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港

天◇下◇之◇港_丝路听潮：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一个港口打开了一个国家的门。

开放的明州港（宁波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跨越浩瀚大海，把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古代东亚的文明交流中，港通天下的明州起到了中心作用。明州不仅是中国与海外航海外交和通商贸易的始发港与目的港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向海外传播的重要窗口。

据说，日本狂妄的大名丰臣秀吉曾经说过：如果他能够征服东亚，一定会把统治的大本营放在中国的明州。这就引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概念：宁波的历史空间定位。

有着1100多年建城史的宁波地处中国沿海南北航路的中段，自古就是著名的港口城市。宁波港的独特意义来自于，它正好处于河海交汇的黄金地段。从历史空间的角度，可以这样描述宁波：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

大量的考古、文献资料及历史遗存证实：唐宋以来宁波就是一个国际性港口城市。宁波港与浙东运河是外国来使与贸易商团的主要登陆口岸和通往中原的运河航道，同时也是中国使团和商团出海的主要通道。宁波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始发港之一，而且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唯一的出海通道。从这个角度看，宁波港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海上丝路通天下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最古老的海上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

东海航线始自周王朝建立之初（前1112年），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从山东半岛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时，派徐福率童男、童女等数千人东渡日本，带去了养蚕技术，日本人后尊祀徐福为“蚕神”。

南海航线的起点，汉时为徐闻、合浦，公元3世纪起，广州、泉州相继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由广州、泉州经南海到东南亚各国，并延伸至印度洋、波斯湾直至非洲大陆，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成为主要出口货物，因此也称作“海上陶瓷之路”。由于从海外输入的商品主要是香料，也有人称之为“海上香料之路”。

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海上丝绸之路代之而兴。到两宋，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南海航路的延伸，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明初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清初，由于实施海禁政策，航海业开始衰败。五口通商后，与西方交往再次密切，海外贸易重又兴盛，但内涵和意义已经完全不同。此时帆船时代已经结束，代之而来的是蒸汽机船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消亡。

从宁波的历史看，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萌芽期：主要是古越文化的传播。河姆渡先民创造的稻作农业文明，通过海上原始工具，开始向周边诸国传播，河姆渡成为亚洲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开通期：主要是汉时吴地工匠东迁，将先进的文化技术带入周边诸国。佛教开始通过海道传入中国沿海地区，三国至西晋时期，宁波已出现不少佛教寺院。

发展期：为学习盛唐繁荣的制度文化，日本派出遣唐使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遣唐使和民间商舶通过南路航线的往来，为大唐文化的传播架起了桥梁。这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真正意义上的形成。

鼎盛期：宋元时期，造船、航海技术的重大发展，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使海外贸易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南宋禅宗兴盛，以佛教交流为桥梁，各国僧人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周边诸国。浙东明州上林湖成为青瓷中心产区，晚唐至宋元时期大量外销，从而形成了“海上陶瓷之路”。

禁滞期：明代，宁波港为朝廷指定的与日本“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也是遣明使的指定出入口岸。官方贸易、文化交往时断时续。但由于明朝一度实行海禁，宁波港失去了宋元时期海上丝路繁荣的局面。

萎缩期：鸦片战争之前清廷实行严格的海禁，海上丝绸之路萎缩；五口通商后，海上丝绸之路从东西方和平商贸、文明对话之路，逐步转向为文明的冲突，直至成为掠夺、侵略、战争、殖民的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此终结。

从河埠集到国际港口城市

像历史上许多发达的城市一样，宁波城市的发展也是逐水而居，因港而兴，城市随港口的繁荣而兴盛。从句章港到三江口，再到北仑港，宁波港口的每一次变迁，就意味着向大海更靠近一步。海港、河口港、内河港三港合一，成为宁波城市的基本特征和核心价值。

宁波境内有城始于周元王三年（前473年），越王勾践筑城于姚江畔的句余，名句章城，城外有港可通江达海。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句章城为孙恩起义军攻破，县治迁往小溪（今鄞江桥）。鄞江扼四明山之隘口，平原江河密布，小溪港水路可达古句章，经姚江水道可至会稽郡，水路交通十分便利。

