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回顾

2.1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回顾

跨国公司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以美国学者Stephen H.Hymer 1960年的博士论文《一国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1]为标志。此后，西方学者开始关注跨国公司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理论解释。这些理论按照它们各自的分析方法或理论依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不完全竞争为条件展开的。如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以及以Richard E.Caves和Harry G.Johnson等人为代表的核心资产论（The Core－Asset Theories）可以归为这一类理论。

（2）以国际贸易理论和区位因素理论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条件展开的。如美国学者R.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

（3）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以市场不完全为条件的内部化理论。这方面的代表有英国学者Buckley＆Casson和加拿大学者Rugman。

（4）英国学者Dunning综合所有权、区位和内部化优势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S结构）。现简要回顾如下。

1.垄断优势理论与跨国公司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最重要的活动形式，跨国公司既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又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物，所以，传统理论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既是从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开始的，同时也将研究的重心聚焦于此。以Hymer为代表的垄断优势理论所关注的就是对外直接投资问题。他在考察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部门构成的基础上，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垄断的工业部门结构有关，并据此提出了产生对外直接投资的两个充分条件:第一，企业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则首先必须具备某些特定优势，如基于国际技术许可市场不完全性的特定生产技术；第二，企业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则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收益必须具有负的相关性，即国际相互影响具有负相关性。

Hymer认为，所谓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市场状态，在现实世界里更多的则是不完全竞争状态，而正是市场的这种不完全性，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创造了条件，或者说，是市场的不完全性使企业具有创造各自优势的空间，也是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在Hymer看来，只有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才有可能使跨国公司在国内获得竞争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生产中加以利用。与当地竞争者相比，跨国公司往往要付出更高的经营成本。这些成本可能是由于文化、法律、制度和语言差别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缺乏对当地市场的了解以及东道国政府和消费者的歧视甚至敌意心理引起的，还可能是由于跨国交通和通信支出发生的成本，或来自东道国的国有化征管或汇率波动的风险等等。

在众多不利条件下，跨国公司仍然进行直接投资，必定需要拥有当地企业所不具备的特定优势，以抵消那些额外成本。同时，利用市场的不完全性保持对这种特定优势的独占性，即具有垄断优势。随后，C.P.Kindelberger总结出了市场不完全的几种形式:产品市场不完全，要素市场不完全，规模经济和政府造成的市场扭曲。他认为，前三种市场不完全使企业能够获得竞争优势，而第四种市场不完全则使企业有可能利用其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他甚至直接将市场不完全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他们两人的理论共同称为所谓的海—金传统（Hymer－Kindleberger Tradition）^[2]，或称为垄断优势理论。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垄断优势理论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或者说跨国公司产生的重要前提就是市场不完全和企业拥有特定优势。

企业特定优势显然是垄断优势理论的核心内容，但是这种优势的本质是什么？又是如何构成的？这个理论并没有很好地回答。后来的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核心资产优势。Richard E.Caves和Harry G.Johnson等人提出的核心资产论（The Core－Asset Theories）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Caves（1982）把核心资产定义为“技术和知识。（这种技术和知识）能够在给定投入条件下，使企业能生产更好更便宜的产品；或在给定产出的条件下，使企业比竞争对手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这就是核心资产论者认为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企业拥有的核心资产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优势所在。这些资产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工艺或设计专利、技术诀窍（know－how）、商标和品牌、市场营销技巧、使产品差异化的能力甚至知识资本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使用这类资产，是跨国公司产生并获得优势的原因。因为拥有这些优势的企业可以生产出显著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产品，甚至是全新的产品。企业因此就可以在市场上获得支配性地位，如定价权、较长的产品领先时间、较高的市场份额，进而是高额的市场利润。同时，企业可以采用申请技术专利权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方式来维护其垄断优势。而且，技术方面的优势还可以使企业生产出差异化的产品，并能够运用强有力的促销手段使消费者认识并愿意购买其产品。与Caves不同的是，Johnson（1968）似乎更加强调企业专有知识的重要性，他甚至提出了知识资本（Knowledge Capital）的概念，并认为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主要来源就是对知识资本的占有和使用。知识资本的生产过程，即研究与开发过程的成本很高，而通过直接投资方式使用这类资本的成本却很低，这就使得跨国公司拥有了当地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

