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疫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时疫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_科技促进发展

SARS时疫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人类发展史表明，疾病是人类永恒的天敌，尤其是以流行病为代表的疾病，至今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存。人类与疾病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无止境的，人类科技史的许多重要篇章就是这种斗争的记载。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使人类对疾病的科学认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将人类与流行病的顽强斗争真正置于现代科技的基础之上。尽管SARS作为一种时疫尚未过去，人类与SARS的斗争可能才刚刚开始，但人类依靠科技有能力最终战胜SARS。

一、SARS及其SARS时疫的科学认定

2003年初，一种突如其来的疫情袭击了人类，时至5月已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中国首当其冲且受影响最大。回溯分析表明，2002年11月16日在我国广东佛山在人类身上首次观察到这种疫情，人类与这种未知流行病的斗争由此肇始。我国的科技和医护人员最早与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且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在中国最早出现疫情后，世界各地也相继出现。2003年2月26日，越南河内的越法国际医院接受了一位美籍华裔商人约翰尼·陈，他可能在途经香港时染上了一种奇怪的重症“肺炎”，经过医护人员两天的抢救仍不见效，病情不断恶化。2月28日，医院特请驻在河内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传染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前往会诊。乌尔巴尼及其他医生都认为患者感染了禽流感，但随即接触患者的几位医护人员相继被感染（其中绝大多数在9天内以身殉职，只有一位女护士勉强生还），乌尔巴尼首先敏锐地提出：患者感染的可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貌似肺炎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英文缩写SARS），他认为这很可能是隐藏某种未知病毒且可能迅速蔓延的恶性传染病，随即向WHO报告。3月12日，WHO首次向世界各国发出疫情警报。乌尔巴尼建议越方迅速采取严格的传染病防护措施，如封闭患者所在医院，医护人员加强服装防护，对所有患者进行集中隔离治疗以及向公众报道疫情。以后的事实表明，乌尔巴尼的这些建议是科学和有效的，越南自3月22日起再没有发现新的患者病例。在河内疫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之时，乌尔巴尼每天到医院收集样本，救治病人，并指导对传染病的控制。在长期辛劳后，乌尔巴尼在3月11日出差途中病倒，其症状与SARS患者相同，被立即送往泰国曼谷医院隔离治疗。3月29日，也就是在病倒18天后，乌尔巴尼不幸逝世，以身殉职于其1个月前发现的SARS，终年46岁。鉴于乌尔巴尼首次发现SARS这种疾病并一直奋战在救治患者的第一线，许多科学家根据惯例建议以乌尔巴尼的名字命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以表示对乌尔巴尼的缅怀和纪念。在乌尔巴尼病逝两天后，《新英兰医学》杂志建议以他的名字命名SARS病毒。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提议，将新病毒命名为“乌尔巴尼·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联合冠状病毒”。

乌尔巴尼1956年10月19日出生在意大利安科纳省，1984年在安科纳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93年，他被WHO临时录用，并派遣到非洲的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和几内亚，从此走上了献身于第三世界国家治病赈灾的征程。1997年，乌尔巴尼加入瑞士的“无国界医生协会”，并被派遣到柬埔寨负责学龄儿童的传染病防治。两年后，他被任命为“无国界医生协会”意大利分会主席。因对第三世界贫困地区的热诚奉献，乌尔巴尼所在的“赈灾救助小组”集体荣获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乌尔巴尼作为“无国界医生协会”的代表之一，前往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2000年，乌尔巴尼正式加入WHO并被派遣到河内，负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学龄儿童的传染病防治。在乌尔巴尼以身殉职后，WHO专门发表声明嘉许他的杰出贡献和敬业精神；意大利政府授予他公共卫生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卫生防疫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2003年4月8日，联合国在河内为乌尔巴尼举行追悼会，WHO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意大利等国代表、有关人员、生前友好300多人出席。联合国驻河内代表乔丹·瑞恩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安然撰写的悼词：“卡洛·乌尔巴尼医生为了救助他人的生命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他及早识别出这是异乎寻常的疾病暴发，必然会有更多的人深受SARS的侵害。今天，我把我的思想、祈祷以及我最深沉的悼念，献给乌尔巴尼博士的妻子朱莉亚娜，献给他的孩子、亲友和同事们。我衷心希望你们明白，他也会被其他家庭——联合国大家庭——深切地怀念。他为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业留下了一笔鼓舞人心的遗产。我也衷心希望你们明白，因为他在战胜疾病的斗争前线所作出的贡献，他必将以一位最佳和最真实意义上的英雄名义被世人永远铭记。”WHO总干事哈勒姆·布伦特兰高度评价乌尔巴尼的工作：“卡洛·乌尔巴尼的逝世令我们悲痛万分。他的以身殉职再次提醒我们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事业的责任。”此后，乌尔巴尼的敬业精神和高风亮节被广泛传播，互联网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评论、追悼和纪念文章，同时也激励着各国科学家和医护人员对SARS之战。2003年4月16日，WHO在日内瓦宣布：由斯里兰卡裔英国微生物学家马利克·佩里斯等人领导的香港大学实验室3月21日首先发现，后来由全世界13个实验室联合研究认定的“冠状病毒”所致的病症，正式命名为SARS。WHO指出：众多专家之所以决定援用乌尔巴尼提出的病名来命名其病毒，旨在表示对乌尔巴尼崇高的敬意和永远的纪念。