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繁衍，鄞江因其地卑隘，发展受阻。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明州治自小溪移至余姚江、奉化江、甬江交汇的三江口，明州刺史韩察造内城，俗称子城。乾宁五年（898年），明州刺史黄晟构筑罗城，三江口作为明州州城固定，并迅速发展起来。

以后的发展历史表明，三江口优越的地理区位，对明州城市的发展，起着关键而持久的作用。

三江口距海20余公里，甬江直通大海。甬江水位随潮涨落，远洋大帆船可以溯江抵达三江口；而内河舢板船借运河之便，可抵达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地区。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唐宋时，明州城进入了以港口城市为核心的“帆船贸易”时期，已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到达明州的内河航船，一般从东渡门外的三江口换乘海船经甬江出海。同样，从岭南、福建等地以及日本、高丽来的海船，在明州驻泊后，改乘内河船，经浙东运河至杭州，与大运河对接，直达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扬州。唐代明州的水产贡品就是取道运河，昼夜兼程运往长安的；而明州的越窑瓷器也通过明州港销往日本、高丽等海外地区。

南宋迁都至临安（杭州）后，宁波实际上成了杭州的外港。这同天津与北京的关系有点类似。

当时，来往于杭州与宁波之间的商旅交通十分繁忙。由于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浅滩和潮汐影响，来自中国东南的远洋大帆船只能在宁波卸货，转驳给能在运河及其他内陆航道通行的小轮船或小帆船，再由这些小船转运到杭州、长江沿岸港口以及中国北方沿海地区。而长江下游地区的产品则往往沿着运河运集至宁波港出口。

宁波港和浙东运河，实际上为中国大运河提供了河海联运、接轨内外贸易的黄金水道与优良港埠，是中国大运河连接世界大通道的南端门户。

从元代开始，宁波成为当时南方漕粮北运的重要运输港。由于“明、越当海道要冲，舟航繁多甲他郡”，元初就在宁波设置专门的漕粮海运的管理机构。元末天下大乱，漕运受阻，至正十四年，诏令方国珍兼任总漕事，“岁董舟师以卫达之”。后来“迁署于鄞。乃辟庆、绍所为都漕运府”。

南方漕粮北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河海联运。这种功能后来成为宁波航运业的特色：“吾郡回图之利，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其来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清庆安会馆《甬东天后宫碑记》）。浙东运河与宁波港的组合作用显而易见。

至清代咸同年间，宁波港埠通商达到最盛。“舟楫所至北达燕鲁、南抵闽粤，而迤西川、鄂、皖、赣诸省之物产亦由甬埠集散”，南北商号盛极一时。每年往来宁波港的船只有4600多艘。从宁波港出口的徽茶在屯溪集中，经浙东运河可“一水直达”宁波，宁波实际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转口港。

从地理与历史看，明州的建立，治所迁至三江口和州城的扩建，是海上丝绸之路与运河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宁波的城镇布局也始终与海上丝绸之路及运河水系紧密结合、一体发展。

从曹娥江、姚江交界至镇海甬江出海口，沿浙东运河主航道，余姚、慈溪、鄞县、镇海四大古县城一字排开。从其选址、布局及功能定位等形成发展的过程分析，几乎同海上丝绸之路与运河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发挥完全一致。

在100公里左右的运河主航道上设置如此密集，形态、结构、功能各具特色，发育完备的四个古代县级行政机构，保证了宁波港及浙东运河各段航道的功能管理需求，这在大运河沿线及沿海城市中极为罕见。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

三江口，俗称“东门口”，原本是宁波国际港口所在。唐宋以降，从三江口到灵桥一带，沿奉化江排列着多个码头，旧称大道头。在三江口的江面上、码头旁，帆樯林立，商贾云集，极为繁荣。

三江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口，与日本、高丽、爪哇、安南、暹罗等二十多个国家之间频繁往来的商船在这里停泊和起航；同时，三江口又是国内航运贸易的枢纽港，漕粮北运的转口港。宁波航运业著名的南北商号，自南宋开始，至清嘉道时期达到鼎盛，持续时间长达七百余年之久。

宁波有句老话：“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讲的就是三江口江厦街的繁华盛景。

明州港地处沿海中部，内河与海外交通便利，随着唐王朝对日本等国的开放，明州城的对外贸易迅速繁荣起来，明州港迅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

