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公报》

我与《大公报》

陈海容

首先祝《大公报》不断进步,永远腾飞。

我说,与《大公报》有三重关系,会有人窃笑我附凤攀龙。非也,且听道来。

第一,是读者与报纸的关系。1958年我在港岛半山一所中学半工读,即日间做校工,晚上免费读书。学校订有多份《大公报》给老师阅读,我就得以沾光,每当工余、课后或夜阑人静之时,《大公报》便成了我的良伴。从中我认识了祖国的建设成就,明白了许多世界大事,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充实了自己的文化知识。后来我当上学生会主席兼学校壁报编辑,《大公报》又是我编写壁报资料的来源。后来我离开学校到其他机构工作,即使环境不许可,也于工余争取阅报,算起来,迄今有43年矣。

1951年至1964年,我一直住在上环三角码头对面的德辅道西,而当时《大公报》社址在干诺道西今信德中心对面,彼此两个街口之隔。其时报社门外一个小橱窗每天展出当日报纸免费让人观看,围观者多为附近商店的工人、苦力和路过的学生。我后来转了工作到永乐东街上班,有时顺道也驻足观看。当时人们看到国内的大新闻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相片时,均露出欣喜神色或议论滔滔,有时甚至响起阵阵掌声。那种感受与自己单独看报截然不同,所以虽然属陈年旧事,于今仍记忆犹新。

当时每年国庆,《大公报》与其他机构一样在门前布置灯饰庆祝,我总有多天晚上在对面海傍凝视。报社迁去轩尼诗道以后,我依然前往欣赏。当年看灯饰是庆祝国庆的一个重要节目,不看过国庆灯饰,内心就若有所失。后来因搬至新界居住,才没有去看。

第二,我与《大公报》乃师友关系。1968年国庆前,我与一批新闻工作者到《大公报》参观学习,获得当时社长费彝民先生的热情接待。费老与我们一一握手,日设茶点座谈,晚设饭宴。期间,荷蒙费老殷殷垂询,关怀每一位成员的生活、工作、学习和身体健康状况,诚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讲话中,费老肯定香港新闻工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对宣传爱国思想和团结香港同胞所作的贡献。他谆谆启发我们,要讴正气之歌,断邪魔之道。又告诫我们,要警惕不良作风的滋长,做一个无愧于国家民族的新闻工作者。他意味深长的话,深深打动每一位听者的心弦,我们感到他真是一位好导师。会见时间虽然短暂,但我已得益非少,可惜仍有负他的厚爱,因为我实在没成绩可言。

座谈会后与《大公报》员工闲谈,得知费老和蔼可亲,对员工上下一视同仁,而于扶掖后辈,更是不遗余力;他学识渊博,敬业乐业,是一位难得的领导。费老还有风趣的一面,座谈会开始前,有人问费老姓的读音,是“庇”音还是“废”音,他笑着用广东话说:“我唔系‘痹’系‘肺’,唔系‘肺痨’系费老。”而且用手比划着,引起哄堂大笑,笑声中又感觉他是一位坚强而乐观的战士!对于这位战士、良师、长者,我由衷地敬佩。

我于《大公报》又是写者(我不敢以作者自居,只可以写稿者视之)与编者的关系,或者说有一丁点宾主关系。

1967年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在工作之余尝试投稿,《大公报》是投稿目标之一。1968年初的春节期间,我一位堂兄从台湾来港探亲,兄弟俩10多年(他原在港去台读书,毕业后留台当教师)来首见,自然秉烛夜谈。后来我根据当晚所谈写了一篇通讯《台湾客谈台湾现状》的文章,用笔名投去《大公报》,结果获得取录刊出。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限,不易得到台湾方面的任何信息,我那篇通讯得到很大的反响,内地通讯社也曾介绍到内地和澳门地区。此后继续投稿,都得到刊载。

及后因工作和生活环境变迁,停笔停稿近20年,迄1989年6·4风波的发生,不值某些反华分子跑到外国向他们主子乞怜制裁中国,一些所谓民运分子公然与“台独”、“藏独”勾结,鼓吹分省独立,内地一小撮颠覆分子狂叫打倒现政权,一股国际反华大合唱风雨欲来,稍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再缄默寡言了,我乃出于义愤,再次拿起笔杆应战。

我的投稿并非为了稿费,但稿件被采用了有稿费发放又是事实,稿费也属工资之一,那么《大公报》岂非是老板之一么?只不过是一丁点儿的宾主关系罢了。

(原载2001年7月7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