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国初期到十年“文革”党报关于危机的报道
在回顾从创立到解放战争时期党报危机报道的历程时不难发现，当时一个最重要的时代特点就是所谓的大危机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救亡压倒了启蒙，阶级运动的规律压倒了新闻自身的规律，而特殊时期形成的党报观念和新闻处理方式尽管适应了当时时代的要求，却是以新闻自身的退化为代价的。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随着党的工作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随着党的工作内容从革命转向建设，时代的变迁对于党报的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的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党的新闻工作也揭开了新的一页。反观这段历史，当时党内既有向着更民主更开放方向前进的力量，也有潜藏的强大的“左”倾思想，由于当时种种复杂的国内原因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最终走向了“反右”的扩大化和十年“文革”的灾难。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新闻工作尤其是媒体的危机报道工作也出现了严重的退化。“如果主要领导者能够意识到这是以新闻学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总体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对于党这个整体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当时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理念和方法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当时根据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本来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要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当环境变化的时候，思想上能够与时俱进，否则，一旦把偏至的新闻学上升到永恒，悲剧便不可避免”(22)。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媒体关于危机报道的徘徊
建国初期的过渡阶段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特殊阶段，从危机报道的角度来看，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各种新闻观念和新闻政策依然具有巨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在当时一个相对多元的社会里，我们对于媒体危机报道的认识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1956年《人民日报》改革的过程中，更是出现了很多可喜的进步。可是，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抬头，这些进步很快被扼杀，而一些极“左”的思想却再一次披着革命的外衣损害了党报的危机报道。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邓小平同志后来说的一句话“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整个党的发展历程中，“左”对党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造成的危害一直没有被深刻反思过，许多“左”的行为依然被戴上“革命”的花环。
1.危机报道的突破
这段时间对于危机报道认识的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新闻真实性的重新认识，二是对于在报刊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的认识。关于新闻真实性，《人民日报》1950年3月1日的文章《缺乏真实性的报道举例》一文对以往党报的失实报道进行了反思与总结。文章的开篇指出:“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许多新闻工作者在这方面有了不少成绩。但是少数报纸，还不善于正确地使用这种自由。他们对新闻报道采取了不够严肃的态度，发表了一些不真实的新闻。”随后文章以军事新闻为例列举了一系列失实新闻，结尾则明确指出“对于不真实的报道，应当坚决加以反对”。从现代的角度看，此文章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但是对于突破当时危机报道中“敌我两分”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是一个重要的修正。
这段时间的新闻宣传，除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这些大运动的宣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关于批评的范围、方式及性质的讨论是贯串于这段时期的一根主线，理清相关的论述对于理解中国媒体危机报道的现状有很多启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为了反对官僚主义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前进，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23)”，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有很多固有的局限性，但是其间提出的很多理论观点对于现代中国媒体的危机报道依然有很好的启示。
虽然提出在报刊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官僚主义的，但是由此导致的党报报道领域的开拓和新闻观念的变化，无疑对媒体的危机报道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在新闻实践层面，很多以前无法报道的社会问题得以见报，《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七十二个干部，十多个组织形式》（1956年7月7日）、《为什么花了几万元的灌溉工程用不上》（1956年7月12日）、《一个沉痛的教训》（1956年7月19日）等让人耳目一新的批评性报道，打破了当时党报“报喜不报忧”的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此外，以《上海一辆电车遭雷击》（1956年7月6日）这种社会新闻的形式报道自然灾害的尝试也开始出现。
在新闻观念上，对于“报喜不报忧”的领导根源，对于批评性报道的社会功能等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些认识也成为现代社会媒体危机报道的一个理论根据——即媒体的危机报道有助于社会危机的解决，从而可以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人民日报》刊登的江苏省常熟县钱建南的来信《既要听“喜”也要听“忧”》，认为“报喜不报忧”的社会根源在于领导作风，这一点也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有些党的领导只喜欢听来自下面的“好”的反映，不喜欢听“坏”的反映，从而使得基层干部和媒体养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不良作风。“什么叫做‘好’的反映，什么又叫做‘坏’的反映呢？在这些党组织的负责同志看来，提出和领导意图不一致的看法和情况的，提出工作中的困难或消极的一面的，就是‘坏’反映。否则就是‘好’反映。”
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认为，关于批评性报道的社会功能，我们认识到社会负面现象的报道可能会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影响，从而有助于党改进自己的工作。《人民日报》1950年4月23日《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列举了一系列事例来论证上述观点。
