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深度报道运作的优劣势分析

第一节　党报深度报道运作的优劣势分析

一、从外部条件来说，深度报道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闻报道方式

1.中国社会加速转型，读者的新闻欲求增加

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深度报道，是变革时代的读者需求使然。深度报道在中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社会转型、思想解放的社会特征相呼应，也与中国新闻工作者主体意识的觉醒相关联。

以报纸从1985年以来深度报道大发展为依据，中国深度报道的崛起与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至1991年、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今，正是顺应了中国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两次社会转型的需要。如果说在第一个阶段，中国的深度报道主要表现在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左”的思想影响，对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回顾与反思；那么第二阶段，中国的深度报道就在“舆论监督”的指导思想下，发挥了更加自觉和积极的作用^[1]。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各项举措加速出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到经济、从政策到制度，几乎每天都有旧规定要废除，有新办法要产生。在纷繁复杂的思想阵痛和困惑中，党报首先承担起了释疑解惑、引导舆论的社会思辨职能，帮助读者了解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

这以后，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社会生活、社会生产方式更趋复杂多样，人与人之间、各行各业之间、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大大加强。人们越来越需要对社会有宏观的鸟瞰式的完整了解。但另一方面，当时各种传媒包括党报上的新闻还多为一事一报、一时一报。这样，即使天天读报的人也无法把所有情况综合起来，得出对现实生活的一个完整认识，这就迫切要求新闻报道注意从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中综合地反映现实。

所谓纵向联系，是指完整地报道一个重要事件、一条战线、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内的发展过程、现状和发展趋势；所谓横向联系，是指各条战线之间、各个地区之间、各行各业之间相互关系的情况。通过这样的综合性报道，力求把现实社会一幅真实、完整的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使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当前形势^[2]。

改革和发展不仅仅是体制的变迁，而且是利益的再调整，纷纭复杂的矛盾格局中潜伏着不可预期的利益变数，各种有关个人生存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作为一种体裁，深度报道是为读者解惑答疑的最好形式。它的选题，都是着眼于全局的大主题，又是从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与不断变化的焦点、热点有着极高的关联度；同时，在报道事实的基础上，加入了记者的分析评价，吸纳了专家学者的意见看法，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思辨色彩。这样的深度报道，作为报纸的一种“标识”，能全面体现报纸自身的新闻价值观和风格品味。对于党报来说，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深度报道是它的灵魂^[3]。

如果说深度报道的感召力是对国计民生的关注，震撼力是针砭时弊和进行舆论监督，那么深度报道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超前的预测力以及对时代心声的呼唤。深度报道的新闻视线，是开掘新闻事件的深层信息，把握其发展的趋势和轨迹，从“明天”的角度来透视已发生的信息，展望前景，以及前瞻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连锁反应与影响。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中，这种预测性的深度报道，如同在高速路上竖立“前面修路，请改道而行”的警示牌一样，对受众是必不可少的渴求信息。

传播学把信息分为表层信息、中层信息、深层信息和核心信息。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人们仅仅知道表层的、中层的信息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握深层的、核心的信息，才能认清事物变化的规律和发展方向，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深度、广度上把握社会的脉搏跳动，从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在信息极大丰富的时代，人们在享受丰富信息带来的满足的同时，也深受假信息的困扰。尤其在重大事件、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各种不确定因素令人们迫切需要权威性、高可信度的信息。党报是否关心读者都关心的事，是否议论读者都在议论的话题，是否回答读者都想知道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决定了党报的权威性和指导性的实现。

以创新的报道方式，对信息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党报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在预测性报道之外，党报的深度报道常采用解读性报道、分析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组合式报道、开放式报道等样式，以满足读者深层次的信息需求。

解读性报道的对象定位在党和政府一个时期部署和出台的重要政策、重大法规上。这些重要政策、重大法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影响面大，关注度高，对重要政策、重大法规进行解读，体现的是党报的关怀意识、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对于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诸如价格听证、铁路提速、升学就业、消费者权益保障等问题，党报也都采用解读性报道，这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4]。

