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记《大公报》

二、民营报的后起之秀: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最初由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至1916年转给安福系财阀王郅隆。王聘请胡政之为该报经理兼总编辑，至1920年直皖大战前后，《大公报》一直是皖系军阀的喉舌。1920年皖系战败后，王郅隆被通缉并客死日本，《大公报》在其子王景珩主持下，勉强维持到1925年11月停刊。

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组新记公司。由吴鼎昌出资5万元从王景珩手中买得《大公报》，胡政之带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一干人作为工作人员，张季鸾主持笔政，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在天津继刊。《大公报》由此进入其发展辉煌期——新记大公报时期。

1.《大公报》的“三巨子”

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经营、张季鸾的社评文才是新记《大公报》的三绝。三人的素质与眼界以及对于新闻事业的共同志趣，使其成为了新记大公报最稳固最有效率的决策层。《大公报》复刊伊始，三人便约定:报纸不向任何方面募款，由吴鼎昌出资，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三年内在报馆领取薪酬，不兼任其他有俸给的公职。由此确立了民营报纸舆论独立的经济基础。分工方面，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10]。他们将投身报界十余年之阅历和经验，应用于《大公报》复刊的经营管理及新闻业务之中，配合十分默契。

吴鼎昌(1884—1950年)，字达铨，笔名前溪，原籍浙江吴兴县，生于四川华阳。出生官宦家庭，早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1903年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法政学堂。此后沉浮于财政两界，历任造币厂厂长、中国银行总裁、段祺瑞内阁财政次长、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储蓄会主任等职。吴鼎昌为人精明，有商业头脑和政治眼光。纵观其一身，虽曾拥有多种身份，但中国传统文人的血脉却贯注始终。他十分重视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对于报纸独立自持的地位有深刻的认识。《大公报》续刊之初，吴鼎昌便拿出5万元资本来维持，生计十分艰难，出刊的三四个月内，每月累赔之数不少于三四千元^[11]，但他仍然坚持不接受任何财阀、政治势力的资助，与胡政之、张季鸾及报馆职员同心协力，惨淡经营。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办公，晚上到报馆和胡、张二人讨论新闻，交换意见，并经常为报社写社评。在人事录用升迁、报纸大政方针等问题上，他也放手让权于胡、张二人。后来吴鼎昌重返仕途，便疏于与报馆往来，他始终认为“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办报，更不是为了某一派系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蒋政府实业部长，更是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此后一直追随蒋政府，1950年病逝于香港。

胡政之(1889—1949年)，名霖，笔名冷观，四川成都人。出生官宦家庭，早年随父居安徽，入安庆省立高等学堂读书。1907年自费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专业。1911年归国后曾开办律师事务所。1912年应聘上海《大共和日报》，历任翻译、编辑和主编等职，此后终身投身新闻业。1916年任王郅隆《大公报》经理兼总编，曾亲自采访段祺瑞“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蜚声于时。并对《大公报》进行改革，将原有记者开除，同时聘请林白水、梁鸿志、王峨孙等为特约访员，每天以电话向天津发消息，或以快邮寄稿，新闻因此大有改观。同时对版面进行了改革，抛弃旧式书册，改用西式通栏，版面设计不断提高。在此后一系列事件如张勋复辟、新文化运动中都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报道和文章。同时也密切注意国际动向，1918年作为《大公报》记者前往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也是与会的唯一中国记者。会后，赴欧洲各国考察。1920年7月回国后，在《大公报》开辟栏目，介绍西方文化与新思潮。不久，因直皖大战皖系失败，《大公报》一蹶不振，胡政之遂辞职，转任林白水《新社会》报总编一职。

1921年8月胡政之在上海成立国闻通讯社，负责向各报提供稿件。为能自由发表言论，1924年胡政之又创办《国闻周报》。周报内容丰富，有时政、经济评论、一周大事及文艺专栏等，撰稿人除胡政之外，还有吴鼎昌、潘公展、叶楚伧等。1926年，周报随新记《大公报》的出版迁到天津，1936年《大公报》沪版创刊，复迁回上海出版，至1937年上海沦陷前被迫停刊。

