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西北情结

《大公报》的西北情结

贾晓慧

在20世纪30年代,国人曾有过对西北的开发。《大公报》是最早号召开发西北的媒体之一,它时刻关注着西北建设,特别是报社的主笔张季鸾来自西北,更添加了几分对西北的感情。在开发西北的过程中,该报成为西北建设的主要倡导者、鼓动者。

“九一八”后,人们开始关注边疆问题。东北沦亡,西北闭塞,中国何以立国?《大公报》发出呼吁:“中国对日必然举国一致为长期的抗争,此即努力一切准备之际,尤其应加紧努力开发西北之时也。”(《大公报》社评,1931年12月18日)指出开发西北,是伟大事业,非一朝一夕之功,首要是开发交通,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完成西北陆地及空中之交通!在此期间,迪化至张家口正式开通汽车,陇海路最西一段铁路通车达潼关,西北航空公司第一架飞机从北平飞往新疆。汽车、火车、飞机在西北的出现,《大公报》称此为中国交通史上三大纪元。1931年12月18日该报社评题为《行矣,第一机!》,铿锵有声,向人们传播了开发西北的最初信号:“愿大声疾呼,请全国国民,从此一致注意西北之经营,有财者筹财,有力者输力。”

30年代开发西北,社会人士热心的很多,欲从事开发的人也不少,然而对于西北各地实地考察尚属寥寥。《大公报》关于西北的报道,是来自记者不惜艰难跋涉,对罕为人知地方的考察。从1932年至抗战爆发前,有关西北的民情、景况,大量见于版面。登载的长篇调查报告、视察记、特写、游记多达数十篇,其专电、报道、社评、通讯、特写以及副刊,真实记录了30年代的西北状况及国人对西北的开发。其中最多的是陕西、甘肃、绥远、内蒙、新疆。为了向人们详细介绍西北的交通状态,报社特派记者李天织到绥远,于1933年8月下旬,借绥新路试通路之机,搭车去新疆。一路艰险,计程一个半月抵达新疆迪化。当他从新疆返回时,已阅时近岁。途中遭遇战事,交通中断,被新疆督办盛世才扣押,尝尽幽禁之苦。以至他将事实经过及见闻写成《新疆旅行记》时,深感“有万语千言无从说起之憾”。同年4月的《西康情况》调查记,也是记者经若干时日的艰辛跋涉,而窥得地处边陲、交通困难的西康真情。《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两次西北行,写了《归秦杂记》、《归乡杂感》。他对西北的深入了解,使该报谈西北问题颇有见地,其许多观点被关注西北的杂志多次转载。1935年进报馆的范长江,同年7月从成都出发,出川北到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于1936年6月到达包头,一路写了大量的通讯。他的采访报道使国民了解到红军长征的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很大。

《大公报》介绍西北的目的,是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督促政府上举措。在“一·二八”事变后,《大公报》更以沪战证明,我国的近代工业、文化教育事业多集中东部沿海地区,一旦战事触发,海港必遭敌人封锁,准备长期抵抗日本,必须建设西北。企事业家应发挥筚路蓝缕之精神,往内地各处开拓,以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目的。《大公报》批评“政府偏在东南,要人好住上海”,动谓应以西北高原为中心,“实则专车生活,仆仆往来,其真肯抛弃江南逸乐之起居,躬与西北民众共穷苦者,盖绝无而仅有焉”(《大公报》短评1932年10月15日)。并在同版刊登了记者采写的《陕南视察记》,一边是乘外国车在杭州上海之间平坦公路上出风头的政府官员,一边是栖身无所,饥民无粟的百姓,使西北的陕南与东南的沪杭形成鲜明对比,扩大宣传的效果。

1934年3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大会,《大公报》再次呼吁集中经济力量,发展西北:“东南各省地方财力较富,人才较多,该会不妨置东南居协助地位,而当以全副精神,在西北谋建设,出其人力财力,就交通水利两项,指导补助,促其成功。”当《大公报》得到消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宋子文将赴西北考察,就大力宣传“宋子文将视察陕甘川”,并催促“宋氏早日成行”,希望能有更多资望财力如宋氏者,深入西北,认清实况。在朝热烈主张,推动开发西北事业;在野鼓吹解说,号召中外资本家投资,引导全国金融界,转移其过剩资金投入西北,吸引东南各大游资加入西北阵线,补充政府财力之不足。当宋子文成行后,《大公报》又提醒像宋子文这样的“达官贵人”,视察时不要从高地位的“山上”看“山下”,这样很难看到微细的真相。希望宋氏从“山下”看“山上”切实地考察,不虚此行,使开发西北确有实效。宋子文与美国签订5 000万棉麦借款后,《大公报》马上提出,这笔美金之微,“若各省点缀,百事同举,则结果将一无所成,毋宁以最大部分专用于西北,尤其用于水利交通,先使西北农村复兴。”

