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和金融大公报有啥关系

往事知多少——贺《大公报》百年庆

蔡柏生

岁月流逝,饱经沧桑,至今我已“花甲”老人了。作为一名老报人的后代,回忆往昔,难忘情缘,以笨笔庸才记下我的怀念,以告慰当年相处的人们。

《大公报》从1902年6月17日创刊,历经风雨坎坷,在华夏大地上走过了整整100年。在中国的新闻史上铭刻了张张页页不朽的文稿,记载了中国近代史上年年月月的风云,铅字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呐喊,培育了一大批新闻战线上知名的老报人,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 忘己为大　无私谓公

“真正看报,要看《大公报》,《大公报》立论公正,内容丰富”。往日的回响声,使我又仿佛回到难忘的童年时代——与上海《大公报》馆共同生活相处的岁月。

1946年只有10岁的我,随母亲、姐姐,从黄海之滨的小镇,来到上海和父亲团聚。在抗日烽火的8年中,父亲和报馆同人在内地一起为抗日新闻事业,坚持不懈地工作。

1936年上海《大公报》馆创刊,总经理是胡政之。父亲经熟人介绍进入报馆工作,当时三十几岁的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办事勤快认真,当了一名练习生。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孤岛”。同年12月报馆停刊,由于父亲蔡毓麒从小家境败落、生活贫困,虽然读了几年私塾,文化不高,但做人发奋又本分,受胡经理器重,一起内迁,避战火。奔波内地、香港、桂林、重庆,一起办报发行。在这一段时期,使父亲念念不忘的是1945年在重庆“国共谈判”时,目睹了伟人毛泽东、周恩来的风采。以及毛主席在重庆亲临《大公报》馆视察的情景。抗战胜利后,1946年上海《大公报》馆复刊,我们全家住在《大公报》馆宿舍南市人民路老西门肇方弄94号。记者、编辑伴随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代,使我耳濡目染大人们的谈论,父亲的日常生活中断断续续的讲述,更使我对《大公报》的历史有了点滴的了解和认识。

1902年6月《大公报》在天津创办,创刊人是英敛之,满族人。创刊之初,正值“庚子”以后,因而他抱有维新思想。辛亥革命后,他无意经营报业,于1912年弃而去北京办学。“大公”二字的含义:“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后经周折,于1926年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合作,接办《大公报》(新记),在天津开馆。他们提出了8个字的办报宗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一句话就是“言论独立,不盲从,更不受任何方面的收买”。吴任社长,胡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谓《大公报》“三巨头”。他们3人早年在日本就相识,吴、张、胡在没有接办《大公报》之前,3人曾合作创办过“国闻通讯社”。1936年《大公报》创刊上海版,上海国闻社职员移入《大公报》的“班底”;所以“国闻通讯社”曾是《大公报》的兄弟企业,也可以讲是上海《大公报》的母体。吴鼎昌,属金融界名流,是蒋介石“人才内阁”一员,曾任实业部长、主席府的文官;文才略逊,思想右倾,1950年病故于香港。张季鸾,几十年的名记者,文笔华丽,写过不少好评论。生活上他不拘小节,不修边幅,具“名士”风度,长期过着清苦生活,关心帮助同事。张历史上是进步的,从未参加过任何组织,早年两次入狱,反对袁世凯,曾参加过同盟会的活动。他的文章揭露黑暗、攻击权贵。1941年张病故,才53岁。张季鸾在报界口碑甚佳,不愧是新闻界的一代名流。胡政之,四川人,在旧中国属“社会贤达”,3人中他年纪最小。客观地讲,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报业上,是位苦心经营的当家人。《大公报》在旧中国,作为民营大报,在中国有如此的规模和影响力、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离不开旧社会文人学者们的努力,有赖于他们自身的精明能干和洞察力,以及他们固有的文化素养和养成的为人处世之道。对事业的执著,是他们成功之本,也是《大公报》100年的成功所在。因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大公报》生根、发芽、成长。在鼎盛时间,全馆千余名员工,五湖四海的人才,分赴国内国外去采访、编辑;曾先后在桂林、重庆、汉口、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开设报馆;以及后来遍及各地的办事机构,也在情理之中。胡政之于解放前夕1949年在上海病故,以后具体经办《大公报》的是王芸生先生了。

从1902年创刊到现今仅存香港《大公报》一家,它是中国报业史上寿命最长的一份报纸。历史上《大公报》曾获得过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在亚洲除日本的《朝日新闻》外,别无他家。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骄傲。

