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大公报》——我的启蒙课本

黄　钟

如今的孩子成长在和平的时代,都各有程度不同的幸福童年, 50多年前的战乱年代,留给当年孩子的却是刻骨铭心的痛苦与不幸。笔者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湘桂撤退,金城江大火,重庆大轰炸,经历过上述不幸,而又健在的当年男孩女孩,应该记得如何和家人蜷缩在列车底下的“吊床”上,逃脱敌人的魔爪;如何挤塞在木炭汽车的货厢中,翻越险峻的川黔山岭;在敌机狂轰滥炸中,如何从坍塌的防空洞中爬出逃生的经历。在一切向“钱”看的今朝,回顾往昔的峥嵘岁月和苦难历程,倒是一副非常有效的清醒剂。

一、号外震动了山城

抗战进入第8个年头,我已到了男孩令人讨厌的年龄——8岁。岁数不算大,但个子窜得很高,长得像十一二岁的男孩。由于父亲的职务频频调迁,本应开蒙读书的我,却因随着家庭的迁徙,而多次失去上学的机会。

1945年春天,父亲奉调赴重庆财政部任职,母亲带着我随父亲由贵阳迁来陪都。父亲在川东师范附近租了二间民房,颠沛流离的一家便暂时安顿下来。一安顿好,母亲就絮絮叨叨在父亲面前嘀咕:“阿钟已8岁了,还未进学堂读书,越长越大,怎么好,赶快让他插班上学。”

不久父亲终于在川东师范附小给我报了名,因个头太高,怕被人笑话,父亲安排我插班二年级。

谁料想一张《大公报》号外却改变了我入学读书的计划。

1945年8月15日下午,父亲带着我去两路口商场买1套童子军式学生服和一些文具。刚迈出商场大门,只见街上四五个面黄肌瘦的报童挥动着报纸,一边跑,一边吆喝。

“号外!号外!《大公报》号外。”

“请看日本鬼投降的消息。”

“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街上的行人闻声一拥而上,纷纷抢购号外。父亲看见便急忙拉着我到附近一间茶馆,寻了一个座位,让我管着刚买的衣服和文具,然后急急转身跨到门外钻到人堆中去挤买号外。

父亲买回了号外,要了两杯茶,坐下聚精会神地细看报纸,我则在一边喝茶咀嚼着花生米,一边端详着贴在烟熏火燎的墙壁上一张抗日宣传画。4只袖口佩着中、美、英、苏国旗的巨手,握着4只巨大的钢钳钳着一条凶恶狰狞的巨蟒,巨蟒身上裹着一面太阳旗,它吐着蛇信,虽扭曲挣扎终被钢钳钳住动弹不得。

茶馆内人声鼎沸,茶客们都口沫横飞地谈论着号外上的喜讯;柜台上一只老式收音机在播放着一个奉化口音的男人讲话,四五条汉子围着认真地倾听。

父亲看罢号外,端起茶盅一饮而尽,然后拉起我就走出茶馆。街上全是人,三五成群,围聚在一起议论着什么,父亲牵着我走进一家照相馆,他跟摄影师交代几句,便一屁股坐在木制的摄影台阶上,他用双臂拥抱着我,叫我将《大公报》号外叠好拿在胸前,并特意将大标题《日本投降矣!》对着镜头,这是一张极有意义的“老照片”,可惜在“文革”中与许多书画一同被一把罪恶之火焚毁。记得拍照的那天,父亲穿着袖肘已经磨花的藏青哔叽中山装,左胸佩带着一颗国民政府财政部圆形证章,我穿的是那新买的童子军服。

随着《大公报》号外派送到大街小巷,全市的男女老幼都知道抗战胜利了。到了傍晚,陪都重庆像是沸腾的开水锅。首先上街游行的是沙坪坝的大学生,接着是工厂的工人、各行业商会的商人,小龙坎和北碚的农民都涌进城来,望龙门码头上上下下人山人海,爆竹在四处燃放,古老的三眼铳在街上发出震人心肺的巨响,滚滚的人流在欢呼,阻滞的车辆齐鸣喇叭,火药硝烟弥漫了整个山城,沟沟洼洼,坎坎坡坡,家家户户都像是在办喜事。一群群穿着童子军校服的孩子手擎着三角旗去开会。我虽没入学,哼哼叽叽缠着母亲用彩纸糊了一面三角旗,穿上新童子军服,兴冲冲举着小旗跑到川东师范的操场上凑热闹。

晚上,全市举行胜利提灯会,左邻右舍的哥哥、姐姐都人手一盏竹灯笼去参加提灯游行。重庆是个山城,街道和建筑物都盘山一层层叠上去,在那夏末秋初繁星闪烁的月夜,山城层层灯火,衔接着天上的星星,令人难以辨识哪是星星,哪是明灯。提灯的队伍,犹如一条条蜿蜒的灯的长龙在山腰游动。那民间艺人表演的火流星,像是火龙喷吐的火轮。人们从嘉陵江仰眺两岸:远山朦胧,寒雾缭绕,灯月相连,星火辉映,如琼楼玉宇,壮美极了。忽然,飞机场、歌乐山防空探照灯将巨大光柱射向夜空,在澄蓝夜空中交织成巨大的V字。长期的战时灯火管制,人们似乎习惯于黑暗中生活,几乎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缤纷绚丽、多彩多姿的夜景。与往日破垣断壁、雾夜残灯,人泣狗吠的情景宛如两个世界,尤其难得的是:在这胜利的星辉照耀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幸福,这些在凶残敌机轰炸中,承受着巨大苦难和仇恨的英勇坚毅的人民,显得无比的美丽、善良和自信。

