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扫除“瘟疫”

《大公报》扫除“瘟疫”

宛若奇

1969年冬,香港酝酿一场“瘟疫”。

当时的天气,乍暖还寒,社会上的尖锐对抗刚刚过去,气氛稍见缓和,但许多人的伤痕还未痊愈,数以千计的爱国人士还被囚禁在监狱之中。这场对抗,一方面称为“反英抗暴”,另一方面说是“左派暴动”,是“抗暴”?是“暴动”?历史自有公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导火线是港英当局插手劳资纠纷。1967年5月,港英武装镇压新蒲岗大有街塑胶花厂工人,多人流血、被捕,事件迅速扩大,一发不可收拾。一年多之后,对抗逐渐缓和,各方期待早日治疗社会创伤,这时候却有人开拍一部恶毒攻击爱国同胞的影片,片名《瘟疫》,于是又引起一场新争论,《大公报》版面上一篇稿件发挥重要作用,终于把“瘟疫”扫除。

《瘟疫》由筹备到拍摄,本来不动声息,悄悄进行,直到1969年12月初,有知道内情的读者投函几家报纸,才揭发开来。

既然事情曝了光,《大公报》等报刊就连日出现读者来信及报道,提出指责。影片制作方面的一名负责人则不断否认,不断辩解,表示对他的指责不公平。

据这名人士说,他的剧本只是根据法国作家加谬同名原著改编,主题是发扬人类的爱,剧情与什么“政治性的暴动”无关,而且他改编时已尽量小心,避免涉及各种问题。他一再强调“绝无攻击任何人的企图”,只是要发扬爱心,让人们懂得多点爱。

既然只是宣扬爱心,就没有反对的理由,而这部影片由筹备至开拍,剧本几乎成为“秘密文件”,不轻易发给一般演员。没有真凭实据,指责的只是空话,影片也就照常拍摄。

《大公报》记者当时有一个想法:要辨明是非,必须有事实根据,因此希望能找到剧本,才有说服力。尽管困难重重,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用各种方法尝试。可说“得道多助”,1969年12月12日《大公报》以显著位置,刊出一篇题为《〈瘟疫〉是个什么货色?》这个辟栏,把剧本中有关争议的内容逐点列举出来。

《瘟疫》无疑根据加谬原著改编,但在大半年前有人改编成剧本后,这名负责人认为“与现社会脱节”,就自己动手改动,要与“现社会”结合起来,并于是年9月脱稿。

他炮制的《瘟疫》中,第一宗瘟疫发生的地点,很凑巧地就在大有街一间塑胶厂;瘟疫的开始,也是一场劳资纠纷。剧本中连串镜头这样安排:一只大老鼠走过经理室门口,然后是经理室房门“嘭”一声被撞开;几个工人冲进去,质问老板为什么无理开除他们;接着发生打斗,老板倒地死去,检验尸体,原来他染上瘟疫。

瘟疫就这样传染开去,到处出现,出现在工厂、商店、摊档,出现在街道和许多家庭。

接下去剧本就更露骨了。在一幅港九地图上,插上很多小红旗,这些红旗,代表瘟疫发生;在大有街塑胶厂与老板冲撞的工人,在“穿山甲部队”和直升机包围下,死在荒山。当年的工人、学生,尤其是“爱国群众”,生活俭朴,喜欢穿白衫蓝裤,剧本中就指定这个死去的工人穿白衫蓝裤;而所有死者都“状极恐怖”,不是举着“左”拳,就是伸直“左”手,总之是“左”;剧本还通过“病理研究院”一场对答,说这是“一种新的瘟疫,应该多注意的是人,不是老鼠”。

剧本用画外音说:“由于别有用心的人来乘机煽动,于是由小型的冲突,演变成为社会的动乱。”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穿得出奇的朴素”,但用“左”手大散银纸,大叫“我要乱,愈乱愈好”,大叫:“分分钟要煽动,分分钟要捣乱!”

当年激烈对抗中发生了“林彬事件”。林彬是一名播音员,他在“十八楼C座”节目中,天天骂“左派群众”“低能、邋遢、下流、贱格”。是年8月24日被袭击,重伤死亡。对这个事件,社会上有不同反应,但在《瘟疫》剧本中,出现“电视播音员”林博,通过他的口,痛骂人家“听信谣言”、“自私自利”、“遗祸子女”、“比瘟疫更可怕”;而“林博”本人,则“肯挺身而战”、“愿意牺牲”,还怕观众不明白,影片拍摄时,特地到跑马地埋葬林彬的天主教坟场去取外景。

故事快结束的时候,剧本出现一个神父,他说:“瘟疫的细菌依然在社会存在,例如在我们家里,在书柜,在书本中……”

如此露骨,还可以说“已尽量小心,避免涉及各种问题”吗?

这篇稿件刊出之后,《大公报》本着留有余地、与人为善的精神,给对手找下台阶。过两天刊登一则消息,指这部片的制作者还不是最主要人物,而是“背后有人,呼之欲出”,希望影片制作者悬崖勒马,不要再受愚弄。

重拳出击,真相大白,《瘟疫》自此渐渐淡化,再不闻消息。过了许久,一部名叫《昨日今日明日》的影片在当时维多利亚公园旁边的乐声戏院上映,据说是用《瘟疫》一些可用片段,剪剪辑辑,补些镜头,接驳而成。笔者当时也购票入场,看个究竟,只见银幕上沉闷平淡,银幕下小猫三只四只,好像只映了“昨日”、“今日”,未到“明日”,已经落画。

这一役,可说是《大公报》扫除“瘟疫”。30年过去,有关人士还在,但时移势易,事过境迁,相逢一笑,旧事重提,只作闲谈资料而已。

(原载2002年2月7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