比如，用最近的例子来说，去年宣化龙烟铁矿庞家堡矿场遭受严重破坏事件，经本报揭发以后，察哈尔省委、察南地委、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和察南专署及所属各县市政府机关、龙烟铁矿等单位就都作了公开的检讨，提出了护矿工作的具体办法。华北人民政府也发布了关于这一事件的决定，处分了纵容或从事破坏的有关部门的人员，并奖励了护矿有功人员。今年三月九日本报揭露去年冬季平原省濮阳专署与地委忽视运粮工作事件，并著论批评，要求这次事件主要有关的负责人员在群众中、在报纸上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以后，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晁哲甫、副主席贾心斋、韩哲一即在三月十五日联名致函本报，公布平原省人民政府向政务院所作的关于濮阳运粮事件的检讨报告，中共平原省委也公布了关于同一事件给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检讨报告。三月十三日《东北日报》发表读者来信揭发东安原军工部二十四厂玩忽国家法令，迁移时拆毁大楼一座及平房数十间事件，东北人民监察委员会立即进行了调查处理，中共中央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了处分有关干部的决定，主要有关人员也在报纸上作了书面检讨。三月二十五日《天津日报》揭载盛锡福帽庄工会主任侵犯资方经营权和管理权，违反劳资两利政策，并著论批评，解决了天津私营企业中劳资纠纷的一个典型问题，工商政策为之端正。
应该说这段时间的新闻实践活动尤其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报刊上的展开，对于中国党报转变观念，对于党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媒体功能的转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并不要求“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以及报刊的编辑和记者需要开展独立性的工作等一系列观点都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如果媒体报道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我们完全可以开辟新时期媒体危机报道的新局面。
2.危机报道的徘徊
但是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带来的好景不长，由于过高估计了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由于党内“左”倾思想的抬头，关于党报的批评工作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可能在新闻实践中加以全面的贯彻。我们很快又恢复了阶级斗争的思维，媒体的批评报道很快被戴上“破坏性的批评”的帽子而无法继续进行。报纸上的批评必须反对客观主义，批评必须防止被敌人利用，报纸上的批评必须强调正面引导和鼓舞作用，批评必须“内外有别”等等规定的出台，结束了这次有益的尝试。“新闻、旧闻、无闻”(24)观点的提出，《人民日报》的改版的半途而废，“统一发布”和“限制公开发布”的实行，预示着党报的危机报道将走向一段令人困惑的历程。
“新闻、旧闻、无闻”观点的提出，使得对事实报道不报道重新成为一种政治表态，战争时代的思维重新被采用，“内外有别”、“公开出版物和内参有别”重新成为新闻选择的标准，在当时新闻实践中的发展就是“统一发布”和“限制公开发布”。关于“统一发布”，当时明确规定了统一发布前的审查制度，规定“凡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属各机关的公告（如文告、法律、法令、决议、命令、训令、通令、计划、方针、外交条约、外交文书、判决、起诉书等）和一切公告性新闻（如重要会议、重要措施、政令解释、工作总结、外交事件、重要案件等），在送发之前，必须经由机关首长批准；其尤重要者，须由主管首长签送总理批准，使得发布”(25)。当时还规定关于国际时事的宣传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统一发布，“涉及我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地方性事件，亦统一由新华社发表消息，如果为了某种外交上的考虑，需要在地方报纸上单独发表报道和评论，亦须呈报中央批准”(26)。
通过当时规定的新华社记者采写参考资料的范围，我们可以理清当时“限制公开发布”的新闻的范围，因为当时所指的内部参考资料都被认为是不宜公开传播的。1953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新华社记者采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中，详细列举了内参包括的内容(27):1）党的政策方针在各地贯彻执行中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那些对领导机关有参考价值的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偏向、错误和缺点的情况；2）各阶层人民当前的政治思想情况，各阶层人民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意见，各阶层人民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对于领导机关的意见；3）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问题；4）工作中一些尚不成熟、带实验性的不宜公开报道的工作经验；5）各地自然灾害的详细情况和反革命分子活动情况；6）其他不宜于公开发表的重要情况。
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由于过高估计当时的阶级矛盾，党报在实际工作中强化了“报喜不报忧”的偏向，使得“报喜不报忧”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整党宣传、在自然灾害的报道、在典型宣传中都得到了体现。“什么是典型？典型是有普遍意义的事件，对全国人民、全国工作和斗争富有教育意义和指导意义的事件，或者是某个人物、某个工厂、某个农村、某一地区、某项工作……或者是先进的范例、错误的教训、千千万万桩事情中的一例。关键在于有无全国意义”(28)。可见，典型的本意也包含“错误的教训”，但是在我们后来的宣传中典型几乎成为正面典型的代名词。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上宣传整党办法的通报规定:“在公开报刊上宣传整党是需要的，但在公开宣传中主要是介绍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经党委审查过的）及宣传整党的成绩。”(29)
对于灾情的报道，则强调不允许孤立地报道灾情，强调这样做的负面影响:“这种报道，把个别的特殊的例子夸大为一般的现象，片面地孤立地宣传灾情的严重性，而没有和实际救灾工作相结合，这是客观主义倾向的表现。这种报道可能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同时给予帝国主义反动派夸大我国灾情，进行挑拨造谣的藉口”(30)。
这段时期对典型人物赵桂兰的宣传，对后来媒体危机报道也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人民日报》1950年3月1日刊登了雷风的文章《共产党的好女儿——赵桂兰》，讲述了大连建新工厂的一个女工赵桂兰在一次“雷汞”爆炸的生产事故中，为了避免对工厂造成损失，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没有把“雷汞”扔出去的人物通讯。关于事故过程文中描述如下:
去年（1949年）12月19日，放工的汽笛声已经响了，赵桂兰从一个工作室里拿了一包用棉纸包的“雷汞”，准备送到配置室去。当她走到离配置室还有二十步远的地方，突然头昏了，房子在眼前直转，地也动，两腿直打颤，身子乱晃。她一想不好，手里拿的“雷汞”是配置开矿山用的，一触地就要爆炸。可是就在这时，她已经坚持不住，扑通一声跌倒了。她知道“雷汞”触地了用不上一分钟就要爆炸。她想把“雷汞”扔出去。可是她又想到工厂里摆着那么多机器、原料，要是把“雷汞”扔在空地上还好，否则工厂就要遭受很大损失。“不能！”她紧闭着眼、咬着牙，握紧了“雷汞”。就在这一刹那，“轰”的一声，附近门窗上的玻璃都被震响了。工友们都惊慌地朝着响声的地方跑来，老远就看见一个人在躺着。跑近一看，一个女工像血人一样躺在一个被炸的坑边。
应该说，这篇通讯的写作充满了心理描写与“合理想象”，不由让人对事件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而《人民日报》随后掀起的关于赵桂兰该不该扔“雷汞”的讨论，更是形成定势思维。在一次学习赵桂兰的座谈会上，大连市第一完小的教师们在学习赵桂兰同志的座谈会上曾讨论了赵桂兰应该不应该扔出雷汞的问题。座谈会上有的说，“不扔是对的，扔了雷汞国家财产要受损失”；有的说，“应该扔出去，财产没有干部要紧”。双方争论不休，结果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针对这个现象，1950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赵桂兰应不应扔雷汞？”（主题）对大连市第一完全小学教师们的一个答复（副题）》，文章对此进行了答复。这篇文章不仅错误地偷换概念，把国家财产的损失等同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从而得出国家财产比干部生命更可宝贵的荒谬结论，而且宣扬了封建的“领导聪明论”，认为普通党员就是领导手中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棋子，“因之，任何一个党员，在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就只能坚决地牺牲自己，而不应考虑其他。因为只有党的负责同志才能够考虑有没有这个‘必要’，党员个人是无法判断的。在紧急关头时，共产党员如果不顾整体利益而计较个人得失，那就只能说明这个党员没有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而自我牺牲的决心，而不能有任何别的解释”。