从我国出现首例SARS患者到WHO正式确定SARS病原体期间，我国大陆和香港的科学家及医护专家对SARS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探索。2003年2月1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指出：造成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传播的病原体可能是病毒，专家已明确排除肺鼠疫、肺炭疽、钩体病、出血热等是致病源的可能。2月18日，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共同努力，引起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的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祝庆余、秦鄂德研究员等，于3月21日成功地从SARS病人组织标本中分离出冠状病毒，4月9日经序列分析进一步证实。同时，他们还成功地建立了动物模型，从感染的乳鼠肺组织中观察到冠状病毒颗粒。序列测定显示，它与已知的冠状病毒有所不同，可能是一个新型冠状病毒。4月12日，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的研究小组确认了冠状病毒是引致SARS的元凶，同时又开发了“逆转录—多聚酶反应”测试。4月13日，卫生部决定由科技教育司牵头成立SARS病原学研究联合攻关组，防治领导小组技术支持组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的研究工作。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人员13日晚将他们已破解的冠状病毒基因密码部分排列，交给联合国WHO的SARS工作小组。据介绍，整个冠状病毒包含约3万个基因密码。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通力合作，于4月15日晚11时成功地完成了对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16日他们又成功地研制出了快速检测技术，检测准确率达95%。这项技术2小时之内即可得出检测结果。4月16日，香港大学医学院表示，已完成SARS病毒的基因图谱排列，发现病毒来自动物，并且过去从未见过。至于是什么动物，则有待研究。4月16日，WHO负责传染病的执行干事戴维·海曼宣布，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海曼说：自从WHO向全球发出SARS警报后，中国大陆、德国、加拿大、法国、美国、中国香港、日本、荷兰、英国、新加坡10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实验室，潜心研究终于找到了病原。海曼指出：关于SARS防治的全球合作研究还将继续。

在2002年11月16日至2003年4月16日整整5个月的时间内，我国科学家和医护专家对神秘的、未知的SARS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科学探索；在从SARS疫情出现到对SARS的科学认定期间，我国对SARS的研究经历了从国内研究到融入国际研究网络的过程，为人类探索和抗击SARS作出了贡献。

二、SARS时疫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消极影响

SARS时疫是世界上不同国家及地区共同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对我国则最早表现为一种灾难。SARS时疫也势必会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并对中国科技发展提出挑战。

（一）SARS时疫打乱了正常的科技工作秩序

WHO坦言：SARS是21世纪第一种严重而容易传染的新疾病。对这种病，我们所知相当不足，也极感迷惑。SARS时疫的突如其来以及我国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的准备不足，造成了一时的混乱。尤其是在SARS在我国呈蔓延之势、政府采取积极干预措施时，此前积累下来的问题突然显露出来，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心理异常，并因采取防范措施而使交通、会展、商业、餐饮等方面受到影响，防治和抗击SARS已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工作。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国正常的科技工作程序被打乱，科技保障受到一定的影响，科技活动受到一定的约束，科技会展受到一定的冲击，甚至波及科技人员的衣食住行。SARS时疫时期的局部隔离措施，使科学家和医护专家的行动受到影响；SARS时疫时期的主动防护措施，也使科学家和医护专家的工作、生活不同往常。除了SARS时疫，现代社会的“资讯病毒”也对我国科技运行产生消极影响。所谓“资讯病毒”，是指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在全球迅速传播有关谣言、猜测和恐惧，导致非理性行为，从而对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和政治等产生危害。

（二）SARS时疫改变了原定的科技计划

SARS时疫如同一场突然降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社会为之进行紧急动员，相关科学研究进入应急状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的需要，使我国的相关科学家和医护专家毅然决然地投入抗击SARS时疫的第一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国已经开始执行的年度科技计划受到影响，防治SARS的科技计划处于应急优先的地位，原定的科技计划在研究内容、研究进度和研究投入方面发生相应改变。在我国发生首例SARS疫情后，科技部根据专家建议，将SARS防治纳入863计划并予以经费安排。根据国务院4月2日常务会SARS防治专题会议精神，为进一步加强SARS防治科研工作，科技部与卫生部科技司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启动了SARS应急研究：SARS防治紧急科技行动，从科技部现有计划中紧急筹措1 000万元，先期安排应急科技经费300万元下拨卫生部，用于治病救人、探明病因、控制扩散的研究。随后，科研实力雄厚的中国科学院将防治SARS的相关研究作为全院最重大的任务之一。由院长路甬祥院士挂帅成立SARS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武汉病毒研究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微生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等参研机构开展工作。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明确提出：只要国家需要，其他研究课题都为SARS研究让路。教育部号召全国高校的科研力量积极投入防治SARS的研究，全国众多高校迅速行动起来，对原有相关科研计划进行调整，踊跃投入防治SARS的科技攻关。我国众多省市也启动了防治SARS的地方科技攻关研究。仅上海在2003年4月下旬就紧急启动了21个SARS科研攻关项目，投入经费1 165万元。在全国一片SARS研究攻关声中，某些科研计划受到影响，某些科研课题会转向。事实上，我们不仅面临SARS的挑战，而且也必须面对其他流行病的威胁。