分析性报道集中报道一连串的事实，将大量事实罗列在一起，说明事物的发展趋势，就是“用事实说话”。相对于“言论”而言，这是一种高明的说服手段和舆论导向模式。报纸往往还对分析性报道配发评论，这样就鲜明地表达了报纸所代表的立场，具有极强的说服效果。如《包头日报》记者抓住西部大开发中包头市面临的机遇，采写了《西部大开发，我们怎么办》、《西部大开发，包头千军万马整装待发》等系列文章，告诉读者西部大开发的意义、国家出台了什么政策、我们应该怎么办、现在已经干了什么、还需要怎么干，等等，满足了读者“求知”的需要^[5]。

调查性报道主要告诉读者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而不是仅仅告诉读者去思考什么议题（what　to　think　about）。调查性报道的核心不仅是报道冲突和新闻事件，更多的是报道事件的复杂性；不仅要报道5个W，还要解释公众为什么要关注这件事情^[6]。

作为深度报道的重要载体之一，话题性版面也在党报上大量出现。话题性版面所独具的参与性、开放性、互动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积极参与其中。话题性版面在党报上的出现，已成为其加快新闻改革和新闻创新，实现报纸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在哪个时代，都有一种主流思潮主导着社会的进程，而我们正处于改革的时代，深度报道如果能在思想性、哲理性、社会性、群众性以及可读性中，寓以鲜明的价值观和正确的导向，便有助于人们正确地从微观到宏观来认识这个时代。而且，每当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实施，必会有部分人群带着怀疑的目光，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来对待改革，只有不断地深入认识并报道改革的进程，不断地将人们的思想疏导到正确的方向，才能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这时，深度报道就是积极有效的工具。

2.后WTO时代中国媒介生态环境出现新的变化，对党报深度报道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多元化、即时性、个性化、全息传播已经普及，每个有电脑、有手机、有数码照相机与录音机的人都可以、都可能从事信息传播工作，而且传播范围早已越出疆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媒介生态环境。

加入WTO后，中国传播业所面临的考验显得格外严峻。因为一场文化巨变的发生就在眼前。中国媒介一直吃“皇粮”，没有竞争对象，从未担心“断粮”，充满自信和优越感。如今要融入国际社会，才产生了一定的危机意识。

直观上，大量西方文化产品将涌入国门。录音、录像产业方面，允许外国资金占有49%的股权；电影产业，3年内允许国外资金建设、更新、拥有及经营多数所有权；出版业方面，一些外国出版公司已经通过版权贸易、单项合作、联合出版等形式涉足中国的出版市场。加入WTO后，国家对外来出版物的限制政策有所松动，外来的文化影响将越来越强劲。如果说20世纪末，美国进口大片已经让国人惊愕不已，那么21世纪，西方价值观、西方生活理念的长驱直入，就会引发更为强烈的文化震动。

深层次上，中国加入WTO后，社会心理的动荡不可避免。首先，不少劳动力将面临重新就业，一生固定一种工作的方式，将在更大的程度上被改变。人们在努力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心理层面也会产生更多的焦虑和浮躁因素。第二，加入WTO以后，一部分产业将更显朝阳活力，另一部分产业受到挤压或呈萧条之势。人们经济收入的分层，将引发社会地位的分层。第三，生活方式、就业方式的转变，使得人们对传媒信息、传媒服务内容的要求也发生变化。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一书中的描述可能也是未来中国的生动注脚：“变化成为社会的特征，变化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物品、社会和组织，更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心态和行为模式。”^[7]

在经济基础部分，中国的市场将容纳更多的外国资金、外国企业和外国商品，出现许多前所未有的崭新景观。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经济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世界经济以更大的力度向开放的中国渗透的过程。在经济结构、公众心理都受到巨大影响时，新闻传播业无论是作为信息产业还是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都不会丝毫不变地在原有轨道上运行。

加强深度报道是党报应对后WTO时代媒体竞争的需要。过去，我们的党报宣传味太浓，而新闻性相比之下不够突出，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读者有想法的问题。加强深度报道，提高新闻耐读性，对于扩大报纸自身影响力，对于留住读者可谓益处颇多。

有学者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全球化视野的经济领域深度报道将是深度报道的一个持续热点。“新生代”的财经媒体，其主要报道品种就是深度报道，以入世的中国经济的变革作为总的报道对象，加强宏观分析。