二 文人汇集　和蔼可亲

1936年上海《大公报》馆初创时在延安东路(山东路口)。1946年复刊后总经理部在南京东路212号,南市新开河人民路的厚德大楼(丹凤路口)是编辑部和印刷厂。而老西门人民路肇方弄94号是员工宿舍,后来又在其美路(今四平路)新建了“大公园”。肇方弄94号是一幢4层楼的中型洋楼,在老城厢石库门弄堂为主的建筑群中很少见到如此的洋楼。据说是一位姓叶的茶商建造,后《大公报》租赁使用的。它有客厅、天井、东西各厢房、卫生间、厨房、壁炉、阳台、彩色地砖、雕刻精美的楼梯组成。宿舍内住着记者、编辑、公务文职人员、员工家属。至今在老西门一带的老人,如问“《大公报》宿舍”,还滔滔不绝地描绘出当日的情景,可见它的影响。我童年在这里天真烂漫的生活,无拘无束的戏耍打闹,孩子们亲密无间如同手足的情谊,尤其是与许君远先生的六个子女的相处,至今仍在眼前。我总不能忘怀,每日晨、午、晚听管绍熙弹奏悦耳动听的钢琴声,胡理棠拉小提琴美妙的旋律,还有年轻记者给我们讲述天南海北的“山海经”。我还常常聚精会神地观赏爱好书法的记者每日必练的一张张浓墨大字。我们经常在“三毛”(年轻记者潘德谦的绰号)带领下玩耍。后来在他带动下把肇方弄94号的体育活动搞得十分火热。因为他们是劳心者,劳心和劳力需要调剂,他们每日伏案工作八九小时,对于体育运动是多么需要呀!在“三毛”的发动下,组建了大人们参加的篮球、羽毛球、游泳各小组。常去南市公共体育场、敬业中学等地活动。在这批锻炼人群中间也有国务院前外长、现国务委员钱其琛。当时的大厅经常开展报馆同人乒乓球比赛。我们这批孩子也组成了自己的乒乓队相互挥拍对阵。后来组建的大公篮球队的球员也住进了肇方弄94号,又增添了这幢洋楼的欢声笑语。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大公报》在解放前,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也是十分机密的,肇方弄94号也是活动的场所聚会的地方。我曾见到《大公报》驻纽约的女记者杨刚女士,一身男装,泼辣、大方、和蔼可亲的进出身影。3楼住着名厨师何德龙,扬州人。我叫何叔叔,他同家父在报馆是多年的知交,抗战在桂林成家,还是父亲做的媒人。他一手烹调绝技,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主席来重庆李子坝报馆视察,他主厨操作,设宴招待。他烧的小菜,受到毛主席的赞赏(前几年《解放日报》曾有文章报道过他)。1953年他到《文汇报》去主厨了。父亲1981年去世,他来参加过悼念,此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我的童年,生活在充满了文人气氛的环境里。我会在礼拜天、寒暑假,随父亲到新开河编辑部去玩耍,看见同住94号的伯伯、叔叔、阿姨们,他们一个个伏案写作办公的神态;也会在机房聆听轰轰的印报声,把一卷卷的大桶白纸变成墨香的华章;排字房的叔叔们神速多变的手势,在放满铅字的方格中飞舞。有时会听到许君远和编辑们议论的丝丝言词,有争议的大声,有爽朗的笑语。许先生一口柔软的北京话,至今仍在脑海中。张乐平伯伯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在当年我们报馆的孩子中人手一本是十分平常的事。有时我们也会看到张伯伯的身影,微笑地和我们打招呼。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南京路经理部旁的玻璃大橱窗上的广告,一个栩栩如生的立体三毛在打电话“19480”的情景。“19480”是《大公报》经理部的电话号码。而那一年正好是“1948年”,双重含义,极富创意的广告,又为上海《大公报》在市民中加深了印象。父亲自1946年复刊在广告部门工作,他老人家奔忙在广告业务中,时常外出。在他的介绍中我先后认识了胡政之、王芸生、李子宽、费彝民等老报人,还有徐铸成伯伯,以及好多的记者编辑们。孩子们是喜欢过节的,当年的其美路(今四平路)的“大公园”,以花园的景观,农舍的结构,小洋楼的布局,令人赏心悦目。每当中秋月夜、元旦迎新、端午粽香,报馆内的男女老少欢聚一堂,尽情参加各种文娱活动,共度佳节。