（三）SARS时疫引发科技资源配置问题

多少年来，科技资源在我国是一种稀缺资源。尽管2002年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已达到1%，但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以科技投入为代表的科技资源，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是我国的稀缺资源。在众志成城、科学防治SARS的号召下，从国家到地方，从科研院所到高校，从社会到军队，众多的相关科研机构及其科技资源都投入到针对SARS的应急研究之中。如果稍做分析可以看到一些问题：一是部分研究机构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防治SARS攻关研究的基础条件，尽管其动机是好的，但其效果却不可能达到预期；二是在防治SARS产品的研究开发中，存在着同水平重复或低水平重复现象，在个人防护用品、消毒产品、非接触测温以及SARS检测和早期诊断技术等方面尤其明显；三是在防治SARS的研究攻关和产品开发中，由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出现了重复引进相关科研设备、大量进口关键部件的现象。这些问题表明了科技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甚至直接导致稀缺科技资源的浪费。

（四）SARS时疫影响了正常的科技交流

科技交流是科技正常运行的前提和科技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不论是正式的科技交流，还是非正式的科技交流，都是如此。时至2003年5月下旬，SARS疫情已出现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SARS患者已超过8 000人。由于中国首当其冲且临床SARS诊断病人约占全世界总数的2/3，被WHO发出警报，因而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对中国旅客入境采取了限制措施，甚至美国的个别极端分子叫嚣“隔离中国”。在这种客观背景下，我国正常的科技交流受到影响，诸如一些访问学者不能按计划出访，一些科技考察团不能按时成行，一些国际科技会议不能按时参加，一些科技合作项目不能如期进行。同样，我国国内的科技交流活动，甚至一个城市中的科技交流活动，也或多或少地受到SARS时疫带来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覆盖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使中国科学家和医护专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国内外的科技交流，弥补SARS时疫对科技交流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SARS时疫使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进一步倾斜

在我国，多少年来许多人都将科学技术理解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不认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属于科学技术的范畴。最为显见的事实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科技部、科技厅和科技局都是不管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事实上，广义的科学技术不仅包含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而且也包含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狭义的科学技术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抗击SARS时疫无疑需要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尤其是临床医学、病毒学、免疫学、药学、护理学等。SARS时疫为科学家和医护专家提供了施展学科专长、报效祖国的契机，涌现出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为代表的一批科技英雄及其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这些科技精英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者似乎销声匿迹了。以至于有新闻媒体呼吁：我们的人文科学专家和社会科学学者都到哪儿去了？这两种原因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对广义科学技术的认识，进一步向狭义科学技术倾斜，即向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倾斜，从而影响人们对广义科学技术整体社会功能的看法，特别是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看法。

（六）SARS时疫应急研究可能留下隐患

突如其来的SARS时疫以其神秘性、传染性、致命性、不确定性和聚集性向人类提出了挑战，更向现代科学技术提出了挑战。SARS时疫对人类的生命财产构成了现实的甚至是难以预测的威胁，使抗击SARS时疫的应急研究成为当务之急，使科学家和医护专家投入征服SARS的科学竞争之中，也使社会管理部门为抗击SARS开设“绿色通道”和“方便之门”。诸如防治SARS药品的筛选和临床以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超常规审批等。这在与SARS时疫争夺时间的非常时期，是能够为世人所理解的，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然而，自然界的错综复杂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人类的科学认识往往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科技发展史表明，人类的科学认识往往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如DDT杀虫剂的发现是一项荣获诺贝尔奖的科技成果，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广泛使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发现DDT杀虫剂20年以后，其对人类和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出来，人类又不得不想方设法地限制它和禁止它。由于SARS时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针对SARS的应急研究稍有不慎就可能留下安全隐患。

（七）SARS时疫导致滥用科技的社会现象

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时疫，尤其是在现代科技一时显得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国的许多人产生了应激反应，一部分人产生了恐慌心理。加之我国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总体水平较低，对流行性疾病缺乏足够的科技知识，从而在SARS时疫的非常时期产生了滥用科技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一些人出于预防SARS的心理，过量或不科学地使用消毒用品和防护用品，如使用高浓度的过氧乙酸等消毒剂，不恰当地使用紫外线消毒以及饮用预防性中草药中毒等，这类对科技的滥用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事情过头会走向反面；另一方面，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甚至偷工减料、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和发明所谓高科技产品，如SARS防护用品、消毒剂、空气消毒器以及抗SARS特效药品等。这类对科技的滥用可以说是伤天害理、谋财害命，也是对现代科技的亵渎。

在SARS时疫对我国科技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同时，SARS时疫也折射和暴露出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科学观念的差异、科技应急机制的相对缺少以及公共危机管理技术的落后等。如，SARS时疫折射出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失衡问题。为适应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我国近年来对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日益重视，教育和培训备受青睐。对北京SARS患者的统计研究表明，SARS患者中年龄在20～50岁的居多（2003年5月5日的统计竟占73.33%）。这一点显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我国健身者中是“两头热，中间冷”，即年长者和年幼者多，中年人少；我国中年科技人员已是亚健康的高发群体。北京中关村医院有关中年知识分子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关村地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血压、冠心病等发病率为平均水平的2～3倍。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看，对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理解和应用有偏差，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投资范围划分为五个方面，其中首先就是医疗保健费用，他认为这种投资直接影响人的寿命、力量和精力。在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目前主要集中于教育和培训，医疗保健费用基本上还未纳入人力资本投资范畴。SARS时疫折射出的人力资本投资失衡问题，的确是令人担忧的。再如，SARS时疫暴露出我国科技体制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科技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面对SARS时疫的挑战，我国未能将相关的科技资源迅速整合，并快速反应和协调行动。北京方面研究SARS的两个团队，在2003年4月9日才“把各自接近60天‘寻找病原体’的封闭式研究成果作了一个通气”。上海方面研究SARS病原体的攻关团队，则在一段时间苦于没有办法获得可供观察的足够病毒样品。从科学竞争的角度看，科学竞争的前提是公平。面对SARS时疫的挑战，我国未能尽快与WHO合作并获取其科技支持。在WHO的组织协调下，3月17日由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病领域的顶尖实验室组成了SARS特别研究小组，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SARS病原体。最初参与这个特别研究小组的有来自德国、加拿大、法国、美国、中国香港、日本、荷兰、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11个实验室，中国大陆的两个实验室直到3月28日才最后参与。晚参与SARS特别研究小组无疑比不参与好，如果不参与会怎样呢？如果我们更早一些就寻求国际科技合作又会怎样呢？事实上，中国大陆加入SARS特别研究小组、寻求国际科技合作是明智的选择。WHO发言人迪克·汤姆森指出：全世界医药研究人员花了3年时间才找到艾滋病病毒，而包括中国大陆2个实验室在内的13个实验室通力合作，仅用8天就确定了SARS的病原体。