3.网络时代，党报深度报道呈现新的趋势

在网络时代，羽翼渐丰的网络媒体将以更大规模介入竞争，争夺市场，拼抢市场，势在必行。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争夺市场，其实质是争夺受众和用户。受众和用户将获得更大的选择余地，他们将变得更具有主体意识，眼光更为挑剔。对于传统的三大传媒来说，要稳住原先的受众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这个时代，为数众多的受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已渐将网络作为信息的第一来源。随着百度、GOOGLE等搜索性媒体的出现，受众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到自己想要的部分或大部分信息。虽然中国现在的网站还没有独立的采访权，网站大量的信息来自于报刊，但随着博客等个人媒体形式的火热，为网站带来了大量的原创性信息，而且网络媒体独立采访权的获得只是时间的问题^[8]。

如果说网络媒体把报业带入了冬天，那么对党报来说则更是“雪上加霜”。新闻的及时性永远是新闻报道的生命线，网络媒体及时、交互的特征使其成为时效性最强的媒体。相对于网络媒体的及时，党报显得有所延迟；相对于网络媒体的信息丰富，党报显得有些贫乏；相对于网络媒体的生动，党报显得有些枯燥；相对于网络媒体的互动，党报缺少与受众便捷的沟通平台②。

不少报纸工作者已经意识到，在与网络媒体的竞争中，报纸很难以速度取胜，而加强解析、提供观点，则是平面媒体的一大优势。平面媒体应从追求及时性为重点转向“深度性解读”。正如同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陆小华提出的，报纸报道应采用“杂志化”的手法，以可读性、深度性、知识性为制胜武器。可以说，深度报道应运而生，既是变革时代的读者需求使然，也是平面媒体扬长避短的举措。

2000年前后，几乎所有的党报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版。2001年，《人民日报》打破版面由部门分割的状况，按照党中央机关报的性质、任务、要求和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了版面调整，形成重要新闻、深度报道和专版、周刊三大板块。其中5版至8版为深度报道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国际等各方面，形成深度报道、热点引导的优势。作为全国党报的领头羊，《人民日报》不与一般大众化报纸争娱乐、市井新闻方面的短长，而是抓住自身权威性的优势，真切地关注社会变化、关注经济走向；站在公正的立场，反映真实的社情民意；用对重大社会现象的理性阐释，对新出台法规、政策的权威解读，对社会和经济现象的专业化描述，为读者提供有见地、有价值的信息。

《人民日报》华东版原总编辑曹焕荣曾说过：“（华东版）重点抓有先发效应的东西，如重要新闻、事件性新闻，特别是独家新闻；再就是，要抓有后发效应的东西，在第二时间作深度的解释性的或背景的报道。”这既是其办报方针，也是参与其他媒体尤其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竞争的必然要求。《人民日报》华东版原《东方新闻周刊》以头版的绝大部分版面对某一事件或现象做独家深度报道。每期除安排一篇特别报道从正面进行深挖掘外，还提供背景知识，介绍专家观点，并在《珠下走笔》中安排一篇小言论，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以多种体裁进行全方位报道。可谓“集中兵力，重拳出击”^[9]。

2000年年底，《北京日报》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部门——特别报道部，并于2001年1月1日起推出一个全新的版面“今日关注”，成为该报历史上首块集中反映社会热点、焦点的深度报道版面。“今日关注”紧紧围绕主流政治、经济新闻，做深、做精“今日”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突发事件、重要政策解读，突出时效性、新闻性，形成一版主抓新闻、三版主抓纵深的格局，以品牌效应提升了报纸品位和影响力。

2002年8月，《南方日报》在经过8个月的考察论证后进行改版，它根据对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和加入WTO以后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重新确定《南方日报》的办报理念为：做主流新闻，办高端报纸，抓高端读者，占高端市场，把《南方日报》办成一份区域性、国际化的权威政经大报。它的目标受众是各级领导者、决策者、管理者、投资者、经营者和公务员、研究人员、商人和专业人士。这些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这些人对主流新闻有着特别的需求。针对这些高端读者，《南方日报》提供“对新出台政策、法规的权威解读，对社会和经济现象的专业化描述，对大量信息筛选梳理”的主流新闻，深度介入和关注社会政经动向，为读者提供更有见地、更有价值的信息精品，真正做到了满足高端读者的信息需求，真正可以影响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

