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即信息”的非言语解读

一、“媒介即信息”的非言语解读

在当今大众传播时代，传播者如果不懂得运用非言语传播方式表达自己不便坦言的观点，不懂得运用非言语传播手段强化言语信息，不懂得如何解读被访者丰富的非言语信息，他就不能灵活机动地、得心应手地、准确高效地完成信息传播任务。

我国中央电视台在报道邓小平逝世及其追悼活动期间，充分利用了非言语传播方式来表达沉痛的心情和寄托无限的哀思:播音员身着黑色西服，表情沉重、语调低缓;新闻联播节目片头、片尾标识音乐被取消，荧屏上只是静静地、缓慢地打完责任编辑、导播、播音员等的姓名，无声胜于有声;过去多得让人心烦的、欢天喜地的电视广告停播了;武打片、言情片、警匪片等娱乐节目也没有了;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在这种特殊的时候，适时地在中央台及地方台播出，使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了邓小平光辉战斗的一生，强化了全国人民对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崇敬和缅怀之情。

再以报纸版面编排为例。据老报人徐铸成回忆:有一次，《文汇报》一个编辑把一条国民党中央社的稿子扔进了废纸篓。他捡起一看，原来是国民党军方人员公祭军统特务头目戴笠的消息。他决定化腐朽为神奇，将标题改为《戴笠音容宛在》，拼编在国民党压制工潮和绑架学生等新闻旁边。国民党官员看了，啼笑不得;老百姓看了，会心微笑。

不说话只是以另一种方式——非言语传播说话罢了，常能收到无声胜有声的奇效。解放前中国报刊编辑“开天窗”的编辑手法可谓是最典型、最重要的非言语传播手段了。为了反抗新闻检查官扼杀重要新闻的行径，编辑们在早已拼好的版面挖去不准发表的文章的铅字，仍然留下原来的地盘，这样印出来的报纸便出现了一大块空白，既不耽误出版日期，又可借此让读者从中窥见国民党文禁之严，果然，人们十分注意报刊上这种醒目的空白，不能发表的文章也由此不胫而走，广为传播，所以，人们戏称这挖剩的空白为“天窗”。

大众传播时代的传播者不懂得或不善于运用非言语传播方式编码，他就不能准确而高效地完成信息传播任务;同样，受传者如果不懂得如何对传播者非言语传播予以解码，也就无法获得极为有价值的、极为重要的隐含信息。在新闻史上，记者通过分析、运用传媒资料，预见到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解读出新闻背后的“新闻”，这样的事例可谓不少。

比如，1964年10月15日，尼基塔·赫鲁晓夫辞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事发当天，格林威治时间18时55分，法新社驻莫斯科记者就发布了消息，断定赫鲁晓夫已经下台，而苏联宣传机构此时对赫鲁晓夫“辞职”下台一事仍秘而不宣，直到次日格林威治时间20时30分才播发消息，证实了这件事。

法新社之所以能够早于塔斯社25小时35分钟宣布这个轰动世界的新闻，一是平时记者对前苏联的政治生活、上层人物的倾轧和赫鲁晓夫本人都作了大量研究，二是能准确解读事发当天新闻报道中的非言语信息，比如，赫鲁晓天没有出席为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访苏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的《真理报》上赫鲁晓夫的名字不见了;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当天没有出版等异常现象，这些都是赫鲁晓夫下台的信息。

又比如，1973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命丧蒙古温都尔汗。15日，又是法新社的记者向世界报道了这一事件，因为，8月份毛泽东接见某国领导人而林彪又是在场的，但《人民日报》却一反常态，在头版上方发表了一张毛泽东单独同外宾握手的照片，在同一版下方，发表了林彪单独会见外宾的照片。法新社驻京记者根据这一情况，还有报刊上发表的批修整风的报道，预测出中共党内要出大事了。“九·一三”事件后，他根据当时北京市新闻媒体上的“反常现象”，加上平日积累的大量材料，对这一重大事件予以了敏锐而准确的解码。

看来，法新社记者可谓对非言语传播予以准确解码的高手了。

由于不能正确对非言语传播信息进行解码而对真正的重大新闻视而不见的事件也屡见不鲜。《纽约时报》名记者迪姆士·泰勒当记者不久，被派去采访某著名女演员的首场演出。到剧场以后，他发现演出已被取消，于是空手而归，回家睡觉去了。半夜时分，泰勒被电话铃声惊醒，编辑怒气冲冲地告诉他，其他各报的头版头条新闻是这位女演员自杀!编辑吼叫道:“像这样一位名演员首场演出被取消，本身就是新闻，它的背后可能有更大的新闻!”

