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我与大公报

君子之交——我与《大公报》的交往

舒　展

先说一段小插曲。20世纪80年代,当时任《大公报》社社长的杨奇有一好友,名唤老烈。老烈是我写杂文的同行,虽然久闻大名,可惜无缘谋面。1988年秋天,老烈从广东来京。此公是一个京剧大戏迷,莅京无非是看一些名角儿的演出。有一天,突然来到《人民日报》找舒展,碰巧我有事外出。他留了一个条儿,约星期天在甘家口附近的一家招待所门前相见,一个手拿《大公报》的老头儿,那就是我老烈。又不凑巧,我因另有聚会去不了,只得派我的长子像搞地下工作似的去接头。果然见一高个儿老者,手持《大公报》。“伯伯,我是舒展的儿子……”。老者抱着1瓶盒装法国杜松子酒,并掏出一个精装小盒,里面有1支派克圆珠笔。“告诉你爸,趁着好时代、好岁数,多多地写!要越写越好!”

不久,老烈来信,代《大公报》向北京的几位作者约稿,我是其中之一。我写了一篇《论腐败》,大约4 000字(1988年9月15日刊于《大公园》)。老烈很快复信,说杨奇社长当着他的面看完此稿,当即决定,可以一次刊出。并要求我源源供稿。于是《清廉论》(11月4—5日)和《论愚昧》(12月24日)陆续出笼。

1989年是蛇年。邵燕祥、牧惠和我,应蛇口新闻界同行之邀,于年初一共同瞻仰这块神奇的宝地。在这里,我才见到老烈。原来,他是《大公报》的公关大使——不拿薪水的特约编辑。从蛇口到深圳,又到广州,一路之上,老烈对我们极尽地主之谊,几乎天天有开怀大笑。他突然对我们说,杨奇听说你们来粤,今晚从香港过来,要在广东省委招待所请各位便饭。不料还请来了《羊城晚报》的前总编辑吴有恒。他是我心仪已久的革命老前辈,我们都以能与他合影为一大幸运。同杨奇一块儿过来的,还有《大公园》的主编、老是笑眯眯的马文通。文通对我说,他也是个“钱(钟书)迷”;如有这方面的稿件,来多少,发多少。他和香港文化界的朋友们,经常以谈论钱钟书为乐事。短短数语,遂成知音。杨奇还赐我一套在内地难以购得的世界文学名著。

到了1989年初因为业余时间编《钱钟书论学文选》,实在太忙,大约有一个季度没给《大公园》寄稿。老烈来信责问:怎么,你舒展写了“三论”之后就想溜之大吉?那不行!快寄稿来!否则取消你免费赴港旅游的资格。好嘛,连“威胁”带“利诱”,露出了江湖侠客的哥儿们的面孔。

不敢怠慢,赶紧把我编《钱选》随时记下的五篇心得笔记整理成文,径寄马文通。马兄遂于6月下旬,一天一篇全都发表了。以后,我又将《我为何编〈钱选〉》寄给马兄,因全文太长,他竟然截成上、中、下分三次发表了(1990年2月25—27日)。再往后又发表了《阴伏·飞钳·飞遁》……一系列读钱札记。我统计了一下, 1990年夏秋冬三季,《大公园》共发表我的文章51篇,每月平均5篇多。

相知莫如心相通。由于老烈的引荐,由于杨奇社长的厚爱,由于与马兄有“钱迷”同嗜,我与《大公报》便结成了13年的“君子之交”。彼此之间,没有通信,没有电话,每逢圣诞、春节,一张贺卡,聊表心意耳。谁有了新作,互相寄赠,秀才人情纸半张而已。

其实,报刊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最能说明优、良、一般和不怎么样的程度的,莫过于对作者的文章发得及时,不乱改动,处理得大方。这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是最佳约稿方式和激励机制!比起每月一小宴,每季一大宴,但就是文章发得拖拖拉拉,改得面目全非,处理得小里小气,表面上甜哥哥蜜姐姐的关系来,其赤诚之厚重无法比拟。愚以为报刊的质量稳定和健康长寿,靠的就是这份执著的赤诚。

钱钟书先生80大寿时,我写了《钱先生禀性改也难》和《面对此书,如何上纲》等文章,还请丁聪老兄为钱公画像,又请夏公(衍)为画像题词:“风虎云龙笔,霜钟月笛情”,刊登在1990年10月21日《大公园》。第二年七月初,马兄来信说,杨绛80大寿即将来临,去年写了钱老,今年如不写写杨老,似乎有厚此薄彼、重男轻女之嫌。于是,我敢紧炮制《杨绛素描》,又请苗地为之造像,仍请夏公(衍)为画像题词。我冒昧地给老前辈出了一个“上联”:“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恭请夏公创制个“下联”。第二天,夏公即在画像上题字:“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并附一便笺派人送到我的办公室。我立即将拙文与题画寄给马兄。刊出后,社科院计算机室的朋友,将庆贺杨绛80大寿的这份《大公报》,像传单似的复印了许多份,分发给外文所和钱、杨二老的友人、亲属和学生。

我认为马兄的“钱迷”,反映了香港学界对钱钟书、杨绛学术、人品和文学成就的尊崇之忱。大大改变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谬说。

凡是《大公园》刊登的有关钱先生的文章,马兄都寄给钱老。就这么一来二去,钱公对“马文通”这个人也有了印象。所以当马兄托我向钱老索求墨宝时,钱先生毫不犹豫破例地(当时钱公患腕疾,拒绝一切题签)为他寄去了一首旧作新题(编者按:钱公墨宝见1992年7月8日《文学》第二期)。

2001年9月末,《大公报》元老之一王芸生的哲嗣王芝琛,约了几个朋友小聚,并赠有关《大公报》的著作《百年沧桑》。读后,感慨良多!遂写一长文《“中间势力”——敌耶?友耶?》。想不到10月20日至22日,分为上、中、下三篇,加上方成老兄的插图,陆续发表了。对《大公报》的历史评价,以及它对中国新闻事业和报业发展规律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都尽我所知,斗胆地评说了,此处恕不赘述。

总而言之,我以当《大公报》的作者的一分子为荣,并以结交了这么些谦谦君子为终生的幸事。

至于10多年前,老烈的“免费赴港旅游”的许诺,那压根不代表《大公报》。他也是一位坦荡的君子,就是酷爱开玩笑,所以他的有些话,是当不得真的。

(原载2001年11月15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