党报深度报道的选题，多与读者的生活紧密相连，使过去高高在上的党报融入了群众当中，从过去的“不食人间烟火”变得亲切可近，为读者提供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服务，同时又在服务中说明道理，潜移默化地引导生活，帮助读者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正确地处理新问题。

深度报道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也能激活和强化内容。面对网络时代的激烈竞争，党报的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报道思路、报道形式、报道手段，强调深度报道的表现力。在宣传党和政府的重大思路、决策和大政方针时，大都采取多元解读的方法，杜绝简单化。通过提炼核心内容、关键词句，精炼内容；用图片、图表、图示等形象化语言，调动现代版面的最佳手段，追求个性和鲜活，强化设计和包装，用独特的版式编排，吸引读者的“眼球”，首先让读者产生阅读欲望，再通过多种版面元素的组合，使深度报道有声音，有色彩，有表情，有动感，有细节，使读者产生阅读快感。

与此同时，新闻策划也被广泛运用在深度报道中。党报在组织策划报道重大题材的时候，能够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一气呵成，将整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特别是一些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报道，通过组织策划，将文件性、政策性的东西转化成活生生的新闻事件，真正起到了沟通党和人民的桥梁作用。

二、从党报内部条件来说，党报深度报道运作的优劣势

1.党报操作深度报道的优势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计划经济年代，党报作为党的喉舌，确立了其他媒体无法拥有的权威性。党报与其他媒体相比具有许多优势条件，如：意识形态的中心位势、品牌效应的长期积累、可靠的权威消息来源、庞大的公共关系网络等等。长期以来，党报利用这些要素开展新闻宣传活动，形成了在读者心中的权威地位^[10]。

党报是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它和各级党政机关部门关系密切，在迅速、深入了解社会政治变动信息，重大方针政策出台实施等方面，有着别家报纸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再加上党报多年来的优良传统，已在群众中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力，使它的报道更具真实性和权威性。因此党报的深度报道比其他报纸更具可操作性，也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权威性。

具体说来，党报操作深度报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信息资源优势——党报本身是机关媒体，政治信息发布具有权威性。

党报是执政党的报纸，它可以把党的方针政策、政府的重大决策在第一时间准确地告诉读者。也就是说，党报有强大的政治信息资源优势。

党报最接近主流资讯。大众化媒体（或大众报纸）以“趣味性”为主，内容上注重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以及各种消闲性、趣味性的软新闻，面向的是广大的普通受众；而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由于其肩负“上传下达”、充当“喉舌”的使命，所以主要报道的是“主流资讯”，即关乎广大群众利益、国家前途、政策法律、外交、国际关系等硬新闻，既详细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新闻，又登载具有说服力的社论，对社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另外，作为执政党的党委机关报，党报在接近主流资讯时较大众化媒体或其他媒体更具政策上的优势。

精心谋划，高屋建瓴，这是党报深度报道最基本、最常用的方式。即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本地实际，精心谋划一组系列报道，或按问题推进，或按行业（地域）展开，以醒目的栏题挂牌刊出。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掀起高潮之时，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新农村建设提上议事日程，等等，我们都能从各级党的机关报上读到这类深度报道。党报的深度报道往往在重要时期，对重大新闻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是读者深刻了解党的中心工作、重大决策的有效报道形式。

对于社会上的各种舆论，党报以敏锐的眼光，拨开迷雾，为读者指明方向，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舆论环境。党报还利用自己的理论优势，深刻观察和判断社会现象，帮助读者了解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作为机关媒体，党报能够通过当地政府和一些核心部门，采集到很多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新闻，再加上深度、权威地从受众角度解读新闻，成为受众判明真伪的标尺和杠杆。在不少地方，城市党报已成为地方政治和经济等重大新闻的权威发布、解读平台^[11]。

第二，人才资源优势——党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成熟的新闻人才，更善于驾驭深度报道。

党报搞深度报道，有它的人才优势。有人认为，现在搞传媒，特别是搞编采的一线新闻工作者，最优秀的人才80%都集中在党报里。事实基本如此，每年都有大量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党报，由于党报长期以来形成的严格追求，在这种良好的传统和环境中，他们能更快地成长为职业精神较高尚、专业素质较优秀、经验较丰富的新闻人才。