应该说《人民日报》的这种言论即使在当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1950年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里反对的意见也被表达出来。《人民日报》在1950年4月13日再次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共发表了5篇相关文章，其中3篇是肯定的，认为应该向赵桂兰学习，一篇是有条件赞成的，认为当时机器比生命重要（随着时间推移生命将比机器重要），另一篇则是反对的，认为赵桂兰这样处理自己的生命是一种浪费。应该说《人民日报》在讨论中的导向性还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所有的文章看下来只有那篇反对的文章逻辑性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就历史后来发展而言，随着“左”的思想的抬头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盛行，而其后在有关生产事故的报道中逐渐形成了“事故出英雄”的模式，生产中盲干蛮干、瞎指挥的现象都被当作“革命”行为加以宣传，而一旦发生事故就推出“赵桂兰式”的英雄，通过歌颂事故中受伤或死亡的“模范”来掩盖事故责任人的责任。生产事故是媒体危机报道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事故出英雄”的报道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掩盖了生产过程中潜在的各种问题，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二、从“反右”到“文革”党报关于危机报道的全面退化
“反右”是建国后第一次涉及面广、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运动，而且是采取先“引蛇出洞”，再号召工农群众聚而歼之的方式进行的，全国被错划为“右派”的有数十万人，其中大多数是一些忧国忧民又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此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对“右派”的揭露、批判、斗争和改造波及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严重扭曲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的心灵。十年“文革”对于中国来说更是一场浩劫，而媒体是这场浩劫的点火剂、催化剂和助燃剂，“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借助了新闻媒介的威望和力量，通过全国的报刊、广播、电视，发号令，搞批斗，判是非，定生死”(31)。
1956年短暂的新闻改革很快因为1957年“反右”斗争的不断扩大而中断。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20年时间对于中国媒体来说是被扭曲的20年。新闻界作为当时“反右”的重灾区，“从1957年6月到9月，《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了新闻界右派分子104人”(32)，在政治标准和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里，敢于讲真话的新闻从业人员成为斗争的牺牲品并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当坚持实事求是的邓拓被冠以“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恶名之后，严格按照政治标准和阶级斗争的要求从事新闻工作成为当时新闻界唯一可能的选择。“文革”期间各种各样的批判会形成的政治高压使得中国新闻界万马齐喑，彻底破坏了党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此后多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批评和揭露在中国媒体上销声匿迹，对于国家的建设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反右”扩大化以及后来的“文革”对于党报危机报道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那段时期，媒体沦为完全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斗争的规律完全代替了新闻自身运动的规律。在这段时间里，党报成了阶级斗争的推波助澜者，我们媒体从业人员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机会。在这段时间里，党报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新闻报道的“假大空”，典型报道的“高大全”，是唯心主义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这段时间里，党的领导人的思考代替了全党的思考，媒体的工作就是组织人民去学习、领会领袖一个人的思考，“千本书、万本书，不如毛主席的红宝书；千句话、万句话，不如毛主席的一句话”，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应该说，从“反右”发端到“文革”极“左”思想肆虐的时期，是中国媒体危机报道的“断代史”。虽然危机事件是当时党报报道的禁区，但并不意味着这段时期中国社会的危机就不再发生和发展，也不意味着这段时期与现代媒体危机报道毫无关系。相反，当时用来转移、扭曲、掩盖各种社会危机的手法至今依然产生着或小或大的影响，其中“报喜不报忧”传统与“新闻造假”的结合，是这个时期媒体报道最重要的特点。为了“报喜”而“造假”，为了让人们相信“造假”的各种成果就必须造更多的假，成了这段时期媒体报道的倾向。
危机发生时用“造假”的方式来“报喜”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媒体的这种报道特征对于后来媒体危机报道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在实践的过程中，媒体危机报道采取的做法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刻意淡化甚至隐瞒危机事件本身或者危机造成的损害，其次是通过强化宣传危机事件中的人、集体、组织及政府的“英雄行为”，最后是编造大量的“建设成就”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决策，党的许多方针政策都严重脱离了实际，再加上自然灾害和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人民生活困苦，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媒体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宣传社会主义面对危机取得的“巨大成绩”，唯一的办法就是撒谎，就是“编造新闻”。
1.阶级批判取代了对危机事件的报道
媒体本身在那个年代就是阶级批判的工具，党报的作用首先在于为各种运动、批斗煽风点火。通过报纸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导火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中央党报率领全国各级党报围剿一家地方党报（主要指北京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其火力集中、声势之猛是中外新闻史上罕见的(33)”。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告“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来，在《人民日报》的提倡和鼓动下，大字报运动风靡全国，打砸抢成了一种革命的行为，大部分党组织和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大批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被关押、被迫害，全国一片混乱。在鼓动造反的同时，新闻媒体还着力神话毛泽东，宣扬个人崇拜。各种媒体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报纸、杂志上充满了黑体的引文，讴歌、崇拜、神化毛泽东的文章和专栏充斥了各种报纸。大量的新闻和评论，变成了“语录加例子”，空话、套话、大话、绝话连篇，形成了奇怪的“文革”文风。