SARS时疫折射和暴露出的科技发展问题，需要我国顺应科技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按照WTO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原则，尽快予以缓解和最终解决。

三、SARS时疫对我国科技发展的积极影响

SARS时疫在给我国科技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对我国科技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系统分析表明，SARS时疫对我国科技发展的积极影响要远大于消极影响，SARS时疫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正面效应要远大于负面效应。SARS时疫给我们带来了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发展的机遇。

（一）SARS时疫促进了我国对科学探索艰难性的认识

SARS时疫的突如其来，使人类防不胜防，也使现代科技一改昔日非常乐观的面孔。经过全球科学家和医护专家的努力，人类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找到了SARS的病原体，但这仅仅是迈出了人类征服SARS的第一步，SARS时疫使我们面临更多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A.爱因斯坦曾用一个通俗比喻来说明科学认识与未知世界之间的关系，他以一个可以膨胀伸张的气球代表人类的科学认识，而气球表面所接触的是未知世界。人类科学认识获得的进展使气球膨胀，膨胀则使气球的表面积增加，进而使气球与未知世界的接触面增加。这表明，科学认识的进展使人类对未知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有待探索的科学问题。现代科技与SARS时疫对峙的状况，表明了科学探索的复杂性和艰难性。SARS时疫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挑战，而且很可能是难得的“机遇”。美国“冠状病毒研究之父”赖明诏曾指出：病毒比病毒学家更聪明。我们正是在征服病毒的过程中，逐渐变得聪明和睿智。SARS时疫使我国对科学探索与未知世界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使我国对公共危机的科学管理有了全新的认识。

（二）SARS时疫推进了我国的科技创新

SARS是全世界科学界共同面对的一道科学难题，也是我国科学家和医护专家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2003年4月14日，我国卫生部、科技部启动“SARS防治紧急科技行动”，该行动在两个层面进行部署：在近期以治病救人、探明SARS病因、控制扩散为主要任务；从长远考虑则要提高对SARS等新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治能力。“SARS防治紧急科技行动”内容包括病原微生物筛查、致病和扩散机理研究、快速诊断与治疗技术、疾病监测和预警技术研究及相关药物研究开发等。4月25日，全国防治SARS指挥部科技攻关组成立，由科技部、卫生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后卫生部、中国军事医院科学院和北京市组成。全国防治SARS指挥部科技攻关组成立以来，到5月12日已启动科研攻关项目85项、落实科研攻关经费1.08亿元，全国已有数千名科技人员争分夺秒地战斗在防治SARS科技攻关的第一线。4月29日，教育部向全国高校发出通知，要求各高校组织科技攻关队伍，积极参加国家SARS防治科技研究的攻关战。中国科学院认为SARS研究既是国家需求又是科学前沿，要求所属各研究院所，以科学态度分秒必争地投入到SARS研究中去。我国各省市也积极筹措资金，整合科技资源，先后启动了许多SARS科技攻关项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抗击SARS的空前社会行动，尤其是相关科技资源的倾斜和一批优秀科学家和医护专家的参与，有效推动了我国的科技创新。在流行病学科技攻关、临床科技攻关、药物科技攻关和防护科技攻关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指日以待。国家需要和科技竞争是科技创新的催化剂。

（三）SARS时疫刺激了我国科技经费投入

在抗击SARS时疫的非常时期，科技攻关及其科技经费投入处于优先的地位。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科研院所到高等院校，从企业到社会社团，对防治SARS的科技攻关和产品研发经费给予了大力支持。全国防治SARS指挥部科技攻关组成立半个月时间内，就筹措落实科研攻关经费1亿元。中央财政为支持探索SARS病因病原和科技攻关，一次性紧急拨款2 000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作为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国家部门，紧急启动SARS基础研究项目，首期拨款600万元，重点资助国内科学家有关SARS病原体生物学特性研究，力求尽快在SARS病原的传染途径、变异规律、致病机理、免疫预防和免疫机理等方面获得重大突破。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依靠科学战胜SARS”的号召，除了地方政府的科技专项投入，全国的许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社团也投入了大量专项经费。广东省科技厅投入850万元，用于SARS病原与疫苗攻关。天津市投入首批启动经费485万元，紧急实施抗击SARS科技攻关项目。上海交通大学和交大昂立股份公司各出资500万元，设立资金总数为1 000万元的“上海交大昂立抗击SARS科技基金”。仅对于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建设，浙江大学投入600万元，复旦大学投入550万元，中山大学投入400万元，北京大学投入100万元，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投入近100万元，对P3实验室投入经费的还有黑龙江省等。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首批投入启动SARS研究的专项经费都超过100万元。上海设立防治SARS专项科研基金，仅民营企业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一次就捐赠2 000万元。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得到常州企业家陈乐东50万元的捐赠。SARS时疫非常时期科技经费的多渠道投入，为我国防治SARS的科技攻关提供了保障，也会对我国以后的社会科技投入产生积极影响。