党报的新闻工作者具有较好的政治沟通能力，洞悉政治气候，能够较好地解读重大政策性新闻，有较高的话语权。在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上，党报记者具有较强的水准，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某一重大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作出科学判断，作出合乎立法精神的判断，作出对党和政府便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判断，从而起到正确引导舆论导向的作用。在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的采写上，党报记者比其他报纸更具优势。

一篇成功的深度报道，也充分体现了党报编辑部的主动性和进取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的两组系列报道曾受到读者的广泛赞誉。一组是“大江东去”，一组是“东西南北中”。“大江东去”写的是长江流域各省市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东西南北中”是对“大江东去”的补充。两组文章立意高远，宏大辽阔，文字优美，气势磅礴，每篇配以精到的点评，读来让人感觉酣畅淋漓，荡气回肠。这种深度报道，充分体现了编辑部的意志，从题目的选择，到报道形式、报道篇幅、文字风格、版面安排，甚至参与采写的编辑、记者都一一落实，运作起来严丝合缝，绝无疏漏^[12]。

几年前，《青岛日报》记者在青岛港采访时，听说这个港北港公司一桥吊队在集装箱作业时创造了国内第一的速度，并正向世界纪录冲刺。记者立即赶去采写了一条消息。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这个桥吊队的队长许振超，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几十年来刻苦自学，掌握了电子、机械等多门知识，他对他操纵的世界最先进水平的龙门桥吊爱得痴迷，复杂的机械原理、精密的电子程序，他了然于心；检测起故障来，他比专业的高工还厉害。他是中国产业工人与时俱进的典范和代表。有了记者的第一手采访素材，《青岛日报》编辑部立即组织了深度报道，连续刊发了《振超效率：赶超世界第一》、《一个人和他的团队》等深度报道，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这些报道，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每一个成功的深度报道，从确定题材、决策谋划、制定报道细案、分工协作到组织实施，都是一个综合性工程。每当遇到一个适合做深度报道的选题，党报的新闻工作者在迅速决策的同时，都要对“我们拿什么奉献给读者”进行周密的思索和尽可能详尽的谋划；不但要对已发生的新闻事实做认真的调查研究，还要对未来新闻事实可能如何发展和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有科学依据的预测，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总体报道计划和具体实施细案。由于深度报道特别是重大题材的深度报道一般须发挥团队精神，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因此策划者在设计报道什么和怎么报道的时候，还将考虑如何调动各方积极性，这其中包括记者力量的组织调配、采访各部门的联动、采编部门的互动，以形成最佳运作配置。为了进一步提高深度报道的质量，许多党报通过制订考核的特殊政策，真正发挥了前线记者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一些党报在深度报道操作上采用项目责任制，在碰到重大采访时，报社会成立一个项目小组，跨部门运作，由小组负责人调度各部门记者。采访结束后，向老总提交方案，确定版面。项目完成得好，会有不菲的奖励，月度、年度评好稿时也会有体现^[13]。

第三，政策优势——对政策进行解读，党报具有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政策优势。

新闻调查表明，党、国家、军队发布的大量法律、政策性信息，牵涉到读者的切身利益，对读者有一种天然的指导性和新闻吸引力。以往，一些党报在政策信息的解读上，习惯于简单化、表面化的传统报道模式，满足于充当复印机和传声筒。近年来，一些党报在推进新闻改革中，采用深度报道的手法挖掘政策性信息中的新闻点，舍得下工夫、给版面，把政策解读做深、做透、做细、做活、做成亮点。实践清楚地表明，政策性信息的深度解读是新时期党报指导性、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重要生成点。

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张建星在《新闻战线》2002年第10期上撰文认为：不是读者对政治、对大事、对中央和地方党委精神不关心，所谓新闻的可读性也绝不仅仅是一般化的社会新闻才可读，党报的重要读者群关注的还是大新闻、大决策、大政方针，关键是我们如何把这些“大题材”做活、做足、做深、做细、做透、做好看。构建关联性，做透可读性，从贴近读者的角度，把重大新闻的重点与读者关注的热点真正结合起来，这样的深度报道才能发挥引导作用，才能真正把政策精神传到千家万户。在2002年天津市第八次党代会的报道中，《天津日报》加大力度，推出14个整版的市委“2002年工作意见解读”和8个版的“市八次党代会工作报告解读”，同样受到欢迎，当日零售量比平日增加近一倍，特别是那些与百姓息息相关的重大举措，一时间成为天津读者的热门话题。张建星回忆说，将工作报告和市委文件，以鲜活生动的解读形式推出，这在《天津日报》的办报实践中还是第一次，读者也正是从这些解读中发现那么多和自己相关的重大新闻，那么多重要的精神。

