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忆旧

香港《大公报》忆旧

唐振常

此番在港,居留时间超过以往十几年间的每一次,也就多了一些时间遐想,感岁月之易逝,念旧友之凋零,为此文以记51年前初到香港的往事。

那是1948年10月,我在上海《大公报》做记者,香港《大公报》已经复刊数月之后,忽一日,费公彝民(时任香港《大公报》经理兼上海《大公报》副经理,经常往来港沪间)对我说:“你已经列名黑名单,赶快想法走。”费公并告,他是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那里知道的,消息确实。这自然引起我考虑。早在1947年7月,上海“文萃”案发,我的朋友,后称为“文萃三烈士”者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被捕,我也因此而被中统局逮捕,拘留一夜,经《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电话上海市长吴国桢力救得出。在上海,我有再被捕的可能。其时,我在上海的朋友黎澍、孟秋江、唐海等,还有我的胞弟唐君放都已到了香港,那时候,我们把香港看作自由的地方。事实上也是如此,左派人士在内地有了政治危险,一到香港就海阔任鱼跃了。

《大公报》素有一个传统,对于同人之被捕者总是尽力营救,前举王芸生先生之力救我,只是一例。当王先生打电话给吴国桢时,吴说:“我刚从南京回来,明天再说吧。”事实确是这样,吴国桢赴南京公干,当晚回来,我和《新闻报》记者严洵、张孝权(现易名文达)、商报记者夏治淦三人相约夜访吴国桢,而我未及出发就为中统特务“请”走了。王先生毅然告吴国桢曰:“今晚不放人,我明天就登报。”这句话起了作用,我在亚尔培路二号中统上海办事处(今名陕西北路。这幢房子拆除了。真不该拆,多少人在这里被关押过,是历史的纪念。)被问了一番话之后,由一个特务用车送我到了吴国桢公馆。甫下车,严、张、夏三位正在扣门,我和他们是如约汇合了。1947年重庆《大公报》有记者曾敏之等多人被捕,尽管胡政之先生曾表示“爱莫能助”,遭同人不满,王芸生先生则以个人名义表示对捕人的抗议。及后,《大公报》驻广州记者陈凡被捕,胡政之先生营救不遗余力,亦足以补前失。《大公报》此种做法,颇有当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遗风余韵,蔡元培主张学生的天职是读书,不赞成罢课、示威游行之类,而学生因参加爱国运动被捕了,他必竭尽全力救援,不达目的不止。

我向王芸生先生提出去香港《大公报》工作,顺利快速地达到目的。代买飞机票的同事设想周到,说是如飞香港,可能引起怀疑而追查,不如飞广州稳妥。于是,我在1948年10月的一天,由上海飞抵广州。抵广州机场,当时尚未谋面的《大公报》广州办事处记者黄克夫,径入机场,在飞机下客之时,冒叫一声我的名字,见面了。住广州一夜,翌日傍晚,再飞香港。几位朋友和我弟弟在启德机场接我,踏上香港土地,一颗心落地,不会有什么中统、军统来找麻烦了。

香港《大公报》在中环利源东街,是租用《新生晚报》的房子。无所谓编辑部和经理部,就那么一间楼上临街房子,白天是编辑部的日班人员和经理部办公,夜间则编辑、译电、校对、资料人员换防,有时还要加上夜晚归来写稿的记者,室内无转身之地,一张桌子几个人用,没有一个人有独用的写字台,包括总编辑和经理。台上抽屉装的物件,也分不清是谁的。排字房、印刷厂在楼下,也是租用《新生晚报》的。这种窘迫之状,我倒并不吃惊。在入上海《大公报》之前,我曾经在成都一家报纸工作,那才算是最穷的报纸。其名为《华西晚报》,八开小报一张,如今国内即使是藏书藏报最齐备的图书馆,恐怕也不会找到这张报纸。抗日战争时期,这张报纸可威风得很,革命性可强得惊人,共产党党报重庆《新华日报》不敢登的新闻,《华西晚报》敢登。《华西晚报》从总编辑到记者、校对,工资一律,它是最早实行平均主义的机构,可谓继太平天国之正统;工资数目,有同于无,大约只够买几包香烟。这真是“越穷越革命”。办公地方,起初借用一个学校,后来搬到一家赌场,在赌客喝五呼六声中干革命,旷古所未闻。有此经历,到了利源东街的《大公报》,我视之晏如也。起码工资有保障,一日三餐,供应饭食亦不恶,深夜编完报回去,的士送归。这在昔日《华西晚报》,均不可想像。《华西晚报》全报社人员,都是安步当车,除了一位记者有一部破烂的自行车。在香港《大公报》数月间,我和多数同人一样,感觉可以自由痛快地说话编报,不需再做违心的事了。工作条件虽差于分别来自上海、天津、重庆的《大公报》三馆,而工作环境完全变了。这段时期的香港《大公报》,便成虎虎然有生气。