（四）SARS时疫有效推进了我国的科技普及

突如其来的SARS时疫曾在我国一些地方造成一时恐慌，甚至谣言四起、迷信风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现代社会的“资讯病毒”也侵蚀着我们的肌体。SARS时疫的发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应对，毕竟面对SARS时疫人类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科学。在SARS时疫的非常时期，我国科技普及得到前所未有的有效推进。2002年6月，我国颁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其产生背景是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年多，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只有14‰，年人均专项科普投入不到0.5元。面对SARS时疫带来的严峻挑战，面对SARS时疫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我国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普及防治SARS科学知识。截至2003年4月下旬，上海市针对防范SARS而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共发放各类科普宣传资料500多万份，仅《防范SARS市民手册》首批印数就高达100万册，旨在有效提高市民的防病意识和防病能力。4月下旬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上海市民对SARS的知晓率为94.28%。为了向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普及防治SARS的基本知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中国科协、卫生部、农业部、科技部组织编印了300万张农村防治SARS科普挂图，制作了3 000盘农村防治SARS DVD电视片，免费提供给各地农村张贴和县（市、区、旗）级电视台播放，并要求限时到位，不能遗漏，不留空白。湖北省在2003年5月中旬将1 000万份图文并茂的防治SARS科普宣传资料，散发到全省984万农户手中。为抗击SARS时疫，国家科技部发出紧急通知，调整2003年5月科技周（17—23日）的主题，新主题是“依靠科学，战胜SARS”。同时，根据SARS时疫非常时期不宜举行群众聚集性科技活动的情况，要求科技周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开展防SARS科技宣传和科普活动。SARS时疫非常时期科技普及的紧迫性、强制性和广泛性，可达到良好的科普效果，在取得抗击SARS时疫及其“资讯病毒”斗争胜利的同时，会对我国的科普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五）SARS时疫强化了科技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在抗击SARS时疫这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争中，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奋战在第一线，以他们的奉献和敬业精神，以他们的英勇无畏，以他们的心血乃至生命，谱写出一曲又一曲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可歌可泣的壮歌。突如其来的SARS时疫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于长期以来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科技人员无疑是一次考验，也是对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的一次审检。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不仅是社会的榜样，其示范效应也会强化广大科技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钟南山、姜素椿和邓练贤等，就是抗击SARS时疫非常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科学家和医护专家。他们的高尚出于朴素，伟大源于平凡，其英雄事迹不仅激励着社会公众，而且也激励着广大科技人员。这些优秀科学家和医护专家的示范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面对具有传染性、致命性和不确定性的SARS时疫，他们实事求是地公布SARS疫情，拯救患者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没有退缩，无怨无悔。二是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面对人类知之甚少且具有神秘性的SARS时疫，他们身先士卒，依靠科学技术与SARS时疫进行面对面的殊死搏斗。三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精神。面对肆无忌惮的SARS时疫，他们不仅有“天职感”（Calling），而且有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职业感”（Vocation），其专心致志的工作，所得到的不仅仅是物质、金钱、名誉等外在功利，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满足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抗击SARS时疫的战斗中，我们需要弘扬民族精神而且能够弘扬民族精神，也确定能够强化科技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六）SARS时疫促进了我国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正如最新技术只要有可能就用于战争一样，SARS时疫也成为我国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催化剂。抗击SARS时疫、人命关天的紧迫感，以非常时期的非常方式，加快了我国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首先从技术创新开始，优先满足防治SARS、抗击SARS时疫的一线需要，然后再延伸到与之相关的领域。为解决隔离防护服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总后军需装备所所长周国泰身先士卒，亲自到SARS疫情一线调研，带领科技人员将研究所已有的防水透湿、防静电、抗菌、阻燃、防臭等功能性防护面料成果集成，按照SARS防护的特殊技术要求攻关，研制出高标准、高质量、抗病毒舒适型系列医用防护服。该系列防护服病毒防护效率比国家医用防护服标准（GB19082-2003）高出20%以上，透湿性能高出5倍，且防护效率明显提高。同样，为满足抗击SARS时疫的需要，东软数字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家数字医学影像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组织多学科50多人联合攻关，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超高频床旁X线机，价格仅相当于国外同类产品价格的60%。“星光”是我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影像芯片，以其为核心技术的“星光”VXP视频通信系统在北京小汤山医院正式开通，这是我国视频通信系统首次全面应用于医疗系统。事实上，在SARS时疫非常时期，信息网络技术的非接触性使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为了给SARS医护人员提供安全防护保护，我国在短时期内淘汰了60多种达不到技术指标要求的医用防护品。