宋代，西亚的波斯商人经常来明州做生意，于是宋朝政府专门在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了“波斯馆”，还造起清真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条波斯巷。波斯巷从一个侧面说明两宋时的明州港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港。

正是由于明州海外贸易的兴旺发达，明州港地位的举足轻重，从北宋起，官府开始在明州设置各种对外贸易管理机构。

宋初，政府在广州和杭州设立两个市舶司——广州市舶司和两浙路市舶司。北宋淳化三年（992年），两浙路市舶司从杭州迁至宁波，设于子城东南隅。咸平二年（999年），明州置市舶司，下设市舶务。

南宋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下令“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明州成为获准与日本、高丽通商贸易的唯一港口。政和七年（1117年），明州城内建高丽使馆，置高丽司，又称来远局。

庆元元年（1195年），南宋政府废杭州、温州等四市舶司（务），“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明州港成为全国三大对外贸易港之一，国际通商贸易发展到极盛时期。当时明州从海外输入的商品达160种，至元朝时经由庆元（宁波）港进口的贸易商品更是达220种之多。

明洪武三年（1370年），宁波置市舶司，实行勘合贸易。宁波被指定为接待日本勘合贸易贡船的唯一港口。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海禁，宁波设浙海关行署，是全国四个海关之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宁波被列为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于1844年1月正式开埠。

宁波海外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河海交汇的优越地理区位；另一方面，明州造船业的发达，为以宁波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运河交通、贸易提供了有力支撑。

宁波是中国舟船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唐时，明州已是全国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宋代，三江口设有官营造船场，年造船数量居全国之首，最多时达数百艘。不论造船吨位还是技术水平，明州都是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在国际上也属先进行列。明州港曾两次受朝廷指定打造了四艘“万斛神舟”，专门用来通使高丽。

除官营造船场外，明州港民营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所造船只既有海船，又有内河沙船和驳船。

由于明州水路直通大运河，所以从唐代开始，明州就是千里大运河在东南沿海的物资集散中心，丝绸（陶瓷）之路的著名东方大港。在东门口码头遗址、天妃宫遗址、江厦码头遗址、渔浦城门遗址发掘中均有各类陶瓷制品出土。唐代，除越窑制品外，主要是长沙窑制品，宋元时为景德镇青白瓷，明清则是景德镇青花瓷。

长沙窑与景德镇瓷器主要是沿内河，通过长江，顺运河水道运抵宁波，再由宁波销往海外。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河海联运的便利，促进了宁波海上陶瓷之路的发展，成就了宁波在海上陶瓷之路中的独特地位。

1975年，韩国渔民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安海域发现一艘元代从庆元（宁波）港出发的沉船。考古队员从沉船里发掘出了两万多件青瓷和白瓷，其中大多是江西景德镇窑和浙江龙泉窑的产品，也有江西吉州永和窑、福建建窑和河北磁州窑、定窑的产品。专家认为，这说明元时庆元港是重要的出口大港，全国各地的瓷器通过千里运河水道走庆元港出口。

2002年，位于宁波唐宋子城遗址内的元永丰库遗址，出土了大量越窑青瓷、景德镇窑影青瓷、德化窑白瓷等宋元时期著名窑系的产品，进一步印证了明州是宋元时期国内瓷器销往东亚的第一大中转港。

对于明州而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对区域地位的提升、地区商贸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就这个角度而言，海外贸易是唐宋时期明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推动力。

一方面，来自日本、高丽及南海诸国的商品经市舶抽解后，在城内各个市场出售；另一方面，来自沿海与内地的各类商品在这里进行交易，然后由商人转销海外。明州城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和最大的消费市场，充分发挥着流通枢纽和物流调节的功能。

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是国家的生命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当时，杭州与绍兴、杭州与海外的联系都依托于浙东运河。到了明代，宁波更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许多海外客商都通过浙东运河深入中国内地。

因此，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以后，随着明州人口的增长、商品化水平的提高和浙东运河交通的发展，以跨区域为特点的远距离贸易进一步发展。

