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武术传播的历史要件述评

四、民国武术传播的历史要件述评

1．马良之“中华新武术”述评

民国初年，马良发起创编和推广《中华新武术》。马良(1878—1947)，河北保阳人。幼承家学，师从平敬一学少林拳和摔跤术。1901年马良在山西陆军学堂任教习时，即以他所编的“拳脚科”和“率角科”教授学生。1911年，马良任陆军第九协统驻扎山东潍县时，邀集一些武术名家，编辑武术教材，定名为《中华新武术》。1914年，马良任陆军第47旅旅长兼任济南卫戍司令时，再次邀请武术界专家修订《中华新武术》。1917年，陆军部咨行训练总督和警察总监定《中华新武术》为军警必学之术。同年夏，全国中学学校校长会议决议，“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中学校的正式体操”。1918年秋，国会表决通过“以《中华新武术》定为全国正式体操”。

中华新武术分为率角(摔跤)科、拳脚科、棍术科、剑术科，内容上以传统武术为素材，借鉴兵势体操的操练方法，分段分节地配以口令，制定出团体教练法，并体现了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单练到对手的渐进训练原则，为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式。

中华新武术改变了原有的师徒传承的单一形式，从普及角度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改变传承制度，使传统武术军事化、体育化，注重技术，缺乏文化传承，对武术文化的整体传承有很大的冲击作用。可以说，中华新武术的出现以及之后形成的教练模式，对武术本身的真正传承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保障武术文化的整体传承，只是为学校武术教学提供了借鉴模式。

2．“中华全国武术大会”述评

1923年4月，马良、唐豪、许禹生等联络全国武术界人士，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这是中国体育史和武术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单项运动会。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的20多个武术社团参加了团体、单练、对练三种形式共上百个项目的表演。此次武术大会，套路演练没有规则和裁判，与现在的竞赛有显著区别，更接近于观摩交流大会，对武术传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它改变了庙会献技与擂台打擂的武术传统竞赛形式，对武术规范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全国武术运动会给武术界的人士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促进了各个拳种流派在武术界内部的传播，同时以竞赛的形式向社会传播武术，是一种武术文化的传播。第三，全国性武术运动会不同于现在的武术全国锦标赛，锦标赛只是武术中少部分内容在传播。所以，它为现代武术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即举办全国以及世界武术运动会，利用丰富多彩的武术项目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武术运动中来。

全国武术大会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当今民间传统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中国武术本属于文化而高于体育，从整个武术文化体系来看，传统民间武术并不适于体育竞赛。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也曾提出过武术的表演而非竞技的思路，但最终武术还是走上了竞技的道路。从现在武术发展的境遇来看，举办世界、全国武术大会更利于武术的广泛传播与文化传承。

3．精武体育会的武术组织传播述评

精武体育会是近代最成功的传播中国武术的民间武术组织。研究它传播武术的方式方法，可以为现代民间武术组织传播武术提供借鉴。精武体育会创建于1910年7月，其前身是陈英士、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因为“学校”这个名称限制了招生范围，所以，为了更加广泛地传播武术，改名为精武体育会。它是我国较早的以研究武术、提倡体育为宗旨的综合性群众体育组织。总会设在上海，迄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精武体育会在传播武术的过程中有许多成功之处。

(1)主旨定位高，高举“爱国、修身、助人、正义”的旗帜，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

精武会旗，又称三星旗，分别为黄、蓝、红，三星是代表体、德、智三育，意即炎黄子孙都要以“三育修身”，强国健身，振兴中华。其主旨得到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从而促进了精武会的武术传播活动。

(2)注重武德传播，培养德艺兼备的武术人士。

精武会训言：“凡我会员，必须以仁爱为怀，服务为旨，以我所有，助人所无；牺牲个人之力量以求造福于人群；忠心待人，廉政守己；见义勇为，积功于天爵，重振风教，多行而寡言；禀遵斯旨，庶几完人。”精武会为会员制订的十条行为规范为：

