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内容提要：亚洲金融危机是继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本报告在全面回顾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产业发展特征和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和外资依赖型产业发展影响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产业发展政策及其成效，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得出了若干启示。研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冲击远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如何借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在注重投资的同时，适当向消费领域倾斜；二是着眼于产业结构升级，实施政策创新；三是着力稳定外资流入。

亚洲金融危机是继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自1998年初，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和外资依赖型产业形成较大冲击。为了有效抑制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出台了一系列刺激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有效降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中国面临的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如何汲取和借鉴当年的经验，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对中国产业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资和消费需求扩张过快，生产资料价格迅速攀升，中国经济运行出现明显的过热态势和通货膨胀。[3]自1993年7月起，中国开始通过缩减国有投资实施宏观紧缩政策，即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政策”。此后，经济过热开始受到有效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逐年下降，从1992年的14.2%和1993年的14.0%下降到1994年的13.1% 和1995年的10.9%，再下降到1996年的10.0%和1997年的9.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1993年的114.7%和1994年的124.1%下降到1997年的102.8%。到1996年底，基本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整个宏观经济呈现出由高通胀、“过热”向低通胀、稳定增长平稳过渡的发展态势（见图7－1、表7－1）。

图7－1　亚洲金融危机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相关数据绘制。
注：“＊”为国内生产总值以1978年不变价格折算，物价水平以上一期为基期。

表7－1　1992～1999年各类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一）工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增长，需求制约取代供给制约成为抑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1993～1997年间，中国主要农产品实物产量快速增长，主要农产品供给丰年有余，开始出现结构性过剩。第一产业增加值由5682.31亿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增长到6749.91亿元，增长了18.8%。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工业增加值由11415.4亿元增长到19387.8亿元，增长了69.8%。到1997年底，钢铁、煤炭、化肥、水泥、电视机、程控交换机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从1997年开始，国内市场由短缺转为相对宽裕，国内基本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品种，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以上。[4]与社会总供给相比，社会总需求明显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20.1%下降到1997年的10.2%，1年内下降9.9个百分点；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8%，比上一年回落了6个百分点。

（二）服务业供给水平显著提升，服务消费和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

1993～1997年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由11915.73亿元增长到26988.15亿元（当年价），年均增长22.7%，高于国内生产总值0.4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3.7%上升到34.2%。服务业发展与服务消费、投资环境的改善有直接关系。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提出20世纪90年代服务业增长速度要快于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目标，“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放手让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和私营企业，个人兴办那些投资小、见效快、劳动密集、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下，服务业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服务业投资迅速增加，占三次产业投资的比重由1992年的41.20%上升到1993年的44.86%和1994年的47.24%，经过1995年的短期下调后，1996年上升到47.74%，到1997年提高到50.46%，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同时，随着医疗、教育、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服务消费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三）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产业对外开放度日益提高

出口贸易快速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93～1997年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由917.4亿美元上升到1827.9亿美元，增长99.8%；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由－5.3%提高到4.2%。出口依存度由1993年的15.0%提高到1997年的19.2%，增加了4.2个百分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以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额不断增加，由1993年的750.8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1588.4亿美元，增长111.6%。初级产品所占比例从1993年的18.2%下降至1997年的13.1%（见表7－2）。外商直接投资（FDI）有效弥补了国内资本不足的缺口，199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75.2亿美元，到1997年增长到452.6亿美元，增长64.5%。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主要是制造业和房地产业，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外商投资总额占所有外商投资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7.1%、86.4%和72.8%。

表7－2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单位：亿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四）内需不足、结构升级缓慢、基础设施落后、体制改革滞后等，仍是影响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