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下,1934年4月国民党政府的重要官员戴传贤、宋子文、黄绍竑等相继考察西北。宋子文视察陕甘时说“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大公报》1934年5月10日)又说“西北建设是我中华民国的生命线。”这是国民党大员第一次把建设西北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同时也把西北建设与建设抗战后方基地结合起来。当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定建设西北计划,给予开发西北的资金由原250万元增为435万元,开发西北才真正有了起色。

从1931年12月至1933年12月,《大公报》的社评主要是为开发西北提出各种有益的建议,如修建铁路公路,发展交通水利,禁止鸦片摊派,改革行政,废除苛捐,培养人才等。1934年国民党政府对西北投入建设,注入资金后,《大公报》的社评则侧重要求政府对开发西北的兑现,监督中央及地方政府对西北建设是否确有实效,不时地派出记者赴各省旅行,对地方改进之效果进行评点。如褒扬陕西救灾与兴业并举,省府努力节流,财政转入佳境。称道绥远减轻人民负担的善政。但对地方行政不良,更给以淋漓尽致的披露。如政府强迫农民种植鸦片,该报多次发表社评抨击此事,以至使地方的官员汗颜。宁夏主席马鸿逵讲:“连日来《大公报》社评栏内,申论西北烟祸及禁烟方法,意多精辟,我们看到上项议论,心里益感难堪。”(《开发西北》1933年第1卷第6册)

新绥汽车公司是一民间商办公司,集资30万元,自行筹备勘路,接通了新疆到绥远的商路。这条商路能连接平津申汉等大商业城市,沟通了沿海与内地,是从东部到西部的重要商路。《大公报》为这民间公司向政府呼吁,应给予他们支持,批评政府花巨资请外国人斯文赫定勘路,不如利用新绥公司已经走过之线,加以整理补充,资助修筑桥梁,建设车站,政府与商合作,可尽快完成西北交通机能。“甚望中央及地方当局多予新绥汽车公司以精神上或实际上(如修筑桥梁等)之援助。”(《大公报》社评,1934年7月6日)用政府行为保证使其自由行使于归化、迪化之间,定期往复,充分保护,发展新绥商业。《大公报》对新绥汽车公司开发新绥路的追踪报道,一两个月一次,并在报上刊大幅广告,介绍新绥公司的业务,大力为开发西北的民间力量宣传。

为介绍西北,1934年6月10日,《大公报》刊出“特刊号”,专门介绍了连接中国东西的陇海路,内容包括物产、农林、矿产、畜牧及水陆交通,甚为详尽。该报刊登该路线的目的,是通过这些介绍说明沿线物产的十之八九是以农林矿产为中心,对某些生产原料的供给,基本上应有尽有,为经营西北(当时铁路仅通到西安),提供沿线物产和交通情况。《大公报》的平绥路专号刊登了货运业务的主要项目,如粮、鲜货、蛋、茶及货运价钱,介绍了西北日用所需的商品及平绥沿线的矿藏,如宣龙铁矿,以及主办它的龙烟铁矿公司,专号起到了广告的作用。

晋陕绥境内的甘草面积甚广,西北地区有很适合甘草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复兴西北农村,提倡种植物产也是一个重要的对策。因为特产在市场上富于价格的独占性,不至于被外国货排挤,与普通物产相比,常可以卖得较高的价钱,增加农民的收入。甘草是绥远省出口的大宗,《大公报》除专门介绍了甘草的用途外,还介绍了科学栽培甘草的方法、收益及产销的状况。

《大公报》还提倡科学开发、保护西北的生态环境,在《科学副刊》中借助农业专家董时进的观点,强调开发西北不是开垦的意思。西北各处的自然状况不完全相同,概括地说,有两个主要特点:即雨水少地势高,开发西北必须根据这个特点去想办法。要科学开发,第一,西北大部分地区因太干燥不适宜种植,最适合的是畜牧,西北是天然的畜牧场,不是耕作地,因为它不适于耕种,所以不应大量移民开垦;第二,西北地处华北几条河流的上游,地势很高,地面如有浮沙松土,很容易让风雨冲刷到湖里,至下游沉淀酿成水患。一般人以为砍伐上游森林才会导致水土流失,河道淤塞。有森林固然可以保护河道,但即使无森林,只要土地没有开垦,土壤没搅松,上面有草皮,也可以防止冲刷,因此许多地方不可开垦;第三,因为雨水少,自然条件恶劣,如果人的生存空间宽,对于天灾的抵抗力就大了,因此西北人口不宜多。西北由于从前开发过度,才有现在荒秃的状况,现在如得不到充分休息的机会,土地会越弄越坏;第四,现在最好是提倡畜牧,在各地播种牧草。为保护天然生草,在一块地面上,放牧的牲畜头数和放牧时间不许过度,以免妨害牧草滋长,以至成荒秃状态。放荒时最好将此等地区划分成地段,有方法进行,附带一些使用条件(《大公报》1933年3月31日)。这些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提出的开发,今天看来仍有意义。

总之,《大公报》为开发西北用尽了心机,倾注了激情,做出了贡献,是值得后人称赞的。

(原载2002年1月27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