●精武式之人物：三育训练，文武均能。

●精武式之人格：公正廉明，尊人守己。

●精武式之风度：诚实坦白，博爱平等。

●精武式之言行：坐言其行，证以事实。

●精武式之信守：一言一诺，重于订约。

●精武式之守时：约会守时，不求原谅。

●精武式之正义：尊重正义，不讲私情。

●精武式之服务：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精武式之福利：乃予于人，非取诸人。

●精武式之友道，爱己及人，视同兄弟。

精武会章，外形如盾牌，盾者守也，矛者攻也。意即练武即保身为国，绝非以此来攻击伤害他人，包含了武德教育的意义。

精武会宗旨是：“以技击为根本，以武德为皈依。”体现了注重武德传播的思想。注重武德培养，会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使精武会获得了快速发展。现在中国的专业武术组织如武术馆校等需要借鉴精武会注重武德的思想。

(3)注重建立分会。

通过分会加强组织传播是精武体育会的一个主要特点。1914年，精武会在横滨桥福德里设第一分会，在南市中国商团设第二分会，在萨坡赛路山东会馆设第三分会，并在浙江绍兴开设了第一个沪外精武分会。1915年制定的《中国精武会章程》，正式将上海精武会称为总会。设总部管理下属工作，开始向南方大中城市，以及海外华侨集中地方发展。汉口、广州、佛山、汕头、肇庆、厦门、南昌、南宁、天津等地相继建成精武会分会。在1920年之后，开始向国外发展。

(4)注重技术传播。

据《精武本纪》记载：“本会教员，各派俱备，惟初级科目有规定，以正始基，初级科目共十种，潭腿、工力拳、接潭腿、八卦刀、五虎枪、大战拳、套拳、群羊棍、单刀、串枪，必熟悉此十种，方及他技。”这就是闻名武坛的“精武十套”。据文献显示，其技击术名目中就有黄河流域拳术66套、兵械89套、空手入白刃6套；长江流域拳术7套、兵械18套；珠江流域拳术39套、兵械8套。技术内容的丰富保障了武术技术的全面性，并且能适应不同爱好的武术传播对象，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而且，武术技术套路是中国武术的精髓，是武术具有文化特征而不同于国外武技的主要方面。

(5)注重理论传播。

为了更好地传播武术，1921年，总会创办了《中央杂志》(后改名为《精武杂志》)来向社会传播精武精神和武术文化。此外，精武会还编辑出版了各类武术书籍教材，如《精武本纪》、《精武外传》、《潭腿》、《功力拳》、《十字战》、《合战》、《达摩剑》、《五虎枪》等数十种，各分会亦出版月刊及专著。据上海体育文史委员会搜集，目前已发现精武书目达63种^[17]。1990年9月，精武会还在上海举行了精武国际武术邀请赛暨精武历史论文报告会。这也是精武会注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明证。理论的传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通过文字的传播，既传播了精武会，同时又弥补了技术传播的不足，达到了提升武术魅力，扩大武术影响的作用。

(6)打破宗派门户，废除师徒私授，扩大了传播范围。

精武体育会还“不争门户长短”，融南北于一炉，改“固袭宗法，师徒秘传”为“公诸于世，团体传授”。传播内容多，范围广，把武术展现在了国际国内大众的面前。精武体育会邀请了许多全国各地的武术名家来传艺授课，如黄河流域拳师赵连和、张富献、霍元庆，长江流域拳师陈维贤、孙赞轩、孙玉峰、霍东阁、罗玉刚等。他们各有专长：赵连和善工力拳、节拳、单刀、夜战枪，陈维贤善五虎枪，孙玉峰善双枪，罗玉刚善螳螂拳，等等。打破宗派门户公开授拳传艺，扩大了传播者和传播内容，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的发展。

