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化西行新记

佛化西行新记

我最初对欧美佛学研究史有所了解，是因为读了地理学家张相文（字蔚西，江苏泗阳人，1866—1933） 《南园丛稿·沌谷笔谈》卷四里的《佛化西行记》 。张相文介绍丹麦东方学家Viggo Fausbøll（1821—1908）校译巴利文佛典的事迹，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咸丰五年（按：指1855年） ，丹马（按：指丹麦）之法本厓（按：指Fausbøll）乃有《法句经》之公刊。法氏始为科本哈因大学（按：指哥本哈根大学）司书，受罗斯克（按：指比较语言家Rasmus Kristian Rask，1787—1832） 、艾斯丹（按：似指梵文、波斯学者Niels Westergaard，1815—1878）两硕学之薰陶，极嗜印度古文学，乃就大学藏帙，苦心研究，久之乃于《法句经》深有所得，并参照异本，多所校正。书中骈列原文、拉丁文，篇末附以巴利语注疏，尤便于参考。盖自此书出后而深远崇高之佛理，乃渐普照于欧陆矣。光绪十年（按：1884年） ，法氏又刊布《佛本生经》 。

《佛化西行记》的主要内容，似是译述自日本学者渡边海旭的《欧美之佛教》 （张相文曾随栗林孝太郎和藤田丰八学日文） 。在那个年代， 《欧美之佛教》是中国人了解欧美佛学研究史的主要窗口。去年年底，读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李四龙先生新刊《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得以重温“佛化西行”的种种往事，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不过，李先生这本“佛化西行新记”在史料处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从中选出很少一部分试加批评。

Who’s Who

印度学家拉森

既然作“欧美佛教学术史”的研究，那么欧美印度学家和佛学家的国籍，应该引起特别注意。比如，与布尔诺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2）一起写《巴利文论稿》 （Essai sur le pali，1826）的那位印度学家拉森（Christian Lassen，1800—1876） ，并非“德国学者” （ 《欧美佛教学术史》 ，第2页） ，而是挪威人。校译多罗那他（Tāranātha）藏文史籍《印度佛法源流》的Franz Anton von Schiefner（1817—1879）出生于沙俄境内的爱沙尼亚，他的母语虽是德语，却也不是“德国学者” （第87页） 。译注藏汉文本《解深密经》 、 《大乘成业论》和《摄大乘论》的拉莫特（Étienne Lamotte，1903—1983） ，和大侦探波洛（Hercule Poirot）一样，本身是比利时人，却总被人误会成是法国人（第68页） 。

另外， 《袖珍梵汉字汇》 （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Being a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y with Vocabularies of Buddhis Terms in Pali，Singhalese，Siamese，Burmese，Tibetan，Mongolia and Japanese，1870）的作者艾德（Ernest John Eitel，1838—1908是德国传教士，而非“英国神父” （第36页） 。 Eitel的国籍问题前人同样搞不清楚，比如张相文在《佛化西行记》里也认为他是英国人：

清咸同间英人有艾特勤（按： “勤”当作“勒” ）者，久居香港，以治汉学名，尝著《佛教论》 （按：指Eitel的Buddhism: I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opular Aspects） ，并集其所讲演者曰《佛教三讲录》 （按：指Eitel的Three Lectures on Buddhism） 。

其实艾德生于德国维滕堡（Württemberg） ，他的名字本来的德文拼法是Ernst Johann Eitel。

除国籍外，欧美佛教学者的生卒年代，也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比如关于苏俄著名佛教学者奥贝米勒（Eugène Obermiller，1901—1935） ，李先生提到：

到19世纪末，奥贝米勒已经大量利用藏文资料研究佛教，从藏译佛典来研究法称、法上等印度因明学家的思想。（第344页）

可是奥贝米勒生于1901年，卒于1935年，属于20世纪初期的人，他不可能“到19世纪末” “大量利用藏文资料研究佛教” 。

经论

在过去二百年中，欧美佛教学者从梵文、藏文、巴利文、汉文翻译了无数佛家经论和史传。在对这些译本进行介绍时，最好能够核对一下原书，否则就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

比如《维摩诘经》有多种欧洲文字译本，其中一个德文译本把李先生给难住了：

该经（ 《维摩诘经》 ）还有Fischer-yokota的德译本，可惜查不出版本信息。 （第68页脚注5）

这部《维摩诘经》德译本为德国学者Jakob Fischer和日本学者Yokota Takezo（横田武三）所译，日本东京北星堂书店出版（Vimalakîrti-Nirdesa. Das Sûtra Vimalakîrti［Das Sûtra über di Erlösung］ ，Tokyo: Hokuseido Druckerei，1944）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曾经根据俞大维1951年在东京所购初版本将其影印出版（1993年元月第一版） 。

