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佛西先生及其《山水人物印象记》

辽宁教育出版社拟重印熊佛西先生《山水人物印象记》，知我与佛老有旧，命为前言，欣然从命。

此书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桂林由当代文艺社出版，为当代文丛之第一种，那正是佛老在桂林主编《文学创作》月刊的时候。战时大后方，重庆是政治中心，学术文化亦有地位，然学术重镇则为昆明，文化中心乃是桂林。此书之出，非是偶然。集内共收佛老当时发表于报刊的散文三十篇，小三十二开，薄薄一本，共一百十七页，非宏篇巨制，亦不能认为是佛老的代表作。出版社之所以重印出版，我想是别有深意在焉。

佛老逝世于一九六五年，距今不过三十年，今之话剧界人士，恐怕未必人人皆知有熊佛西其人。他的巍巍铜像，立于上海戏剧学院之内，外来参观者，恐怕不乏看了铜像方知其名之士。至于话剧界中人，未读佛老众多的剧本和戏剧理论，不知佛老毕生从事戏剧教育之经纬者，想来或亦不在少数。进而谈到文学，今天还知道佛老是一位文学家，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与许地山、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大师有深交并共致力于文学事业者。对当今文学史博知如姜德明先生，前有文，颇感叹于他发现了佛老旧文，才知佛老早年的文学活动，遑论他人。

出版社之选出《山水人物印象记》重印，我想是意在不忘斯人。我之欣然从命写前言，其意亦在此。但是，想到仅历三十载而几被人遗忘，欣然之中不免怅然。为学明渊源，重师承，讲家法，此中国学术之传统；谈文学，治戏剧，也是一样，非独于治文学史、戏剧史者为然，文学、戏剧之其他从业人员亦莫能外。不明渊源，便不知其来历变化；不重师承，便不得其本，因而家法大乱，学无所出。自然，转益多师是汝师，当更得其涯际。但在今天，无论为学或从业，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一切乱了套，舍师承、家法而徒言创造，以“新”惑众，以怪迷人，以口舌之乐逗人乐，立异以为高，无非叫人看不懂。如此，重印佛老旧文，扩而大之，选一些如佛老一样几被人忘之作重印，不只是盯住那么几位大师抢来盗去，以至涉讼公堂，于世道人心方可称有益。

佛老，世纪之同龄人，生于一九〇〇年，江西丰城县罐山村人。幼家贫，从事农业劳动，九岁入私塾，十岁入小学。十四岁，其父在汉口做了茶商，派人将佛老接到汉口读书，初入圣保罗中学（实则小学），后入辅德中学。在此期间，对文明戏发生兴趣，在学校里演过戏，写过幕表剧。一九一九年，中学毕业，赴北京，考入三校合并于时方成立的燕京大学，主修教育，副修西洋文学（这种主副修制，是燕京大学和其他个别教会大学的一种良好的办学制度，求其博专兼备，不流于狭）。燕京生活，奠定了佛老一生方向。他在燕京，从事文学创作，写剧本，演话剧。与同学谢冰心、许地山交往甚多。许地山先生班次高于佛老两年，于佛老影响尤大，是许先生介绍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得识茅盾、郑振铎诸公。在《山水人物印象记》中，佛老有二文写“燕京人”，一为《忆司徒校长》，对于司徒雷登先生的道德、学问、为人与办学备极赞颂。（想到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佛老对此文必痛哭流涕——佛老感情激动时常大哭——检查多次才会过关，不禁喟然！）另一篇即为《忆亡友许地山》。许先生于一九四一年八月逝世香港，佛老此文哭之哀，谓他进燕大时方十八岁，什么都不懂，是老学长许地山先生带着他读书，带着他玩，“不管在做学问或做人的方面，地山都给了我许多的指导”。而新文艺之引入燕大，佛老谓许先生之功甚大。其实许先生何止于燕大如此，一九三五年，香港大学请胡适之先生往任中文系主任，胡先生转介许先生往就。在此之前，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者皆倡国学的老先生、旧翰林，于新文学甚反对，是许先生力挽狂澜，于旧学之外，引入新文学，使港大中文系新旧兼容，风气一变。我在十余年前讲学澳洲国立大学，见图书馆中书，多许氏旧藏，乃许氏死后，为国立大学买去者，可见港大包括内地对许氏藏书皆未与重视，不禁又为之喟然。