(7)注重吸收女子学武，极大地扩大了武术传播的对象。

精武会认为，“健全女界，才能养育健全民族”，所以十分强调开展妇女体育，提出“发展女子体育是实现妇女解放和振兴民族之阶梯”。1917年特别成立了“精武女子模范团”，不久又扩展为“精武女子体育会”，以振奋女界，增进女界德、智、体三育为宗旨。同时，还派员赴沿海城市和东南亚倡导女子体育。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广州、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地，相继成立了精武女会或女子部。提倡女子体育与女子武术，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武术传播的对象，增进了传播的效果。根据武术内容创编的新武术类项目木兰拳以中老年妇女为传播对象，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8)中西结合的传播内容，备受社会的欢迎。

精武体育会改“专事技击”与近代体育并举，使民族体育与西方近代体育相映生辉。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给我国的体育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动摇了传统体育的主导地位。其时中国体育界产生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主张“全盘西化”，二是主张“保存国粹”。针对这种情况，精武会审时度势，改“专事技击”为中西体育兼容。在活动科目中分设“技击、兵操、文学、游艺”四部。在游艺部的活动内容中，就包括足球、网球、铁球、铁饼、垒球、体操、溜冰等西方近代体育，尔后又增加了举重、游泳等项。20年代，许多地方的精武分会和精武总部都建立了排球队、篮球队、足球队。这种既有民族项目，又有西方体育项目的传播方式，使精武体育会能够适应更加广泛的群众，受到社会的欢迎和认可。

(9)使用了电影传播。

电影作为新的传播途径能够把武术文化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到社会上。为了更好地传播武术，精武会使用了电影这一在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工具。据载，为了摄制精武影片，精武会召集学校团体会操于精武公园，参加者逾千人。1918年6月，总会陈公哲、姚蟾伯等赴汉口，放映精武影片，广为传播武术，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10)注重国际传播。

精武体育会下设技击部，专门负责传播与推广武术。1910年至1920年期间，主要是向全国范围内推广传播，各地陆续建立起了精武分会。1920年之后，精武会开始着手建立海外分会，扩大范围，很快就遍及了东南亚一带华人较多的国家和地区。1920年，越南西贡成立精武分会，同年9月新加坡分会成立，而后，吉隆坡、爪哇、三宝垄相继建立了精武分会组织，开展活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区还成立了精武女子会或女子部。据不完全统计，到1929年，精武会已有42个分会，总会员数逾40万。精武体育会国际传播的成功之处在于注重技术传播。在武术技术方面，精武会总部负责委任各地分会技击科(国操科)主任，并派武术教员与当地武术教师一同执教，印发武术教材，统一总部开设武术拳械项目的教范。各地分会选举人员到总部学习，学成后回所在分会执教。注重技术传播使武术在各地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促进了武术的国际传播。

(11)设有专门传播与推广武术的部门——技击部。

精武体育会下设技击部，负责传播与推广武术。这一举措值得现代武术工作借鉴。韩国也设有专门的技术研究部门国技院，负责研究建立跆拳道的竞技体系，获得了成功。

精武体育会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民间武术传播组织，为现代武术的传播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现代武术中许多项目都可以以组织的形式进行传播，不断发展壮大。

4．中央国术馆的武术组织传播述评

中央国术馆在中国历史上曾为继承、发展和推动中国武术乃至传播武术文化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中央国术馆的成立有官方色彩，因此，它是武术官方组织传播的典型范例。中央国术馆成立于1928年3月24日，始称国术研究馆，馆址设在南京，6月易名为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中央国术馆在传播武术的过程中有许多成功之处。

(1)取得了当时政府的支持，成为以官方传播为主的武术传播形式。

中央国术馆在筹建以及后来发展全国组织的过程中一直是由政府支持的，所以，中央国术馆实际上是官方性质的武术传播组织。相对于民间武术传播组织来讲，官方性质的传播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中央国术馆是在1928年3月由政府要人钮永建、蔡元培、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张之江等发起建立的，并由冯玉祥担任理事长。在向全国建立国术馆组织的过程中，中央国术馆号召各省、市、县成立省国术馆、市国术馆、县国术馆，馆长由各省主席、市、县长担任，副馆长由武术名家担任。不少国民党军政要人如：何键、白崇禧、刘湘、邵力子、傅作义等均为国术馆馆长^[18]。这些措施起到了以国家力量传播武术的作用。