（七）SARS时疫强化了我国的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意识

SARS时疫不仅促进了我国的技术创新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而且也强化了我国的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意识。针对抗击SARS时疫中出现的问题，我国紧急制定和发布了有关的防护产品、消毒产品等国家技术标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商业联合会等，组织有关专家紧急制定了GB19082-2003《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GB19083-2003《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GB19084-2003《普通脱脂纱布口罩》和GB19085-2003《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传染病疾病预防措施》等4项强制性国家技术标准，并于2003年4月29日正式发布实施。2003年5月17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紧急发布《过氧乙酸含量的测定》、《次氯酸钠溶液包装要求》和《次氯酸钙包装要求》等技术标准。显而易见，这些关于防护产品、预防措施和消毒产品的国家技术标准，不仅仅针对SARS时疫，而且也针对其他的一些传染病，SARS时疫过去了它们仍然有效。在SARS时疫的非常时期，科技资源的大力倾斜势必产生一系列具有知识产权价值的成果。2003年以来，中国香港、加拿大和美国等地的医学研究机构，纷纷宣布发现SARS病毒，世界各地围绕SARS病毒的研究热已演变成了一场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争夺战。对于我国SARS研究获得的科技成果，有必要及时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否则就有可能被他人垄断并追求商业利益，限制他人甚至我国使用这些科技成果。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信息表明，截至2003年4月底，我国国内有关防SARS药品和器械的专利申请已达10件。国家及地方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对确有市场前景的SARS研究成果及时申请专利。这些都将强化我国的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意识。

（八）SARS时疫促进我国的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SARS时疫很快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的事实，表明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交通网络的便利，流行病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中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等，为流行病的全球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历史上似乎没有任何一种传染病，能够像SARS时疫这样短时间内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生。在人类与传染病顽强斗争的历史演进中，科技全球化成为人类对付流行病全球化的有效手段，也将帮助人类最终战胜SARS。在WHO向全球发出健康预警后，WHO危机小组首席科学家克劳斯·斯托尔决定组织起一个遍布全球的研究协作网络，以加快人类探索SARS的进程。他以WHO全球流感监测网络为基础，通过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构成虚拟实验网，来自德国、加拿大、法国、美国、日本、荷兰、英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个著名实验室积极参与。从2003年3月17日开始，斯托尔每天主持国际电话会议交流SARS研究进展，SARS研究的相关数据、图表和照片等发表在一个加密网站上，实现SARS相关资源共享。虚拟实验网成员卓有成效的研究，使SARS病原体在数周内被确认。相比较之下，莱姆病从出现到确定病原体花了7年时间，艾滋病从出现到最终确定病原体花了3年。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山大学等联合申报的“欧洲——中国——新加坡共同协作控制SARS”的研究计划，被纳入欧盟第六框架。此项目参与研究单位包括中国、新加坡、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9个研究机构。在SARS疫情出现后，由美国罗斯伯格儿童疾病研究所主持的D20L网格计算项目，从4月17日开始进行抗SARS药物的筛选，到5月10日通过互联网参与的个人电脑已超过5.5万台，我国有许多人参与其中。

（九）SARS时疫推进了我国中医药的发展

SARS时疫对现代医学提出了挑战，特别是目前治疗SARS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我国的中医药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中医药防治疾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大量成功的经验，中国历代流行的种种疫病，主要都是依靠中医药进行防治。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我国临床治疗SARS的经验再次表明，中医药治疗传染病具有疗程短、疗效好、病死率低且医务人员感染少的特点。全国防治SARS指挥部总指挥吴仪强调：中医是抗击SARS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充分认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积极利用中医药资源，发挥广大中医医务工作者的作用和积极性。WHO对我国广州抗击SARS采用中医药治疗给予了明确肯定。在2003年3月以来的抗击SARS的斗争中，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药抗SARS医疗和临床研究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中医药防治SARS临床研究”特别专项；中国中医药研究院的“防治SARS特别科研行动计划”，被国家科技部批准为攻关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发出《非典型肺炎中医药防治技术方案（试行）》和《传染病非典型肺炎推荐中医药治疗方案》等文件。在全国防治SARS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将中药筛选研究作为科技攻关的重要内容，并将中药筛选列入“十五”863计划“SARS防治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制”重大专项后，很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中医药防治SARS方面获大量科学数据支撑，初步筛选出防SARS有效的一批中成药。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治SARS中的作用，北京市成立了北京中医药防治SARS科技攻关协调组，确定了13家SARS定点医院与部分中医医院的对口技术协作关系，同时向有关医疗机构下发《关于中医药参与非典医疗工作的意见》，以切实保证中医的介入，推进中西医结合。SARS时疫非常时期对中医药的需要，客观上推进了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和中医药的现代化。

（十）SARS时疫强化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

在人类以空前的速度锁定SARS的病原体后，科学家又在致力于探索诱发SARS时疫的原因。从目前研究进展看，诱发SARS的可能性大概有两种：一种是SARS病毒在自然界中早就存在，但它仅寄生于动物体内，并能与其共存。由于这种病毒与人类不直接接触，因而对人类并不形成威胁。然而，当人类行为改变病毒与其动物宿主之间的关系后，SARS病毒直接进攻完全没有免疫力的人类，由此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传染性和致命性。另一种是由于病毒基因的变异，原本对人体毒性不大的冠状病毒发展为杀伤力极强的新病毒。不论SARS病毒来自哪一种可能性，客观上都与人类的行为直接相关，而这种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违背自然规律的，也是一种无知和愚昧的表现。SARS时疫的突如其来以及其传染性、致命性和不确定性，逼迫人们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环境行为和价值标准。在这种背景下，SARS时疫强化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成果之一，是一种科学的生存观、科学的发展观、科学的价值观和科学的文明观。可持续发展不仅考虑代际公正而且考虑代内公平，不仅考虑眼前利益而且考虑长远利益，不仅考虑社会环境而且还要考虑生态环境。经过SARS时疫的劫难，我们会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会改变和克服许多不文明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并努力与大自然协同共济，更自觉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十一）SARS时疫促进我国科技资源的整合

