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萧乾在《大公报》的日子

我和萧乾在《大公报》的日子

王文彬

萧乾是在1935年7月参加《大公报》的,直到1939年,在天津、上海、香港《大公报》,都是编副刊。

我是1934年在北平兼任《大公报》驻北平记者。1935年调到天津《大公报》后,专任平津版编辑兼外勤课主任。

萧乾主编的《文艺》,内容多样化,辟了《读者与编者》、《文艺新闻》、《书评》等栏,很快引起读者的注意,来稿越来越多。萧乾写作能力强,干劲特别大。每天能看十万字来稿,下午还要给读者、作者写二三十封信,具体回答读者、作者的问题。编完稿后,又到排字房。根据领班拼版的需要,著写《答辞》。

我没有萧乾的本领。因为平津版新闻仍用旧标点,只占半个新式标点文字,如有改动,困难较多。我和工人协商后,就学习《文艺》版,改为新式标点了。

《摩登》和《文艺》

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原由杨振声、沈从文兼任主编,创刊于1933年。

同年,由本市版编辑何心冷兼编《摩登》栏,主要内容为青年人解答择业、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很快引起广泛的重视,来函越来越多。报馆领导人为维持本报信誉,解答问题更加慎重。因此,动员馆内很多同人参与这工作。为免影响全盘工作,只得宣布停刊。

后来,从1935年9月1日起,改出《大公报》副刊《文艺》,由萧乾主编。当时也有许多青年人投稿。

萧乾谈编副刊的困难

萧乾在天津接编《大公报》副刊《文艺》以后,曾谈到那时编副刊的困难:“除了明文规定的‘赤化’、‘反日满’的禁款外,那时新闻检查,副刊免检,这省了事,可也加重了编者事后的责任。”

同时,还说:“本刊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我们的书评政策,一向是分析的、理智的。不捧谁,也不骂。而且,所有评沈先生和我自己的书的,都一概不登。”

1936年11月29日《文艺》出版的《散文特刊》,集中发表何其芳、陆蠡、严文井、萧红、靳以等人的作品,这些人以后都成了名作家。

萧乾和名画家赵望云两次合作采访水灾地区

西北名画家赵望云,我早认识,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农村写生,我很爱看。有次,山东遭大水灾,报馆特派萧乾和赵望云两人联合去采访,萧写灾情,反映民情,赵画灾民和灾区。两人合作得非常好,报上发表后,引起广大读者的同情,纷纷送来捐款,越收越多。后来,报馆又派两位赴苏北采访灾情,仍然互相配合得很好。当时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将军曾写诗多首赞扬过,这些诗都在报上发表了。

上海《大公报》创刊时,萧乾和我都调到了上海。他到上海后和文化界、文艺界的人士联系更多、更密切。鲁迅在上海病逝时,萧乾曾参与治丧。我们外勤课同人不知道鲁迅的家(当时对外保密),只有特约通讯员刘祖澄写来长篇报道,并送来鲁迅照片,都在要闻版发表了。

上海抗战后我们同时失业

上海淞沪抗战3月,临近结束时,张季鸾带领编辑部、经理部几位得力人员先赴汉口筹备出版汉口《大公报》,胡政之留在上海处理《大公报》结束事宜。同时,《大公报》减少篇幅,改出《大公报》临时晚刊。王芸生写的《大公报》社评《不投降论》表明了报馆坚定的抗日立场。编辑部通讯课与外勤课实行合并,改为采访部,由范长江和我共同负责,范管华北、西北战场,我管淞沪战场。

上海《大公报》停刊时,报馆几位负责人早已决定,全体职工先行一律给资遣散。同人公认萧乾写作能力强,社会联系比较广。胡政之便先辞退萧乾,让大家看到任何人都要自谋生计。

我被报馆辞退后,战时突然失业,和其他同人一样,生活顿感困难。幸闻上海《文汇报》创刊,租用《大公报》印刷厂印报,《大公报》因投资关系,推荐徐铸成、王文彬参加工作。

汉口《大公报》最小的编辑部

萧乾离开《大公报》后,大家原以为他写作能力强,社会关系广,自谋生计办法多;不料,日本侵略军继续南下,萧乾也遭遇许多困难。他曾到汉口,到报馆看看,当时,汉口《大公报》编辑部极小,只有8个人,张季鸾1人天天写社评一篇,短评三四条。王芸生由上海转到汉口时,张季鸾才得休息机会。由于特别注意联系群众,尽力服务读者,报馆业务仍得到发展。

我没有直接到汉口《大公报》工作过,但在广州《大公报》驻粤办事处负责采访时,曾给汉口《大公报》发过新闻专电。

1947年“六·一”重庆大逮捕

1947年“六·一”,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重庆各界群众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运动,曾在全市实行大规模逮捕。一夜之间,抓去各大专校学生、教师、各界知名人士、各报记者、编辑等,多达数百人。

《大公报》采访主任曾敏之、外勤记者李光诒、廖毓泉、张学孔、蒲希平、方蒙及李光诒妻子袁纹等被捕。我和各报负责人联合一起,分赴西南绥靖公署、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市政府等单位奔走营救被捕同人。直到晚上10时许,毫无结果。当时,萧乾从外地来重庆。他是另有任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来重庆。对大批同人被捕非常气愤,即和我一起营救同人。商定立即去找警备司令孙元良。孙元良表示两点:(一)今日被捕者正在审讯,对《大公报》的人可以加快审查,首先弄清楚谁是中共分子。(二)李光诒的妻子袁纹,因有尚在吃奶的孩子,今晚可以释放回家,让孩子有奶吃。袁纹当晚便被释放回家。

被捕同人经过多次营救,分别由“铺保”保释,都不能在重庆工作,旋即匆匆化装逃离重庆。曾敏之、张学孔等留在香港,方蒙留在上海,蒲希平、廖毓泉留在天津《大公报》工作。

香港《大公报》1938年创刊时,萧乾第二次回到《大公报》,仍主编副刊《文艺》。他向延安文艺界写出大量征稿信;同时也给各战地文艺作者发了信。

其后萧乾有新任务出国了,接编的杨刚将《文艺》篇幅扩大到整版,而且是几家《大公报》同时刊出。这样,影响扩大了。萧乾发出的大量征稿信也有了回应,延安和华北各地作家纷纷寄来作品,数量最多的,要算散文和特写。总计三年多来,《文艺》上发表的作品,大都来自延安,包括诗歌、散文、特写、小说等。作者以萧乾的朋友为主,计有:卞之琳、何其芳、严文井、吴伯箫、杨朔、刘白羽、曹葆华、蔺风萼(柳杞)等。

萧乾和杨刚先后主编的《文艺》,不仅争取到文艺界的支持,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其影响力是很大的。

萧乾兄病逝已经一年多了,我在《重庆日报》发表过我们之间片段交往经过。我们是《大公报》老同事,多年工作在一起,离开《大公报》后交往并没有中断,总想将这些写出来,因年老体弱,迟迟没有写成。

我编的《中国报刊的副刊》一书是他力荐给全国政协办的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的。他应该社约写的“序言”,我则是出书后才看到。

(原载2000年4月30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