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管制理论的最新进展

资本管制是国际经济学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主流观点并不支持资本管制，认为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或解除资本管制。其理由包括：第一，资本自由流动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推动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第二，资本管制是无效的，而且管制成本往往很高，会导致市场价格扭曲、宏观经济失衡和腐败。第三，资本管制会降低有效资本供给，增加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第四，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使国内居民得以分散金融风险。持这些观点的有著名经济学家米什金（Fredcric S.Mishkin）、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肖（E.S.Shaw）、IMF前首席副总裁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等。

但事实上，另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对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是否明智，特别是实行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利早有疑虑。托宾税的提出就是为了对外汇交易征税以抑制投机资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Jam es Tobin，1978）。巴格瓦蒂和库珀均指出，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将加大市场扭曲、制造道德风险、鼓励过度投机并最终导致成本高昂的重大危机（Jagdish Bhagw ati，1998；Richard N.Cooper et al.，1999）；20世纪末期，著名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都提出类似观点，认为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加以某种限制（Dani Rodrik，1998；Paul Krugman，1999；Joseph E.Stiglitz，2000）。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肆虐，国际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的严峻形势，使得资本管制走到前台。新一轮大规模资本流入，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飙升、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加剧，并推动了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也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本币升值压力。实行资本管制已势在必行。IMF 2011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也为此提出警示，指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多变性可能会在新兴市场和先进经济体长期存在，关键是要确保这一多变性不会损害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决策者们需正确地综合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和审慎措施，以便保持经济强劲增长并更好地应对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

关于资本管制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而最新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二者对福利的影响。博斯克英等人（Raouf Boucekk ine，et al.，2012）的研究表明实施资本管制会使福利增加，从而推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并进一步研究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提条件，给出了一种阈值，这一阈值被看作是资本管制与资本项目自由化间更替的制度门槛，如低于该值时资本项目自由化会使福利恶化。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奥利维尔·珍妮等（Olivier Jeanne，Anton Korinek，2010）认为资本自由流动会产生负外部性，应通过庇古税机制加以纠正，如对资本流入实施征税，资本管制减弱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并能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最新研究表明资本管制仍然是对市场失灵的修正，其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福利。

波士顿大学助理教授加拉赫尔（Kevin P.Gallagher，2012a）认为将新兴经济体实施的资本管制看作是金融保护主义是错误的，“资本管制是纠正由于信息不完善、危机蔓延、不确定性及其他因素导致的市场失灵的手段，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稳定和增长的工具”，与其说是“新保护主义”，不如说是“新修正主义”。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施密特·格罗和马丁·乌利贝（Stephanie Schm itt-Grohé，Martín Uribe，2012）认为，小的开放经济体钉住名义汇率的外部性最终导致了大量失业、过度借贷并抑制消费增长。根据他们的观点，最佳资本管制措施的实施应该是顺周期的：在经济景气时限制资本流入，而在经济不景气时实施补贴措施鼓励资本流入。

实证研究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Kose等人（2009）的研究表明资本项目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研究的国家与时间跨度。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者Joshua Aizenman等（2011）采用1990—2010年的分类数据（资本流入与流出、FDI、股权投资、短期债务等）对100个国家就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与Kose等人（2009）的观点相一致的结论，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只有在那些超过一定制度门槛的国家才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研究为实证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实证研究反过来有力地佐证了理论研究的相关结论。即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当条件不具备时盲目开放金融市场必然会降低本国的福利水平，甚至导致难以控制的灾难性后果。

国内学术界尽管对资本管制重要性的认识比较一致，但并没有涉及资本管制的一般理论研究。对资本管制的认识，仅停留在国际资本流动的潜在风险及管制的必要性上。张明等（2011）认为，国际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对中国政府管理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带来挑战，这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提出的警示。余永定等（2012）提出资本管制是中国金融和经济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可见资本管制对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的重要性。然而，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金融市场抗风险的脆弱性，同时也对中国金融理论界提出新要求：对资本管制的认识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是”或“否”的判断上，而应有准确的时机把握和充要条件的界定。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资本管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相对薄弱，尽管对资本管制的理论研究由过去注重资本流动与资本管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向更加注重是否有利于提高国民福利转变，但依然缺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实施资本管制的理论基础。因此，有必要对资本管制理论进行一般性拓展，探讨实施资本管制的前提条件及其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