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淡如水，我与大公报

交淡如水——我与《大公报》

刘荒田

说起《大公报》,我就想到“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老话。2001年春节前,我从美国旧金山回大陆老家探亲,路经香港,曾经稍作逗留。此前,我已应未曾谋面的编辑之邀,在《大公园》版开了专栏“东西走廊”。在途中,我想,人家远在万里之外,彼此素昧平生,却给海外一位默默无闻的作者这样热情的鼓励和扶持,这回近在咫尺,岂能不亲自上门道谢?我抵达香港后,给责任编辑打电话,说及这一意图,对方先一个劲地感谢我对他们的支持,最后却郑重地说:“编辑和作者之间,能保持写编上的来往就足够了,见面倒是次要的。”结果没有见上面,只在电话作了简单的交谈。责任编辑这句并不经意的话,我愈是回味愈觉分量之重。当今之世,流行的不是“门路”吗?在许多报社,编辑和作者之间,早已不再是单纯的业务关系,而成了公谊与私交的混杂,文字与酒色财气的融和,“哥们”所着眼于对方的,是“利用价值”,作者赖编辑以发稿,以成名,编辑也从作者得到别的好处。里头的黑幕,或者当事人所轻描淡写的“韵事”、“轶事”,在一些保有良知的报章中常常有所揭露。对《大公报》刊编辑这一颇与世风相悖的举措,开始我略觉“不近人情”,但最后却满怀由衷地敬意。

在这以前,我和《大公报》几位编辑在书面上打了许多次交道,这么多年下来,稿子登了不少,我却没和任何一位编辑见过面,除了偶然的短信外,我和编辑的关系,一直是这样的:我寄稿,他们发稿,然后寄来刊登我稿子的报页。有一个时期,我觉得老在信封上写“《大公报》×××版编辑收”,而不径直写上大名,有点不好意思,曾经在邮寄稿子时附上一封短柬,请编辑示我以名字,都没有得到正面的答复,只留下一个悬案。说来我这是多此一举,报社早已实行责任制,每版的责任编辑,名字不就登在报上吗?可是我从来没加注意(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所有华文报章都没有这个习惯,一般读者并不知道编辑的名字)。有一次,因为我在一篇稿子上写上这样一句:“曾经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读到这样一句话,可惜手头无书,不能查到出处”。热心的编辑为此来信,把有关资料告诉我,署名却还是“编辑”。这种有趣的状况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前年,编辑来信,建议我在《大公园》上开辟固定的专栏,和我商量栏目的名称时,我才第一次知道编辑的姓名,并从名字猜出性别来。

我和《大公报》的所有编辑都缘悭一面,但介绍我向《大公报》投稿的邵燕祥先生,我是见过面的。那是1992年春天,我和妻子随旅行团到北京去,晚间下榻在一家旅馆。我给邵先生打电话,说想前去拜访。他说不必不必,你在这里人生地疏,我去看你好了。这让我抱歉了好久,邵先生是名播海内外的诗人和杂文家,又比我年长,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该执弟子礼的。不多久,他骑着自行车到了旅馆,和我聊天。近半夜,他告辞,我陪他走出旅馆,他推着咣当作响的旧车子,两人比肩而行,谈当今诗坛,谈他所熟悉和崇拜的艾青,扑面是北国湿润的杨柳风,不知不觉地愈走愈远了,他怕我迷路,不让我再陪下去,才不得不分手。临别时,他说起,香港《大公报》负责《文学版》的马文通先生来京约稿,建议我也给它投稿。他言下,对这家报纸的副刊十分推重。这以后,邵先生和我,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美国西海岸,再也没见过面,平日通信也不多,可是,他不厌其烦,有求必应,先后给我的一本诗集、两本散文集作了序。这位于我亦师亦友的名家,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为文林推重的仁厚长者,无比热情地提携卑微的海外业余作者,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何等的情意,何等的襟怀!

从《大公报》编辑以及邵燕祥先生和我多年来“其淡如水”的交往,我想起“以文会友”这个被用滥了的词儿,它的本来意义应当是:友谊,主要是纸面上的事,笔杆的事;而不是宴会厅、会议室的事,不是酒杯、筷子和礼物盒的事。它把文人活动的重点,定位在“文”上。彼此少见面乃至不见面,好处至少有三桩:一,使得文事成为单纯的“雅事”,见了面,一个不小心就和声色犬马搅和,使得目标迷失。二,文人得务正业,让他们明白,请客认真不够,和泰斗及部长照了许多相也不够,还得认真作文。三,免生闲气和纠葛。

值得一提的是,实行“以文会友”,果能“会”出许多趣味来。1999年6月号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刊登了邵燕祥先生的随笔《唱和》,此文前半列举了好些“情理理趣得而兼之,不下于诗酒唱和,剪烛夜话”的文章唱和实例,后半说到:“旋又从香港《大公报》副刊的专栏里,看到‘人在天涯’的刘荒田先生,提到我十几年前一篇杂文——说所谓‘饭苍蝇’的——他以为这原不止是中国人好面子弄出来的一类把戏,并举了美国的例子;结末他说,从‘苍蝇’到‘饭苍蝇’的文饰,推而广之,便可窥见御用文人的伎俩,广告文化的精髓……”

邵先生又云:“文章唱和,互相评点,千百里以至万里之外,有如晤面,或两三知友围坐畅谈,套用金圣叹口气:‘不亦快哉!’”而这样的“快哉”,追溯源头,乃是《大公报》,为此,我对这份百年老报以及那些我一直未曾谋面的编辑们,充满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