而在媒体的危机报道中，“社会主义在处理各种危机事件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成为报道的主要价值取向，阶级批判代替了对于危机事件的报道。1956年河南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人们生活困苦，可是在当时的“反右”运动中，那些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和新闻从业人员却被认为是制造谣言、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人民日报》在1957年7月4日发表《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引题）吴芝圃代表用事实驳斥右派谎言（主题）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副题）》一文，透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媒体在自然灾害报道方面的这种变化，而阶级批判取代对危机事件的报道，这种取向也被应用到其他各种社会危机的报道中。
文章的五个分标题“事实胜于雄辩 右派谣言不攻自破”、“党政领导有方 人民团结战胜灾荒”、“统购统销保证了粮食供应”、“合作社的力量大 天灾人祸都不怕”及“看看现在 想想过去社会主义才是幸福道路”，通过这些标题，我们不难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阶级斗争气息。文章写道，“生产救灾战线上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是伟大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
在上面的长文中，虽然既交代了当年河南的严重灾情，也承认了党在具体工作中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同时也表示欢迎来自各方面的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通过对总体的概括完成的，也只能停留在总体概括的层面上。不管灾情如何严重，不管党犯的错误如何严重，媒体都不允许具体深入报道人民的苦难和党的错误，因为那样的报道是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通过文章中下面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阶级批判代替对危机事件本身的报道这种模式的思维逻辑和表现形式:
最近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进行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毒辣、也是最常用的手段，便是制造谣言，颠倒黑白，向人民脸上抹灰，企图把几万万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上的伟大成绩一笔抹杀。他们用威胁的口吻说，讲成绩，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歌德派”。他们尤其是惯用假惺惺的面貌，而实际上是抱着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的狠毒心肠，对正在向自然灾害作顽强斗争的灾区人民，捕风捉影地进行诬蔑，进行挑拨离间，制造许多“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人民政府救灾不力”、“人民政府不供应灾区粮食”、“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等等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广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谣言均将会不攻自破。我现在向大会报告一下河南省生产救灾的情况，也同时作为向别有用心的右派先生们的回答。
那么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面对党犯的各种各样的错误，媒体应该如何反映和体现“党领导抗灾救灾有方”、“统购统销保证了粮食供应”、“合作社的力量大”及“社会主义才是幸福道路”呢？一个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证我们在灾害面前的各种优越性。但是仅仅靠阶级理论分析又是缺乏说服力的，媒体还需要证明阶级分析优越性在现实世界的各种表现。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情况非常糟糕，因此“新闻造假”应运而生，在上述文章的开头于是有了一段描写河南灾区风光和美景的引言:
今年五月间，武汉大学的学生听到一些灾民的反映，曾经设想河南灾区不知变成了一幅怎样荒凉的景象。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由两个老师带领，到河南几个有灾的县考察一番，走了一千多公里路，到了几十个村子，深入访问灾户。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坐上汽车，总开不到那样的灾区；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整齐的房屋，金黄色一望无边的麦田，期望着丰收的社员，在地里愉快地劳动，孩子们追赶着汽车叫喊，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到的灾区。”
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开展，阶级批判取代了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媒体的“新闻造假”也从此拉开了序幕。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其间丧失殆尽，新闻真实性原则被彻底破坏。“大跃进”期间的新闻宣传，严重脱离实际，严重违背新闻的客观性，成为后来的中国新闻中的“造假现象”的一个极为醒目的毒瘤。十年“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长期控制着新闻界，“新闻造假”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成了这段时间新闻报道的总特征。“新闻失实，在我国新闻史上时有发生，有时闹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比如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但像‘文革’时期这样，失实的性质几乎全是‘故意失实’，假报道遍及全国，为时长达十年，影响如此恶劣，对实际生活和广大群众造成的损害如此严重，不仅在中国新闻史上，而且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34)。正是在那段时期，中国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动乱等特大的“危机事件”。
2.“浮夸风”的盛行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审定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的高潮》的社论，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5月，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大跃进的正式发动作了准备，会上提出了钢产量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奋斗目标。从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成为党的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成了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从此，为了实现媒体报道的“大跃进”，在党报报道中，与阶级批判相伴而生的就是“浮夸风”的盛行。
“报喜不报忧”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发展到了极致，浮夸风成为新闻界的一个顽症，“虚假掩盖了事实，高调排斥了真话，声势大、变化快、调子高成为‘大跃进’宣传报道的基本特征”(35)。经过1957年的“反右”，在“大跃进”中的新闻媒体已经完全失去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只是一味跟着当时党的错误政策走。“文革”期间，“四人帮”对于新闻事业的控制更是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新闻事业，为了不出错，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上边让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成为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的必然选择。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当年要生产1 070万吨钢，比上一年增加一倍，要求“二五期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0%，随后中国高炉遍地，“卫星”频升。报纸上不断报道各地出现的钢铁“高产卫星”，“仅9月29日（1958），《人民日报》就集中报道了80多个钢铁‘高产卫星’”(36)。《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新闻媒体的浮夸风也日益严重。根据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指示，媒体开始了不断放“高产卫星”的竞赛，说假话吹牛也无所顾忌，浮夸变成了胆量的较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都在当时的媒体中被看作是革命精神、创新精神而被极力宣扬，形成了恶劣的影响，贻害无穷。“作为一场运动，‘大跃进’错误直到1960年才得以有效地纠正，而作为一个口号和工作思考方式在20多年后才得以最终纠正”(37)。