明州港是当时米粮中转地，遇浙西米荒，“二广之米，舻舳相接于四明之境”，并经运河转运内地；明州的海产品销往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市场，甚至贩运至荆襄地区。

朝贡贸易之外，宁波的民间贸易迅速发展。民间贸易的发展，是宁波港与浙东运河在官方管理机构撤销后并未丧失功能的一大原因。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关闭浙海关，对外贸易中止。但宁波内贸仍兴，“百货咸备，银钱市值之高下，呼吸与苏杭上海相通，转运既灵，市易愈广，滨江列屋，大都皆廛肆矣”。

文明对话之路

东西方文明对话最基本的形式是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商业贸易是其基本特征，政治、文化等交流则往往同步进行。

自古以来，宁波不但是与世界各国进行商品流通的大埠，而且还是国际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

宁波与海外的“文明对话”始于东汉晚期。这一时期，海外舶来品和印度佛教已通过海路传至宁波地区。

有意思的是，宁波在较早吸纳佛教文化后，经过融会、发扬，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东亚地区，对日本、高丽的佛教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始建于西晋初期的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在宁波与海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与日本的佛教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阿育王寺在宋、明时期被列为“天下禅宗五山”之一；天童寺号称“东南佛国”，被日本佛教曹洞宗尊为祖庭；作为中国古代佛教建筑典范的保国寺，则对东亚地区的寺庙建筑产生过较大影响。

唐显庆四年（659年），日本第四次遣唐使团在越州县港口登陆。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真正意义上的形成，也表明宁波开始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窗口。此后，日本遣唐使又先后三次在明州登陆入唐，宁波与日本等国的文化交流更趋密切。

与此同时，浙东越窑青瓷与中国的建筑、雕刻、绘画、书法及思想学说、科技等，通过以明州港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对一衣带水的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浙东越窑制瓷技术是明州“海上丝绸之路”先进科学技术向外传播的重要标志。

有专家提出，广州、泉州对外来文化是属于吸纳型的，而古代明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特点是向外传播，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汉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输出、传播是主要的。

这种以输出为主的文化传播，正是基于运河文明的厚重中原文化的支撑。

运河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汇影响，最为典型的就是以我国八大天后宫之一的庆安会馆为主要载体的妈祖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妈祖信仰起源于福建莆田。唐宋以来，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吸引了各地商人尤其是福建商人前来经商，妈祖信仰由此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宁波，并开始在宁波迅速发展起来。

庆安会馆是宁波最大天后宫——甬东天后宫所在，同时又是北号船商聚会议事的场所（南号船商比邻兴建了安澜会馆）。

由于宁波南北航运漕帮和对外交流的兴盛，妈祖信仰得到北宋朝廷的褒封，妈祖由此从民间供奉上升为朝廷封神。妈祖文化从宁波沿两条线路向外传播：一路是借助海上丝绸之路从宁波向东南亚一带传播，另一路通过运河向运河沿线及北方（以天津为代表）传播。宁波成为妈祖文化弘扬与传播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运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宁波三江口碰撞、对话、交融，形成了宁波城市的文化底色，使其兼具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双重性。

千余年来，宁波始终立风气之先，运河带给她厚重的积淀，海洋赋予她开阔的视野。宁波人重商、开拓、以天下为家的精神，正是在运河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人文背景下孕育产生的。

以余姚籍思想家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提倡“工商皆本”和“经世致用”，萌生早期民主思想，对宁波的地域文化与宁波帮的兴盛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明清浙东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通道。

明清之际余姚另一位学者、教育家朱舜水反清复明失败后东渡日本，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

英国学者威尔斯曾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愚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

中华文明历经冲击而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民族开放进取的海洋精神。

海上丝绸之路是海洋文明的集中体现，彰显的是我们民族勇于开拓、不断创新、锐意进取、兼容并蓄的精神。

三江交汇，百川归海。海洋孕育了宁波的文化，港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海上丝绸之路给宁波这座城市打上了深深的海洋文化的印记，铸就了宁波人的性格特征，积淀成为宁波城市的文化品格。

海上丝绸之路仿佛一个历史坐标，它昭示我们：一个城市的活力，来自于面向海洋、面向世界开放的勇气，来自于胸怀天下、海纳百川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