到差之初,陈凡调往广州,任办事处主任,我接他的班,编本市版,这里称作港闻版。对于这个版面,我实在很乏味。充斥版面的新闻,无非是肛门藏金走私被查获,抢劫案等等,而其文字,粤语加似通非通的文言,令人难解。是以,我曾自嘲曰:“港闻版编得最好的一栏是‘今日广播’。”那时还没有电视,只有一个“丽的呼声”电台,“今日广播”四个字是做的电版,每晚送来节目表,换上就行了。谓之曰最好,盖言其他报道均无足看,也就是说港闻版整个地不足看。我这种观点,也许当时就与香港编报者和读者相异,时至今日,脱离新闻岗位已30余年,大陆编报渐趋港化,我已不适应阅读大陆报纸,更无论今日之港报了。今日之港报,与50年前相较,自然有了变化,变化所在,非我能言。

不久,陈凡复来香港,原编二版的曾敏之调广州补陈凡之缺,我接替敏之的工作。所谓二版,又叫次要闻版,意即次于第一版的国内要闻。这个界线很难划分,第一版和第二版常有扯皮,要之以第一版为中心,第一版稿子多了,它就向次要闻版甚至国际版冲;反之,它的稿子少了,就得向次要闻版甚至国际版拉。此拉锯之势几乎是每晚都有,因此,这三个版面总是最后差不多同时拼版看大样。要闻版编辑刘克林,国际版编辑谭文瑞,都是我的同学,我们3人都是一出学校就进了《大公报》,刘入重庆馆,谭入天津馆,我入上海馆,想不到如今在利源东街演稿件之拉锯战。然而,此中亦自有其乐。每当几近凌晨,稿子发齐,等待看大样,我们常买几瓶啤酒,佐以咸脆花生,当晚值班的编辑主任杨历樵(大家叫他杨老令公)或朱启平都参与我们的咸脆花生佐啤酒之乐,只有萧乾例外,他值班时,一面写他的专栏“时间的无慈”,一面猛喝牛奶。日前,在“百佳”买得咸脆花生,大喜过望,满以为重嚼此物,一拾少年之乐,吃了一颗再也无从继续,这才忆起,耄耋老翁,假牙不胜此硬物,废然而止。而昔年同嚼此物诸公,杨老令公高龄仙逝,启平在美归道山,克林在“文革”方起时跳楼自杀,剩下我和文瑞南北间阻,几年难得见一面,真感岁月易逝,人生无常。

我初来香港,杨刚已从美国归来,由香港而上海,驻足王芸生公馆,与芸老数议天下大势,《大公报》之去从。杨刚归港不久,芸老经台湾南来,相与偕者为《大公报》驻台湾特派员吕德润。不,应该说是德润偕芸老来港。事实经过,恐台湾阻止芸老之行,因而是德润具名订购来港机票,声称《大公报》台湾分馆主任吕德润偕随员1人赴港,芸老真成了不具名的随员。德润近年时讲此旧事以为乐。以后,李公纯青从上海来,周太玄“法师”复以《大公报》多年客卿身份入香港馆为顾问,太玄“法师”引来杨东莼先生亦为顾问。上举诸公加上港馆复刊之初即为领导层的费彝民、李侠文、马廷栋诸公,诚然于当时决定了《大公报》的大政方针,使报纸变化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忽略复刊香港后《大公报》的新闻取舍、言论和副刊文字,已经逐渐和内地三馆的报纸又不同了,其中尤以副刊“大公园”最为突出。所以,谈香港《大公报》,不能忘记全体同人明里暗里的实践,不能完全归功于领导的决定。且在时间顺序上,同人暗自的或者说是自发式的实践,尚早于领导的决定。自然,暗自的自发式的实践,只能起作用于局部,领导层的决定,则见效于全局。近年每见一些文章写杨刚对香港《大公报》的作用,作者于事实既多未明,不免偏而不全,且无论矣,其最突出的观点,把杨刚写成了女党代表,过分强调了个人的作用。杨刚是我极为尊敬的前辈、同事与领导,此时在香港《大公报》,后来在上海《大公报》,她都做了重要的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凡事,她都和我们这些阅历尚少的年轻人商量,所谓走群众路线,大约就是这个意思。把她写成单枪匹马的女党代表,不合于事实。她如有知,也未必同意。至于以后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以及在《进步日报》版面上一系列批判《大公报》的激烈言论,显然是最高决策者的意志,不能归因和怪罪于杨刚。犹忆杨刚奉命先行北上,香港《大公报》同人自然很关心天津《大公报》的命运。天津解放,某夜,新华社一条电讯,谓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出版,电讯中有《进步日报》领导人名单,除了宦乡、秋江,赫然有杨刚在。时夜班诸人都已上班,王芸老、李纯公也来了,或立或坐于临窗两横一竖的三张写字台前,瞠目结舌不能语。不久后,李纯公也奉命北上了,他也在天津参加了《进步日报》领导人的行列。时乎势也。但也许是事后反省,觉得初计未当,才换来了上海《大公报》于上海解放后原名原班人马照样出版的待遇。以后(1953年)上海《大公报》北迁天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用《大公报》名义出版,诚然由于上海《大公报》处境困难,王芸老写信给毛泽东主席陈述,毛招王进京面谈,乃决计北迁,然两报之合并,恢复天津《大公报》之名,毛语王曰:“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可见,毛此时亦不以改名《进步日报》为恰当了。