一是居民最终消费率偏低且增长缓慢。1993～199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00.2%，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26.8%。而居民最终消费率仅由44.4%上升到1997年的45.2%，仅上升了0.8个百分点。1997年，居民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一般水平20个百分点以上。二是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服务业比重由1993年的33.7%上升到34.2%，尽管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总体增长速度，但慢于第二产业0.2个百分点。从工业内部结构看，1997年，原材料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21.55%，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机电设备工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工业企业行业集中度较低，大中型企业数占全行业的5.1%（1997年）。三是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尚未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全国统一的、与市场体系相配套的基础设施网络等。四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行业进入管制仍是阻碍民间资本投资的主要因素。五是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中小企业授信额度总体偏小，国家减轻企业经营负担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还没有落实到位。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轻。1998～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为8.7%，最低增长年份（1999）也在7.5%以上，经济仍在较高增长通道之中。[5]亚洲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影响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主导型产业和外资依赖型产业，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1998～2003年周期比上一周期（1993～1997年间）年均增速平均下降2.1个百分点。②社会总供需矛盾开始显现，有效需求徘徊不前，结构性过剩使得企业经营困难，出现大面积亏损。[6]③通货紧缩压力加大，[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直线下行，直到2000年才开始好转。

（一）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主导型产业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在亚洲国家中处于首位，约占总额的60%，欧洲和北美国家约占40%。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对亚洲国家形成较强冲击，1998年，中国对亚洲出口同比下降9.8%。同年，中国进口和出口同比分别上涨－0.4%和0.5%，分别比上一年下降12.6和20.5个百分点。自1998年5月始，中国出口出现负增长，一直持续到1999年6月，到1999年7月才出现回升迹象（见图7－3）。从出口商品种类看，主要出口商品（1997年SITC标准）占总出口商品的67.3%。本研究将这类产业称为“出口导向型产业”（见表7－3），主要包括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塑料及其制品等。

图7－2　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相关数据绘制（1978年不变价）。

图7－3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相关年月进出口简况数据整理绘制。

表7－3　两大统计标准的行业分类对应

资料来源：根据两大统计标准分类整理对应。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形成了较强冲击，亏损率高于全行业，经济效益大幅下降。为了减轻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压力，中国加大了对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出口力度，当年同比分别增长15.4%和15.9%，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亚洲地区出口减少的损失。[8]1999年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的企业数为63315家，其中企业亏损率达25.5%，亏损企业数占工业企业亏损总数的比例高达42.4%。从经济效益指标来看，1997年全国工业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和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为29.02%和3.17%，同期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指标分别为24.89%和2.43%，显著低于非出口导向型产业的32.53%和4.15%，前者分别为后者的76.5%和58.6%；1998年中国外贸影响型产业的这两个指标分别降为24%和1.79%，分别是其他产业的73.3%和58.3%，差距进一步拉大（见表7－4、表7－5）。

表7－4　亚洲金融危机对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影响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0）整理计算。[9]

表7－5　1997～1998年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情况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9）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中国对外出口的降低与东亚各国的进口需求下降有直接关系。中国对亚洲各国市场有较高的依赖度，其中中国香港为0.89，印度尼西亚为0.57，日本为0.76，韩国为0.64，马来西亚为0.54，菲律宾为0.54，新加坡为0.58，泰国为0.60。据估算，中国当时对东亚各国市场的依赖度在35%～40%（1994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亚洲各国货币大幅贬值，增加了进口成本，抑制了这些国家的进口，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增长。出口的下降也与实际汇率升高，降低了出口产品竞争力有一定关系。[10]另外，1998年，出于大国责任，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对其他亚洲国家出口的增长。

（二）亚洲金融危机对外资依赖型产业[11]发展的影响

1998年之前，东亚地区一直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1978～1998年间，来自东亚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全部引进外资的80%。199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454.6亿美元，同期增长仅为0.5%，比1993～1997年间平均增速下降12.7个百分点。1999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数（16918个）、合同利用金额（412.23亿美元）和实际利用金额（403.19亿美元）均达历史最低点（见表7－6）。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对外资依赖型产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所谓外资依赖型产业，是指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超过20%的行业（见表7－7），[12]具体包括制造业行业中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等17个产业。