佛老自燕京大学毕业后，于一九二四年得人之助，赴美留学。这时他写的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文章已多，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戏剧集《青春底悲哀》。赴美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戏剧和教育。在美期间，一面学习，一面写剧本，一面与闻一多、谢冰心、顾毓琇（著名科学家，后居美国。与佛老关系甚深。也是剧作家，写剧本用名顾一樵。多种记载包括上海戏剧学院编著的《现代戏剧家熊佛西》，将顾毓琇和顾一樵误为二人，故及之）、赵太侔、余上沅、梁实秋、林徽因等共同从事戏剧活动，与闻一多交尤深，一九四六年闻一多被刺身亡，佛老哭了一整天，写长文《悼闻一多先生》，载《文艺复兴》二卷一期，称之为“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其文感情真挚，气势磅礴，今日读之，犹觉震人心肺。

一九二六年九月，佛老自美归国，除短期兼任燕京大学文科讲师，从此开始了他戏剧教育家达四十年的重要实践，为中国戏剧教育的奠基者，培养了大批的戏剧工作者。佛老于此，成绩最著。他先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后学校改名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佛老仍任戏剧系主任。除了办学，他仍写剧本和理论不辍，并时亲任导演。此时即有“北熊南田”之称，佛老与田汉齐名。一九三二年，佛老加入晏阳初所创办和领导的平民教育会，赴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工作，任戏剧研究委员会主任兼定县实验区专门干事，以戏剧为武器，开启民智，鼓舞群众，以至于抗日战争爆发。平教会所从事的工作，连同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教育实践，以至他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过去都贬之为改良主义而歧视之，似乎，救国之道除了革命便无他途。这种论点的偏颇，日益为事实所证明。佛老躬行实践平民教育，亦戏剧界中的先行者。

抗战事起，佛老率领抗战剧团，由北平经长沙而成都，于兹三年。抗战剧团解散后，佛老办起四川省立戏剧专科学校，至一九四一年学校为四川省参议会胁迫政府解散，佛老应张治中将军邀往重庆任中央青年剧社社长，只五月，不辞而别，去桂林，办刊物，写文章，写剧本，写小说，参加剧运，一住三年余。湘桂大撤退，滞留贵州，辗转贵阳遵义间。抗日战争胜利，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上海，从此定居，以至于一九六五年逝世。在上海，他全力以赴办戏剧教育，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并仍写文章不辍，又投入民主运动，佛老不老。上海解放以后，佛老初为实验剧校改名为戏剧专科学校的校长，后剧专与山东大学艺术系及上海行知学校戏剧组合并而成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不久易名为上海戏剧学院，佛老均任院长，以迄于逝。

以上述佛老一生事业，自不足以尽达其人之实。感今人之多已忘记甚或不知斯人，乃为抄录如上。至其著作，无论是戏剧作品、戏剧理论、小说、散文、随笔，写出来恐怕是一大堆。上海戏剧学院编有《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一册，可惜没有开列一个详尽的佛老著作目录。

我初识佛老，在他一九三八年率领剧团到成都之时，事出偶然。我的亲戚陈筑山先生，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曾参与领导平教会事宜，与佛老有旧。佛老的剧团演戏，总送不少戏票给筑山先生，我家乃得分享。我其时是个蒙昧少年，全不知世事，但醉心于话剧，每次演戏都去看了，也因此得识佛老，但对佛老之人与事，则无知焉，只不过觉得这位望之俨然的美髯公其即也温而已。及后，佛老在桂林办刊物，他的刊物和文章，倒常看，然于其人其事，所知亦不多。我读书和毕业于燕京大学，可以称佛老一声学长。然他是燕大开创的第一届学生，真正的元老，我与他读书之时相差了二十年有余，何敢谬托。和佛老真正熟起来，是在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之后。其时我在上海《大公报》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和佛老接触渐多，由工作来往而有了较为频繁的私人往来。佛老看我对于市立剧校的宣传甚为热心，以为此人可信，在各种场合，包括他的东横浜路兴立村家里和他经常请客于此的北四川路凯福饭店，每作倾心之谈，不以我年少而轻视之。佛老为人，热情豪爽，天真可爱，说话本口吃，易激动，便更口吃，然一副真情，形之于色，发之于声，甚至表之于手舞足蹈，他的天真，有时不免过分。一九四九年建立青年团，佛老申请入团，时已四十九岁，今当不可解，然移于其时其人，亦易解。卒批准为团友。