二、号外派发后的日日夜夜

《大公报》号外传递山城以后,许多好消息便接踵而至,首先市场物价暴跌,市面上原先许多看不见的商品,一夜之间都冒了出来。跌得最惨的也就是被奸商囤积居奇的人民生活必需品、米、面、布、油、糖,还有进口西药和纸张。

号外派发的第三天,政府眷区竟然冒出许多旧货市场,“下江佬”的官太太们都把自己家中粗劣之物:床、柜、桌、椅、锅、碗、瓢、盆拿出来摆卖,许多娇声嗲气的太太竟纡尊降贵地与农妇老妪讨价还价。那些生活用品和家具卖得很便宜,几乎是半卖半送。精明泼辣的川东妇女,带同自己的丈夫和弟妹,一窝蜂地将官太太的物件用少量的“关金券”和“法币”转移到自己手中,便肩挑车挽、满载而归。而那些捏着几张纸币,目送买主欢笑而去的太太们不但不懊恼,反而个个露出灿烂的笑容。

奇怪!这种违背市场价格法则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其实一点不奇怪,这就是由号外引发的返都——胜利大搬迁所衍生的市场效应。

《大公报》号外派发的第七天,在一片普天同庆、举国欢腾的日子里,你别说,真还有些人感到切肤之痛,那就是一些发国难财的奸商。他们拚命囤积货物,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物资,本想奇货可居狠赚一笔。谁料想,号外一出,物价大跌,落得血本无归。有的一夜之间破产,百万身家化为水,有的债台高筑,被迫寻死觅活。

除了那些奸商因亏损迁怒到“日本投降来快了”,我当时也有些闷闷不乐,原因是《大公报》号外派发的第8天,父亲接到上司的指令“整理文档,待命返都”。父亲说:“钟儿,到南京再上学罢。”这样,我上学的事又一次变卦。

母亲一面收拾行李,一面安抚我说:南京的学校如何好,南京的板鸭怎样香嫩;什么六朝金粉地,什么龙蟠虎踞城;秦淮河怎样的美丽、夫子庙又怎样的热闹。我仍然闷闷不乐说:“这回又不能上学了。”母亲拿起号外说:“钟儿,就用这《大公报》给你作开蒙的课本吧,这上面学问可多呢。”说着便将报纸摊在小桌上教我认字。

三、烟雨出川江　巴峡穿巫峡

市场物价全面暴跌的时候,上上下下一片“返都”声中竟也有一样东西涨个不停,那就是车船票,至于飞机嘛,除了军运只有达官贵人敢于问津。就是轮船、汽车还避不过政府征用,真正能投入民运的交通工具也就屈指可数了。当年“逃鬼子难”,避难到西南的难民足足有两亿同胞。他们进川是陆续而来,一朝胜利,人人归心似箭。这举世的胜利大搬迁,却成了当时政府的难题。

供需的巨大反差,于是黑市车船票也就一日三涨。那阵子,谁能搞到一张招商局或民生轮船公司的船票,无论下水是南京、武汉还是宜昌,都是一种身份与权势的象征。最先离开山城的是军人及其眷属。其次才是政府的文职官员,至于老百姓,那就各显神通、自找门路吧。

《大公报》号外派发的第10天,父亲终于从财政部拿回一只大信封,里面装着招商局轮船“××号”三等舱的两张船票,于是母亲喜滋滋地将笨重的东西全部赠送给房东。她两眼闪着泪花对我说:“钟儿,别忘了嘉陵江,别忘了重庆,别忘了四川人,在国家危难时,是他们收留了沦陷区的难民,承受着百般困难,与我们共渡难关,迎来胜利,四川人是我们的好同胞。”

“××轮”低沉的汽笛在暮霭中鸣叫,川江两岸矗立的岩壁,反射着幽远的回音。顺江东下虽说是一日千里,但这艘李鸿章办洋务时打造的蒸汽火轮,犹如一匹不堪重负的老马,何况又超载着从船长到大副、老柜各自私带的“黄鱼”,在这水急滩险的川江上夜航,真如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险之又险。

绵绵的秋雨和江上的雾岚笼罩着蜿蜒的川江,轮船在参天矗立的两岸悬崖峭壁间,在湍急浑浊的江水上,像是一只无助可怜的蜉蝣逐水东去。夜幕渐渐降临了,统舱中挤塞着南腔北调的归乡心切的同胞,他们横七竖八依偎着简单行李进入梦乡。三等舱内,在微弱的灯光下,我依在母亲的怀中,跟着她一字一句认着报纸上的生词。那劣质的新闻纸上散发着廉价油墨的气味,可是那特大号铅字“日本投降矣!”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江轮船鸣着汽笛,驶出了瞿塘峡,江面陡然宽阔如浩渺之大海。东方天水交接处,一抹红霞升起,母亲牵着我从舱中走出,此时绵绵细雨和雾岚均不知何时消失,水流虽然缓慢了,但轮船却加快了速度,均匀的轮机声在奏着轻盈的进行曲。

父亲似乎是彻夜未眠,长长的头发上挂着露珠,他似乎异常欣奋,脸上毫无倦容。江风习习迎面吹来,他伸开两手握住前方栏杆,那中山装肘部绽开的毛线在江风中摆动。忽然,轮船又一声长鸣,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母亲指着前方对我说:“阿钟,快看,太阳出来了。”

父亲目视着前方红日和江水,不禁激动得朗声吟道:“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001年10月2日于香港九龙　　

(原载2001年12月10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