三 组篮球队　力倡体育

上海“大公篮球队”,是1947年11月17日建队的。为什么要建“大公篮球队”?王芸生先生讲:“我们报馆是一向提倡体育的,而且提倡了20多年,单提倡不够,还要做。”当然也不排除扩大《大公报》在新闻界的影响,广告的反响,以促《大公报》的销售,拥有更广的读者群。大公篮球队也不是普通的企业职工球队,是一支专业性较强的、具有一定水平和实力的球队。队员大部分来自南洋群岛的华侨,体魄高大,本身就是篮球运动员,招聘进入报社,如队员蔡连科、屠文龙、蔡忠强、黄柏令、詹琛等,还有蔡文华、蔡文章、张根生、王南群。另外,报馆人员有潘际坰、陶云洲、潘德谦、高集等成员。领队为沪版《大公报》经理李子宽、副领队许君远、费彝民。队长为蔡连科,副队长屠文龙,顾问钱旭沧、汪英宾,名誉指导董守义,管理袁光中、周澹,干事尹任先。上述组织结构是比较正规的。在解放前的上海篮球队中,提起“大公队”,也是闻名全市的,在体育界也有名气。实力之强,可与劲旅对阵。自建队以来,先后和上海的青白、晨友、美空军、恩卡斯、华联、新声、航校、美宪兵、仁余、麦令斯、托披卡、空军、政治大学、中大联队、阿提兰他、七雄等十几个篮球队进行比赛。总战绩为95%胜率,可见当时的“大公篮球队”的名声和实力。每当比赛,我们住在肇方弄94号的孩子们,都高兴地前往观看,热情地为“大公队”呐喊,助威加油。因为姓“蔡”的球员有4位,而我又是“小蔡”,彼此更亲密无间。大人们经常欢喜和我们嬉闹。屠文龙高大英俊,太太非常漂亮,我们同住在底楼,终日相见,关系友好。比赛地点是当时的上海体育馆(陕西路、淮海路口),每场比赛观众都爆满。球队也到外地去比赛,有时进行慈善募捐的比赛。在无赛事时94号更充满了活跃的气氛,谈笑的空间。大公球队获胜后的庆功会,也常在94号举行,设宴招待,报馆要人都会到这里主持。后来组建的大公乒乓球队、大公乙级篮球队,比起前者没有多大的起色和影响。随着时局的变化,临近解放的到来,球队也解散了。部分队员留下参加报馆工作,还有一部分各奔他乡。前几年我在《解放日报》看到一条体育消息,才知蔡连科在上海体育学院任教指导。

四 大公园地　百花齐放

谈沪版《大公报》的简况,不能忘记许君远先生。至今的新闻界可能知之较少,更无人提起他了。作为这样的一位可敬的老报人,晚景的凄凉,子女的东离西散,又使我在此费点笔述,以志怀念。因为他的6个子女是我童年生活中的亲密伙伴。许君远是《大公报》编辑部主任,北京人,留美学生,回国后,任职《大公报》,为新闻事业勤勤恳恳地耕耘。1946年前后《大公报》总经理是胡政之,副总经理曹谷冰,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经理金诚夫,沪版经理李子宽,以及许君远、费彝民,当时的《大公报》馆人才荟萃,在报界中都具有一定的声望。1948年5月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的七届全运会,许组建《大公报》记者团深入运动会,采访报道了当时中国体育日薄西山的情景,反映了民不聊生的实情。许君远主编的“大公园地”是一份“报社同人半月刊,不供社外人阅读”的内部刊物。它反映了解放前《大公报》在沪、港、渝、津的动态,员工的生活缩影,是《大公报》的珍贵历史记载。从生活、娱乐、编辑纪要、记者名篇、人事纪录,都有丰富的内容。上海《大公报》1952年迁津后,许君远参加了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工作。任第三编辑室主任,他重视古文、西洋名著的翻译工作,曾参与《聊斋志异今译》、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以及狄更斯的《老古玩店》等名著的翻译出版,当时的书店都有他的文笔可见。今日武侠小说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在1948年与杜冶芬在上海国际礼拜堂结婚还是许君远做的介绍人,并出席婚礼。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在全国开展,当时新华社记者采访新闻界的老前辈许君远,希望对当时的新闻报纸等方面内容提些意见。许直言回答了提问(这方面的内容,我已遗失),后来新华社整理后刊登在报纸上。1957年“反右斗争”运动开始,许在新闻界首当其冲第一个以右派言论受到批判,上海各大报刊进行报道。许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在94号闲居而终日忧郁,患眼疾而转他病。晚年他也常到底楼我家来走动,总是沉默寡言,1960年病故。本人1957年在校因反对学制延长,也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到农场去劳动。当年在校受调查时,曾有人检举我受许君远的唆使,而参加闹事,要我交代,而本人对“莫须有”的罪名,没有承认。我1962年回沪探亲去94号看望许的太太卢曼茵,老人两鬓如霜,孤身一人。我们谈起往事,又有很多感叹。等到我第二次回沪,许老太也离开了人世。许老太和爱国戏剧家田汉的爱人安娥沾亲带故。许家的6个子女,后来分别在北京、东北、云南、贵州生活,只有老三乃珠据说在上海川沙当教师。如今许君远先生已平反昭雪,儿子乃雍也已出国。我们这批童年时代的伙伴,而今已走到人生日暮落霞的年龄了。我1979年平反回沪,曾到老屋上下走动,楼空人去,脑子一片空白。写了这些往事琐记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人生在世风雨一生,无非怀念而已吧!

