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公报》自豪
石 坚
《大公报》是一家历史悠久,在中国近代影响较大的报纸。我虽然早就听说它是爱国的报纸,以至于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而赢得读者,但直接看到这张报纸却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当时,我在冀中解放区的《冀中导报》工作,才有机会看到《大公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洪升写的有关“箱尸案”的报道。1949年1月15日,我随解放军进城,第一个立脚点就是《大公报》馆。此后,与《大公报》的同行有所接触。一次《大公报》总编辑张琴南请《天津日报》部分同事聚餐,张先生的儒雅风度和渊博学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以后,和《天津日报》建立了互相协作、互相竞赛、互相学习的关系。1953年3月30日,天津市公开镇压反革命大会,市公安局长许建国作了报告,黄敬市长作了结论,工人王淑云作了控诉反革命罪行的发言。毛泽东看了天津两家报纸,立即电告胡乔木请新华社全文播发许、黄的讲话,并注明王淑云的控诉稿,采用《进步日报》那篇,足见毛泽东对《进步日报》看得十分仔细。
《大公报》创刊以来,有很多好的传统,比如它爱国,主张抗日,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等等。它的报道客观、公正、全面、真实、鲜明,特别是《大公报》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我国的新闻事业作出贡献。例如《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是第一位报道陕北苏区的记者,他的西北行的系列报道,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具影响力。它培育的新闻工作者遍及全国,连我这样从事新闻工作较晚的人也受到它的影响。胡政之是第一位揭露卖国的“二十一条”内幕和报道“巴黎和会”的记者;彭子冈是国内外知名的记者,她真实、客观地报道了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新闻,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朱启平是报道日本投降仪式的记者;杨刚是一位战地女记者,写了大量出色的报道。还有一批优秀记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建设祖国的人才。河北省委书记吴砚农、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家高集、为和平解放北平立过功的女记者傅冬等等,都曾在《大公报》工作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香港《大公报》同仁,怀着对自己的故乡的深厚感情,全方位地报道了天津市建设的新面貌。不仅让香港同胞了解了天津,并且通过《大公报》的报道,使世界了解了天津。天津人民感谢《大公报》,并以它的诞生地感到自豪,衷心祝愿《大公报》越办越好,以更辉煌的成就迎接100岁华诞!
(作者为原《天津日报》总编、原天津市人大副主任)
(原载2001年8月23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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