“浮夸风”在新闻报道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大胆想象”，新闻报道中唯心主义盛行，“大胆想象”和高指标代替了新闻事实。在当时看来，人民公社和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粮食的高产。1958年8月25日的《安徽日报》上名为《稻穗上的姑娘》如今已成为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一张缩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对于粮食高产的宣传达到了怎样肆无忌惮的地步。《人民日报》的其他消息说，1958年6月以来，粮食亩产纪录频频被河南、湖北打破，然后其他省又追上来，2 150斤，2 394斤，2 664斤，4 412斤，4 689斤，5 103斤，15 000斤，43 075斤……不断攀升。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说，四川郫县水稻亩产82.4325万斤。
透过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文章，我们可以理解农业生产中的这些“卫星”怎样被大胆“想象”出来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了徐水。毛泽东离开后，徐水县便产生了“毛泽东效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康濯的这篇《徐水人民公社颂》。在这篇文章里，共放了5个农业卫星:一是“山药卫星”，计划亩产120万斤；二是“白菜卫星”，一棵大白菜重500斤；三是“小麦卫星”，亩产12万斤；四是“皮棉卫星”，亩产5 000斤皮棉；五是“粮食卫星”，要把徐水的全县粮食亩产从去年的214斤提高到当年的2 000斤。
以小麦亩产12万斤为例，我们来看上面伟大数字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是在让伏天的太阳照晒翻开的土，然后深掘七尺，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同好土和匀；施底肥三十万斤；种子先进行人工培育，刚出芽的工夫播下，防止粪大烧芽；土地叠成堆形，利用沼气养育，人工降雨浇灌，用最多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补；播籽一千斤，每平方公分一粒；每棵长八十粒小麦，就是亩产十二万斤”(38)。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吹得太离谱的“卫星”，在现实生活中连“造假”也造不出来了，只能依靠“大胆想象”，通过文学的方式来加以实现。这样的新闻报道，连基本的事实、常识和科学原理都弃之不顾，彻底背离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那个年代，那些吹得最离谱、“卫星”放得最多最大的一些省的领导人（如上海的柯庆施和湖北、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的负责人）受到的表扬称赞最多，见报率最高。
3.“危机出英雄”的报道模式
由于“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期间我们党的政策的偏误，由于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好大喜功、盲干蛮干的作风，由于形象工程、蛮干工程、瞎指挥现象的普遍存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整个社会在那个时期危机四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更是导致千万人被饿死的惨痛悲剧。面对整个社会的这个状况，光靠隐瞒和造假也已经不够了，剩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对危机事件本身进行美化，而美化的一个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危机”出英雄。自然灾害也好，生产事故也好，公共卫生也好，公共安全也好，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危机，我们媒体的报道都不是去报道危机本身，也不去反思危机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也不去探究危机事件中的官员责任。媒体所做的工作，是把危机中抢救、保护受害者的人当作英雄来宣传，由此来颂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掩盖制度上的缺陷和相关领导及当事人的责任。
1958年9月，钢铁战线的劳动力从7月份的几十万人猛增到5 000多万人，加上支援的劳动力，在9月份全国投入“全民炼钢”的总人数约为1亿左右。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矿石，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这些普通人也知道是胡搞。在这种视科学为儿戏的胡搞过程中，不知酿造了多少悲剧，可是媒体报道的用一个一个的高产卫星和炼钢英雄掩盖了所有的苦涩；在片面追求产量的情况下不知发生了多少矿难事故，但是媒体的报道却是一项项生产新纪录的产生。“4月份，大同煤田地质局一一五队，创造了岩心探钻八百六十点五公尺的全国新纪录，比国家计划提高二倍以上。这个队的方士福领导的小组还创造了每台钻机每月钻进一千四百七十六点零二公尺的最高纪录；地形测量组在比较困难的地区（四类地区）创造了每日测量一点九平方公里的新纪录，完成计划200.7%。专门负责拆卸、运输、安装钻机、钻塔的稳装小组，创造了日拆装三台钻塔的新纪录”(39)。在当时国民经济滑坡，全国抗灾害能力差的情况下，不知道自然灾害造成了多么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但是媒体的报道只有洪水淹不倒的干劲和抗灾的优秀个人、团队或集体及抗灾的巨大成果。在这里，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淹没了所有危机背后的苦难和责任，整个社会彻底淹没在一种自欺欺人的狂欢之中。
从此，不管我们社会有多大的危机，不管各种社会危机造成多大的损害，通过我们的“危机出英雄”的报道模式都可以进行简单有效的处理，所有的危机事件都成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新的注脚，都是孕育优秀集体和个人的热土，都成为革命精神发扬光大的一个催化剂，因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因为“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因为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76年7月29日发生造成24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透过《人民日报》1976年8月1日发表的文章《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我们可以充分感受这种“危机出英雄”的报道模式。在这篇报道中，24万人死亡的悲剧化成了“饱满的革命热情”，化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化成了“我们什么也不怕”，化成了在“大操场上排练文艺节目”，化成了“台风卷地眼不眨，七级地震震不垮，阶级斗争为纲牢记住，一张白纸绘新画”！
“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
——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
“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这是小靳庄贫下中农在地震灾害面前发出的豪言壮语，它表达了灾区群众人定胜天的坚强决心，反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