五 舆论权威　名扬中外

1949年前《大公报》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如何呢?客观地讲,主要反映在:“《大公报》以中国舆论权威闻名国内外”,“立论的技巧,更为精彩”,“地方通讯版,正像看电影,读小说一样”,“文笔表现活泼,流利的白话文”,“一天不看《大公报》,等于一天没有饭吃”的评价。总编辑王芸生先生曾讲过:“自民国15年(1926年)起走顺境,被重视,8年抗战,虽然艰苦,但我们的报纸都办得很出色。《大公报》反内战,要和平”,“《大公报》有其传统,主持业务的负责人,无人敢拿《大公报》作升官发财的打算,我们要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主张,作我们立论的依据。《大公报》社训有‘不卖’,就是不出卖报格,不出卖人格,要为大多数人民利益而发生作用”。“《大公报》数十年在国内外有一笔很大的精神资本,社会上多少人对《大公报》有期待,凡发生大事,都要看《大公报》的判断,《大公报》要做到老年、壮年、青年都看”。这些言语可能就是《大公报》所以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原因吧!一张以言论为主的报刊,面对当时社会政府的黑暗,要经营下去,创业是艰辛的。1948年王芸生在复旦同学会上对国民党政府的压制新闻自由有一段精彩的演讲:“今天到的人不少,如果没有客观环境,参加的一定更多,在暨南大学新闻系,我曾讲就‘报’的问题对前途担心,毕业以后怎么办?因为当前政治环境注定报纸、杂志不能进步,现在政府对报纸的钳制不仅打胎,简直是避孕”,“其次不充许出新人,许多人赞新闻记者是无冕皇帝,其实命运极其凄惨。去年政府大抓《大公报》人员,为什么不抓头目,因为他有点小名气,于是对新人下手,无新人,就无报纸”,“现在做‘报’的是在空气、阳光均感不足的条件下存在,要拯救报纸,就是要自由、民主。不自由就受空气配给了”。在人民大众得不到民主、自由的旧中国,一份报纸要支撑下去,尤其需要办报者具民族大义、文人的骨气和运用文笔的技巧。在百年办报的过程中,一代影响一代,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代中国的文化界,许多著名的作家、社会名流,都曾于不同时期,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各种著作、文章,他们都与《大公报》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大公报》也为一大批中国杰出的新闻记者如:范长江、萧乾、杨刚、彭子冈、徐铸成、徐盈等人创造了成才、成名的环境,使他们为见证历史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稿。

六 香港复刊　继续创业

香港《大公报》是1948年3月复刊的。为什么要在香港复刊呢?费彝民先生说:“如果不是时局动荡,《大公报》早已奠定基础,具有宏大的规模了,但是可贵这种不可打倒的精神,我们虽受挫折,仍继续创业。”王芸生先生也讲:“国家局面已到了最动荡的时期,大变化就要到,过去投资本、耗力量为的是打开出路,国内沪、渝、津三馆可能倒下,而香港馆将使《大公报》的生命不断”这或许是今日唯有港馆一家《大公报》存在的预见吧!站在历史的视角,公正地评价这代老报人为《大公报》的事业所付出的艰辛,建立的业绩,是我们后人责无旁贷的任务。在港版第一次编辑会议上,胡政之、费彝民、马廷栋、李侠文、李宗瀛、刘克林、蔡锦荣、谭文瑞等为了港版的发行进行了计划。胡政之先生在会上讲:“自己60岁人了,港版复刊是自己最后一次开创,今后青年同事担负”,“讲我事业成功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因为报业这事业太大,同人们一起努力成功了,这才是成功”。前辈是把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青年身上,我想今天的《大公报》同人,定会不忘前辈们往昔之创业艰难,要跟上时代步伐,使《大公报》的生命延续下去,越办越好,才不辜负老报人的期待。胡政之所希望——《大公报》在中国有《泰晤士报》十个才够的远大理想。事实上他没有真正看清形势,中国社会的变化,报业也在变化。中国不是英国,他的愿望只能证明他对报业坚定的情感而已,是不可能实现的。在100年后的今天,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有《大公报》的存在,已可告慰那些离开人世的老报同人们。