在讨论党报深度报道的政策优势时，我们不能不对新闻述评这种特殊的深度报道样式予以关注。党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担负着运用新闻手段点评社情、引导舆论、集中民意、统一认识的责任。由此，在各类新闻体裁中，作为新闻事实和论点的载体，作为深度报道的形式，述评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时任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总编辑曹焕荣认为：“报纸的平面媒体形态，有利于述评这种体裁施其所长，方便受众认真地阅读、从容地思考、反复地检索，使之成为党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述评的作用首先是宣传和解读国家的法令、法规。党的组织、国家立法机关、行政部门出台的法规和政策，与人民群众的工作、生产、生活关系密切，新的推出，老的修订，都是党报述评的主要对象；其次，对新闻事件进行解释与剖析。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读者不会满足于动态的掌握，还想进一步了解它的起因、影响、背景、走势等。于是，党报除了报道消息外，还有必要作连续的深度报道，告知更多事件背后的内容，找出事实的关联，抓住事实的本质；最后，对社会上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或近期社会焦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诠释，帮助读者释疑解惑。党报利用述评对重点、焦点、热点、难点、盲点问题进行深入挖掘、适时引导，有利于保持党报的权威性，提高党报的公信力^[14]。

第四，品牌优势——党报的品牌效应是巨大的无形资产，党报的深度报道拥有广泛的社会认可度和可信赖度。

中国记协名誉主席邵华泽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首届年会的讲话中说：“作为党组织的机关报，党报最主要的功能是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作出权威性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和阐述；广泛深入地报道人民群众丰富生动的实践活动，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人们深深懂得，要了解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要了解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较之接触其他媒体，阅读党报是首选。也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经济大潮涌起的今天，党报依然有着可观的发行量和上乘的公信力、影响力。”^[15]

在日趋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党报受到了一些冲击，但党报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传播党和政府的主张、反映人民的心声、引导社会意识等方面，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依然牢固。党报的政治敏锐性、政策指导性、理论准确性、监督有效性一直支撑着其不可取代的媒体权威性。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深度报道的实践证明，与时俱进的政治视线是党报深度报道安身立命的根本。党报的深度报道与党心民意的触发点、契合点应运而生，选重大题材，作深度观察，行宏大构思，造磅礴气势，广泛而深刻地记录和导向着社会变革、发展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的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新闻分析《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以及后来的《长江三峡工程系列报道》等，抓住了舆论的焦点、热点问题，显示了党报的深度报道为受众打开的政治视线，及在理论与实践上大胆探索的锐气。

《安徽日报》在全国省级党报中较早地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2000年开设焦点新闻版，设立“热点透视”栏目，2003年，“热点透视”当选“中国新闻名栏目”。这个栏目密切关注、追踪、报道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以及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每年都有100多篇观点鲜明、有的放矢、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可读性、服务性的深度报道在这个栏目发表。《安徽日报》认为，在新时期纷繁复杂的各种利益关系格局中，对于某些热点难点问题，省外或网络媒体抢先报道，有时会扭曲事实甚至丑化安徽形象；小报小刊抢先报道，常常报道不准会误导读者。因此作为省内的主流媒体，党报率先对热点、难点问题及时正确引导至关重要。“热点透视”还有相当一部分深度报道在解释党的政策、营造发展氛围、激励干群精神等方面，发挥了党报的权威性、指导性与“三贴近”相结合的作用。

深度报道是权威媒体的优势，是大报风格的体现，是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重要手段。对那些市场反映强烈、读者关注度高的重大新闻、突发新闻，许多党报利用版面多的优势，把新闻做足、做透、做深、做大、做强，做到“极致”，让读者一报看个够，一看“过把瘾”，让别的报无法再做下去，在读者市场上形成“垄断”^[16]。