李先生在第80页上提到法国汉学家、佛学家戴密微（Pau Demiéville，1894—1979）的一篇论文（ “Le chapitre de la Bod hisattvabhūmi sur la Perfection du Dhyāna” ）说：

戴密微1957年据汉译本把“菩萨地” （按：唯识根本论《瑜伽师地论》第35—50卷）译为法文。

此说其实有误，因为戴密微所译并非全部《菩萨地》 （共二十八品） ，而仅仅是《菩萨地》中《静虑品第十三》一品。

《瑜伽师地论》相传为慈氏菩萨口述，无著菩萨笔录。也有说是无著菩萨一人独撰的。李先生提到一位专门研究无著的美国学者：

无著的研究也很兴盛，威利斯（Janice Dean Willis）研究他的“实相”思想，颇有影响。 （第105页）

这位Willis关于无著的研究专著，全名On Knowing Reality: The Tattvārtha Chapter of Asanga’s Bodhisattvabhūmi（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此书并非研究无著关于“实相”的思想，而是译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 （Bod-hisattvabhūmi）中的《真实义品》 （The Tattvārtha Chapter） 。

同《瑜伽师地论》一样，无著的《摄大乘论》也是唯识学的根本经典，在中国由于梁陈之际的真谛（Paramārtha）加以翻译和讲授而衍出摄论学派。欧美学者关于真谛的研究不多，李先生提到的一本比较有代表性：

1984年，迪安娜出版专著《中国6世纪的心灵哲学：真谛的“意识论” 》 ，研究真谛的唯识思想。 （第238页）

此书为Diana Paul所撰Philosophy of Mind in Sixth Century China. Paramārtha’s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但是书名中的“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并非泛指“意识论” ，而是专指真谛翻译的一本《转识论》 。

史传

中国古代赴印求法僧人的行记，一直深受欧美学者重视。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隲藏（1870—1931）曾于《入竺求法的僧侣》一文中，在述及唐代入印求法僧悟空时提到：

明治三十年的时候，我在《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偶然发现与此人相关的事迹和著作的记事。亦曾在宾迎文廷式时，与我国东洋学者谈到了此事，但是当时却没有一人听说过悟空这一人物。然而其后了解到，法国人沙畹在公元1895年就已将有关资料译成了法文，刊载于《亚洲纪闻（Journal asiatique） ，此事让我吃惊不小。西洋学者的汉学研究是决不可轻视的，由此可见一斑。 （ 《东洋史说苑》 ，钱婉约、广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7月第一版，第63页）

另一位唐代入印求法僧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也早有沙畹的法文译本。李先生在提到沙畹这个译本后，马上说到高楠顺次郎的英译本：

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Takakusu Junjiro，1866—1945）在伦敦留学期间，1896年把这部传记译为英文出版（脚注7：Junjiro Takakusu trans. I Ching，A Record of the Buddhis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A.D.671—695］ . Oxford 1896） 。 （第222页）

可是，这个说法却是错误的。因为高楠顺次郎留英时翻译的这部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

Malay Archipelago，原本并非《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而是义净的另一部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 。

既然研究“欧美佛教学术史” ，理应以准确处理历史人物和相关文献为治学原则。这类研究的典范著作，自非荷兰印度学家、佛教学者狄雍（Jan Willem de Jong，1921—2000）的《欧美佛学研究小史》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莫属。狄雍这本书宗旨明确，体例严谨，语言简明，绝非李先生在自序中所说“对刚跨入这个学科的人来说，略显杂乱，缺乏系统性” 。能够像狄雍那样全面掌握欧美佛学研究史料，准确而且简明扼要地介绍有关人物和文献，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们应该多多体会前辈大师著述的深心和苦心，这样才能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文中所附拉森画像，来自Wilhelm Rau编写的《德国百名印度学家肖像集》 ［Bilder Hundert Deutscher Indologen，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1965］ 。 ）

延伸阅读：

1） 《欧美佛学研究小史》 ，狄雍著，霍韬晦译，香港：佛教法住学会，1983年9月初版。

2）The Yogācāra School of Buddhism: A Bibliography（唯识宗研究书目） ，by John Powers，Metuchen，N. J.，& London: The American Theological Librar Association and The Scarecrow Press，Inc.，1991.

（初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0年4月25日，第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