在第一届国术国考时，中央国术馆特聘了国民党元老及实力人物：谭延凯、李烈钧、张人杰、于右任、蔡元培、钮永建、马良为主委。第二届国术国考时，参加者级别更高，有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冯玉祥、李烈钧、蔡元培、戴传贤、于右任、孔祥熙、何应钦、孙科、钮永建等。这些政府高级官员的参与使武术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从而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从传播的角度看，是利用了“名人”效应来传播武术。与现在经常引用邓小平同志写给日本友人的四个字“太极拳好”来宣传武术具有相同的传播思路。在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通过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一是可以获得国术馆活动的经费，二是通过这些高级官员，提升武术的社会地位，使广大人民习武的积极性提高，吸引更大范围的人参与到武术中来。现代武术传播也在使用这种传播方法，如李铁映同志曾任中国武术协会顾问，曾是党的副主席的李德生同志为名誉主席，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曾担任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党委书记李志坚也曾任国际武术联合会的主席，现由副局长于再清担任；各个省市的武术协会主席也通常由体育局主要领导兼任，等等。

(2)把武术称作“国术”，提升了武术的社会地位，利于武术在社会上的传播。

张之江认为武术是祖国的国粹、国宝，他在1927年向中央申请把“武术”改为“国术”，当即获得中央的批准，因此，在民国时期，“武术”便称为“国术”。武术改为国术从传播的角度看有重大的意义。它提升了武术在民族传统体育中地位，使武术更具有竞争力。这正如我们称乒乓球为“国球”，称中国绘画为“国画”，称大熊猫为“国宝”，等等。在某一事物前面冠以“国”，能提高这一事物在社会上的地位，利于其发展。这犹如足球在巴西的地位，跆拳道在韩国的地位，柔道、相扑在日本的地位，等等。

(3)有明确的组馆宗旨及组织工作内容。

1929年2月公布的《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规定，中央国术馆“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其任务是“研究中国武术与体育，教授中国武术与体育，编著关于国术及其他武术之图书”并“管理全国国术事宜”。这种明确的宗旨，使中央国术馆这一武术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目标明确，对组织的存在及其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武术组织的健康发展一定要有明确的组织纲领。

(4)传播内容丰富，保障了武术传播内容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中央国术馆以“泛学博通”为教学原则，广设武术技术课。术科课程包括：腿法、拳术、器械科、竞技科、选修科、特别科、军事科，在这七门技术课中，包含有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八极拳、查拳、新武术(拳脚科)、连步拳、杂拳、行拳、戳脚、披挂拳等拳术；剑、刀、棍、枪、鞭等器械；气功、铁砂手、红砂手等功法；散打、摔跤、长兵、短兵等格斗项目，还开设了拳击、日本劈刺术等外来格斗项目。各级教师根据各自专长进行授课，如王子平教少林拳械，高振东教武当拳械，孙禄堂教形意拳，杨澄甫教杨氏太极拳，龚润田教吴式太极拳，陈子荣教陈氏太极拳，吴俊山教八卦门拳，孙玉昆教八卦掌和擒拿，马英图教披挂拳、八极拳和技击，毕凤亭教长拳和摔跤，李玉山教燕青拳和太极鞭，王子章教劈剑，李元智教醉八仙拳，徐宝林教猴拳等^[19]。传播内容的丰富而全面，保证了武术的整体传承，同时还可以培养出技术全面的武术传播者，而这是成为武术家所必备的。现在高等院校的武术传播模式与内容很难造就真正的武术家。