（2）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优势。规模经济既可以理解为跨国公司优势的来源，也可以解释为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扩张的动因。范围经济同样如此。跨国公司因为具有规模经济，因此可以获得低成本优势。通过横向或者纵向的一体化，可以达到当地企业无法企及的生产规模，从而降低成本。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规模巨大的企业显然具有优势地位，拥有很大的支配权。范围经济可以包括企业的业务范围和空间范围。由于跨国公司通常在比较广阔的业务领域和地域范围上拥有资源、经验和知识，能够为其在海外扩张提供优势，比如业务活动之间的资源共享，子公司业务活动一体化以及管理经验分享等等，都能够成为独特的优势来源。

很多学者（如Kogut，1984；Porter，1986；Bartlet＆Goshal，1987，1995等等）都赞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企业特定优势”的观点，包括Caves（1982）、Vernon（1966）、Kindelberger（1969）以及Dunning（1980）等人也都曾经注意到海外市场扩张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和跨国发展的重要价值，但真正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理论解释，从而进行系统研究的似乎还没有。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名著《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只是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用于解释工业化过程中企业通过创建和扩展组织能力进行扩张的历史进程，主旨不在于解释企业的跨国经营行为。B.N.Wolf曾经于1975年和1977年对美国工业部门大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与广告支出同研究开发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非生产性活动的规模经济，如集中化的研究开发、建立大规模销售网络等来解释跨国公司。总体来看，从跨国公司独特的组织形式角度解释跨国公司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实际上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个视角展开的。

（3）资本和货币优势。资本是企业优势的重要来源。一方面，跨国公司本身拥有相当数量的资本优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本身的实力和信用地位使得其比当地企业在资本市场具有融资优势，而且也比当地企业更容易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而在一些学者看来，国际资本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全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大企业会有一种资本和货币优势。研究者（R.Z.Aliber，1970）认为，在某一时间，一些货币会比另一些货币“硬”，而市场倾向于按照“软”货币的货币溢价评价。而来自较“硬”货币地区的企业，能够以一个较低的资本成本借款，并在货币较“软”的地区以比当地企业高的比率把对外投资及其收益变为资本。例如，美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借入美元，而美元由于是“硬”货币而借款实际利率低，于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由此产生了相对于东道国的优势。一般说来，资本价值增值比率越高，当地货币溢价的幅度越大，跨国公司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就越大。当然，这个理论只能对“硬”货币国家跨国公司向“软”货币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进行解释，但无法解释相同货币硬度国家跨国公司发生的相互投资行为，更不能解释“软”货币国家的企业对“硬”货币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

（4）组织管理优势。近年来，组织管理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经营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不少跨国公司已经逐步积累了丰富的跨国组织和管理经验、知识与技术，并由此形成了某种特殊的优势。正如彼得·德鲁克（1990）所言，在跨国公司经济中，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日益成为次要的东西。货币也由于其具有跨国性而随处可得，因而也不再是一国在世界市场上带来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了。汇率也仅具有短期的重要性。管理已作为决定性的生产要素出现:正是在管理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地位。从学术界看，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从组织管理角度研究和解释跨国公司。例如，Stopford＆Wells（1972）的研究就首次将钱德勒（Chandler）的组织理论观点应用到了对跨国公司的分析中。还有如Egelhoff（1984，1986）以及Bartlett＆Goshal（1984，1990）等人的研究，都对跨国公司的组织管理问题有所涉及。随着近年来新组织形式的不断出现，对跨国公司传统组织模式形成了很大的挑战，同时，这一研究领域也正在显示出巨大的潜力。本书的研究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关于从组织角度对跨国公司进行研究的问题将在第3章予以专门论述。