尽管我们这些当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的人,曾经为改名《进步日报》惊愕,过几天也就不以为意了,照样拼命努力办报纸,把一张报纸办得来革之又革。而在报社内部,由上而下,有学习会的组织,是为自觉改造思想的前奏。夏公(衍)首讲,谈的是改造立场问题。杨东莼先生继之,讲历史,谈时事,妙趣横生。太玄“法师”讲哲学,谈修养。大家干劲正大,期待中国的解放。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偶有令《大公报》人惊不能解的事。时在哈尔滨举行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我奉命写了一篇社评祝贺,过两天,杨东老又写了一篇同样题目的社评。东老引用鲁迅的话“血债必须用同物来偿还”,偶尔笔误,把“同物”写成了“动物”。翌日,《华商报》大张挞伐,深文周纳,曲为解释,说是欠了人民的债不用血来偿还,企图用动物来偿还,是逃不过的,俨然是要清算《大公报》了。众人的惊愕,远胜于改名《进步日报》,以为是不准阿Q革命。继之,得知此文是潘汉年所写,更不能解。这事自然没有结果,杨东老只出以轻松的一笑,说是“我已经对小潘说了,他不知道是我写的”。此岂能以知道不知道是谁写的来作解释。这只是小小插曲一段。

我和《大公报》一些同事,还有馆外一大批朋友,都只是以香港为过渡,借得几个月的时间在此工作,等待回到大陆解放了的天地。5月27日,上海解放,整装待发;6月初,海运开通,我们即乘盛京轮返上海。同船多熟人,《大公报》之返上海者,计费公、王芸老夫人偕其小女芝瑜、刘克林、方蒙、魏绍文、潘际坰、袁水拍和我。这些人中,至今已死其半。芝瑜,当年的小姑娘,如今也是60开外了,在美经商,近年两晤,出语多父风,妙趣横生,且有丈夫气,人才也。

近年,大陆报刊对于昔年《大公报》(指1949年以前)每多争论,攻之者以小骂大帮忙五字诔语为结,尊之者每反其言,辩曰:对国民党政府,《大公报》何只小骂,且往往大骂焉。双方各各举出若干事例以为证。这样的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将永无结论。窃以为,中国近代报纸的产生,其异于西方商业化报纸者,是文人论政这个特殊的格局。清末至民国,以文人论政为标目的报刊,频频兴起,而显著其成绩。梁启超之办《时务报》、《清议报》及后之《新民丛报》;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之办《苏报》,是其著者。甚而后来章太炎之主《民报》,虽为同盟会之机关刊物,要亦其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等以文人而论政也。《大公报》自1926年以新记公司名义承办,即力主文人论政,以后取得了成功。1941年美国颁授《大公报》密苏里奖章,张季鸾先生临危到会致辞,仍以《大公报》在商业社会中维持了文人论政而自豪自勉。文人论政就是本知识分子之良知,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其所批评,也许有不准确,甚而不正确,要其所归不是一党一派之利益。从此立论,就无所谓小骂大骂,小帮大帮。文人论政的条件,离不了一支笔,几把手,《大公报》的笔先是张季鸾先生,后是王芸生先生。文人论政为标的,又有巨笔如椽,所以成功。这些话,俱往矣,无非白头宫女说玄宗,原来是忆旧之文,并不以为今日的期望。

说到此,还有一点须为旧时《大公报》一辩。颇有文章论及香港《大公报》1948年至1949年之转变,谓曰起义。此实不可解。《大公报》是一家民间报纸,没有一分官股,以它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之脱离国民党军政机构混同一体,岂能说得通。有人以王芸生先生在1949年前后发表的文章加以引申,说是这篇文章有云,他(王芸老)到解放区,是来向人民投降的,自称是投降,岂非起义。其时也,王芸老带着满腔热情,发此惊人之语,实是过分,并非不可理解,以后他再也没有用这样的语言。而且,王芸老谈的是他自己,和评价《大公报》亦有别。在《大公报》同人中,就我所知,只有萧乾一人,自称他1949年在香港参加《大公报》起义工作,而且言之者再三再四。萧乾在1949年前后,遭文艺界部分人横施攻击,备受凌辱,唯其如此,便有违心夸张之语,既违事实,复反科学,对此也应这样看待。王芸老公子芝琛,近年根据档案材料,写了多篇有关《大公报》的文章,其中一篇即驳斥起义之说,是一篇理性分析的文章。文章发表以前,他寄给我,我改其题为“起义云乎哉!”今日谈此事,我还是五个字:起义云乎哉!

新纪将至,再越一年,2002年,乃是《大公报》创刊百年纪念。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家报纸度其百年寿辰。亏得香港《大公报》的存在,使中国能有一家报纸将迈入百年之期。尽管不复再是文人论政,究竟是可以记载一笔的大事。后浪推前浪,新人易旧人,逝者已矣,继起可追。为此香港《大公报》忆旧之文,其言不经,尚请旧新同人多所谅察。

1999年11月29日于香港城市大学

(原载1999年12月15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