中共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发出的当天，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走访了小靳庄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同志怀着激动的心情，介绍了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抗灾的经过，并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叙述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设更新、更美家园的设想。这里的一切，使人们思潮激荡！小靳庄呵，你是个英雄的村庄；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呵，你们是英雄的人民。
在这次抗灾斗争中，小靳庄党支部不愧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党员、团员不愧为党的优秀儿女，广大贫下中农不愧为社会主义的顶梁柱。七月二十八日，地震一开始，大地还在摇，房屋还在抖。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杜同志就冲进了震情最危险的地段。他发现民兵副连长王瑞大半个身子压在砖瓦堆里。王杜和另外一个民兵，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王瑞。王瑞一脱险，便把手中的孩子交给邻居，带着满身的伤，赤着脚，急忙去抢救阶级兄弟。在党支部领导成员们的带领下，全村仅仅用了一刻钟的时间就抢救出了全村所有遇险的社员。贫下中农说:“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坚强的党支部带领，我们什么也不怕！”这是小靳庄广大贫下中农的心里话。
二十八日清晨，王作山同志从县里开完会赶回村，马上召开支委会。王作山严肃地要支委们想一个问题:我们曾经顶过“十二级台风”，现在能不能抗住这七级地震？同志们回顾战斗历程纷纷表示:“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中午，他们召开了社员大会，动员广大群众紧急投入抗灾战斗。党支部成员带头下田劳动，两天的时间就给玉米地追肥二百多亩，整修了全部排灌机械，修复了米面加工厂，抢出了七千多斤种子粮。
三十日晚上，政治夜校开课了，男女老少满含激动的热泪，学习党中央的熨问电，决心用战胜自然灾害的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也是在这天晚上，小靳庄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敲起锣、打起鼓，在大操场上排练文艺节目；《抗灾战报》也一期又一期地出版了；贫下中农的诗歌，像号角一般，响彻村庄和原野。有个民兵战士写了这样一首诗:“台风卷地眼不眨，七级地震震不垮，阶级斗争为纲牢记住，一张白纸绘新画！”
在小靳庄，大家都知道有位助人为乐、一心为公的陈大娘。队里发给各家席子，用来搭临时的住屋。陈大娘一回家便思量开了:我家人多，席子也多，那人口少的呢？队里的干部呢？陈大娘说:“不能光顾自个儿合适，咱们在政治夜校里不是常说，要想到八亿、三十亿吗？把我这几领席送给别的人吧。”他们就是这样，自力更生战胜本队的困难，又协助兄弟队抗震救灾。党支部的王作山、王荣带领大队赤脚医生，主动到别的大队，一起投入抗震救灾战斗。这就是小靳庄的党员和群众！这就是我们的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公社社员！
在小靳庄受灾的几天中，人们住在小棚棚里，没有一个耷拉着脑袋的。不少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说:我们正要搞个长远规划，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好。党员、干部、社员展望着未来，展望着明天的小靳庄，这是一曲多么动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赞歌，是一篇何等锋利的批判邓小平的战斗檄文！
小靳庄人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把经历一次地震，看作是参加一次斗争，接受一次考验，把它当作是一场革命！他们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抗震救灾工作，大震，大干，促进大变化！他们豪迈地提出:尽管经受了灾害，遭受了损失，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速度不能放慢，对于国家和人民的贡献不能减少！一人顶俩，一人顶仨，夺取秋季农业大丰收。他们还把邻近灾情严重的村子的支部书记请到小靳庄，一起研究团结抗震救灾夺胜利的措施。
十年批修火正红，战天斗地立新功。小靳庄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艰难险阻，向着光辉灿烂的目标胜利进军！
附《人民日报》1948年10月10日报道:
全区人民团结斗争 战胜各种灾害
【本报特讯】自从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建设华北，把生产提高一寸的方针后，各地领导上对救灾生产均掌握得很紧，进行了不少的工作，而且有了显著的成绩，根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华北各区均有各种灾害，但终于被人民团结斗争的力量所战胜，而达到全区秋收平均七成左右的成绩。兹将灾害及斗争经验报道如下:
（一）各区灾情
夏秋以来，全区各地均连续遭受程度不同的各种灾害，尤以冀南、冀中之水虫两灾为甚，兹分述如下:
冀南 水灾:据一、二、三、四，四个分区的统计，淹耕地四百二十六万八千四百五十六亩，占全区耕地面积八分之一强，其中毫无收成者达六十九万八千亩，被灾村达一千四百一十一村。房屋倒塌一万五千百六十间，淹死二十四人，伤七人。
虫灾:除临清外，四十一县全部发现以四、五两分区之冀县、衡水、阜东、南宫、广平、肥乡、元朝、恩县为最严重。五分区枣强、武邑、冀县三县共有一四八一村，受灾村计一〇八八村，占三县总村数百分之七十三·四六，枣强全县共有谷地三八四六二亩，吃光谷叶六二六〇亩占百分之一六·二八，余皆吃成半叶、花叶；阜东全县共谷地六五〇〇〇亩，生黏虫者四五〇〇〇亩，吃光谷叶者仅一、八区即有九千亩；武邑全县耕地七五八三八〇亩，虫灾地一四六〇九一亩，占全村百分之二十，按谷地占百分之九十五；冀县吃光谷叶五五〇七六亩，吃掉一半叶者五四四八亩，共捉虫四一三三九五斤。据一般估计，吃光谷叶者减收二分之一，吃掉一半叶者减收三分之一。各县平均减收三分之一，每亩平均产量二百斤计算，景县减收三三九三六九三六斤；阜东减收二十三万斤到二十七万斤。
春荒:三月的统计，除五分区外，四个分区二十余县遭荒，永年、大名、魏县最重，大名之万堤一带荒地三十多顷，魏县沿漳河长六十里宽十里内计重灾村八十二个，轻灾村八十五个，段小寺讨饭的估全村百分之七十五，申桥百分之六十五·九。永年全县三万人曾马上没饭吃，一区五十六村的统计荒地一百一十二顷，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九·三，二区孙连岩没饭吃的占百分之五十一·一，没饭吃的占全村人口百分之二四·一四者计二十村，占百分之一二·九者十五村，占百分之四〇·八者二十一村，素称富庶的四、五区计四千七百五十六口人没吃的，吃不到夏天者五千七百六十口，新荒地二千三百三十八亩。
雹灾:六月中旬在恩县、平原、钜鹿降雹，钜鹿五十一村统计一千五百一十二亩被砸成灾。
冀中 水灾:七月下旬，各河暴涨，滹沱河、潴龙河决口，遭水灾者全区达三十三县，被淹村庄一九一五，占全区总村数百分之十三左右；被淹耕地三二八八九一六亩（缺深泽、文新、雄文数字），约占全区总耕地面积三〇〇〇一七四五亩的百分之十二左右，因水灾而减收谷约三〇六万石，按通常平均年景减收百分之三〇·五；受灾人民约计百万左右。任丘、献县、文新、高阳、静海五县统计即达四十万人。灾情最重者为九分区，其中尤以安平、静海和献县为更严重，灾民有的已开始逃荒乞食。据九分区定县、十一分区藁城二个县统计，曾断口粮者共有一三六一人，灾情之严重，可见一斑。
九分区十三个县均上水，被淹村庄九八六个，占全分区村数百分之卅左右，全分区耕地八七七六一九一亩，被淹耕地二四七一八七七亩，占总耕地百分之二十八·一六，其中毫无收成者九七七八五三亩，减收百分之七十的共五一四五四〇亩，减收百分之五十的共五〇五一一二亩，减收百分之三十的共三二七四三一亩，减收百分之二十的共一四六九四一亩。今秋不收脱水种麦仅肃宁、博县两县即有一〇二五九八亩，耕地被水冲毁者九一七七亩，沙压地一〇四五九亩（四个县统计）。另外冲毁房屋三九三八五间（九个县统计），毁井一八七三眼，损坏粮食二二九八九五〇斤（三个县统计），毁家具三四一七二件（两个县统计），安平淹死牲口一四五头，五个县共死伤二十九人。
虫灾:八月中旬开始发现，到下旬即普遍三个分区，九月初才下去，据八、九、十一分区二十九个县统计受虫灾（粘虫，次为火珠子、蝗虫）村达三五九六村，受灾农作物以谷为最重，谷叶大部被吃光，次为玉茭、豆类、棉、山药、果木等。最严重者，如束鹿九区，谷子十分之七被吃，饶阳郝家庄一村两天内打虫六千斤，蠡县四区二十七村统计，咬坏庄稼三万三千多亩，棉花十五万二千四百七十一亩，博野北色村一千多亩棉花已无收成。因此虫灾也使全区平均年景减收百分之十一·五六。
综合上述水、虫灾，使全区平均年景减收百分之二二·〇六，受灾人口约占百万人左右，占全区负担人口约近八分之一。
旱灾:入夏亢旱，致束鹿、晋县、建国等县秋收减收四、五成。
雹灾:七月五日束鹿四个区长达五十里，宽二十里之地区普降冰雹，据十五区统计，共毁庄稼三万五千亩。
太行 水灾:漳河在漳南决口，漳南全县大部村庄被淹，滏、漳两河淹磁县三区，新乡、辉县、邢台、邺县亦有廿余村被淹。黄河北岸的温县部分村庄亦被淹，重者加淤坡村，秋苗地被淹百分之八十，元氏城内塌房千余间，邢台塌房六千间。