以Hymer为代表的垄断优势理论对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把直接投资理论从古典贸易和投资理论转移到跨国公司的分析中，有助于解释企业为什么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以取得对外经营活动的控制权，而不是采取诸如技术贸易等国际化经营方式。从现实角度看，该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战后一段时期美国企业大规模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行为，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认为该理论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仍然具有比较好的解释力。从理论的角度讲，垄断优势理论为后来其他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该理论中已经意识到了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内部化的重要意义，为内部化理论打下了基础；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所有权优势则干脆就是垄断优势的产物。所以，有的学者（Mcclain，1983）甚至认为，随后如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所谓的新理论，并没有增加多少新的内容。

今天来看，垄断优势理论的贡献是显然的，其不足也是显然的。例如，Buckley（1985）、Casson（1987）以及Rugman（1981）等学者就批评说，所有权优势——根基是垄断优势理论——并不能解释跨国公司的存在。Dunning和Rugman（1985）则认为，该理论虽然认识到了结构性的市场失灵，但忽视了交易成本问题，因而不可能论证科层组织替代不完全市场而提高效率，并产生组织垄断和市场垄断优势的问题。还有一点，那就是从现实角度看，虽然垄断优势理论能够比较好地解释战后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甚至其他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却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的直接投资行为，更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到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而这些投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特例了。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与跨国公司

（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The Product Life Cycle）是市场营销学中的一个概念，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Vernon将其应用到了分析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并先后于1971年、1977年和1979年多次阐明和补充其理论，从而形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Vernon在早期的理论中将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并且假定包含在产品中的知识虽然不是公共物品，但却是影响企业选择贸易或投资行为的独立变量。他分析到，在产品的创新阶段，公司拥有源于本国的技术诀窍和产品知识，一方面，此时由于新产品的非标准性，限制了生产者的区位选择。而且，这时产品的国内市场潜力很大，生产成本对区位的选择也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另一方面，此时产品还没有定型，需要与消费者和市场保持密切联系，以不断改进设计和工艺，再加上新产品的低价格需求弹性，使得降低成本对企业来说并不是非常迫切的事情，因此，创新阶段的产品生产一般集中在国内进行。此时企业通常选择出口贸易而不是直接投资。进入成熟产品阶段时，产品已经定型，国外需求开始增加，同时，仿制品和替代品开始出现，商品价格的需求弹性开始提高，公司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降低生产成本越来越成为企业考虑的重要因素，在这个阶段，企业开始考虑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将生产转移到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去，直接投资行为也就发生了。在产品的标准化阶段，关于产品生产的技术和相关知识已经在国际范围内扩散，产品完全标准化，新的加入者不断增加，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价格成为竞争的焦点，而生产成本的降低成为企业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此时企业开始大规模投资于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伴随企业产品生命周期运动展开的，是对企业出口贸易方式的替代。在产品生命周期运动中，由于产品和技术标准化，企业竞争转向以生产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竞争，企业便会考虑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替代出口，以保护企业在国外的市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动态角度揭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比较好地解释了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另外，理论揭示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的特殊优势，而且还取决于企业在特定东道国所能获得的区位优势，为后来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个理论的局限性也是显然的。首先，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且是一种在竞争压力迫使下的防御性行为。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营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几乎很少是一种被动的策略反应，相反，对于大多数跨国经营的企业来说，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战略行为，比如，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投资行为，恐怕很少是出于被动的防御。其次，生命周期理论也很难解释那些采取全球战略的企业的行为，这些企业通常在一开始就会同时进入多个不同的区位（国家），在全球多点同时研究开发新产品，或者将产生于某个区位的新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同时展开营销行为，迅速占领全球市场，根本不可能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三个阶段按部就班地层层展开。更何况，也不是所有产品都体现出这种周期性特征，比如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产品，就比较像常青树。最后，与垄断优势理论一样，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不能解释那些没有什么技术优势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比如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行为，甚至也不能解释发达国家企业间的交叉投资行为。虽然，Vernon本人也意识到了其理论本身受到的挑战，并于1979年对理论进行了重要修改，将寡头垄断竞争行为引入到模型中，并将三个阶段重新命名为“创新寡占阶段”、“成熟寡占阶段”和“衰退寡占阶段”。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已经到了生命周期的尽头，不可能再演化出新的跨国公司理论了。

