效率与区位优势以及某些当地优势结合起来。

2.国际战略联盟视角下的跨国公司研究

除了对跨国公司一般战略的研究之外，另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关于国际战略联盟问题的研究。战略联盟是一种组织安排，同时也是一种经营策略，因为它是企业出于战略目的而进行的合作（李新春，2000）。Dunning（1995）曾经以“联盟资本主义”为题，论述了从层级制资本主义向联盟资本主义的转变，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Lorange＆Roos（1992）曾经将战略联盟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非正式的国际合作联盟、正式的国际合作联盟和国际合资企业。国际合资企业通常简写为IJV，国际合作联盟则简写为ICA。非正式的ICA是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公司之间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联盟，可能是价值链任何环节上的联系，但是比较松散且随时可以终止。正式的ICA由于相关公司的高度参与，通常需要准确规定相关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由于研究与开发的高成本和高风险，正式的ICA在某些高科技产业中十分普遍。国际合资企业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联盟形式，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不需要笔者赘述了。

为了对包括跨国公司国际合作安排在内的经营行为进行解释，Mucchieli（1992）在战略优势分析基础上，对Dunning的折衷范式进行了修正。在这个修正的框架里，OLI优势分别变成了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东道国）和战略优势，而在活动方式上，除传统的FDI、出口和许可证之外，还增加了ICA。在这里，国际战略联盟成为一种更宏观的观点，而FDI只是各种战略安排中的一种策略形式。Yashino＆Rangan（1995）按照战略联盟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和潜在冲突程度，提出了四种联盟类型:后竞争联盟、竞争联盟、非竞争联盟和前竞争联盟。其中，后竞争联盟通常是指产业内的垂直价值链关系，如制造商与供应商或经销商之间结成的联盟，组织间互动和潜在冲突都比较低。竞争联盟处在比较高的互动水平上，伙伴企业之间在最终产品市场上可能成为直接的竞争对手，因此，也隐含着比较高的冲突。非竞争联盟是一种产业内非竞争关系企业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企业之间的互动水平高，但潜在冲突水平低。前竞争联盟是指一些处在不相关产业内的企业联盟，它们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如新技术开发上结成联盟。此外，Buckley＆Casson（1996）在其《国际合作战略的经济模型》一文中，针对不同的共享内容，更是将国际战略联盟分为九种类型。

总之，战略联盟已经在国际商务市场上成为一种重要的现实，关于国际战略联盟的研究在《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和《国际商务研究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中也很多见，但联盟的概念却一直比较模糊，不同文献中含义也有不同，这可能与研究者的偏好、视角以及联盟本身处在动态发展中有很大关系。不过，从研究发展的角度看，人们并没有纠缠于对联盟的界定问题上，而正在不断将研究向纵深推进:比如，关于战略联盟伙伴的选择问题（Kale，Singh＆Perlmutter，2000；Hitt，M.A.，Dacin，M.T.，et al.，1997；2000；2003）、联盟管理中的信任问题（Adler＆Kwon，2002）、作为价值创造的学习问题（Dyer＆Singh，1998）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在方法论上越来越趋向于对较小实例的战略制定和战略方法的深入研究，或者说，研究重点正转向对具体企业的资源获得和知识培育等具体问题上（Hitt，et al.，1998），定量方法的复杂性增加了，纵贯研究增多了。实际上，近年来跨国公司国际战略联盟的增加，已经对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产生了很大冲击（刘海云，2001），并丰富和发展了新时期的跨国公司理论。

3.跨文化管理视角下的跨国公司研究

从文化角度研究跨国公司行为，是跨国公司管理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跨国公司管理中面临的现实挑战之一。国家文化，甚至是地区文化对管理方法的影响是显然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是关系到其管理成败的关键所在（Hofstede，1983）。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主流的观点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同样也可以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管理实践中。换言之，跨国公司的管理实践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组织机构之间无摩擦地复制和转移。这种观点被称为“收敛假设”，它的统治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动摇，因为，在实际运作中的人们发现，国家间的差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Hofstede的国家文化模型可能是跨文化研究中最为著名的理论贡献，它明确了国家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的联系，是深入研究跨文化管理的基础。Hofstede（1980）的首次研究针对IBM遍布全球的39家子公司，从中确认了四个维度的文化价值观，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小、规避风险愿望强/弱和男权主义/女权主义，并在数据库基础上计算出了IBM公司涉及的国家在各个维度上的取值。在后来的研究中，Hofstede与其他学者增加了所研究国家的数量，并提出了其国家文化模型的第五个维度，即长期取向（Hofstede，1991；Hofstede＆Bond，1988）。Hofstede（1983）认为，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对于跨国公司管理的影响，尤其体现在领导艺术、组织模式和激励机制方面。他认为，与领导艺术最相关的两个维度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权力距离，美国的领导艺术理论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假设基础上的，而在集体主义社会中，领导艺术是以团体为对象的；在美国行之有效的参与领导方式，在高权力距离国家和低权力距离国家都要大打折扣。在组织结构方面，由于受到权力距离和风险规避愿望的影响，他发现，不同国家的组织模式有明显不同，如法国的金字塔式、德国的机械式、英国的村落式和印度的家族式。在激励机制理论方面最相关的文化维度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在美国公司激励的基本假定是要对自己负责，最重要的激励要素是“自我实现”，但在集体主义倾向大的国家，人们首先要对其所属的小集团负责。

Kogut＆Singh（Kogut＆Singh，1988）研究了民族文化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他们把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称为文化距离，用以衡量跨国公司所在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大小。在228个企业样本的基础上，他们的经验研究结果支持了民族文化对跨国公司进入选择产生影响的假设。

对于跨国公司管理者来说，管理文化多元化的能力是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跨文化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