表7－6　金融危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3、2008）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表7－7　1997年制造业行业中外资依赖型产业的发展情况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外资依赖型产业企业数锐减，工业产值急剧下降。金融危机之前，投向制造业行业的外资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量的60%以上，其中1997年外资投向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为主的七大产业总产值占外资行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7.1%，外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该产业工业总产值比重达20%以上的十六大制造业产业的产值则占所有制造业外资产业总产值的67.9%。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的投资增速迅速下降，从1997年的2683.89亿元一直减少到2000年的1696.3亿元，四年间同期增长率分别为－2.3%、－2.5%、－23.3%和－15.5%。到1999年，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比最高的七大产业企业总数比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减少近68%，两年间的工业总产值同比仅增长2.2%；而前十六大产业企业数则减少近69%，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8个百分点（见表7－8）。[13]

表7－8　金融危机对制造业行业中外资依赖型产业的影响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整理计算。②不含前文确定的“其他制造业”。

房地产业也是对外资依赖程度较高的一个产业。1997年，中国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额327.9亿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1.4%；实际利用外资额460.86亿元，占当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3178.4亿元）的14.5%。1998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下降为361.76亿元，同比下降21.5%，占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下降为10%。到2003年，中国房地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额和行业中利用的外资额分别降为116.27亿元和170亿元，占全行业的比重也降至1.1%和1.7%。

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与区域经济环境恶化影响外资产业投资信心有直接关系。亚洲金融危机从1997年7月泰铢对各主要货币贬值19%开始，到1998年5月，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货币分别贬值37%、13%、77%和38%。四国的股市指数分布下跌了30%、33%、45%和53%。此外，日本、菲律宾、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汇市和股市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币值大幅贬值与金融机构的关闭等对外商投资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东南亚整体投资环境恶化，资本外逃现象突出，同时也对各国稳定币值加大了难度。东南亚整体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的恶化使得投资者的未来预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为积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发展政策。实践证明，这些应对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较为成功地规避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自1999年底，中国经济就表现出明显的回暖形势。关于当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型方面的研究，已非常丰富。本报告根据研究的需要重点阐述当时的产业发展政策。

表7－9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主要年份金融机构法定贷款利率　单位：%

资料来源：《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

（一）增加投资、刺激消费，着力扩大内需

1.以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为手段，扩大国内投资需求

1998～2002年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投资领域包括：加强农林水利、铁道、公路通信、城市设施和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发挥了国债投资的杠杆效应。据测算，国债投资分别拉动1998年、1999年、2000年经济增长1.5、2.0和1.7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逐年提高，由1999年的29854.7亿元增至2003年的55566.61亿元，年均增速达16.8%。

实施鼓励投资的税收政策。2000年，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每年减少税收100亿元），对启动房地产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99 年7月1日起，各类企业用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2002年，对中小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征、免征所得税、实行税收优惠。[14]同时实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分流经济实体的企业所得税实行优惠政策。对于外商直接投向中西部地区农牧业产品加工、发展旅游、植树造林、开发矿产资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电子元器件开发制造等领域，外商项目享受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等优惠政策。[15]

2.以直接增加财政负担范围内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为手段，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1999～2002年，中国连续三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实施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翻了一番。1998～2002年，中央财政共安排资金1937亿元，增加了企业困难职工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费税收入政策，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1998～2002年间，中国共取消收费项目1965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1332亿元。通过退耕还林、调整农业结构、农村税费改革和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等措施，增加了农民收入。2000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到2002年扩大到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他11个省份也在部分县（市、区）开展了试点工作，农民负担减负率一般在30%以上。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8年和1999年6.8%的增速提高到了2000年的9.7%和2001年后的10%以上。

3.实行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

1999年，恢复对储蓄贷款所得税征收个人所得税。1999年，出台房地产契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的优惠政策等。

（二）实施产业引导政策，提高出口导向型产业和外资依赖型产业的竞争力，稳定外需

1.实施鼓励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

1998年初，国家将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由9%提高到11%，同时纺织机械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从1月1日起由9%提高到17%，船舶、钢铁、水泥、煤炭行业的出口退税率从6月1日起分别提高到14%、11%、11%和9%。从1998年7月1日起，将七类机电产品、五类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从9%提高到11%。同时，对出口货物退（免）税实行按企业分类管理，简化退税申报凭证。