有深度才有力度，有力度才有优势。做好深度报道是办好党报的利器，是增强党报优势的重要方面。

2.党报操作深度报道的劣势

党报的深度报道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比如：报道形式程式化，样式陈旧缺乏应有的感染力；成就报道有成就，少思辨，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等等，这就使有些重大题材、重要新闻不能引起读者“共振”，效果打折。

党报操作深度报道的局限性体现在下述三点：

第一，体制和身份的障碍——受体制约束，政府机关媒体的身份认定决定了党报是站在宣传的角度而不是民生角度报道新闻，受读者欢迎的程度自然不同。

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我们的传媒，特别是我们的党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和套用苏联《真理报》的模式，脱离群众，更脱离市场，对上负责的多，对下负责的少。

国内新闻学教材和辞典对“党报”的概括，大体是这样的表述：党报是政党机关报的简称，是政党进行宣传的重要工具。它由政党组织主办或资助，代表政党发言，维护党的利益与立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而1990年12月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有过这样的概言：“党报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令；反映方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情况、经验和问题；介绍先进人物；阐述和讨论思想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报道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建设成就，以及国外这些方面的新情况；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传播党和人民关心的各种信息。”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传媒一直都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发挥执政党的喉舌的功能，忽视了媒介本身的信息属性。新闻媒介本身也是政府部门的延伸，受到高度束缚。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形势变化，党报自身也有不同程度的改革，不仅在高扬主旋律、正面宣传为主方面是主力军，也在贴近性上有了进步，但是离读者的要求、市场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具体表现在：有的党报并没有将读者真正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有些党报在热点问题上反应比较迟钝；有的党报在批评监督报道上显得投鼠忌器，不够得力；在新闻报道中“四季歌”式简单的重复比较多；版面上缺乏新闻价值、缺少可读性的作品比较多；有些深度报道内容跟公众的实际感觉有距离，雾里观花或隔靴搔痒；文风比较板滞，不够生动活泼，无法吸引读者的眼球等^[17]。

以分析性报道和调查新闻这样的深度报道为例，这几年来在我们的党报上数量正在减少。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体制和机制不够灵活，报社对写出这种很费力气的分析性和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没有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奖励机制。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记者本身的浮躁心理比较重，写这样的报道一定要沉下去调查研究，深入思考，但很多记者这方面做得比较欠缺。

目前，由于新闻改革的严重滞后和市场化转型举步维艰，本来最有可能成为主流媒体的党报，正面临着发行量下滑，影响力和权威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由于我国新闻媒体产权均属国有独资，而各级媒体的主管大致有宣传部、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群众团体、机关事业单位等等，产权不清晰，资本运作主体在理论上确切，在具体运作中模糊。在我国，新闻传播耳目喉舌的性质使其成为非经营资源，如何既搞好经营、又确保新闻宣传及大众传媒的性质，成为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2003年12月，李良荣教授在南京师大新闻传播学院作题为《当前我国新闻改革的三大难题和路径选择》的演讲时也指出，我们的党报现在担负着太多的功能，除了减轻压力外，我们还需要对党报功能、读者、风格进行重新定位。李良荣认为，我们的党报就是要以宣传为主，成为我们国家硬新闻的主渠道，成为社会的思想库，尤其是要加强深度报道。

第二，没有面临真正的生存压力——党报仍是强制发行，有体制保护，从业者惰性普遍存在，资源的闲置与浪费状况严重。

吴海生在《媒介体制改革》一文中指出：市场竞争中，拥有核心竞争力的资源，于报社是很重要的事情。人力资源做好了，就能形成核心竞争力。目前，传媒的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体制与市场机制脱节，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管理型人才不多，有老龄化现象；人力市场机制不合理，能进不能出，不能按市场原则自由流动，不能公平招聘人才，裙带关系严重。

由于传统机制的弊端，导致了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创新能力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出现了相当普遍的铁饭碗、大锅饭现象。末位淘汰在各级党报中难以推行，一些报纸曾经实行末位淘汰，但没有坚持下去，如今排在末位也未处理；一些报纸甚至公布业绩末位者的名字，都因面临压力，最终不了了之；还有一些报纸则将底线定得很低，不可能有人完不成工作量。

