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公报》五十年

我与《大公报》五十年

罗　琅

《大公报》创刊到今年已届百岁华诞之期,我阅《大公报》的历史也已超过半个世纪。读书时代不是天天能看到,而是偶有发现或可以买得到才看。当年《大公报》立场不党不群,时时批评蒋政权施政,但据说即使对蒋不客气,直指其非,而还是蒋每天必读的一份报纸,此印象早印记在我脑海中。

20世纪50年代初我来香港后,香港买报纸容易,每份只售壹毫,订阅一份每月3元,每早报贩派送,由楼下往上一抛,便入三楼,方式如买“飞机榄”。夏天炎热,贪凉快常睡骑楼,到了下半夜暑气全消,正是好眠时辰,往往睡得忘了时间,报纸按时抛来,等于校了闹钟,叫我起身。当时港人并非人人有手表也。

《大公报》除国际新闻和本港新闻外,副刊一向亦出色,如《大公园》、《艺林》、《文采》、《小说林》、娱乐版、集邮……等,都办得很有特色。1952年东头村大火,内地要派李文兴等人来慰问,发生“三一”事件,港英控告《大公报》,陈丕士、黄彦等为《大公报》辩护之精彩,全港轰动。那时我天天追读,后来还由沈文希为经理的嘉华印刷厂印成单行本发行。

其后我进出版社工作,地址同在干诺道中,与《大公报》相隔几个铺位,算是街坊。当年新闻出版界为搞好团结和令员工身心健康,组织“团结杯”体育比赛,比赛项目有篮球、排球、羽毛球、象棋、游泳等。现华丰国货公司和新光戏院及半条春秧街均为商务印书馆工厂,内有篮球场,室内球场,另外九龙北帝街中华书局工厂也有这些设备,两处都是我们进行比赛的场地。《大公报》篮球队健儿有严庆澍、杨国竞、马廷栋等人,排球队人不够,我们单位人也不够,便合作组成联队,比赛场上比实力,不下场的则来做啦啦队,连电影界亦参加。夏天则在浅水湾、南湾租赁泳栅供同人更衣和保管,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新晚报》经理尹任先先生,我也被派参加工作。同时出版同业负责人每月有聚餐会联络感情,《大公报》属下有文宗出版社,也派人参加,因此新闻与出版的同人打成一片,都成朋友。《大公报》发行海外版、年鉴及其他出版物,交胡敏生派报社代理发行东南亚,泰国曼谷代理人为黄病佛。后泰国政局起变化,代理人可能有损失,货款收不回,尹先生托我写信给曼谷南美公司陈式金兄代为追缴,算是尽了一点力。

平时我喜欢舞文弄墨,学习写作,第一次给报馆投稿就是《大公报》属下的《新晚报》副刊《天方夜谈》版的“都市场景”,内容记得是写50年代香港人利用香港寄钱回乡下作家用,进行套汇把内地存款移至香港,篇名就叫《不速之客》。此后我也经常寄新诗、散文、书评等稿件,遂成为大公、新晚两报的作者了。

1965年夏天,香港出版界应邀组团到内地参观旅行,行程从北京而西北至延安,再取道上海苏杭等地返港,前后将近1个月。我们到广州时,遇上新闻界也有一个团去北京,陈凡先生听说我们此行是西安、咸阳、黄陵再北上延安,这条路线当时还未对外开放,少有人去,便约我为他们写稿子,并叫来高学逵先生,当面要我写好把稿子直接寄给他。回港后我便在《大公园》逐日写西北记行。

1968年在《新晚报》副刊《下午茶座》,梁良伊大姐邀我与舒巷城、欧阳芃合写一专栏《海畔抒怀》。不久舒巷城事忙退出,剩下我与欧阳芃继续下去,最后剩下我唱独脚戏,一写就是好几年。

当年吴其敏先生为中国通讯编副刊,约我长期撰稿,《大公报》、《新晚报》经常转载。可以说在我学习写作的道路上,《大公报》给我提供园地,使我有机会磨练文字,对我成长帮助至大。

40年前我们编辑两本书:《海歌、夜语、情思》和《市声、泪影、微笑》,以青年文学丛书名义出版,青年记者韦凡(即杨祖坤兄)也有文章刊出。其时我们还年轻,严庆澍见到我,就叫我小伙子。有一次我到湾仔《大公报》,恃熟卖熟直冲入电梯上楼交稿,有一新来职员追进来就问我:“靓仔,你找谁?”现在是不用报名就被人叫阿叔或阿伯的70翁了。不觉同《大公报》相识50年,人怎不老呢?

香港《大公报》50年,似乎是转眼间事,我想要不是香港《大公报》的坚持,也就不会有实体可纪念100周年,而只能像天津《大公报》,即使纪念,只是不存在的追忆。也许这就是香港的特别处。希望香港《大公报》有另一个长命百岁!纪念二百周年时应是玄孙一辈了。

(原载2002年2月17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