(5)理论传播配合技术传播同步进行。

武术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技术理论和非技术理论。技术理论是用文字的形式来阐述拳法、拳理等与技术有关的内容。因此，技术传播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口传身授”来传播技术，另外是通过文字来传播。两方面的结合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中央国术馆就是使用了这种技术与理论传播结合的方式来促进武术传播。国术馆设编审处“负责编辑审定教材，挖掘整理武术传统项目，处长先后由唐豪、姜容樵、黄柏年等人担任，另有编审员金一鸣，都是文武兼备的专家。他们编写的书刊、论文著作，为我国武术的理论建设和技术传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至1934年，国术馆已编辑出版了《查拳图说》、《青萍剑图说》、《少林武当考》等22种，已完成编辑的有《连步拳》、《八极拳》、《形意拳摘要》等12种。当时正在编辑的有《太极拳》、《八卦掌图说》、《内功正轨》等11种。在国术馆编写的这些著作中，有一些就是该馆的技术课教材。这种理论与技术的协调统一，直接促进了武术的传播。1933年年底，教育部发函中央国术馆编辑初中、高中、大学三级武术教材。至1944年，共编辑完成了49种教材，包括健身操4种、普通教材24种、军事教材4种、特种教材17种。尽管这些教材都由于抗战末期未能出版，但是能够反映出中央国术馆重视理论传播的程度。此外，1929年，该馆还创办了《国术旬刊》，后改为《国术周刊》来传播武术。这一时期，南京、上海、北京、天津、浙江、陕西、湖南等省市国术馆都先后创办了武术专门刊物，促进了对传统武术的整理，也促进了各地武术组织和传习者之间的交流。这提示，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中国武术研究院作为官方武术传播机构，应该创办权威武术杂志，以促进武术的国内外传播。

(6)技术传播方式多样。

国术馆传播武术技术的方式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举办期限不等的各种训练班(所)、校。据文献显示，这种传播方式中又包括了教授班、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等。中央国术馆创办的青年和少年武术班是最有代表性的。首批学员有关福全、张文广、李锡恩、温敬铭、刘玉华、杨松山等近20人。这些人中许多在新中国武术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多种训练班适应了各种不同的武术习练者，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前经中央国术馆各类武术学校训练过的学员达三四千^[20]。二是派出人员进行武术辅导。各国术馆都派出过人员去军校、部队、政府机关辅导武术。三是设立民众辅导站进行义务武术辅导。中央国术馆1930年初在南京设立了一些民众国术练习场，每日义务教授拳、械2小时，分为初、中、高级三班，3个月一期，每年4期。教材内容各期不同。每期各级毕业均发给毕业证。学生不分性别，年满12岁以上者均可报名入学。这些民众辅导站免费传播武术，为广大人民提供了一个学习武术机会，同时也对弘扬武术文化有重要意义。可见，举办义务的武术辅导站是一种传播武术的有益模式。

(7)系统的组织传播模式。

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后，国民党政府就通令各级行政区遍设相应机构。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初，各地相继成立了地方国术馆(社)。据不完全统计，到1933年年末，共有24个省、市建立了国术馆，县级以上的国术馆就有300多所。许多地区、村也成立了国术支(分)馆(社、所)。国内的各级国术馆都受上级国术馆和同级政府领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国术馆系统。这种传播模式，确保了武术传播的范围能够遍布全国，同时，在传播内容上可以有所限制，比如，去除不科学、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分，传播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武术内容。武术是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这项传统项目的发展需要有群众基础，而这些群众基础的建立需要群众对武术的认识、了解和懂得。现在中国的大部分群众对武术并不了解或者说了解不深，成为向社会传播的主要障碍。武术向大众传播，向社会传播，需要以技术为先导，以政府出面组织为外因，鼓励人们习武。与中央国术馆相比，目前的官方武术传播机构也包括国家级和省级，但缺少县级，而且，各个省级如武术院性质的机构并未在理论上有太大建树，制约了武术的社会传播。

