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公报馆

天津大公报馆

民国时期，报馆出书是天津出版业的主流，同时又是天津出版业的一大特色。报馆兼办出版，在当时主要有大公报馆、益世报馆、新天津报馆等20多家。在报纸上刊登的时评和连载小说等，只要读者爱看，最后都结集成书。

笔者见到过一些大公报馆出版的图书，从所见的版本看，有天津大公报馆和上海大公报馆之分。天津大公报馆版是长江（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上海大公报馆版是费孝通著《重访英伦》，在两者封底，所见的是相同图案的出版标记，图案呈圆形，文字是变形的“大公”两字被框在圆中，极具图案感，“大”与“公”相交相融，隐隐约约，设计理念不俗，肯定出自高手！但仔细看，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唯一的区别是：一阳一阴，即文字“黑白”互换。这种不同阴阳图案的出版标记，是否只是一种随意的做法？或者有着哪些版本印阴文，哪些版本印阳文之规定？或者是天津大公报馆版与上海大公报馆版的区别？从所见数量不多的版本看，天津大公报馆版与上海大公报馆版确有“阴阳”之别。在《中国的西北角》版权页上，还印有一种附有大公报馆标记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图案，设计得相当别致，在此留存。

天津大公报馆的出版标记

《中国的西北角》封面和版权页

从两种版本版权页看，天津大公报馆在天津法租界30号路，出版部与之同址；上海大公报馆在南京路212号，承印课在民国路（今人民路）261号。

据笔者所知，1902年《大公报》创办于天津，创办者是英敛之（1867—1926），名华，字敛之，号安蹇，生于北京。光绪三十三年（1907）曾出版过著作《也是集》，1910年又印了《也是集续编》，两书均为铅印线装本，天津大公报馆刊行。

上海大公报馆的出版标记

1926年春，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决定接办，成立大公报新记公司，报纸于9月1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并明确办报“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1936年4月，《大公报》创办上海版。1937年天津失守，同年9月创办汉口版，汉口沦陷后，于1938年10月迁重庆，12月1日发行重庆版，直至重庆解放。之后便是《大公报》的“香港时期”。

《重访英伦》封面和版权页

天津大公报馆的旧址现今还在，位于和平区和平路169－1号，二层日式楼房。据悉，大公报馆在天津有三处旧址，1902年成立时在法租界狄总领事路法国工部局附近，即哈尔滨道42号；1906年迁至日租界，即和平路的日式楼房；“九一八事变”后，搬至哈尔滨道237号。除和平路旧址外，另两处旧址早已不见痕迹。

“大公报馆”版图书，笔者所见不少，出版地有三处：天津、上海、重庆，版本数量在三四十种。

天津版：《苏俄视察记》（曹谷冰著，1931年9月版）、《中国东北铁路问题汇论》（金士宣编，1932年1月版）、《大街》（白华译，1932年5月版，上下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著，1932年4月至1934年5月版）、《旅俄日记：俄京旅话》（蔡运辰著，1933年6月版）、《滑稽诗文集》（杨汝泉著，1933年9月版）、《莫索里尼与新意大利》（罗隆基著，1935年7月版）、《中国的西北角》（长江著，1936年8月版）、《远东的危机》（马季廉译，1936年11月版）、《察绥西蒙写生集》（沈逸千著，1937年1月版）、《生还》（凫工著，1937年2月版）、《季鸾文存》（张季鸾著，1947年4月四版）和《旅美鳞爪》（严仁颖著，1947年9月版）。

上海版：《小说选》（林徽因编，1936年10月版，“大公报文艺丛刊”）、《芸生文存》（王芸生著，1937年6月再版）、《塞上行》（长江著，1937年11月六版）、《西线风云》（长江等著，1937年12月三版）、《重访英伦》（费孝通著，1947年5月版，“大公报丛书”第二种）、《日本半月》（王芸生著，1947年6月版，“大公报丛书”第一种）、《宪法平议》（何永佶著，1947年6月版，“大公报丛书”第三种）。

重庆版，均为“大公报小丛书”，书目不全：《伦敦华盛顿莫斯科：和平的伙伴》（第一辑，拉斯基等著，1945年1月，）、《国际和平机构如何建立：牛津和平座谈会论丛》（第二辑，柯蒂斯等著，1945年2月版）、《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第三辑，1945年3月版）、《台湾经济生活：今日台湾》（第四辑，1945年4月版）、《如何处置德国》（第五辑，闵夏尔译，1945年4月版）、《旅美观感》（第六辑，从春帆著，1945年5月版）、《太平洋战线》（第九辑，海莱著，1945年7月版）、《旧金山会议实录》（第十辑，1945年7月版）、《法兰西第四共和的诞生》（第十一辑，1945年8月版）、《胜利与复兴》（第二十辑，卡尔克罗等著，1945年9月版）。另外还有一种是重庆、香港版：《日本春秋》（纯青著，1939年11月版）。除此还有两种不知出版地的版本，从时间看，估计是汉口版：《中国大势》（杨纪著，1939年版）、《世界形势手册》（李侠文等著，1940年6月版）。还有一种是成都版：《中国要览：1945版》（杨纪著，1945年七版）。

笔者如实记录现今能见的“大公报馆”版书目，不过对其中的“香港版”与“成都版”有点茫然，实在弄不清它们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