2.培育重点行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

1999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对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进出口税收和科研机构转制问题等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对生产和销售计算机软件的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实际税负控制在6%以下；对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免征营业税；社会力量资助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可抵扣；对符合《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的进口产品和先进技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中央直属科研机构以及省、地（市）所属的科研机构转制后，自1999～2003年的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和科研开发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另外，还专门制定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配合以上政策的实施，1999年和2000年，国债投资专项用于增加重点行业技术改造贴息和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高技术产业化方面的投资。同时，为了淘汰生产方式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环境污染严重、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高的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国家相关部门从1999～2002年分三批对落后产能、工艺和产品进行了淘汰。[16]包括用3年的时间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1000万锭政策（见表7－10）。

表7－10　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产业结构政策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3.鼓励成立大集团，提高行业竞争力的政策

1998年继续在有限范围内推行企业兼并、破产、减员的试点，并加大了政策力度。[17]1998年编制的兼并破产和减员增效计划共涉及项目2721项。相继组建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上海宝钢集团等一批特大型企业集团，[18]有效提高了行业竞争力。

（三）产业发展政策的主要成效

在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刺激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于1999年底明显转好，经济增长、外贸、投资和物价等指标快速回暖。1999年和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6%和8.4%，1999～2003年间实际经济增长率[19]达8.7%。出口于1999年开始回升，全年出口总额1949亿美元，增长6.1%，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6.6%，加工贸易出口增长6.1%。鼓励出口的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4.7%，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36.5%上升到39.5%（见表7－1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1997年的8.8%逐年上升到2004年的26.6%。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由1998年的6.8%上升到9.1%，提高了2.3个百分点。依靠大量发行国债和大规模公共投资，1998～2003年内需增长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8%、74%、94%、89%和103%。通货紧缩压力得到缓解，物价水平逐渐回升并渐趋稳定，到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均已转负为正（见表7－12）。

表7－11　产业政策和宏观政策的外贸效应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相关数据整理。

表7－12　宏观政策的物价水平效益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1.出口导向型产业逐步摆脱危机影响

随着各种鼓励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和鼓励先进技术引进政策力度的加大，企业亏损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到2003年已降低为17.5%，比1999年下降8个百分点。从经济效益指标来看，1997年，全国工业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和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为29.02%和3.17%，同期出口导向型产业分别为24.89%和2.43%，分别为全国工业行业的85.8%和76.7%。1998年，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的这两个指标分别降为24%和1.79%，是全国工业行业的83.7%和76.2%，随后全国工业行业和外贸影响型产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工业成本费用利用率和产品销售率等经济效益指标都趋于好转。到2003年，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工业增加值率上升到了25.1%，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上升到4.47%，产品销售率也提高到了97.7%，与工业全行业的差距明显缩小（见表7－13）。

表7－13　产业发展政策对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效果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整理计算。

2.外资依赖型产业稳定发展

在政策鼓励之下，外资依赖型产业均从2000年开始在各相关产业中的比重持续稳定提高，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均保持在14%以上，特别是在2003年全行业增长速度更是高达53.8%。在这些产业中，外资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的增长速度一般都高于全行业增速（见图7－4），主要原因在于更高的技术、管理水平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到2003年，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外资企业数量已经占据50%以上，产值占77.1%，较1999年分别提高了6.4和8.7个百分点（见表7－14）。而且，在国家调整优先和重点引进的外资项目政策之后，中国外资依赖型产业结构也有所调整，外资企业在高科技企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1999年，中国制造业产业中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高于20%的产业有21个，高于30%的有14个，其中总产值占比最高的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产业内外资企业数量占比最高的则为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比例高达48.6%。到2003年，外资企业数占比超过40%的行业有4个，其中占比最高的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比例为50.2%；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超过20%的产业有25个，超过30%的有16个，其中占比最高的也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比例高达77.1%。到2003年，中国重要的机械装备制造业、通信、计算机等高科技行业中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均在20%以上。