西方媒体在报道第三世界国家时，总津津乐道于这些国家的战乱、灾荒、落后、愚昧等“阴暗面”。然而，当年在中国“复关”问题上，西方新闻媒体为了配合其政治目的，竟一反常态，鼓噪中国经济发展得如何如何快，中国的综合国力如何如何高，科学技术如何如何先进等，其真正意图在“复关”谈判的最后阶段才“图穷匕首见”。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复关”必须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即按他们制定的标准“复关”，否则就要“等”。等来等去，等到关贸总协定解散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了，中国的“复关”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进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一直拖到2001年底。当然，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还很差，人均生活水准还很低，许多基础工业刚刚起步，只能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复关”。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我们自己的某些媒体不但没有领悟到西方媒体把中国鼓吹成“发达国家”的言外之意，反而认为外国人说“中国好”总要比中国人自己说自己好更具说服力，于是言之凿凿地引用人家的话说“中国已是世界上十大出口国家之一，也是对美国第四大出口国”、“中国已跻身于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中国的人平均年所得在实际购买力上应为2 400美元，而不是一般所称的380美元”等等。这个当上得太大了!本来我们是要用自己的舆论去影响别人，使别人能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结果反而被别人的舆论牵着鼻子走，使受众得到了一个错误的中国情况，因而不能正确理解我国在“复关”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我国某些媒体之所以上当受骗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对西方传媒报道背后的非言语信息予以准确的解码。

前面我们已经根据语言外延的扩展和内涵的演进论证了非言语传播并不是非语言传播，而应是语言传播的一种。语言学理论硕果累累，已经成为人类其他表情达意的符号系统研究的基础和模式，因此，运用较为成熟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来审视、反思非言语传播基础理论，对于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沿着正确有序的道路顺利前进不仅有益，而且重要。

符号学、表意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语言的外延得以扩展，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形式，而且还包括了一切旨在表意传情的非言语传播符号系统。即是说，报纸的版面语言、电视的画面语言、广播中的音乐、音响等等非言语传播符号都是语言的组成要素了。

以报纸为例。过去、甚至今天，还有许多编辑、记者只注重文字语言，而轻视了语言最重要的要素——版面编排，或压根儿就没把版面编排当作一回事儿，更不用说从语言的高度而对待它了，导致了版面语言杂乱无序、读者解读困难的不良现象。

请看读者对如今一些报纸版面编排的困惑:⁽¹⁾

在同一张报纸上，你读这一版，是南方几省的大洪灾，水淹千里，房屋倒塌，是军民与洪水进行抗争的悲壮事迹，是海内外捐赠救灾物资的生动报道;而在另一版上，你会继续读到一大片有关“高消费”的绚丽展示，广告词也写得好潇洒、好飘逸:“在高消费面前却步的人生是苍白的人生!”

这一张报纸，却需要剪开来读。

不仅是在同一张报纸上，有时甚至在同一版面上就可读到不同趣的“杂文”。例如，在文学副刊上，甲文是报告文学，记述的是某普通女工被厂方无理开除，生活陷入困境，因此不得不诉诸法律;另一篇女性作者的“散文”却在那里大写“林黛玉心态”:今天梦到“他”给了“我”一个流着口水的吻，明天又从“他”的瞳孔中发觉了忧伤……

一篇文章论述了某位出色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身患绝症，隐下病情继续工作，身为颇有级别的干部却家境清贫;而另一文则是讴歌某位领导干部如何“热爱生活”，如何“陶冶性情”，“业余”养了七百盆花、四十只鸽子、三只猫……

这样的报纸编辑语言是想告诉你把钱用于救济灾民还是用于“高消费”以展示“绚阳的人生”?是号召党员干部勤政廉洁、为民服务还是养花、养猫以“陶冶性情”?