(8)“术德并重，文武兼备”的传播思想。

“术德并重，文武兼备”是中央国术馆的课程设置原则。这种设置原则对武术的健康传播很重要。“术德并重”利于武术的健康传播。只重“术”不重“德”的传播不利于武术的可持续发展，且不能培养出将来能为武术传播与发展做贡献的传播者。目前国内的武术传播就非常需要加强武术道德方面的内容，这样才能逐渐改变社会对武术的认识误区，使武术能服务于社会而不是有害于社会。“文武兼备”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武术，这也是现代武术馆校招生时向社会的许诺之一。“文武兼备”的思想可以提高武术传播对象的文化理论水平，这对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在整个文化界，武术人士的文化水平处于偏低水平，提高文化水平是增强武术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措施。而且，文化理论水平的提高可以使习武之人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把武术传播到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当中，使其提倡和发扬武术，提高武术的社会影响力。中央国术馆就要求学员“学文习武”，开设的文科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国术源流等，还有拳术方面的理论、图解等。

(9)中西结合的传播特点。

中央国术馆在传播中国武术的同时，并不排斥西方体育，这与精武体育会有共同之处，但方式不同。精武体育会在教授武术的同时开设了西方体育的内容，而中央国术馆则单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进行西方体育的传播。中西结合的传播方式，可以吸收更多的人参与到武术中来，壮大武术的队伍，同时还可以扩大中央国术馆的社会影响。据载，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的篮球队就曾经取得过辉煌战绩，为学校及国术馆都扬了名，并向社会传播了武术。

(10)通过“国术国考”带动武术传播。

竞赛可以使武术的练习过程有个阶段性的目标，因此，竞赛可以促进武术的传播。中央国术馆曾在1928年和1933年举行过两届“国术国考”。虽然，其性质具有封建性，且在操作过程中有许多落后和不可取因素，但其对武术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显著的。首先，通过“国术国考”可以扩大武术的影响，增加社会对武术的关注程度，推动了武术文化的社会传播。如今天中国武术“散打王”赛事，我们暂不论其社会效益如何，它毕竟提高了社会对武术的关注程度。其次，“国术国考”由县逐级选拔，吸引了优秀的武术人士加入到中央国术馆组织，壮大了传播者队伍。第三，“国术国考”类似于古代的武举制度，它能够促进民间习武者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努力训练，以便有机会在“国术国考”中扬名，同时吸引社会上更多喜好武术的人参加到武术者队伍中来。第四，“国术国考”对新中国竞技武术的开展具有借鉴价值。“国术国考”在对抗项目以及武术竞赛内容、竞赛规则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尝试，对新中国竞技武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11)注重国际传播。

中央国术馆传播中国武术的手段主要通过武术表演，以此让世界了解和认识武术。首先是推向东南亚诸国。1936年1月，张之江率领由中央国术馆和国立体育专科学校组成的“南洋旅行团”赴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进行表演。所到之处，受到了各国侨胞的热烈欢迎。新加坡的爱国侨领陈嘉庚激动地说：“ ……这是一支传播中国国术的先锋队，它将会把中国国术传遍东南亚各国，乃至全世界。”^[21]旅行团武术队先后在新加坡大世界体育馆和神仙世界体育馆进行了10场表演，场场客满，座无虚席，且观众十分热情，欢呼雀跃，掌声雷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离开新加坡时，沿着铁路线，武术队还在金保、怡保进行了表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原怡保华侨黄济复先生就是受武术表演的影响，矢志学习武术，后来在英国组建了“之江太极拳研究学院”，把武术传播到了英国，可说是武术表演的强大效果所致。新加坡之后，旅行团又到了吉隆坡、雪兰峨、霹雳、坛平、马六甲、槟榔屿等地。武术表演的良好表现使各大报刊也参与了武术报道，促进了武术的传播。这是传播的连锁反应，一种传播方式带动了另一种传播方式的介入，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传播的效果，而且这种效果最终将回馈于传播事物本身。如这些表演促使东南亚的武术馆、武术会、武术学校的建立。由于这些地方都需要武术教师，又促进了武术的技术输出。中央国术馆后来还派人往新加坡、吉隆坡等地进行武术指导。再如，武术的影视传播效果也推动了社会上习武人群的增多。

