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创办和发展

香港《大公报》创办和发展

王　鹏

1937年12月下旬,上海《大公报》因沪市沦陷而停刊。《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把一部分编辑人员送到汉口,充实汉口版的力量,他本人则暂留上海,继续处理善后事宜,并筹划《大公报》今后如何继续创业。胡政之预计,日军的侵略是无止境的,汉口版也不会长久,惟有香港是英租界,恐怕暂时不会有危险。此时,《大公报》从国外订购了一些卷筒白纸积压在广州、香港,也需要有人处理。于是,胡政之派记者张篷舟南下香港,处理卷筒白纸的积压等棘手问题,顺便考察一下香港的报刊市场,特别是中文报纸的发行问题。

张篷舟于1937年底到香港,迅速解决了卷筒白纸转运问题,并详细了解了报刊特别是中文报纸的市场和发行渠道问题,还给汉口版《大公报》写了大量的专电和通讯。他及时将考察情况电示胡政之,认为弹丸之地的香港,中文报纸的发行还是有余地的,并可辐射中国内地的东南各省以及东南亚各国;但也有人地生疏、港英当局阻挠等困难,利弊兼而有之。随后,胡政之和《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相继赴港考察,为是否创办香港版作最后的决策。胡、张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创办香港《大公报》。李子宽、杨历樵、李纯青、王文耀等也迅即到港与张篷舟会合,直接参与港版的筹备工作,后又从汉馆调许萱伯到港。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办好了申报、租房以及劳工局、卫生局的登记的手续,1938年8月13日香港《大公报》创刊,创刊号继沪版署12384号,馆址在香港最热闹的皇后大道中33号。港版每天出两大张,共8个版,每版13栏,定价零售每份港洋3仙,每月6毫。后又增刊《大公晚报》,每天午后出版两大张。

胡政之为港版创刊号撰写了题为《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的社评。社评说:“我们是天津报。几十年来,南华同胞,本来给过我们不少援助。……自今日起,我们兼发行香港版。此事筹备,已历数月,今天才得与粤港同胞见面。我们此举,纯因广东地位异常重要,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大业,今后需要南华同胞努力者,要非常迫切。所以我们便参加到粤港同业的队伍里面来,想特别对于港粤及两广各地的同胞,与南洋同胞,服务效劳,做一点言论工作。”社评中《大公报》还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年的严重外患,毁坏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中的渺小一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枝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社评最后说:“当今香港版发行之日,请求香港各界同胞,两广各地同胞,以及南洋一带的侨胞,特别爱护,特别指导,尤其望广州党政军当局常常就近指示我们一些方针。”

港馆开办初期,胡政之工作相当刻苦,运筹大小事务,忙得不亦乐乎。张季鸾经常是把重庆版交给王芸生主持,只身到港帮助胡政之把握言论。胡政之、张季鸾默契配合,首先从港馆人事布局下手,配备强有力的编辑班子,确实起到了骨干的作用。后又从内地相继调来业务骨干,也有新入馆的新秀。他们中有金诚夫、徐铸成、许君远、蒋荫恩、曹世瑛、萧乾、李侠文、马廷栋、杨刚等多人。经过《大公报》港版同人的努力,发行范围逐步扩大,曾经达到日发行5万份。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遭遇敌寇陆海空军围攻。九龙先陷,香港本岛在敌军的日夜围攻之下,飞机大炮之声不绝于耳。及至13日,形势愈恶,香港《大公报》只得忍痛停刊。在停刊号上,徐铸成撰写了题为《暂别香港读者》的社评,希望与读者互勉,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民族大义和中国人之气节。文末引文天祥过伶仃洋诗作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香港《大公报》同人伏居于罗便臣道及西摩台两宿舍。有一天,罗便臣道宿舍突中6发炮弹,楼下及二楼各中1枚,毁室而未伤人,1枚中四楼窗外未爆炸,另3枚中屋顶,因建筑坚固未炸穿,可谓大幸。25日,香港陷落,当时胡政之适亦在港,无法离去,为防敌人的发觉,乃于棉袍下襟角内,私藏圆形铜钮扣3枚,万一被私人发觉,即吞服以免受辱。1942年1月7日,胡政之冒险乘舢舨渡海后,步行赴惠州,才免遇灾难。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准备大展宏图。它不仅保留了渝馆,而且立即恢复了沪馆、津馆。这时,胡政之算计着,一定要恢复港馆,并逐步向东南亚各国以及海外其他地区扩大发行。但因恢复沪馆、津馆耗尽了报社的财力,故一时间难以再恢复港馆。1948年初,内战正酣,胡政之预计《大公报》实难容于国共两党,遂决定倾全力复刊香港《大公报》。

复刊的最大问题是外汇和用房。为解决燃眉之急,胡政之找到港人王宽诚投资2万美元;又在利源东街租了几间房,供编辑部和经理部办公。这一时期,是胡政之工作最为操劳、生活最为艰辛的时期。据李侠文回忆,胡政之“住在宿舍顶楼一个小房间里,起居饮食都没有人特别照顾,来回报馆与宿舍之间都是坐巴士。有一次在巴士上给我碰见,人多找不到空位,他站在车上,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拿着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躯在车行中摇晃,悠然自得”。经过5次试版,香港《大公报》终于在1948年3月15日正式复刊。在复刊号上,发表了胡政之撰写的题为《大公报港版复刊词》的社评。这篇社评,阐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阐述了本报的性质:“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现在总社在沪,天津、重庆均有分版,台湾以上海纸版航空递寄,到台印行,连同香港本版,一共虽有5个单位,事业却是整体的。……因为《大公报》是整体的,言论方针是各版一致的”。第二,介绍了本报自抗战以来的历史:“我们在8年抗战中,事业由黄河流域而到长江流域,由长江流域而到珠江流域,一切都是团体行动,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这并不是同人有什么过人之能,实在我们觉得,在历史上书生向来都有一股傻气,我们之所以能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团结了同人,吸收了若干青年同事,就是我们不敢妄自菲薄,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自从胜利以后,我们在匆促之间,……其艰难困苦为识者所共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书生以文章报国的本心,恢复港版,想要利用经济比较安定的环境,加强我们为国家民族服务”。第三,阐述了港版的长期性:“1938年的《大公报》香港版,只是为了应付抗战的临时组织,这次复刊却是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

4月24日夜,胡政之在港馆伏案工作时,突然膀胱膨胀,小便闭塞,病症突发。27日,胡政之回上海就医(1949年4月14日在沪逝世)。《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1948年11月初抵达香港,候船北上解放区。他在港期间,亲自主持香港《大公报》言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11月10日,他撰写的题为《和平无望》的社评,抨击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支持人民解放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争取真实而持久的和平。这篇社评,标志着《大公报》言论真正摒弃所谓“中立”的立场。

香港《大公报》正如胡政之所期望的“在香港长期努力”,在其几任社长费彝民、杨奇、王国华的领导下,不论是在港英属统治下,还是在“一国两制”的特区,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以后又陆续创办了沪版、汉版、港版、渝版、桂版,至今《大公报》仍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出版发行,继续发挥着舆论“中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