七 沪版消失　津版改组

1949年6月王芸生先生宣布民营的《大公报》归国家所有, 1952年上海《大公报》停刊。这份从1936年创办到1952年停止发行,前后整整17年的沪版《大公报》,在世界大都市上海消失。解放后政府对新闻机构进行了调整,各报业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各省、市都有自己的机关报纸,又有新华社为国家新闻中心,通发国内外要闻。对于一家民营大报,在旧中国的报业中是“巨头”,以发表国际、国内重要新闻、评论为内容,又有广泛的读者,影响虽大,但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经营性质的变化是形势所定。1952年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实为两处《大公报》,北上为一家。改组后的天津《大公报》1953年元旦发行,社长王芸生、副社长孟秋江、李纯青负责。编辑内容定为“除了加强国际报道、评论外,着重报道财政经济问题,特别是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的问题”。这里的“着重”和“特别”二字的含义,已为今后《大公报》改变了办报内容。《大公报》已属国内财政经济类报纸。1952年我父亲就告诉我王芸生先生经常去北京开会,上海《大公报》可能停办了。有时他老人家也喋喋不休地讲:“《大公报》就是在1949年5月解放上海,炮火连天的日子里,我们照常上班,没有停刊一天,其他上海报纸停刊,唯有《大公报》照常发行,因为《大公报》有地下党,是共产党相信的报纸。”虽然1949年以后,汉口路的《申报》改为《解放日报》,《新闻报》也改为《新闻日报》。但父亲总认为上海《大公报》仍会发行。因为他老人家自1936年进报馆,经历香港、桂林、重庆的颠簸,十几年的情感在他的一生中是忘却不了的。1953年初沪馆人员包括编辑、记者,各类文职公务人员全部到上海新闻学校(厚德大楼)报到学习,等待分配。一小部分人员到香港《大公报》,也有自找职业,各奔他乡。父亲也在沉默中被分配到上海市第一肺结核医院工作至1962年退休。我初中毕业时,曾希望父亲对徐铸成先生讲情让我进入《文汇报》当练习生,但他老人家不同意,认我为人太率直,不能吃新闻这口饭。他讲:“办报难,编辑、记者这行更难。”今日我已六十几岁人,还记忆犹新。后来在“反右”时期,《文汇报》在被定性为以报道文教为主要内容之后,几经挫折,几遭批判,徐先生也难逃“右派”的命运。自1953年后肇方弄94号除了许家、何家、我家等几家住了几年,当时的记者、编辑、文员,相继离开,后来也失去联系,至今也不知在何方。上海《大公报》的停办,后来也有人抱怨王芸生先生,微言甚多。事实上当时的形势,决非个人行为,也无能为力,而是社会变迁,事业骤变的结果。王芸生先生后来在北京政府部门工作也有名望,1956年10月《大公报》迁入北京出版。1966年9月《大公报》内地停刊,在中国内地总共出版六十四年零二个月的《大公报》已不再存在。文革后变为以报道经济为主的“财贸战线”,80年代初改为现在的《经济日报》。王芸生先生1980年也默默无闻地结束了一生,一代老报人在他忠于的新闻事业上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办报遗产。

八 千秋功罪　谁人评说

《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寿命最长的报纸,从清王朝、国民政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时代的洗礼,目睹了各朝历史的风云,记录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登载了一代代老报人的华章文采。从铅版活字印刷的排印,而发展至今。由于它赋予历史的影响深远,给予后来的新闻界、文化界各家评论的功过是非也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1957年的反右斗争,10年的文化大革命,都对《大公报》进行了批判和评论——《大公报》是资产阶级报纸,鼓吹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报刊,是国民党政学系的喉舌,是小骂大帮忙的代表……千秋功罪,谁人评说?历史形成的事物,只有让后人来评判,只有让公正、客观来叙述。但是《大公报》在民族大义,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面前的立场,在各历史时期读者中的地位将永存。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大公报》的评论,认为在抗日时期“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周总理也肯定了《大公报》的历史贡献:“第一它是爱国的,第二它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它为中国新闻界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这也是对《大公报》馆100年的历史最中肯、公正的评价。

写于上海

(原载2002年3月18日《中国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