面对SARS时疫的挑战，我国立即组织了抗击SARS的科技攻关，并对相关的科技资源进行了多方面的整合。这种整合首先表现为科技力量的多层次整合。在全国防治SARS指挥部科技组的具体指导下，集中了我国最有实力的科技力量，在临床、药物、防护、流行病等方面合力攻关，与SARS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战斗。为充分发挥我国高等学校科技力量在防治SARS中的重要作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结成抗击SARS的科技联盟，并向全国高等学校发出整合资源、综合集成和协作攻关的倡议。2003年4月30日，湖北省“SARS防治科技攻关协作同盟”宣告成立。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等5家科研机构组成一个特殊的地区性研究团队，携手向SARS展开攻击。协作同盟成员分工协同，各自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又实行学科优势互补，并实现实验设备、仪器等相关科研条件和信息资源共享。中国科学院组织全院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力量，与卫生医药部门和高等学校合作，在众多领域展开抗击SARS的联合科技攻关。为切实加强研究信息的交流，中国科学院迅速开通连接京、沪、汉3个研究重镇的视频电话会议系统。同时，针对SARS特定对象的跨学科研究也全面展开，促进了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和融合。科技资源的整合有利于我国顺应大科学时代的潮流，提高我国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将对提高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十二）SARS时疫推动了我国科技管理水平及效率的提高

SARS时疫不仅对我国的科技创新产生影响，而且对我国的科技管理产生影响。科技管理的水平及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创新的成效。在SARS时疫非常时期，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科研院所到高等学校的科技管理部门，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高效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重要部门之一，为了抗击SARS时疫，在项目启动上采取超常规方法。一是防治SARS领导小组提出立项建议的第二天就批准了该项目；二是打破每年3月31日前基金项目停止受理的惯例，力争在受理项目30日内启动资助；三是项目受理方式不受常规程序限制，尽可能简化审批手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本着“特事特办”的精神，拨出专项研究经费，仅用8个工作日就在北京、广州等地组织具备相关研究条件的14个科研机构申请项目，紧急启动与防治SARS相关的22个专项基础研究项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诊断和治疗SARS的试剂、新药的审批，开设了专门的“绿色通道”。在坚持审批标准和程序的前提下，尽量加快审批进程，尽可能提早新试剂、新药上市时间，以早日用于SARS的防治。2003年4月24日，重组人干扰素α-2b喷雾剂获批准用于预防SARS。这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绿色通道”建立后，批准的第一个可在一线医护人员等高危人群中进行临床试验的药品。在全国防治SARS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地方各省市基本上都成立了“防治SARS科技攻关领导小组”，并投入数量不等的科技专项资金，在极短的时间内启动一批防治SARS的攻关项目。如成都市科技局召开紧急会议，经论证当场拍板，对“恩威乾坤宁片”和“迪康注射液”项目分别支持40万元和60万元防治SARS科技专项资金。这是成都市近年来项目启动速度最快、一次性支持强度最大的科技专项资金。当然，以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为组长的全国防治SARS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在SARS时疫非常时期紧张而有序地运转，在整合全国相关科技资源、组织全国防治SARS科技攻关中表现出较高的科技管理水平及效率。

四、关于我国战胜SARS、加快科技发展的对策建议

SARS时疫对我国科技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但整体上看是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SARS时疫对我国科技发展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相比较而言切实把握机遇更为重要。依靠科技战胜SARS时疫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经历SARS时疫的考验中我们能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一个新起点上加快我国科技的发展。基于前瞻性、建设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考虑，特就如何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切实推进SARS时疫后的技术转移

抗击SARS时疫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大凡现代战争都会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并有战后的技术转移问题。为抗击SARS时疫，我国投入了大量的科技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按照投入产出规律必然获得一系列技术创新成果。尽管这些科技成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绝大多数客观上具有向其他应用领域转移的可能性。有些科技成果（如防护技术和消毒技术等）可以直接实现技术转移，有些科技成果（如抗SARS多肽药物等）通过再次开发可以实现技术转移。通过切实推进SARS时疫后的技术转移，能使我国的科技资源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议对纳入各级防治SARS科技攻关的有关项目，作出明确的技术转移要求。

（二）尽快制定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的科技预案

SARS时疫给我国带来一种关于疾病全球化的明确信息。在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背景下，一个局部的危机可能演化为区域性危机，甚至可能演化为全球性危机。SARS时疫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类似的危机还有金融危机、网络病毒危机、生态危机以及恐怖危机等。在科技昌明的现代，几乎所有的危机都与现代科技有关，危机的处理和解决都离不开现代科技。对我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而言，不仅需要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样的法规，而且必须制定更深入、更具体、操作性更强的科技应急预案。一旦发生公共危机，可以立即进入科技应急程序。科技应急预案可根据公共危机的类型、危害大小以及与科技的关联度来制定，尤其要明确科技部门的职责以及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同时，应建立科学的机制管理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科学化，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信息系统（MIS）和决策支持系统（DSS）。建议成立国家应对公共危机科技顾问委员会。