（2）比较优势理论。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jima）于20世纪70年以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并在对美、日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

小岛清着重比较了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即Vernon理论中所描述的投资行为与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差异，认为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建立在“贸易替代”基础上的，而日本型则属于“贸易创造”型，即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没有取代国内同类产品的出口，反而开辟了新的市场，并带动了相关产品的出口。具体表现为: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把资本、管理技能和技术知识同时向东道国转移，将促进其自然资源、农业和加工工业的发展，也将有利于日本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出去。

第二，日本致力于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目的在于确保对其经济至关重要的初级产品的进口，如石油、天然气、矿石以及木材等。

第三，日本在制造业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达到互惠的效果。将正在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转移到开始拥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日本的比较优势也是一个补充。

因此，根据这个理论，一国应该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行专业化，出口该产品；同时收缩比较劣势产业（企业或部门），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转移到国外，然后再由东道国将产品出口到母国。这样不仅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同时可以使东道国因缺乏资本、技术、经营技能等而未能显现出来的潜在比较优势显现出来。

小岛清的理论与当时既有的跨国公司理论有很大的不同，一是该理论是从投资国而不是从企业的角度讨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将宏观经济学和一般均衡方法应用到了理论分析中，是一种宏观层次的跨国公司理论；二是理论的分析对象是战后崛起的日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比较了美国型和日本型企业直接投资行为，并能够对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解释。但是，批评者认为，正是由于小岛清的分析是建立在宏观分析基础上，其对象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而不是企业，也就隐含地假定所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企业的动机是一样的，即是投资国的动机。这样的假定显然难以解释复杂国际环境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另外，由于该理论是建立在静态的贸易理论基础上的，并基于市场完全性的假设，因此，对不完全市场上的企业，特别是大型垄断型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缺乏解释力。最后，该理论所研究的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只有美国和日本两种，虽然这个理论能够解释战后日本企业出于本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考虑，而将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资源开发工业或劳动密集型工业，但却不能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企业对北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直接投资行为。总之，由于理论假定和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使得这个理论的解释范围狭窄，解释能力也受到限制。

3.内部化理论与跨国公司

内部化理论实际上是将以科斯（Coase，1937）、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1，1975，1979）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应用到了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认识到了市场交易是需要成本的，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成本时，企业组织就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式。威廉姆森则进一步认为，企业通过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比如，创造一个内部市场，可以大大减少由于内部控制带来的损失。相对于外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大企业可以通过内部组织结构的更新达到成本的节约。他的理论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大企业的成长问题。而首先将这个理论应用到企业跨越国界的增长问题上的，是英国里丁大学的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Casson，1976）。

1976年，巴克利和卡森出版了《多国公司的未来》一书，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的假设前提:一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经营目标不变；二是当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时，促使厂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建立企业内部市场以替代外部市场；三是企业内部化行为超越了国界，就形成了跨国公司。

巴克利和卡森认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是相互依赖并通过中间产品联系起来的。而且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中间产品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中间产品的种类越来越繁杂多样，性能质量要求各异；另一方面，生产经营活动中技术等“知识形态的资产”不断增加，知识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生产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这些中间产品对市场的完善程度有着更高的要求。