开办新记《大公报》后，胡政之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每日上午处理发行、广告等经理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寻找新闻线索，安排记者采访;晚上和吴鼎昌、张季鸾商讨社务，研究时事，选择社评题材，每星期还撰写几篇社评。一天工作常常达12小时。

胡政之不仅在行政管理、人才录用、报纸经营上自有一套办法，而且在报纸发展的大方向上也表现出独到的眼光、气魄和信心。1936年《大公报》沪版创刊，发行达10万份，成为全国性的民营大报。1937年抗战爆发，天津、上海沦陷，《大公报》迁往武汉、重庆和香港出版，胡政之率徐铸成负责《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前，胡政之便未雨绸缪，提前派徐铸成于1941年2月15日创办《大公报》桂林版。抗战胜利前后，胡政之雄心万丈，想创办《大公报》广州版，以天津、重庆、上海、广州占领华北、华西、华东、华南四大据点，建立起一个覆盖全国的庞大的报业集团，无奈时局多变，最终成为不可实现的构想。但他凭着办报多年，对国家政治问题特质的清醒认识，于1948年初，投入大量经费在美国创办英文版的《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15日，又恢复《大公报》香港版，作为以后的出路。他计划以香港为退路，以后再到新加坡、美国办报。然而，4月4日，这一计划尚在执行中，他便因长期劳累而一病不起。回到上海辗转病榻一年后，于1949年4月14日病逝。第二天《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他1943年写的纪念张季鸾的文章《回首十七年》，不料也成了对他自己的纪念。

胡政之一生以报人自任，多次拒绝做官。他曾说:“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他为中国新闻事业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

张季鸾(1888—1941年)，名炽章，笔名一苇、榆民等，陕西榆林人。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任《夏声》杂志编辑，开始走上“言论救国”的道路。1910年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1913年受命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披露袁世凯政府与六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引起轩然大波，张因此被捕，系狱3月。出狱后回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积极进行反袁宣传。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9月，张季鸾担任新记《大公报》主笔，负责处理版面、指挥采访、撰写评论。他每天午后到报馆主持编务，一是研究当天的经济行情以及京津沪各报的新闻言论和版面编排，评短论长;二是对编辑人员进行分工;三是预测当天可能发生的重要新闻，初步考虑第二天报纸的版面轮廓。晚间则亲自处理重要新闻的标题及版式，为吴、张的评论润色，或亲自为报纸撰写社评，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张季鸾写社评，切中时事，细腻深刻，注重报纸对社会的匡扶作用，而且思维敏捷，挥洒自如。他习惯提笔疾书，能根据版面大小控制行文长短，有时为了赶时间、抢速度，他往往写好一段先行付排，后稿写完，前稿已排版完毕，而后，他自校自改，一气贯通。张季鸾凭着他“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提升了《大公报》的品格^[12]。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的社论始终坚持“文人论政”的传统，即使是抗战期间受到蒋介石的礼遇，他也没有放弃对当局的批评。1941年9月6日，张季鸾于重庆病逝。在他弥留之际，蒋介石曾亲往探视。去世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毛泽东肯定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2.《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及业务革新

在新记《大公报》时期，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四不”方针。《大公报》续刊号上发表了张季鸾起草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一文，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所谓“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即“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所谓“不私”，即“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为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四不”是吴、胡、张三人针对当时社会环境及报界弊端，立志办对社会负责任的报纸而提出的办报方针，它为新记《大公报》在政治、经济、新闻及言论上的独立确立了方向。《大公报》借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格局中，始终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做社会“公器”的立场，正是这种立场赢得了社会大众的认同，《大公报》很快在舆论界崛起，成为影响全国的民营大报。

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业务上较以前也有很大改观。在内容上重视自己采写新闻，重视发表言论，重视创办各种专栏和副刊。在版式上，一改过去的通栏编排为多栏编排，注重长短新闻的搭配，不同字号、字体的运用，对重要新闻配以大标题和图片予以突出，使版面错落有致，编排精美。

《大公报》团结智慧的领导班子、先进的理念、业务和管理上的革新，使一个濒临倒闭的老报起死回生，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了扭亏为盈。并最终发展成为异地多馆的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这些业绩将在下章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