（三）加强科技发展的多目标决策

SARS时疫的突发性、传染性、致命性以及不确定性，对我国科技发展提出了挑战，尤其是暴露出我国科技发展决策中存在的问题。在抗击SARS时疫的过程中，我国在短时间内紧急上了一批P3实验室项目。对此判断似乎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就是以前对P3实验室的建设严重不足，要么就是为抗击SARS时疫紧急上马的P3实验室过多。同样，传统、低效消毒剂的大量使用乃至滥用，势必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科技发展的决策涉及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重点领域和一般领域、布局以及科技资源合理配置。在科技全球化以及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我们要尽快适应从处理单边问题到处理多边问题的转变，实现从单目标决策向多目标决策的转变，在科技预测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加强科技发展的多目标决策，努力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率。

（四）强化科技资源的整合及其利用率

SARS时疫非常时期将我国科技资源利用中存在的弊端暴露无遗，诸如科技资源不能共享以及研究的同水平和低水平重复等。我国多年来存在的科技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科技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亟待解决。从国际科技竞争看，科技资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我国的稀缺资源，提高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资源的整合以及科技资源的利用率。为了提高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必须强化科技资源的整合，并不断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率。我国应该调整科技资源的布局，建立科技资源共享的公共平台，积极发展企业技术联盟，鼓励跨学科研究和协同科技攻关。

（五）尽可能增加政府对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投入

我国科技投入近年来有所增长，2002年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历史新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由于我国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投入的主体，科技投入目前仍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SARS时疫反映出我国科技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技投入向有关领域的短、平、快项目倾斜，对资源与环境、公共卫生等基础性和公益性的研究明显投入不足。从提高我国整体科技竞争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考虑，我国在逐渐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应调整政府财政投入结构，尽可能增加对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的投入，同时鼓励企业科技投入的积极性。在强调我国科技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对社会发展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

（六）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整体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SARS时疫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科技、经济、社会、政治、法律诸方面。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SARS时疫发生的前期，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等发挥重要作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介入较少。在SARS时疫发生的中、后期，尤其是SARS时疫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将发挥更多的作用。抗击SARS时疫需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整体的社会功能，我国以后应对各种公共危机更需要科学技术发挥其整体功能。从现实需要以及应对未来挑战考虑，我国应该大力促进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流，破除“重理轻文”的社会倾向以及“理工至尊”的体制歧视，在管理体制上应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纳入政府科技管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杰出专家应进入中国科学院（在我国实行学部委员制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就包括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杰出专家。如郭沫若、陈寅恪、李达等）。

（七）完整理解和积极支持人力资本投资

SARS时疫对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构成威胁，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对人力资本投资认识的偏颇。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我国近年来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日益重视，对医疗保健的投资却被许多人忽略。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中，人力资本投资首先就是对医疗保健的投资。针对我国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认识误区以及科技人员健康状态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应该完整地理解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积极倡导和支持医疗保健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的健康水平，使其更好地从事科技工作，从而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综合收益和最大收益。

（八）建立与科技全球化相适应的国家创新体系

人类历史是科技与疾病较量的历史，全球化浪潮既带来了疾病的全球化，也带来了科技的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更深的意蕴是科学问题对象的演化，即人类科技面临“问题的全球化”或“全球性问题”。“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是一个大概念、小概念的问题，“地方性问题”很可能演化成“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SARS时疫在短短几个月中就蔓延到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在短时间内取得防治SARS的阶段性成果，是疾病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又一次证明。我国应该深刻认识并适应科技全球化带来的科技发展新模式以及科学研究组织方式的新变化，在大科学时代和信息网络化的社会背景下，在维护国家科技安全的前提下，通过科技资源整合建立与科技全球化相适应的国家创新体系。

（九）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标准定位科技普及

SARS时疫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和知识的力量。培根不仅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还强调“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而且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在新的形势下，应以小康社会标准定位我国科技普及的阶段性目标，通过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大力推进我国的科技普及，不断提高我国的社会科技意识和国民科技文化素质。在加强现代科技知识普及的同时，尤其要重视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技创新精神的普及。通过我国国民科技意识及科技文化素质的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人向完整个人的发展”。社区和农村应是我国科技普及的着力点。一方面，要倡导科学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要倡导对待公共危机的理性态度，抵御现代“资讯病毒”的侵蚀。

（十）切实加强技术标准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

尽管SARS时疫尚未完全过去，但围绕SARS病毒及其基因序列知识产权之战已悄然打响，有关SARS诊断和防治技术标准之争也将展开。在我国加入WTO以及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加强技术标准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增强我国综合竞争力、维护国家科技及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在科技全球化浪潮的荡击下，技术标准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更现实、更紧迫、更充分地摆在我们面前。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技术标准的根基是科技创新及其知识产权。事实上，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专利技术追求的最高表现形式。为加强我国技术标准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技术标准体系并与国际接轨；不论是从科学研究的自我保护（防止他人在研究领域形成垄断）还是从经济利益考虑，都必须尽可能使知识产权得到法律保护；同时，我国还必须努力强化科技创新这种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的源泉。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致2003年科技活动周的信中明确指出：“一个伟大和智慧的民族，从灾难中一定会学到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一定会懂得比平时多得多的道理，一定会掌握比平时多得多的科学。”我们坚信：经过抗击SARS时疫的风风雨雨，我国的科学技术一定能更加健康和快速地向前发展。

原载《SARS挑战中国——SARS时疫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影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