这种信息形态的中间产品具有整体性、专有性、共享性、质量不确定性和不可检验性等特征，与实物商品在成交后卖方失去所有权不同的是，这类产品在成交后，卖方仍然保留所有权，让渡的仅仅是使用权。其供给能力的无限性，使得双方都存在继续扩散的可能。而有些知识型中间产品一旦泄露，便成了社会共享的公共物品，对所有者来说，一旦泄密就可能永远失去专有权。所有者权益在外部市场缺乏保障，存在着很大的市场交易风险，导致所有者一般不愿意过多地公开中间产品的细节。相应的，由于购买者不能得到有关中间产品的充分信息，难以了解其真正价值，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购买者不愿意按照对方提出的价格购买。中间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固有特征，暴露出市场机制的严重缺陷，企业为了克服外部市场的交易障碍必须支付很高的交易成本。结果，为了避免过高的外部市场成本，企业自然会建立内部市场以取代外部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主要考虑四类因素:一是行业特点，包括产品的要素密集性质、行业规模经济性、市场结构等；二是地区因素，如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差异等；三是国家因素，即政治、经济以及法律的状况；四是公司因素。正是这种跨越国界的内部化行为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产生。

沿着巴克利和卡森的理论逻辑，Rugman（1981）在他的专著《剖析跨国公司:内部市场经济学》中试图将内部化理论扩展为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他认为，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只是内部化理论的“分支理论”。那些建立在知识市场不完全性基础上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如Johnson（1970）、Caves（1971）等人的观点，都能够很容易地用内部化理论进行解释。甚至Vernon、小岛清等人的理论，都可以包含在内部化理论的框架中。Buckley（1988）当然是赞同将内部化理论一般化的努力，但同时他也承认，内部化理论已经有些过于一般化了，以至于很难通过实证来验证，几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理论，而科学理论是需要接受一些限制性假定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内部化理论并不强调企业特有优势本身，而是强调企业通过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以较低的成本在内部转移这种优势的能力，才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动因和优势所在。该理论认为，只要内部化的利益超过了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为实现内部化而付出的成本，企业就拥有了内部化优势，就可以实现跨国经营。它从收益与成本的角度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比较适用于分析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行为，也有利于解释战后跨国公司的增长速度、发展阶段和赢利变动等问题。内部化理论被认为是西方学者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又一个重要转折，它开创了与垄断优势理论不同的研究思路，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比较强的解释力。比如对跨国公司的扩展行为，特别是二战以后跨国公司的迅速增长与扩展问题，能够比较好地予以解释，而且它也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能比出口和许可证贸易更好地开发国外资源和市场。因此，这个理论甚至被视为跨国公司的核心理论。

内部化理论几乎可以等同地应用于国内公司和跨国公司，用来解释某些公司的扩张行为，区别只在于具体决策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跨国公司不过是一般企业的特例，因此，科斯的理论既可适用于一般企业，也可适用于解释跨国公司的性质及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内部化理论则不过是将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加以发挥，应用于解释跨国公司这种当代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组织形式（滕维藻、陈荫枋等，1990），企业的跨国化只不过是内部化的延伸（薛求知，1997），虽然由于交易费用概念的引入似乎为内部化理论发展展示了广阔的前景，然而，确切地说，也只是把它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一种发展，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换言之，内部化理论本质上仍可归为从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入手来解释跨国公司成因的理论（刘海云，2001；滕维藻等，1990）。而且，内部化理论没有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方向，其理论框架也不能用于短期投资行为分析，特别是不适用于解释较小规模企业在一个或两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活动（Clegg，1987）。从现实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国际经营活动中的一些新的变化，比如企业间复杂的兼并行为、跨国战略联盟行为、外包活动等等，越来越超出了内部化理论的解释范围。另外，这个理论对于市场结构、竞争力量等环境因素考虑得也很少。所有这些都是内部化理论的局限。

4.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既然每种理论都有各自的局限性，那么，能否建构一种一般性的、综合的理论呢？基于这样的考虑，英国里丁大学的John H.Dunning教授在他的《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公司:一种折衷理论的探索》一文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这个理论兼收并蓄了西方跨国公司理论各个流派的思想，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综合性，是一个综合的理论模式，因此也成为当代西方跨国公司理论的主流。

在Dunning看来，仅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只能说明企业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并不意味着其必然会对外直接投资，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拥有内部化优势，也只能说明企业内部对技术和知识等中间产品加以利用可以获得某种优势，但得不出企业必然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只有在引进区位优势之后，才能解释企业为什么要到海外投资设厂。或者说，才能最终解释为什么一国企业演化成为跨国公司。在《解释国际生产类型的变迁:支持折衷理论》这篇文章中，Dunning更为详细地分析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条件，并相应命名为企业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这三项优势（即OIL范式）构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核心内容。