作为读者，我们真的困惑了，真的不知所措了!

报纸传播的信息要取得最佳传播效果，不仅要注重传播内容，而且还要注意传播方式。传播内容无疑是言语的，传播方式却是非言语的。人类的信息传递(特别是情感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方式——“如何说”而不是传播内容——“说什么”。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访美，《纽约时报》一方面显著报道访问活动，宣传对华关系，一方面又大幅刊登反华反共言论和广告，以此冲淡这次访问的影响。这样的版面编排看似矛盾，其实是向苏联传播信息:我们并非一边倒地倒向中国。这一信息不是通过任何言语符号而是通过用心良苦的版面编排这一非言语传播形式体现出来的。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传播内容是由大众传媒的言语语言(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实现的，而传播方式则是由大众传播的非言语语言体现的;言语符号向受众传播直接信息，非言语符号则向受众传递隐含信息。

麦克卢汉引起争议的著名论点是:Medium is the message(媒介即信息)。因为，在他看来，传播技术的演进不只是触发社会组织的改变，而且也引起人类感官能力的剧烈转变;换言之，作为人体延伸的任何新媒介的出现，都将引起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变化及社会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传播技术的重大改变是促成社会改变的决定力量，真正对人类文化产生影响的不是媒介所传达的信息，而是媒介本身。比如，有声语言和工具这些媒介使原始人的头脑产生重大改变，从而和其他动物大异其趣;又以电视为例: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的是点点荧光形成影像的这种事实，而不是影像所传播的《我爱露西》、《田边俱乐部》等。针对人们十分重视传播信息而轻视传媒本身的巨大作用这一现象，他告诫人们:“媒介的‘内容’，就像是盗贼手里拿的肉，是用来分散看家狗的注意力的!”⁽²⁾

麦克卢汉的媒介信息论，曾在美国和欧洲流行十余年，拥戴者称他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反对者说他思想跳跃、语无伦次、推理不严、荒诞不经。

然而，关于媒介信息论的争论，却引起了许多学者对媒介研究的兴趣。在此之前，媒介研究是不受重视的。因此，可以说他对媒介作用的强调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把媒介的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了，而且他讲的媒介，有时指大众传播媒介，有时又称科学技术，概念极不明确。

施拉姆认为，虽然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本身的作用这一点是有益处的，但信息就是信息，媒介就是媒介，两者相互影响但并不相互排斥。“谁能争辩说判断肯尼迪总统逝世消息的影响主要是看它是由电视、广播、报纸传播的还是口头传播的;或者争辩说关于肯尼迪的消息同有关家务的连续片所起的不同影响主要是因为人们是通过报刊得知那条消息，而连续片则是通过电视看到的?”⁽³⁾

在我们看来，媒介与信息的关系问题无非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没有无内容(信息)的形式(媒介)，也没有无形式(媒介)的内容(信息)，形式(媒介)为内容(信息)服务，同时又反作用于内容(信息);两者相互区别，同时又相互联系。正如我们不能把形式等同于内容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信息与媒介等同起来，认为媒介就是信息。

然而，倘若我们换一个角度，即非言语传播的角度，来审视“媒介即信息”这一论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真知灼见和合理内核。

1.媒介就是非言语信息

在移动通讯刚刚在我国兴起之时，我们常可看见一些款哥款姐在人流如潮的街头，手持大哥大，旁若无人地大声叫嚷，洋洋得意地接受过往行人的注目礼，他不仅要用手中的媒介——大哥大来与朋友聊天取乐，还要借它向世人传播富有、时髦、派头、身份、地位等非言语信息。因此，大哥大这种传播媒介本身就负载着、隐含着或显示着信息，在一些款爷及一些受传者眼中，大哥大就等于富有、时髦、派头、身份，用高度抽象的术语概括地说，不正是“媒介就是信息”吗?

