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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大公报》

时间:2022-04-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杂谈《大公报》张颂甲在报刊上,见到报人忆旧的文章,每每提及《大公报》。解放后的《大公报》迁京出版,成为中央一级全国性的经济报纸。说《大公报》为国民党帮忙,帮大忙,自然主要指的是它有时又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抨击。可惟独《大公报》无声无息。这本来是恢复《大公报》的最好时机,先念副总理还亲口说过:“恢复《大公报》,登广告。”

杂谈《大公报》

张颂甲

在报刊上,见到报人忆旧的文章,每每提及《大公报》。而今天的内地报界,却见不到一张《大公报》。作为解放后曾在天津、北京《大公报》工作近20年的我,特别是在后期还曾担任报纸负责人的我,每当看到《大公报》这3个字时,便不禁感慨万千。

《大公报》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张报纸,曾跨越晚清、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历史时期。它发祥于天津(1902年),发迹于上海(1936年建上海馆);全国解放前夕,《大公报》总管理处设在上海,下辖沪、津、渝、港4个分馆,分别出版4份日报和2份晚报(重庆《大公晚报》)和香港《新晚报》),它无愧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报业集团。

解放后的《大公报》迁京出版,成为中央一级全国性的经济报纸。它为何停刊?那是在“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强行进驻报社的北京中央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的造反派于1966年12月31日凌晨将我签发的报纸4个版大样扣发,不准机器开印。当天的报纸就这样硬是被扼杀于“母腹”之中了。随后,报社大门口贴出白纸大字“讣告”,宣布《大公报》“寿终正寝”,封报的理由是5个大字:“小骂大帮忙”。

我是在北平解放初期离开学校进入《大公报》工作的,亲历了解放后17年的办报生涯。《大公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具体由李先念副总理和国务院财办领导),重点宣传财经和国际,取得很大成绩,中共中央文件明确《大公报》为全国财经系统的党报,解放后的《大公报》自然和“小骂大帮忙”是不搭界的。

原来,这5个字的罪责指的是解放前《大公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态度上。有人认为,40年代在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出版的《大公报》虽然也骂过国民党,那是“小骂”,对国民党“帮忙”是主要的,因而是一张“反动报纸”。这笔账就这样记下来了,并且穷追不舍,还秋后算账,从解放前一直算到解放后的60年代、70年代。

整个40年代,我都在四川读书,我感到那时人民群众最喜欢读的报纸之一是重庆的《大公报》。当时的《大公报》的确敢于揭露蒋介石政权消极抗日的丑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透顶腐败,大声疾呼,为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请命。总编辑王芸生配合河南通讯《豫灾实录》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触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痛处”,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命令《大公报》停刊3天。在国统区办报,敢于淋漓尽致地把锋芒直指国民党最高当局,不能不说《大公报》秉笔直书,胆识兼有。对此,不应看成是“小骂”。平心而论,旧中国的《大公报》对国民党既有小骂,又有大骂,还有一些不能简单地以小大来区分的怒骂和痛骂,它有时简直是拆国民党的台。

说《大公报》为国民党帮忙,帮大忙,自然主要指的是它有时又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抨击。在这方面,例子也不少。似此,它既骂国民党,又骂共产党,难怪有人对它反感,说它骂国民党是假,骂共产党才是真。

旧中国的《大公报》一贯标榜自己“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在国统区办报,它当然不能像《新华日报》那样,“一边倒”,而要给人以“不偏不倚”的公正面貌。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台盟副主席的李纯青所写《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称:“至于《大公报》的新闻版面,可以说十分之六七是左倾的。如果说《大公报》左右开弓,以左的力量为大。”我看这是公允之论。

《大公报》虽然也尖锐地抨击过共产党,在国统区报纸都奉命称“共匪”、“匪军”的时候,它在版面上却坚持用“中共”、“共军”字样。后来,国民党宣布进入“戡乱”的“非常时期”,强令《大公报》用“匪”字,《大公报》一方面表示接受,另一方面却在报上刊登上一个声明:“本报奉命从某月某日起,将中共、共军一律改称共匪”,以取得读者的谅解,用心可谓良苦。

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人在检讨过去时,曾经对报纸的过去大加挞伐,承认当年对国民党确系“小骂大帮忙”。对此又当如何看待?李纯青也曾予以澄清:那是“在极左的思想影响下,以自我讨伐代替实事求是,是言过信史的。”

文革”期间被“封”掉的报纸何止《大公报》一家,庆幸的是,“文革”后报纸纷纷复刊,不仅原有的报纸一一恢复,还如雨后春笋般,出版了大量新报纸。可惟独《大公报》无声无息。直到1978年,李先念副总理在决定办一张以财贸为宣传重点的报纸时,想起他的《大公报》旧部,他调集了原《大公报》总编辑常芝青为首的8人(我也在内)进行筹备。这本来是恢复《大公报》的最好时机,先念副总理还亲口说过:“恢复《大公报》,登广告。”就在这时,有人祭起“小骂大帮忙”这个法宝,说什么《大公报》名声不好,不要出了。他宁愿用《财贸战线》的名义出报,而不取历史悠久原来就担负财贸宣传任务的《大公报》之名。后来,这张报纸改名《中国财贸报》,最终定名为《经济日报》,这是后话了。

掐指算来,北京《大公报》停刊至今30多个年头过去了,它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所幸,香港《大公报》未遭“文革”劫难,得以保留出版;所幸,香港回归,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版图上,还保留了一张《大公报》,使它不致于“香烟”绝灭,不然,一张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掉,恐怕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原载1999年11月13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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