1936年9月，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为了让世界认识武术，促进武术走向世界，在张之江等人的建议下，组建了一支武术队参加奥运会表演。武术队炉火纯青的技艺、出神入化的表演，轰动了德国。这一届的奥运会主席李德华博士说：“没想到中国武术这么高超，真了不起。”^[22]《德意志报》、《汉堡报》都发表了评论，盛赞中国武术功夫精湛卓绝，富有艺术性、舞蹈性、高超精妙。会后，法国、英国、德国一些城市都邀请中国队去表演，可见表演是很成功的。奥运会是国际性体育盛会，有世界各国的体育代表团，有范围更广的传播对象，因此此次赴德表演，可以说是中国真正向世界传播的开始。张之江则可以说是使中国武术走向国际体坛的第一人。除了进行表演、传播武术，武术队还印了三种小册子，如太极拳、少林拳和武术宣传刊物，在每次表演时都分赠给来宾和官员们。离开柏林时，将剩下的宣传品留给了中国大使馆，并留下刀、枪、剑、棍等器械在大使馆陈列，供德国人参观学习，使武术传播的效果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总之，中央国术馆虽然没有注重对武术技术进行国际传播，但它通过表演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武术，对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利用全世界最有影响的体育盛会奥运会来表演、宣传武术，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传播方式与策略。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为中国武术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小结

武术传播的历史述要部分，演绎了古、近代发展史中武术传播的典型事件，并进行了评述。唐代的武举制，开创了以武入仕的先河，为习武之人提供了晋升之门。然而在现代社会，以武考学的内容以竞技武术为主，由此扼杀了传统武术的习武群体，使之只能流于民间。宋代“武学”，为武术由“术”至“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宋代武术结社，成为现代武术组织的前身，为现代武术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宋代套子武艺的出现，为武术“艺术”属性提供了历史见证。明清武术著述的空前大量出现，对之后以至现在的武术理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武术专业著述的匮乏，提示现在的武术传播要注重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文献可以再造，而技术不能再有。民国是武术变革的重要时期，马良的“中华新武术”改变了武术传承的模式，为学校武术的传播提供了借鉴，同时，破坏了武术文化的整体传承空间。民国时期的精武体育会是民间武术组织的典型代表，而中央国术馆则可以看作是官方传播。它们对当今武术发展的贡献是，注重“泛学博通”与“术德并重，文武兼备”，并通过杂志、书籍等文字传播，同时重视国际传播。此外，中央国术馆获得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并进行“国术国考”，是当今武术主管部门都未能做到的。研究这一切并与现在比较，在许多方面都有明显差异。可以肯定的是，对武术“重技术、轻文化”是当今武术传播的悲哀，也是武术未来发展的羁绊。武术的发展只有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才会走得更远。

【注释】

[1]马明达著：《说剑丛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

[2]徐永昌编著：《中国古代体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3]许友根：《古代武举及其对体育发展的影响》，《体育文史》，1991年版，第51页。

[4]周伟良编著：《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5]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146页。

[6]吴予敏著：《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9页。

[7]同上。

[8]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9]周伟良编著：《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10]周伟良：《清代秘密结社武术活动试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第1页。

[11]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面。

[12]同上。

[13]同上书，第306页。

[14]周伟良：《清代秘密结社武术活动试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第1页。

[15]同上。

[16]马明达：《略论武术古籍与武术文献学的建立》，《体育文史》，1999年第6期，第41—42页。

[17]韩锡曾：《浅谈精武体育会在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浙江体育科学》，1993年第1期，第54页。

[18]中国武术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19]中央国术馆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央国术馆史》，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7页。

[20]国家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页。

[21]昌沧：《南京中央国术馆始末》，《体育文史》，1997年第1期，第43页。

[22]昌沧：《南京中央国术馆始末》，《体育文史》，1997年第1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