图7－4　外资依赖型产业工业总产值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相关年份数据整理计算。

表7－14　产业发展政策对外资依赖型产业的效果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整理计算。

3.基础产业“瓶颈”制约大为缓解

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中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1998～2001年间，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2001年间，中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迅速，公路新增通车里程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四）产业发展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产业政策的效果，不应单纯以产业增长或经济增长的幅度来判断，而应考虑政策实施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效果。就此来看，中国1998～2003年间实施的各项政策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过分强调了“保增长”目标，没有对结构调整给予应有的重视

刺激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虽然也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但当时结构调整不是重点。但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的目标未能很好实现。1997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6.71%、53.23%和30.06%；2002年分别为12.96%、54.96%和31.93%。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也不明显，外贸依存型的经济没有改变。2005年，中国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51%，经济对外依存度超过70%。

2.更为注重投资驱动，消费拉动措施缺乏操作性

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改善民生的投资相对较少。由于过度强调投资的驱动作用，各地上马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为以后的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在财政负担范围内，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居民消费支出并没有明显增加。1998～2002年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由4331.61元增加到6029.88元，年均增长8.62%；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由1590.33元增加到1834.31元，年均增长3.63%。同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9152.5亿元增加到40910.5亿元，年均增长8.84%。之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一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主要障碍之一。

3.市场体制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止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击远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

一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端于东南亚，且蔓延于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对发达国家影响不大，对中国主要影响出口导向型产业和外资依赖型产业。关于出口导向型产业，由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让出了部分市场，实际上对中国开拓欧美市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于发达经济体，在欧美市场已成为中国出口主体市场的情况下，无异于釜底抽薪。关于外资依赖型产业，由于当时中国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较小，且当时外资依赖型产业远未像现在已成为主导宏观经济走势的主要力量，也远未像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报告（2009），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投资者都构成了严重的影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大。[20]2008年，40%的跨国企业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则达到了85%。由于投资贸易环境不稳定，58%的跨国企业表示将减少2009年的国际直接投资，近50%的跨国企业预测它们将在2011年的投资规模达到2008年的水平。

二是外需对中国当前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大为提高，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需求影响程度更深。[21]200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由1997年的34.1%升高到了64.8%，出口依存度由19.2%提高到36.3%。而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端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通过调整出口国别结构，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不现实。另外，受本次金融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美欧日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国和地区，[22]其中，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国，2007年，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全部出口的19.1%。[23]

三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除了通过外贸、汇率等因素影响中国出口主导型产业和外资依赖型产业外，还通过债券、股市等因素对国内其他产业造成冲击。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等八大银行因持有大量已破产公司——雷曼兄弟的债券而损失惨重，据不完全统计在8亿美元左右。中国政府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随着美元的持续走软，政府投资也面临大幅亏损。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通过香港H股传导到国内A股市场，导致了中国股市经历了2008年的持续暴跌。[24]金融行业、股市等的不景气对国内相关行业造成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环境持续收紧，77.8%的行业订单指数在2008年第三季度较上季度大幅下降了3.7个百分点，是10年来最大降幅（中国人民银行，2008）。

四是汇率变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更大。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汇率升值明显快于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压力更大（见表7－15）。

表7－15　两次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比较（年平均价）　单位：人民币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二）以增加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实施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97年，政府和国有企业可以支配的资源占整体经济的比重超过50%，到2008年，随着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到70%，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带动作用相对较低。

二是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增长，扩大投资的拉动效果将有所降低。1995～1998年间，中国年度投资总量在2.0万亿～3.0万亿元，且增长基本维持在10%上下。从1999年起，积极财政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2003年投资总额达到了5.5万亿元，同比增幅达27.7%。之后，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惯性，再加上房地产投资的不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2008年1～10月，固定资产投资113189亿元，同比增长27.2%（见图7－5）。如此情况下，过度依靠增加投资，可能降低经济增长效果，甚至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拉动也可能造成诸多负面影响。本次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房地产业已经处于历年增长的高位，政策可为空间很小。

