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公报》

我和《大公报》

徐　真

说来话长,1947年前后我还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学生,那时《大公报》在天津,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史科主任李涛教授负责主编《大公报》“医学周刊”。在他的鼓励下,我曾用徐真的笔名写过几篇文章刊载在“医学周刊”。当然现在已无原稿,不过我记得除了几篇科普性文章外,有两篇文章的内容代表了我当时作为青年医学生的思想:一篇题为《医学民主》,一篇题为《公医制度》,都是宣扬医学应为平民服务,平民应享有基本医疗的权利。

事隔50年后,1997年以来我有幸在北京能够每天看到《大公报》,真是难得之至。送报的邮递员小伙子说,我们所在的邮区里,只有这一份《大公报》。我对《大公报》立论报道的公正,全面,迅速,一直钦佩。尤其喜欢阅读“大公园”、“小公园”和评论等文章。昨天看到“我和《大公报》”的征文启事,引起了我对过去的回忆,想以此小文作为向《大公报》百年纪念的祝贺。

我想记录一下半个世纪以来医学民主在中国大地上,有哪些实践,我为这一理想做了些什么。1947年是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中国共产党组织城乡人民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轰轰烈烈战斗的时刻。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两大任务:抗美援朝和解放西藏。1951年5月23日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后,我有幸成为第一个进入西藏的新中国医生。那时我们经香港,新加坡,加尔各答,锡金的甘多,从西藏的南疆入藏,1951年9月8日到达拉萨。1952年春天约有一百多医务卫生人员齐集于拉萨。这一百多人员来自北京,陕西的西安,四川的成都、重庆等地,都带有大量医药器械。当时拉萨的经济卫生状况是很可怜的。不到5万人口的拉萨市区内,有1.3万名喇嘛居住在色拉寺、哲蚌寺、噶丹寺等喇嘛庙内,有1300名贫苦市民和乞丐住在布达拉宫前广场的破烂、肮脏帐篷里(以上数字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将军,代表毛泽东向拉萨僧俗民众做布施时逐个统计的。清朝共有78位驻藏大臣,这种布施是驻藏大臣的例行公事,而中央代表地位相当于驻藏大臣,所以要进行布施)。拉萨市当时的卫生机构应该是满则康,它是政府管医药和历算的机构,位于布达拉宫山脚下,负责人是四品官衔,叫钦绕诺布。还有一个专司医药的喇嘛寺院,在布达拉宫西面的甲古山顶上,有3个负责的喇嘛。市区有一个从北京来了多年、已经落户、自己开业的汉医,还有一个尼泊尔人,自己开业,是在印度学的西医。在拉萨市西区有一个3间平房的诊所,是英国人开办、印度人接管的,我们来前不久关门了。这就是当时的卫生设施情况,藏民处于农奴制度社会,可以说是缺医少药,无医无药,自生自灭,贫苦藏民依靠机体的自然抵抗力,忍受病痛折磨。1952年春天天花流行,解放军人员都是接种过牛痘的,藏民贵族,喇嘛,商人,平民,牧区藏民也有从未接种过牛痘的,所以谈虎变色,人心惶惶。我们立即开展了预防天花,普遍免费接种牛痘,和天花病人的免费治疗。天花流行时,发病率高,病情重,死亡率也高,内地多年没有天花发病,医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病人。当时几乎天天都能见到这种病人,有的高热,昏迷,咳血,便血,尿血,几天内死亡,病情凶恶,医生束手无策,十分悲惨。贫苦藏民有的迷信,不愿病人死在家中,把认为要死的病人,未断气就弃在街头墙角,十分可怜。幸好当年解放军入藏人员很快控制住了疫情,而且从此彻底控制住了天花在雪域高原的流行。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英国医生Edward Jenner(1749—1823)创意的牛痘接种预防天花,百多年后在西藏也得到实现,这也许是典型的医学民主的实践吧。

1952年9月8日拉萨市人民医院成立,我参加了医院组织建院工作,院址就在布达拉宫前广场东侧一家破落贵族的宅院里。前面两排平房作门诊,后面两层藏式楼房院子做病房,入藏人员中有内、外、妇、儿、皮肤性病、放射、检验等各科人员,还有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等等。医院有30张住院病床,一间手术室,一架X-放射线拍片机等等。藏民住院从检查,治疗,用药,手术,包括饮食都是免费的,从此结束了雪域高原上没有医院的历史!据我们检查,拉萨市人群,血清梅毒康氏反应阳性率达40%,所以我们开展了梅毒的治疗工作。

拉萨市眼睛白内障的发病率也很高,据说这与高原森林少,地面紫外线反射强,另外藏民主要吃青稞炒面、牦牛肉、酥油茶等,缺少维生素C这两个因素有关。有人测知,茶中含有少量维生素C,但不够每天的要求。我们很快就开展了白内障摘除手术,由于效果立竿见影,很受藏民欢迎。手术是局部麻醉,当术者取出混浊的水晶体后,病人立即喊出“我看到白色了!”,白色是手术台上面用白布做的帐顶。军区文工团曾用眼睛手术为题材,创作成剧本演出,很受欢迎。

妇女生产,小儿疾病预防,治疗,外伤的手术修复也是普遍受欢迎的。贫苦藏民对解放军从感情上信任无疑,对疾病的检查,抽血,打针,手术,X-线拍片等都能坦然接受,对免费解除切身病痛的医务人员,情深意重,发自肺腑,感人至深!

据统计资料,从解放军入藏到1989年,西藏全区包括阿里、山南共建立了1 008个卫生机构,5 355张病床,拥有1.006 2万名各类医务人员,其中70%为藏族。仅中国医学科学院截至1991年就派出了216名各级医务人员,从事医疗、科研、教学等活动。例如人血红蛋白的研究,白内障流行病调查,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等。总之,1951年以来新中国医务人员做了比1360年前文成公主时代高出多少倍的文明传播工作,促使藏族人民的医疗状况有了跨时代的进步。

回到北京后,1974年春天,我带领医疗队到北京郊区平谷县韩庄公社韩庄卫生院工作。在1965年中央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之后,各地纷纷办起了合作医疗,和不脱产的农村医生(半农半医,或者赤脚医生),北京的赤脚医生是高中毕业生再培训半年,比西方的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要初级原始得多,工作范围广泛得多。医疗队帮助赤脚医生工作,任务是“两管五改”,就是:管水(饮水源),管粪(人畜粪便处理),改水质,改厕所结构,改炉灶,改畜圈,改粪便处理。就是说赤脚医生除了治疗、预防、保健、妇幼、计划生育,之外,要兼管防疫、公共卫生、环境卫生等等,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我们热火朝天地投身于这项工作了。在热潮中除了赤脚医生本身外,还出现了高温堆肥(粪便无害化处理)、沼气制作利用等新事物,这些当时都为国内外专家们视察过,肯定过,但都是限于成本而无法推广。经过1年的赤脚医生实践,我对医学民主思想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医疗卫生事业是依靠经济基础的。

我做了一辈子的临床胸心外科工作,50年来主要在大城市大医院,也遍访了国内外大的医学中心,平心而论,个人的临床治疗工作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整个卫生状况主要靠经济发展、环境卫生、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尽管我们在城市实行了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等等了不起的工作,但在农村,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地区,不同程度的缺医少药,仍然是存在的。至此《大公报》百年纪念之际,愿我们继续努力,共同关注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目标,《大公报》作为历史见证人将会看到这一天。

(本文作者为北京协和医院胸心外科教授)

　　(原载2001年7月15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