市立剧校被国民党视为异端，每思取缔之。一次我得知市参议会有一多人签名的提案，要求政府取缔剧校，急忙打了个电话给佛老。电话放下不久，佛老忽然亲临我家，看他颠抖吃力地登我所居之陡峭狭窄的四楼，我甚不安于心。佛老与我，年辈与年龄相差甚多，是我的前辈长者，而他与我这个小子之间，互可信托。我受命为《文萃》杂志写《失踪人物志》，写被特务机关逮捕之人几位，其中一被捕者之妹在剧校读书，我托佛老为我约他的这个学生和我见面谈话，佛老欣然做了周到的安排。《文萃》烈士陈子涛为我至友，与佛老相熟，常往佛老家组稿。佛老对我说：告诉子涛要当心，他挟着个大皮包到处跑，总要出事。后果然。解放后我们举行《文萃》三烈士追悼会，我请佛老与会讲话，他还讲了这件事。

有一件令我永不能忘的事。我的胞弟振肃想进市立剧校读书，我告之佛老。佛老不但令其入学，还特别一再关照他的左右二丞相（朋友如此戏称）教务主任吴天、总务主任邱玺经常照顾振肃。但为此事，解放以后却引来了出乎佛老亦出乎任何人始料所不及的麻烦。上海解放后不久，邱玺忽以特务罪被捕。我亲见佛老在一次会议上痛哭流涕，检讨错用人之罪。我对邱玺被认为特务之事并未在意，自亦不明白其真伪，但却给振肃带来终身之孽。时振肃参军，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他“交代”了和邱玺的关系，从此被整得神魂颠倒，终至精神分裂，四十余年不治，以迄于今年初病死于精神病院。他每念念有词，言不离邱玺，我告诉他，邱玺已经平反，不是特务，他茫然不解，语如故。当此之时，我心几碎。邱玺平反后在某区剧团作导演，我偶遇数次，他总问及我弟，问病如何而起，现状如何。我自不能以实告。事虽起因于邱，而与邱何干焉？佛老也对我问过振肃之病，我亦含糊以对。

五十年代之后，和佛老往来渐疏，然每见，佛老待我热情如旧。后来听说，他有可能遭“右派”之运，是石西民力保得免。六十年代，相遇更少，偶晤，见他似有寂寞之状，亦不便深问。他的追悼会，我亦因事未去。想不到，他死后，竟还有我与他创办的上海戏剧学院一段姻缘。“文革”后期，我被发配戏剧学院“冷藏”，虽然什么事也没有做，上班时间为时亦甚短，竟蒙上海戏剧学院认我为校友。得参与佛老的弟子之列，于我有荣焉。他的门墙桃李遍天下，早期弟子贺孟斧、杨村彬，中期弟子李天济、刘沧浪、屈楚、徐昌霖等，皆我熟人，得与以上诸友为伍，虽是未入门墙，我亦高兴。

为此文，未尽佛老业绩之万一，亦非墙外如我所能尽。如总而论之，佛老于中国文学艺术的贡献，戏剧教育家应是首列，戏剧家及戏剧实践家居他业绩之二，文学之事居其三，但不能漏了他。也许最后还有一个书画，佛老能书善画，与白石、大千二大师皆有深交，且有文写二大师，尤以论白石为多。

一九九四年耶诞前夕竟日草

（原载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一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