图7－5　1995～2007年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及增幅变化

三是过度依赖投资和投资的高速增长可能对消费形成挤压。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曾经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如果按照1998年实施的政策，将可能形成新的产能过剩。

四是利率连续下调，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缩减，影响到利率下调的有效性。

（三）若干经验借鉴及启示

如何借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关键有三：一是加强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二是如何发挥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找准扩大内需的着力点；三是如何保证出口导向型产业和外资依赖型产业的平稳增长，不至于大起大落。

第一，加强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这次由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逐步发展演变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可能由此进入衰退期。加强国际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发达国家尽快走向复苏，也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中国利益的维护又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要加强与发达国家合作，呼吁发达国家，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有强劲的带动作用。要按照WTO相关规则的要求，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促进高端服务资本和高新技术产业资本流向中国，加强技术转移和交流，共同促进清洁能源，生物产业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另外，要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发达经济体市场需萎缩的情况下，开辟新的贸易出口和国内过剩产业转移通道。

第二，在注重投资的同时，适当向消费领域倾斜。发挥中央财政连年盈余的优势，着力扩大内需。从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国家财政收支增幅全面上涨，其中财政收入增幅大于财政支出，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收入要远大于财政支出，2008年上半年国家财政盈余达到了1万亿元的规模，明显好于1997年。[25]国家扩大内需的财力条件的改善是中国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基础和前提。在投资带动作用可能下降的情况下（1998年，财政资金和带动的社会资金的投资比例是1∶2，考虑到投资回报和风险的不同，目前财政资金和带动的社会资金投资比例是1∶1。王志浩，2009），要重视投资的同时，适当向消费领域倾斜，对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基础制度框架进行改革创新，完成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未能完成的任务。

第三，着眼于产业结构升级，实施政策创新。研究表明，即使全球经济复苏，主要经济体也将对消费和储蓄做出重大调整，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维持年均20%以上的增速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国际制造业资本也将随着发达经济体对“产业空心化”问题的日益重视，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如此情况下，中国应顺应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发挥人才优势，着力引进FDI，发展服务外包业。另外，引导企业开发研发市场，向国际产业链上游迈进，在实施一般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基础上，对出口产业链升级给予支持。制定全国统一的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地方不再单独制定产业政策，[26]使产业转移协调进行。制定产业组织政策，鼓励兼并重组、规范破产、减员增效等一系列产业组织政策的有效实施，进一步提高行业的集中度与竞争力。重点支持培育大型国有、民营企业，并引导他们的产业升级，发挥其带动、示范作用。[27]

（执笔人：刘中显）

参考文献

1.王梦奎：《中国：直面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经济对策与走势》，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

2.洪涛：《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分析——世纪之交会出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吗？》，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版。

3.史忠良：《新编产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钟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2卷第4期。

5.贾康：《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效果评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1期。

6.毕海霞、岑祎：《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实践研究》，《金融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2期。

[1]大多学者认为，到1999年底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基本结束。也有学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02年。本报告考虑到中国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到2003年才实现转型，故将研究时间段界定在1998～2003年间。

[2]自1993年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周期，到1996年、1997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本研究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时间段界定在1993～1997年间。

[3]1991年下半年，国有投资以超过非国有部门1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到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72%。

[4]据国家经贸委调查资料（央视国际，2002）。

[5]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国外金融危机缺乏向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传导的途径；第二，当时中国实行以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资本项目没有实行自由兑换，有利于稳定币值；第三，1998年，中国出口依存度只有18%，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和消费，外需减弱尚难撼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6]1998年工业经济效益有所下滑，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1.0，比上一年下降4.2。全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7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7.0%；亏损企业亏损额1556亿元，比上年多亏22.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1023亿元，增加21.9%；年末产成品库存达609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20亿元，增长5.5%。

[7]其中与1993～1997年间所实施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有较大关系。

[8]从出口商品结构看，中国之所以能在当时扩大对欧美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主要原因是与东南亚各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差距。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11%～15%在数量上重叠，更多的产品东南亚国家并不生产。它们以生产日本品牌的消费电子产品为主，而中国出口与韩国在档次上又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主要的出口产品中，服装和纺织品有配额限制，汇率贬值在短期内无法起到迅速扩大出口的作用。同时，在中国的出口中，48%以上属于加工贸易，基本不受人民币汇率高低的影响。

