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上天之夜

卫星上天之夜

1970年4月24日，我正被拘于复旦大学学生宿舍7号楼内，名曰“抗大式学习班”，实为隔离。至于何日可以学成，那是绝对不告诉你的，以便充分利用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而不决的威慑力量。

话说那天夜空突然传出天籁般的《东方红》簧琴音乐，接着播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消息传来，校园顿成羹沸。学习班的几个“学员”这时候血也热了起来，心想此乃全民盛事，便也蠢蠢欲动，兴冲冲往外跑去，要跟革命群众同乐一番。不料脚还未迈出楼门，早有缇骑过来喝止:“哼，你们也配?！”

革命群众要游行庆祝，手头没有锣鼓，怎么办?缇骑这才想到我们几个:“勒令你们跑步到系办公室去取来！”这时不知是谁弄来一辆黄鱼车，于是由缇骑押解着，我们几个飞车去取回了系名大旗、各色彩旗和一套锣鼓家什。“咚咚呛，咚咚呛”，看着革命群众的队伍渐行渐远，我们几个被剥夺了欢庆权利的灰溜溜回到“囚室”，或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或续写交代材料。鉴于革命群众游行归来需要漱洗，在缇骑监督下，著名学者林同济先生和我两人持10个水瓶，被派去打热水。见林老迈，我自告奋勇，一手各4，拎回8个水瓶。缇骑倒也并不干涉。

从供水站到宿舍楼总也有五六百米的距离。走在这像是噍类靡遗的空旷校园，我突然意识到那种“排异”政治的威力。我说的“排异”当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而是那种“摈弃”、“疏离”、“隔绝”、“非我族类”、“心灵流放”、“革出教门”的意思。我想到了古希腊的陶片流放，想到了奥威尔的《1984》……想归想，脚步可不得放慢。游行队伍回来，我们还得驾上“三套车”归还锣鼓去呢。今天，有的年轻人争着要做“另类”。英文里的alternative rock、alternative medicine等也颇带一点创新的意思，可在我们那个年代，当个“政治另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回想起来，这种“排异政治”确实厉害，可能是针对“人是社会动物”（鲁滨孙还需要个“星期五”呢）这一特征设计制定的。把你逐出人群，孤悬在外，久而久之，你始而会怀疑自己的归属，继而觉得自己丧失了基本的人格和人性，终至绝望。近读《炎黄春秋》上袁剑平先生《“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回忆》一文，读者可以看到这种“排异政治”决非形成于朝夕之间，而是“古已有之”，到了“文革”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才鉴足以辨物，思理方能研幽，要建设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不好好温习温习往事，从中汲取刻骨铭心的教训，行吗?

（原载2007年8月2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