虫灾:十七个县局部地区遭蝗灾，以平汉线为甚，据七个县七十六个村统计，损庄稼二万二千余亩，最严重者如漳南遭虫灾村占三分之一。
雹灾:据八个县计打毁庄稼三万二千亩，以潞城最重，十四村统计毁麦苗七千一百亩，毁秋苗一万四千六百亩。
春荒:今春三月间灾民曾达六十万，以晋中之榆次、太谷，豫北之安阳、新乡、修武，冀西之元氏等县较重，仅元氏一县三月间曾有二万五千人没饭吃。
北岳 水灾:四分区除获鹿无统计外，共计耕地被冲毁者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亩，被沙淤者二万八千六百六十六亩，秋苗被涝死者二万零七十亩，沙滩耕地被冲走者三千五百一十八亩，毁房屋九万八千九百二十间，砸死与冲走的人共二十七人，伤六十二名，砸坏织布机二百八十七架。今年秋收据各县估计，约四成或六成。据统计一分区之浑源、大同、应县、繁峙四县，共冲毁耕地一百卅多顷，平均有六成年景。六分区耕地被冲毁者共一百五十多顷，其中毫无收成者共五十顷。
虫灾:据统计五分区易县、满城、定兴、完县、唐县、望都等县，遭虫灾者共一百七十多村，察南之蔚县、四分区之井陉部分村庄，亦发现虫灾。
春荒:因去年歉收，二分区之平定两个区六十七村饥民约四千人，盂县二三两区七十五个村，四分区之井陉九个区一百五十一村，据四个区统计不及四成年景的包括七万四千七百零一人，曲阳一百四十五村，约四万四千多人，建屏、获鹿、行唐五个区近百个村，三分区之唐县五十三村。由于蒋匪造成的荒地，在三分区涞水、宛平一带有三万多亩，这种荒地占全三分区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二分区寿阳向内地转移的近三万八千人，饿死四人，在阳泉讨饭吃的达三十余人。
风雹灾:共计毁庄稼十六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亩。察南蔚县、宣化、涿鹿三个县十个区遭灾，有些村庄特别严重，如蔚县之十三区曹庄子枪风崖九个村统计，共毁庄稼三〇九〇·八四亩，其中灾情严重的曹庄子庄稼完全被毁，一般村子农作物约减收十分之七，如宣化桑乾河以南三十三个村的统计损坏庄稼五万余亩，仅一区东西涧两个村即被毁二千亩，占总耕地的面积二分之一，平西之宛平、涞水、怀来、良乡部分村共毁四千七百多亩庄稼。雁北除阳高外，六个区统计受灾村共一百五十村，农作物被砸毁十分之九。其他如四分区行唐即有八十多村受灾。据北岳一地委报告各县年景:广灵八成，浑源七成，大同六成，阳高六成五到七成，灵丘六成五，繁峙六成五到七成，应县六成，全分区平均六点六成到六点七成年景。
冀鲁豫 水灾:卫河被蒋匪王三祝扒堤决口三处，淹及滑县北部及浚县。耕地被淹者一七五〇〇〇〇亩，其中黄灾毁田占一〇〇〇〇〇〇亩（全系临黄堤与金堤之间的耕地与河滩地）。
虫灾:卫河、内黄因虫灾致小苗不长，因苗被吃，而竟有连种三四次者，八分区枣林区树上生八角虫，吃枣叶四分之一，酿成大灾。因枣是该区主要收入，夏秋之交，共计十四县部分村庄发生虫灾。
雹灾:七分区之济宁、嘉祥、南旺交界处长达百余里，宽五、六十里内之庄稼大部被砸毁。
旱灾:入夏亢旱，灾情严重者为四、八分区，小苗曾大部旱死，其中尤以四分区之高陵、长垣、滑县、浚县等县全部与曲河、卫南、延津一部，以及八分区卫河、南乐、濮阳、清丰、昆吾、尚和等县为最严重，六、九分区一部村庄，因旱谷子高粱减收三分之一。
春荒:四、八分区统计，受灾区共二千五百二十五村，河北四个分区合计包括一百五十万人口，今春饥饿无食者占三分之一，濮阳李凌平村断灶者占全村百分之四五·四，最严重者不亚于一九四二年之灾荒。全区荒地，黄河南北共有八八四〇四五亩，主要是河南荒地最多。其主要原因是:
敌人不断骚扰抢掠、屠杀，与过去我之政策过左，造成许多无人区，如鄄北齐宾一部较严重，五分区最严重现在还没人，其余三分区亦有一些。今年秋收，全区最高六成年景，最坏者如观城、朝城、阳固一部旱至阳历七月二十日才落透雨，只有二成或三成年景。
太岳 春荒:一、四分区之济源、晋城，一分区之平遥、介休为最严重，据济源五区四月份统计，讨饭吃者共三十九户，卖孩子者八户，平遥、介休今春共饥民五万八千人，介休木瓜村因饥上吊及饿死者八人，主要是因为去年遭阎伪抢掠与我之政策过左，以及雹灾所造成。
雹灾:一分区之沁源、屯留、长子、安泽等五县，部分地区降雹，据统计打毁秋苗约一万五千来亩，二分区翼城三区南马行政村，二区上下辽寨、北庄、五寨等村，亦都降雹，棉苗受损很大，其他庄稼无甚影响。沁水交口等四个村降雹有核桃大，大麻全打毁，玉茭被打的仅有三成收，谷子只能收四成，南瓜、豆角全打毁。四分区阳城柏鸳村，七月九日下雹子，打坏秋苗五百多亩，四区庄头、六区大口领等村，被雹打死三个女孩，打伤三人。其他地方也下过，如六区三南坡枢泉等村，幸未伤庄稼。
水灾:四分区济源三区刘村，化村、六村、马村、任寨、西大寨、河头村、辛庄等几个村，因大雨冲淹秋苗三千三百五十亩，估计仅有四成收，程村、沁市、水运、阳村、河头、王赛、中马头、南程等十村，冲毁秋庄稼五千六百七十亩，估计大部仅能收二成。二分区翼城三区大河行政村，山洪冲毁秋苗一百亩到二百亩。垣曲三区于七月三十日漂河发大水，淹坏庄稼一部，阳城六区七月十二日大雨冲塌地堰与沟沿地（多梯田）很多。
狼猪灾:二分区翼城二、三区靠山村庄，山猪吃庄稼很多。沁水三区山猪吃庄稼（山药蛋）五十多亩。獾子各区都有，一、二、三区较厉害。又一分区之沁源、沁县、安泽，四分区济源，二分区浮山、沁水等县，狼伤人很厉害，如浮山四区钻天沟今年一月至今被吃二十一人，五区龙王沟被吃七十四人，一、二人不敢上地。据统计全区先后被狼咬伤咬死者共四百二十四人。阳城西山村一夜被咬死羊四十二只。
瘟疫:一分区平遥、介休、灵石、沁县、沁源普遍发生痢疾、霍乱。沁县沁源并发现天花，灵石张秀一村，就死了十八人，介休林家庄八十余户，就死了三十多人，二分区沁水及四分区高平一、三区也发现痢疾，患者多系小孩。三区北村七月份死小孩二十多个。一区全王村死了五六个。其他如晋城有些死小孩也很多，已组织医生下乡医治，治好者亦不少。
鸡瘟:沁水、沁县、沁源、屯留、长子，汾城均普遍发生鸡瘟，无法治疗。沁水一区五寨村共千余只鸡，就瘟死了八百多只，阳城更严重，有些村鸡死完了。
综合各区受灾程度，今年秋收年景，冀南六城，冀鲁豫六成，冀中六成至七成，北岳、太岳各七成，太行无具体数字作依据，估计约在五成至七成。全华北区平均六成半年景。
（二）遭灾原因
第一、水灾之发生，一因连年战争，河堤失修，兽穴水眼，多处未补，河道淤塞水流不.。二因山地开荒伐林，林山变成童山，不能防风蓄水，山水易发。三因今年七八月间天雨过大过多（三百耗，占华北雨量百分之五十以上）。四因敌人或明或暗破坏河堤，有此数因遂酿成今年大水灾。
第二、虫灾之发生，一因长期战争负担过重，与过去土改中政策过左，致农民生产情绪低落（现已逐步好转），土地耕种粗糙，甚或不进行秋耕麦耕，大批虫卵埋藏地下，未能晒死冻死，遇到今年雨多地湿，虫卵便生长繁殖起来；二因发现虫卵幼虫后，未能即时扑灭，使其得以蔓延起来。
第三、瘟疫流行，一因长期战争，人民生活动荡不安，营养不足抵抗力减弱，易于传染病疫；二因农村污物堆积，卫生工作太差，病菌易生；三因土改中误斗了不少药铺，致人畜有病，均无抓药治疗之处。
另外某些地区的领导上官僚主义与某些干部情绪不高，发现灾害，不去急救，而存在着麻痹等待的侥幸心理，这也是扩大与加重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些原因，故今年灾情特别普遍而严重。
（三）救灾成绩与经验
今年不少地区灾情虽重，但在党的领导与政府努力下各地干部与广大群众，与灾害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在防汛中，各县成立防汛指挥部，各主要干部亲赴汛区领导抢险堵口，冀南平乡群众，三天即修好二千多丈长险工。冀鲁豫各地，事先疏河排水，硝河两岸保住千顷秋苗。在扑灭害虫方面，太行豫北等地发挥了一九四四年剿蝗经验，蝗灾迅速扑灭。在雹灾区除发放粮款外，主要是组织群众补种晚秋作物，号召互济互助生产自救。经过这些斗争之后，各种灾害，有的被消灭，有的减轻了为害的程度与缩小了灾区范围。广大灾民生活绝大部分得到解决，被荒被冲之耕地大部加以开垦与补种晚秋。其经验:
（甲）灾前预防，灾来突击，这样才能有效的防止灾害的扩大。如灾前不预防，灾来不集中力量突击消灭，而将力量分散，行动迟缓，势必扩大灾害程度。如各灾区领导机关有的因事先防御工作做得好，发现灾害之后，又能及时放松或停止其他工作，集中力量救灾，其灾害则很轻；有的事先防御工作不足，发现灾情之后，又未以救灾为工作重心，结果损失严重，群众不满，而其他工作也未作好。如藁城县委，大水已来，还不去抢救。任河九区忙于分浮财，对虫灾置之不理。临清里庄水势涨大，始上堤防守，临时仓惶，连伐树斧子也找不到，决口后纷纷乱跑，致群众受很大损失。
（乙）干部深入灾区，亲自动手，是动员与组织群众救灾的最有效的办法。如冀中发生水灾后，行署主任罗玉川同志亲到灾区，检查灾情，指导工作；该区十一分区地书郭芳同志亲自组织机关干部与二中学生到地里捕虫；冀中工务局长、安平、任丘、建国、河间、九专区专员和沿河各县县长、县书、县委等主要干部协同当地区村干部冒雨上堤组织群众抢堵。饶阳县于七月初领导上即准备好防汛器材，并于发水前签试，堵填水眼、兽穴七二三个，主动预防，得以安全渡过汛期；冀南鸡泽、临漳等县长、县委协同区村干部，亲自上堤组织群众，全力堵口；太行漳南县书、副县长及六、七区全区干部，大雨停止后，立即出动堵口；新乡县武委会主任和李区长，发现丹河决口，常夜冒雨涉水，组织群众抢堵，使二万多亩田禾得救。由于干部的模范行动，使群众情绪好转，信心增高，故能迅速完成抢险救灾工作。
（丙）克服群众思想中的救灾障碍，发动群众团结抢险与救灾。第一、迷信思想，有些群众认为害虫是“神虫”、“越打越多”、“谷子快熟，不打也行”；认为“水来有神，挡也白费”。领导上要用打虫就能免灾与不打受灾的实际例子来耐心教育群众打破迷信。第二、村本位观点，如有些地方河水暴涨时，沿河两岸村庄，常常偷堤引水，流淹对岸，如高阳北龙化村只防止本村不受冲，而忽视护堤，结果开了口子，淹了好多村；藁城沧石路北少数村只顾少数人安全，不顾多数人利益，破开沧石路，结果淹了四十二个村。这种村本位观点，必须克服，要教育群众要有顾全大局的集体观念，团结抢险，团结救灾。为此必须及时提出生动有力的口号，如“一家不拿，四邻吃亏”，“水灾无情，到处乱流，大家一心，救己救人”，“挡堤如挡命，堵口如救火”，以此提高群众觉悟。第三、克服悲观失望与听天由命的思想，号召群众起来与灾害作斗争。