[9]1997年数据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相关指标，1998年以后指标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他产业系指除外贸影响型产业之外的其他产业，表中数据均为各产业的平均值。

[10]金融危机影响一国产业发展的传导机制是：通过不同货币之间汇率的相对变化，进而将压力或激励传导至相关产业，引起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

[11]根据1997年对全部独立核算的“三资”工业产业的统计指标测算，若以某产业中外资企业数量占比为标准，则外资企业数占产业比重超过20%的有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和化学纤维制造业五大产业；若以产业中的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为标准，则可以确定出表中总产值占产业比重达30%以上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等八大产业，以及占比为20%～30%的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九大次重点产业。

[12]1997年，中国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约452.57亿美元，其中投向工业制造业行业金额达347.52亿美元，占FDI总额的76.8%；其次投向房地产的外资金额为51.69亿美元，占吸引外资总额的比重约11.4%。

[13]需要说明的是，外资依赖型企业一般具备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因而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显示出较强的生存能力。1999年外资企业数量及其工业总产值在相关行业中所占比重有非常明显的提高。

[14]见200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15]见国家经贸委、国家发展计划委、外经贸部令第18号《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16]详见国家经贸委于1999年8月《工商投资领域制止重复建设目录》。

[17]国务院于1997年3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发［1997］10号），明确提出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方针和政策。

[18]1998年7月2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正式成立；上海钢铁企业以宝钢为主体进行宝钢、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上海梅山（集团）有限公司的联合重组。

[19]经济增长率（RGDP）是末期国内生产总结与基期国内生产总结的比较。以末期现行价格计算末期GDP得出的增长率是名义经济增长率。以不变价格（即基期价格）计算末期GDP得出的增长率是实际经济增长率。在量度经济增长时，一般都采用实际经济增长率。

[20]根据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投资2003年以来开始收缩，2007年美国企业对中国实际投资仅为26.2亿美元，不到2002年的50%。江锦凡利用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理。他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有19.3%是由外国直接投资贡献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同时存在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外溢效应包括产业结构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制度变迁效应。

[21]华而诚等人认为如果美国全年经济增长仅为1%，则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减速至8%。吴海英在数量分析的基础上认为，2008年、2009年美国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下降2.28个和2.18个百分点。汪同山等人根据2002～2007年数据估算，中国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美国GDP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率平均将下降5.2个百分点。张汉东分析了美国经济减速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他认为美国经济减速对浙江出口的直接影响很大，美国经济下滑1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国出口将下降5～6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将下降1.5～2.0个百分点。同时，美国经济减速还会影响其他国家，进而通过扩散效应影响中国出口。

[22]2007年，中国对欧美地区的出口已从1997年的33.8%上升为44.3%，提高了10.5个百分点。

[23]据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三季度企业调查问卷显示，中国出口订单指数为7.2%，比上一季度下降2.6个百分点，创2005年以来单季最大降幅。2008年同期出口订单指数已下降到2.6%，下一季度出口订单预期指数为4.0%，分别比上季度回落了2.6个和2.2个百分点，均跌至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的最低值。

[24]其中，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16日的6124点一路下跌，最低时跌至2008年10月28日的1664点，跌幅高达72.83%，成为全球下跌最严重的股票市场之一。

[25]1993～1998年间，国家财政收支增幅都是下降的，1997年基本上可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到1998年则出现财政赤字。

[26]中国地方政府有独立制定产业政策的职权，这与很多发达市场国家的产业政策不同。

[27]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鼓励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并组建了一批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大大提高了行业的集中度，相关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极大提升。当前中国的很多行业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过度竞争，导致了行业整体竞争力的低下，无法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由于无法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分散的中小企业难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最终出现行业的大面积亏损。中国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台此类产业组织政策也将引导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增强行业应对危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