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宁夏情结

我的宁夏情结

王保春

我1933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我的父亲同武汉地下党的麻佩三同志有过交往，并帮助做过一些工作。解放后，麻佩三同志任中南局统战部民政处处长，后提为湖北省委统战部部长。他对我父亲和我非常关怀，给我父亲安排为武汉市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委员。为了培养我，让我参加了武汉市团委举办的学习班、结业班，又保送我到北京国立回民学院学习。在学校除了学习文化课程，学校还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及民族政策教育，使我初步确立了革命人生观，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且参加了共青团组织。

1953年毕业之前，教育部和中央民委举办了学习班，向我们毕业生介绍了西北民族地区的情况，特别提出那里急需少数民族干部，更需要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同时也说明了西北地区比较艰苦。本来组织上保送我学习时对我讲明了毕业后回武汉搞民族工作，但我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便放弃了回武汉的念头，毅然选择了到西北去工作。我随同分配到西北的20多位同学一起到了西安，我留在了西安，在西北大区民委工作。

西北民委有很多是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如霍流、苏冰、彭华俺，刘进义等，他们的言行、作风始终继承和发扬延安的革命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言传身教，使我耳濡目染。我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都不断有新的提高。

在西北民委我被安排在办公室秘书科工作，当时霍流同志是办公室副主任，马基新是秘书科副科长。马基新同志对我要求非常严格，因为吃玉米面过多（因为那时西安没有大米白面，一天三餐都是玉米面变着样吃）造成胃溃疡，医院开证明让我休息3天，到第四天马基新就催我上班。但在工作上他对我也有很大帮助，通过学习我逐渐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情况和民族宗教政策加深了了解。1954年西北大区撤销，我调到北京中央民委工作。

195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始筹建，我和爱人贾春光一起调到宁夏。那时银川尚未通火车，由北京乘两天的火车到兰州，在兰州停留了几天后赴银川，中途还要乘3天长途汽车翻山越岭，绕过六盘山和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我想到红军当年长征时的艰辛，便鼓励自己勇敢的面对一切困难。因为贾春光随宁夏工委领导同志在兰州开会，我带着60多岁的小脚老母亲和1岁多的女儿，在严寒中踏上了这条艰险的路程。记得到吴忠后，要从冰封的黄河上步行到对岸。阴风起处寒冷异常，但我仍然扶老携幼和同志们说说笑笑地渡过冰封的黄河到了银川市。

那时的银川市是一片土墙陋巷，冷冷清清。我们被安排住下不久，女儿患了麻疹。当时银川医疗条件较差，刚去人生地不熟，我很着急。招待所一个回族服务员，知道我们是回族，对我们很亲近。他除了领我们去医院看病外还告诉我们一个偏方，就是用男童的小便泡鸡蛋，煮着吃了，我女儿的病终于好了。

初到银川，我在自治区工委的领导下搞接待工作，自治区工委地霍流同志对我工作上要求严格，生活上关心照顾，稍后我又在苏冰同志领导下在街道进行调查，深入基层，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成立自治区的意义。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我被分配到自治区团委工作。不久，我们和全区回汉同胞一道欢欣鼓舞地迎来了自治区的成立。之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在宁夏的各项工作，和宁夏回汉同胞一起经受了20年的风风雨雨。

还记得三年困难“低标准”时期，我的老母亲自己不吃早餐，把省下来的米熬成粥喂我刚刚断奶的儿子。为了让孩子有基本的营养，我们省吃俭用，过一段时间给孩子买一斤高价饼干。那时吃食堂，孩子们见打的是“调和饭”就喊着“我不吃调和饭”，要是打的柳叶馍馍就抢着吃。在“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中，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人们都提心吊胆，不知道有什么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文化大革命”中，我爱人贾春光被打成反革命，随后自治区“五七”干校给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和撤销职务的处分，并把他发配到了西吉县“打农业翻身仗”“九一三”事件后，他调回银川担任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任副主任，后来又调任北京国家民委工作，直到他即将随中央代表团来银川参加自治区成立20周年活动的前夕有关部门才正式给他平反。

因为他的事我和孩子都受到了牵连。在区“五七”干校我把两个男孩带去，一个8岁一个10岁，正是调皮的时候。我去劳动时把他俩放在宿舍，他们不小心把水倒在了别人的床上，有人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对我们进行批判，无奈我把孩子送到了武汉。在“五七”干校改造了一年多，贾春光被发配到西吉县“打农业翻身仗”，当时的领导非要让我也去，我只好也调到西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没收群众的粮油等物资，并抓“在集市卖自己自留地生产的粮油等产品”可是直到1973年我才又被分配到自治区妇联工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可以做点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虽然这时我已是43岁的人了，但内心深处激荡着一股勃勃的豪情，思想上有一种紧迫感，渴望把10年“动乱”耽误的时光补回来。经过多年的考验，1978年在我调北京之前我被吸收加入了党组织。回想起来在宁夏的20年，我没有做出大的贡献，但毕竟把我20年最好的一段时光献给了宁夏，尽了一点绵薄之力。

我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放弃了离开宁夏的机会，主动留在宁夏工作，希望他们替自己的父辈继续努力，为宁夏的发展建设多出力。孩子们在宁夏扎下了根，我和老伴离退休了，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回到宁夏修养避暑，同时看望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领略宁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值此自治区50周年之际，我祝愿宁夏各项事业更加繁荣兴旺。

（作者系国家民委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