（丁）建立统一领导机构，如“防汛委员会”，“灭虫委员会”，或“捕虫指挥部”等，并适合群众要求，将群众与民工编制起来，有的按班编，有的按街编，也有的采取自由结合办法，总之要组织起来统一领导，统一行动，进行抢险与救灾。经验证明，凡组织健全，组织形式适合群众要求的，其获得成绩就大。如太行安阳七区动员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个男女剿蝗，不到一星期，救活秋苗一千五百多亩。冀中安国双流村自由集组，小型互助，一天即打了四百余亩的虫子。任丘河水暴涨时，沿河即组织了五十多个防河委员会，民工们按班街编制，一天中即修堤百余里，减少了水患。反之就费力大而收效小。
（戊）强调生产自救，互助互济，反对单纯救济观点。冀鲁豫四分区贷出五万万二千零五十万元，米一百六十五石，公营商店组织灾民运粮得米二百多石，以工代赈，并吸收皮硝获利一亿二千四百万元，从此三十万灾民得以自救。八分区抓紧农闲，疏通旧河道，开挖七条水沟，全长十二万二千六百五十公尺，用工二十六万五千三百多工，使千余顷良田免灾；冀中贷粮赈粮一百八十万斤，并组织各县合作社、推进社、公营商店，到灾区扶助群众生产，提出“不同地区组织不同生产门路”，任邱县组织三十一村捕鱼，安平县推进社购买各种菜籽二十一石，拨棉花六千斤供灾民补种和纺织，静海组织四千余灾民到文安洼挖地梨；太行各灾区发扬一九四二、四三年度荒经验，进行搞副业，据平定、壶关等县统计，一月中共赚钱二千四百余万元，粗细粮共八九八石；北岳井陉有计划组织五个区牲口搞运输，扛煤，儿童背，青壮年担，妇女拉小车。政府贷款恢复十座民窑，新开办三十九座，仅赵庄一个煤窑即解决七个村全部灾民生活问题，并介绍灾民做工修铁路，组织妇女做军鞋、纺织，每月可纳出底子五千双，二万辆纺车，四百架织布机正在推进。这样就顺利的渡过了灾荒。唐县生产推进社组织群众刨药得利四千四百万元；太岳大力领导群众多锄上追肥，各地积肥工作获得很大成绩，仅晋城四区已积粪九六七车，另三六五二担，割蒿四三〇〇〇多捆，购麻饼三一二〇〇斤，羊卧地二九五亩；其他如冀南规定办法，奖励开荒，“二年不负担，三年耕种权。”消灭了大量荒地；察南消灭荒地十万零七千二百六十三亩（截至七月底），占全部荒地百分之六十六。冀中三十二县统计（六月十五前）共消灭荒地一四六四六八·二五亩，占全部荒地百分之五十一点五。凡坚持生产自救者，均能克服困难；凡单纯依靠救济者，各种困难便无法解决。如寿阳虽曾救济二次，贷粮八百石，但因组织生产不足，故仍有二万多人转移内地，生活无法解决，有二十多个灾民在阳泉市乞食，并饿死了四人。这例子充分说明单纯救济观点，不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就不能达到救灾目的的道理。
【注释】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
(2)《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3)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30页。
(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28页。
(5)《枙政治周报枛发刊理由》，《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6)《两年来宣传工作的回顾——十四项重要事件之宣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7)《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8)《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5—37页。
(9)《中宣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纲领》，《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页。
(10)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11)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12)《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8页。
(13)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1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7页。
(15)《宣传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
(16)转引自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7页。
(17)《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及山东总分社关于加强新闻报道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页。
(18)《中宣部对枙人民日报枛发表枙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战胜各种灾害枛新闻错误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页。
(19)《中宣部对枙人民日报枛发表枙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战胜各种灾害枛新闻错误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页。
(20)《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及山东总分社关于加强新闻报道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345页。
(21)同上书，第343页。
(22)陈力丹:《新启蒙与陆定一枙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枛》，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23)《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
(2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25)《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关于严格遵照统一发布新闻的通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6页。
(26)《中共中央关于国际时事宣传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29页。
(27)《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记者采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251页。
(28)《吴冷西同志在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上的报告——把新华社的报道工作提高一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
(29)《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上宣传整党办法的通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页。
(30)《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
(31)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
(32)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33)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
(34)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页。
(35)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
(36)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37)《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37）:“大跃进万岁”》，人民网，2001年6月8日。
(38)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
(39)《大同煤田地质局一一五队 样样出现新纪录》，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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