目前，党报工作者的生存意识、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市场意识不如都市类报纸强烈；对重大突发事件性新闻敏锐度弱，动作力度常常慢半拍。一些党报的新闻策划制度不够健全，新闻监控、信息掌控力度不强；报纸品牌运作空间还很大；内容“短腿”现象不少，如政治报道是强项，经济报道是弱项，地域性报道多，大视野开放性报道少等等^[18]。

开拓党报的新路子，办出高质量的党报，关键在于提高党报的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建立起一支高质量的记者、编辑队伍。党报的特点，决定了对党报记者和编辑的要求，不但要有新闻工作者的共同修养，还特别需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具有高瞻远瞩的分析、概括能力。当前，党报的新闻工作者的理论水平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环节。不少记者只能写一些动态新闻，不大善于写分析性新闻，也不善于写综合新闻。在采访过程中，抓不住要点，看不出问题，在新闻中也就提不出问题来。提高党报工作队伍的理论素质也是党报改革的当务之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朱夏炎做客“人民网”时表示，如果我们的党报记者能够戒掉浮躁，排除干扰，扑下心思，一门心思细研精品，我们就一定能够脱颖而出。所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2005年提出“戒浮躁”，目的就是要引导广大编辑记者，发扬党报优良的传统，与时俱进，深入实践，搞好调查研究。只有来自改革开放一线，来自生活的新闻作品，才具有新闻的真正品质，才能使人过目不忘，才能入耳、入脑、入心。因此，朱夏炎要求编辑、记者一定要静下心来，多琢磨些问题，尤其是具有前瞻性和方向性的问题，花些时间，吃点苦头，力争做深、做透、做出影响、做出权威，体现出党报大报风范。

第三，容易涉及“禁区”话题：党报面对敏感话题会选择谨慎处理。

加强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是党报深度报道应该承担的重要职责之一。

当前热点问题大致有这样几类：一是党和群众都认为在改革、发展、稳定方面迫切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二是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人民群众普遍感到疑惑而一时又把握不准的问题；三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四是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问题。这些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能否及时妥善地解决，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社会的稳定与否。

这些问题又具有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敏感性强的特点。党报深度报道在处理这些容易涉及“禁区”的敏感问题时，往往会选择谨慎处理，甚至采取一种消极态度，有意无意地回避、忽视社会热点问题的存在，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反应不够敏感，更缺少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报道可读性不强，与读者的需求有距离等等。少数地方甚至出现与事实真相背道而驰的现象。例如，2005年7月4日，新华社深度报道栏目“新华视点”刊发了《浙江临海：政府图政绩　学校比气派》一稿，反映的是浙江临海多所中小学在政府的推动下，不惜背债几千万甚至高达数亿元，竞相攀比迁建豪华新校陷入困境的现象。然而7月7日，在当地政府的布置下，《今日临海》（原《临海日报》）在头版用整版的篇幅以《教育，临海的一张名片——我市教育发展纪实》为题，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予以回应。有识之士认为，简单地对媒介舆论加紧收缩控制，在短期内虽然能收到稳定的某些效果，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能是饮鸩止渴。而这样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更反映出了地方保护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行政行为的“暗箱操作”^[19]。

所以，对一些问题新闻的深度报道，地方党报必须以党性和人民利益为重，切忌随意排斥、抵制其他媒体的正确报道和监督。

在种种禁锢之下，党报在选择群众关心的亟待政府解决的问题作为深度报道的选题时，一般会选择那些能够解决的，或者正在解决的问题；在做一些舆论监督的稿件时，常常依据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批评还是表扬，都会事先争取对方的支持和配合，打击面不会太大，战线不会拉得过长，有一说一，知道多少说多少。

毫无疑问，在关系国家安全与机密、社会稳定与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对新闻报道应当设立一定禁区，新闻媒介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大众利益。除此之外，热点问题报道和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改革的基本取向，则应该是日趋开放——报道禁区越来越小，透明度越来越高^[20]。

作为一名肩负重任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以积极的精神状态服从宣传纪律是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从理论上说，遵循政治规律、宣传规律和新闻规律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又往往并非如此。即使是全国、全党大局正确，也难免在某个局部会出问题，甚至也不排除会出全局性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报工作者勇于实践，坚持探索把握政治规律、宣传规律和新闻规律的最佳结合点，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