这些无声的媒介默默地传播着信息。“石雕像传播着上古时代诸神的庄严伟大，建筑物和纪念碑传播着某个王国或君王的业绩，泰姬陵和金字塔之类的名胜古迹以及天主教堂这样的非凡的构想，不仅聚集人群，传播某种生活方式，而且讲授一个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的对未来的希望。”⁽⁴⁾

人们一看见这些无声的媒介，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它们所表征的特定信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就是非言语信息。

2.环境就是非言语信息

我们常能在电视上或影院中看见这样的科幻片:剧中的主人公——某位先生或女士在某个神秘的地方沉睡了一百年，等到一觉醒来，才猛然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已今非昔比，迥然相异，一切都那么新奇，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由此引出许多令人捧腹的笑话来，因为，在今人眼中完全习以为常的媒介，如电话、电视、收音机、电脑等传播媒体对于他(她)来说是前所未闻、前所不知的新东西，而信息论认为:对于受传者来说，信息就是未知而新鲜的事理。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科幻片(注意:科幻片不是荒诞片，因此，尽管剧情是虚构的，但所反映的推理、判断却具有科学性)中的主人公来说，这种对他(她)而言由完全未知而新鲜的媒体所组成的环境系统本身就是信息。

人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环境之所以不同，原因即在于不同的、极大扩展了人体感官功能的媒介使然。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总经理曾说:“我的孩子与他们的祖父母进小学时比，已经生活了几辈子。”这发自肺腑的感慨说明了现代人所生活的环境与老一辈人所生活的环境之间的巨大差异。然而，环境不是消极的包装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过程，它不仅传播着丰富的非言语信息，同时又影响和制约着居于该环境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行为及行为方式。

20世纪8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乔舒亚·梅罗维茨把麦克卢汉的媒介信息论与戈夫曼的情境理论融合起来，将自然环境研究延伸到对传播媒介所造成的社会环境的分析，提出了“环境就是信息系统”的观点。

我们的确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是媒介所营造的环境，在大众传媒时代昔日人与人的那种互动关系逐渐让位于人与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梅罗维茨的“环境即信息系统”的观点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麦氏“媒介即信息”的另一种经过补充了的表述方式而已。

3.媒介特征就是非言语信息

德国学者马莱茨克1963年提出“大众传播场模式”时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有其可能性和局限性，因此，不同的媒介要求接收者作出不同的适应。比如，对于广播和电视播放的戏剧演出，我们的感受不完全一样，原因即在于媒介特征是影响受传者感受并受媒介内容影响的方式。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理论“可以清楚地说明与接受者有关的媒介作用有时受到何等的重视”⁽⁵⁾。

黑白电视与彩色电视不同的传播特征有助于我们阐释“媒介即信息”的隐含意义。

黑白电视与彩色电视都是用图像和声音对受众的感官进行刺激(用麦克卢汉“媒介即按摩”的说法，这里的“刺激”可改为“按摩”)的，不同的只是彩色电视比只有黑白两色的电视增加了绚丽多姿的色彩。然而，正是这些色彩语言才使传播的图像负载了更多的信息，极大地消除了受传者的不确定性，满足了受传者“欲知”、“应知”的需求。以“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大型文艺晚会”的实况转播为例: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两种传媒所传播的内容完全相同，然而，两种传媒所传播的图像中的非言语信息却大不一样:四位节目主持人的着装在黑白电视中只是深浅各异的黑、白两色，而欲知他们到底穿的是紫红、素白、深黑、浅蓝还是米黄的服装只有去看彩色电视的图像才能获得这些信息了。同样，晚会开始时舞台背景上映现出荡漾的海水、美丽的港湾，“香港快乐之星”卡通麦兜与妈妈……这一切在黑白电视中只不过是跳跃的、不同亮色的黑白光影，而这些灯光和背景本身所具有的“五彩”缤纷只有在彩电图像上去领略了。

正因为传播媒介特征不同，传播内容所表现出来的非言语信息也就不同。换句话说，相同的传播内容由不同的传媒来传播，传媒本身的特征就决定了传播信息的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媒介就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