所有权特定优势又被Dunning称为“垄断优势”或“竞争优势”。其内容包括研究与开发、管理与技术水平、营销技能、跨国公司生产效率、规模经济和相对市场实力。这种优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独占无形资产（如技术、商标等）所产生的优势；二是来自规模经济的优势。前者是可以转让的优势，而后者则是无法转让的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是指跨国公司在内部运用自己的所有权优势，以节约或消除交易成本的能力。与Buckley和Casson强调“内部化优势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缓和、克服中间产品特性与外部市场机制矛盾的能力上”不同，Dunning认为外部市场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都存在交易障碍，而并不强调中间产品的特殊性。他认为，跨国公司对技术等中间产品的独占，只不过是造成市场不完善（市场失效）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

他进而将市场失效分为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首先是东道国政府的限制，如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市场失效，这是促使跨国公司绕过壁垒到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无形资产的特殊性影响了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从而造成市场失效。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交易风险过高，使得交易的机会成本过高（Dunning＆Rugman，1985）。

在分析内部化优势时，Dunning还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与非股权安排方式的广泛应用有关。非股权安排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发挥其内部化优势的重要方式。内部化理论能够回答跨国公司为什么要将独占的信息（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在内部让渡，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跨国公司必然要到国外去投资，更不能说明投资的地理位置。现代区位理论的思想最早是由德国学者Alfred Web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提出来的。受Ohlin将其引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启发，Dunning将之应用到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建立中。这一努力解决了此前其他理论未能回答的问题，即跨国公司为什么不采用商品出口或无形资产转让方式，而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更阐明了其他理论没有回答的投资区位问题。

在Dunning看来，上述三项优势中，所有权特定优势只能说明跨国公司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决条件，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充分。比如，如果企业拥有技术优势但不能内部化，也不能利用国外的区位优势时，就会选择技术转让的方式。也就是说，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并不必然导致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发生。跨国公司拥有内部化优势，也只能说明其在内部对技术和知识等中间产品加以利用可以获得某种优势，但也同样得不出跨国公司必然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比如，一个企业即使拥有技术优势，并且具备内部化的能力，也可以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获得利润。只有在引入区位优势后，才能解释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Dunning认为折衷理论具有比较强的解释力，它不仅可以解释不同类型的直接投资行为，而且可以解释其他国际经营方式，如合资经营和合同安排，还可以解释企业的地理分布以及企业跨国兼并行为等。他还运用这个理论分析了市场导向型、资源导向型以及效率导向型三种主要的国际生产形式（Dunning，1988）。

西方学术界高度肯定了Dunning的工作，认为他的理论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高度的概括性，几乎兼容了各种直接投资理论，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二是广泛的涵盖性，几乎可以涵盖各种跨国经营活动。三是较强的适用性，不仅可以分析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可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因此有“通论”的美称。

尽管如此，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也受到了不少的批评。Itaki（1991）就曾经指出，这个理论存在四个主要不足。

（1）由于很多的所谓所有权优势如果离开了内部化因素，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或不能利用，因此，它们相对于内部化优势而言是多余的。Casson（1986，1987）也指出了理论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重复性问题，并且认为，Dunning没有意识到被内部化的是市场，而不是所有权优势本身。

（2）在这个理论中，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们往往被区位因素所决定。

（3）区位因素通常是不明确的，可以有多种解释。

（4）要素分析应用于三种优势分析时会产生一些方法问题，因为每种优势紧密相关，并且优势太多以至于要素分析方法根本不能应用。

另外，Dunning虽然认识到优势的变化问题，但并没有深入研究，因而使得理论本身更像一种分类方法，而不具有动态性特征。也有一种批评认为，这个体系本身不过是一种平庸的折衷和杂烩式的兼容，并没有太大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